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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趟寻常的大巴之旅，路上有哭闹的小孩和炙热的太阳，乡巴佬从一个又一个宾夕法尼亚小镇上车；我们到了俄亥俄平原以后，大巴开得快了起来，夜里直接贯穿了印第安纳。我抵达芝城时天色尚早，在青年会搞了个房间，上床睡觉时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我白天睡了好长时间，醒来后挖了芝加哥。

我感受了密西根湖吹来的风，聆听了卢浦区的波普爵士乐 ，走过漫长的南哈尔斯塔德街和北克拉克街，午夜后又在市区的水泥丛林里晃悠了很久，有辆巡逻车一直跟着我，大概是把我当成可疑人物了。这个时候，1947年，波普爵士乐让全美国为之疯狂。但卢浦区那些家伙吹起来有点没劲，因为当时波普正处于查理·帕克的《鸟类学》 时期和以迈尔斯·戴维斯 为开端的另一个时期之间。我坐在那里，听着波普为我们大家奉上的夜晚之音，忽然想到我这些朋友来自天南海北，却聚集在同一个巨大的后院里，准备做一些极其疯狂和匆忙的事，不由感慨万分。第二天下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前往西部。那天晴朗温暖，是个搭便车的好日子。芝加哥的交通特别复杂，在那里拦车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坐大巴去了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走过乔利埃特监狱，走过几条荫凉破败的街道，刚出了镇便在路边站好，指着我的方向。从纽约到乔利埃特都是坐大巴，我的钱已经花掉了大半。

我搭的第一辆车是运炸药的卡车，插着一面红旗；在伊利诺伊州绿色的大平原开了大约三十英里后，卡车司机指出了我们在的6号公路和66号公路交叉的地方，两条路从那里朝西伸延，射向令人难以置信的远方。下午三点左右，在一个路边小摊吃过苹果派和冰淇淋后，有个女人开着一辆小跑车为我停下来。追赶那辆车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坏了。但她是个中年妇女，老得可以当我母亲了，想要一个人帮她开车去爱荷华。我满口答应。爱荷华！离丹佛不远，到了丹佛我就轻松了。她先开了几个小时，半路非要去看一个老教堂，搞得跟游客似的，然后我接过了方向盘；我虽然不是老司机，但稳稳地驶过伊利诺伊州，一路开到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中间路过了岩石岛。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心爱的密西西比河，被夏日的热浪烘干了，水位很低，有一股浓烈的臭气，闻着像是美国自身尸体的味道，因为河水将其冲上来了。岩石岛——铁轨、棚屋、小小的城区；过了桥就是达文波特，同样的小城，温暖的中西部阳光里到处弥漫着锯屑的气味。那位女士在这里必须从另一条路线回她在爱荷华的家乡，我下了车。

太阳正要落下。我喝了几罐冰啤酒，走到城区边缘，走了很久。所有人都下班开车回家，戴着火车帽、棒球帽，各种各样的帽子，和随便哪个小城下班时的景象没什么两样。有个人捎我上山，把我留在大草原边缘一个孤独的路口。那里很漂亮。路过的车全是农夫的轿车；他们狐疑地看着我，他们哐当哐当远去，许多奶牛正在归圈。一辆卡车也没有。几辆轿车一溜烟驶过。有个小年轻开车狂飙而来，围巾飘扬着。太阳彻底下山了，我站在紫色的黑暗中。这时我很害怕。爱荷华的乡村竟然连灯光也没有；再过一会没有人能看见我。幸好有个回达文波特的人捎我下山了。但我又回到了原点。

我走去坐在公共汽车站里，仔细想了想。我又吃了苹果派和冰淇淋，穿越整个国家的路上我真的只吃了这些，我知道这些东西营养丰富，当然也很好吃。我决定赌一把。我盯着车站咖啡厅里一个女服务员看了半个小时，然后坐车到城区边缘，但这回下车的地方有几个加油站。这里许多大卡车咆哮着轰隆隆驶过，不到两分钟，有一辆嘎吱嘎吱为我停下来。我跑过去，心里快乐万分。那个司机超厉害的，是那种身材高大、看上去像硬汉的卡车司机，眼睛外凸，嗓音粗哑，一副雷厉风行的样子，火急火燎地开动他的半挂车，压根就没怎么搭理我。所以我疲倦的灵魂可以稍微得到休息，因为搭便车有个特别麻烦的地方，就是你得跟无数人说话，让他们觉得捎上你没有错，甚至于要逗他们笑，如果你打算一路就这样走下去、不在酒店睡觉的话，这一切是非常费劲的。那家伙只是在轰隆隆的声音中大吼，我只要吼回去就好了，我们都挺轻松的。他疯狂踩着油门，一路飞快地开到爱荷华市，大吼着告诉我一些特别好玩的故事，关于他怎样在每一个限速低得离谱的市镇绕过法律，一次又一次地说：“那些该死的警察连我的屁股都望不见！”我们刚驶过爱荷华市不久，他看见另一辆卡车从我们后面赶上，因为他必须在爱荷华市拐走，他朝另外那个司机闪了几下尾灯，又放慢了车速，我抓起我的包跳了下去，另一辆卡车明白怎么回事，为我刹停了，于是眨眼间，我又一次坐进了另一辆高高的大卡车，当晚又能赶几百英里路，我特别高兴！这个新的卡车司机和刚才那个一样疯，一样大叫大嚷，话多得不得了，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靠在椅背上一路前进。现在我能看见丹佛宛如应许之地，隐约出现在前方，就在远方的点点繁星之下，就在爱荷华的大草原和内布拉斯加的大平原那边，我还能看见更远处的旧金山，像是黑夜中闪闪发光的珠宝。他把卡车开得超快，讲了一两个小时故事给我听，然后停车在座位上睡了几个小时，那是在爱荷华某个小镇，多年以后，狄恩和我曾在那里被拦下，因为警察怀疑我们开的凯迪拉克是偷来的。当时我也睡着了，醒来后沿着那些被路灯照亮的孤独砖墙小走了一阵，大草原在每一条小街尽头滋育万物，玉米的香气闻着像是夜露的芬芳。

天亮时他猛然醒来。我们咆哮着上路了，一小时后，得梅因的烟雾出现在翠绿的玉米地上空。现在他得吃早餐了，打算随便应付一下，于是我下车去了得梅因，大约走了四英里，搭了两个爱荷华大学男生的便车；坐在他们崭新又舒服的轿车里，听他们讨论各种考试，一路稳稳地驶进市区，那种感觉很奇怪。这时我想睡一整天。于是我去青年会开房，但他们没有房间，我本能地沿着铁轨走——得梅因的铁轨很多——走到一个破旧的大平原旅馆，就在圆形机车库旁边，好好睡了一大觉，睡的是一大张干净又坚硬的白床，枕头边墙上刻了许多脏话，残破泛黄的窗帘遮住了车辆段雾蒙蒙的景象。我醒来已是红日西斜时分，那是我人生中很特殊的时刻，是最奇怪的刹那，当时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离家万里，因长途跋涉而身心俱疲，身处一个以前没见过的廉价酒店房间，听着外面嘶嘶的蒸汽声、酒店老木头的吱嘎响、楼上的脚步声，我听着所有这些悲伤的声音，望着开裂的高高的天花板，真的不知道我是谁，这种奇怪的感觉持续了大约十五秒。我倒没有害怕，我只是别人，某个陌生人，我的一生是恍惚的一生，是孤魂野鬼的一生。我已经走过半个美国，来到代表青春的东部和代表未来的西部之间的分界线，那也许正是当时当地，在那个奇怪的红色午后，我产生那种感觉的原因。

但我必须往前走，停止顾影自怜，于是我抓起我的包裹，和坐在痰盂旁边的看酒店的老头聊了很久，然后去吃饭。我吃了苹果派和冰淇淋——越是深入爱荷华，这些东西变得越好吃，苹果派变得更大，冰淇淋变得更香浓。那天下午在得梅因我看见到处都是一群群极其漂亮的妹子，她们从高中回家，但我没时间多想那个，而是答应自己到了丹佛要办一个舞会。卡洛·马克思已经到丹佛了；狄恩在那里；查德·金和蒂姆·格雷在那里，那是他们的家乡；玛丽露在那里，听说还有一伙很有意思的人，包括雷·罗林斯和他漂亮的金发妹妹芭比·罗林斯，两个狄恩认识的女服务员，贝滕科特姐妹；甚至连我读大学时一起写作的好友罗兰·梅杰也在那里。我渴望见到他们所有人，满怀欢乐和期待。所以我匆匆走过那些美丽的妹子，和得梅因那些全世界最漂亮的妹子擦肩而过。

有个家伙开着一辆装满工具的卡车，看上去有点像安在轮子上的工具棚；他是站着开的，和现代送奶员一样；他捎上我驶过一段漫长的上坡路，到山顶我立刻又搭了一趟便车，开车的是农夫和他儿子，他们要去爱荷华的阿德尔。到了这个小镇，在加油站旁边一棵大榆树下面，我认识了另一个搭车客，一个典型的纽约人，祖上是爱尔兰的，给邮局开卡车开了很多年，这时正要去丹佛找一个妹子，开始全新的生活。现在想来，他应该在逃避纽约的什么东西，最有可能的是法律的制裁。他是个真正的红鼻子醉鬼，三十来岁，换在平常我会觉得他很没意思，但当时特别想跟人交朋友。他穿着破旧的套头毛衣，松垮的裤子，手上连个袋子也没有，只是拿着一把牙刷和几块手帕。他说我们应该一起搭车。我本应拒绝他的，因为看样子他是个糟糕的旅伴。但我们搞在一起，搭了一辆车，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去了爱荷华州的斯图亚特，在那个小镇我们真的被困住了。我们站在斯图亚特的火车售票亭前面，等候朝西边开的车辆，等到太阳下山，足足五个小时，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先是相互讲了自己的情况，然后他说了一些下流的故事，然后我们只是踢路上的石子，发出这样那样的怪叫。我们腻了。我决定花一块钱买啤酒喝；我们去斯图亚特一间老酒馆喝了几瓶。他喝得烂醉，就像从前夜里回到他在第九大道的家那样，又大声在我耳边嚷着他一生中有过的各种肮脏的梦想。我挺喜欢他，倒不是因为他是个混蛋，我后来发现他确实很操蛋，而是因为他对许多东西充满了热情。我们摸黑回到路边，当然没有人停车，过路的车就没几辆。这种情况持续到凌晨三点钟。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试图在铁路售票处的板凳上睡觉，但电报机彻夜嘀嗒响我们睡不着，何况外面还有超大的货运列车哐当哐当响个不停；我们不知道怎样扒上那些火车，我们从来没干过；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朝东开的还是朝西开的，不知道怎样分辨，不知道应该选棚车、平车还是冷藏车，诸如此类的。所以天快亮时看到有辆开往奥马哈的大巴过来我们就上车了，车上的乘客都在睡觉——我把他的车费也给付了。他叫艾迪。他有点像我在布朗克斯的小舅子。这是我和他同行的原因。那种感觉就像身边有个老朋友陪着，有个笑眯眯的善良的混蛋一起瞎搞。

到达康瑟尔布拉夫时天蒙蒙亮，我朝外面看。整个冬天我一直在书上看到从前许多用马车拉货的人在这里大搞派对，再踏上前往俄勒冈和圣达菲的山路；当然现在只有一些小巧的房子，他妈的不是长这样就是长那样，全都摊开在这令人厌恶的晨光中。然后到了奥马哈，天哪，我看见第一个牛仔，走过墙壁惨白的肉类批发仓库，戴着牛仔帽，穿着得克萨斯长靴，看上去和东部黎明在砖墙下走过的混混没什么区别，只是打扮不一样。我们下了大巴，走了很长的上坡路，来到一座小山的山顶；小山是澎湃的密苏里河在数以千载的光阴中造就的，奥马哈就建在河畔；然后我们走到乡村地区，竖起大拇指。我们搭了一小段路便车，开车的是一个富裕的牧场主，他戴着牛仔帽，说普拉特河谷非常了不起，堪比埃及的尼罗河谷；他说这句话时，我看见许多大树在远处随着河床蜿蜒排开，两旁是绿油油的田野，几乎认可了他的说法。后来我们站在另一个十字路口，天色开始阴下来，另一个牛仔，足足六英尺高，戴着最朴素的牛仔帽，叫我们过去，问我们会不会开车。艾迪当然懂开车，他有驾驶证，我没有。牛仔有两辆车，他想开回蒙大拿。他老婆在大岛，他想让我们把其中一辆开去那里，然后再由他老婆接着开。到了那个地方他就要朝北开了，我们坐他的车只能到那里为止。但那一路深入内布拉斯加一百多英里，我们当然愿意了。艾迪一个人开，牛仔和我自己跟在后面，我们离开城区没多久，艾迪便将那辆车飙到时速九十英里，实在有点得意忘形了。“他妈的，那小子在搞什么？”牛仔高声咒骂，猛踩油门追了上去。有点像赛车。有一阵我觉得艾迪是想开着那辆车逃走——反正我知道那就是他的用意。但牛仔紧咬不放，追上他了，猛按喇叭。艾迪放慢速度，牛仔按喇叭让他停下来。“去你妈的，开那么快会爆胎啊。你就不能开慢一点吗？”

“嗯，如果爆胎你骂我好了，我真的开到九十了吗？”艾迪说，“完全没觉得啊，这条路太好开了。”

“别开那么快，免得我们还没到大岛车就散架了。”

“没问题。”我们继续往前走。艾迪变得冷静了，甚至可能有点困。于是我们开了一百英里来到内布拉斯加腹地，沿途是弯弯曲曲的普拉特河与两岸绿油油的田野。

“大萧条时期，”牛仔对我说，“我常常扒货运列车，每个月至少一次。当年你能看到一辆棚车或者平车上坐着几百个人，不只有流浪汉，全是各种失去工作的人，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有些人只是漫无目的地浪荡。好像大家都往西部去。那时候列车员不来管你。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内布拉斯加对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个地方鸟不拉屎的，放眼望去全是一大片尘雾。连呼吸都困难。地上是黑色的。当年我就在这里。他们可以把内布拉斯加还给印第安人，反正我无所谓。全世界我最讨厌这个该死的地方。现在我的家在蒙大拿，在米苏拉。你们什么时候去那边看看，见识一下神的国度。”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睡着了，因为他说话说累了——他说的话真的很有意思。

路上我们停下来吃点东西。牛仔走开去补一个备胎，艾迪和我在一个类似农家乐的饭馆坐下。我听见一阵大笑，那是全世界最响亮的笑声，这个豪放的内布拉斯加老农夫领着一批小伙子走进了饭馆；你能听见他爽朗的叫嚷声清晰地穿过平原，穿过那天整个灰色的世界。其他所有人都陪他一起笑。他在人世间无忧无虑，对每个人怀着最大的尊重。我对自己说，哇，听听那个人的笑声。那就是西部，我终于来到了西部。他容光焕发走进来，喊着阿毛的名字，阿毛做的樱桃馅饼是全内布拉斯加最好吃的，我点的那份馅饼上面的冰淇淋球简直像一座山那么大。“阿毛，赶紧给我搞点吃的啊，否则我要把自己给生吞了，简直他妈的快饿死啦。”他扑到一张凳子上，继续哈哈哈哈大笑。“扔点豆子进去啊。”坐在我旁边的正是西部精神。我真希望了解他整个彪悍的人生，了解他这些年来，除了像那样大笑大嚷之外，还他妈干了什么。哇哦，我暗自惊叹，然后牛仔回来了，我们出发去大岛。

我们转眼便到了那里。他去把他老婆找回来，奔向正在等待他的不知道什么命运，艾迪和我又站到了路边。有两个年轻人捎我们走了一程，是两个十来岁的乡下牧马人，开着一辆快散架的破车；我们在大路上下车时，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然后有个老人一言不发——天知道他为什么要捎上我们——将我们带到谢尔顿。艾迪郁闷地站在路中间，他身后有一群目光呆滞、又矮又胖的奥马哈印第安人，那些人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做。路对面是铁轨，还有个水箱，上面写着“谢尔顿”。“我操，”艾迪吃惊地说，“我以前来过这个镇。好多年前了，当时还在打仗，是夜里，三更半夜的，大家都在睡觉。我走到月台上抽烟，当时我们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四周乌漆麻黑的，我抬起头，看见谢尔顿这个名字写在那个水箱上。我们要去太平洋，大家都在打呼噜，全是该死的蠢货，我们只停留了几分钟，可能是加油还是干什么，然后就走了。我操，就是这个谢尔顿！自那以后我特别讨厌这个地方！”我们被困在谢尔顿。就像在爱荷华州达文波特，不知道怎么回事，路过的全是农夫的车，时不时有一辆游客开的轿车，那就更糟糕了，开车的往往是一些老头子，他们的老婆对着风景指指点点，或者埋头看地图，或者靠椅背坐着，无论看什么都是一副疑神疑鬼的表情。

雨越下越大，艾迪有点冷；他穿的衣服很少。我从帆布包里摸出一件羊毛衬衣给他穿上。他觉得好一些。当时我感冒了。我在一个印第安人开的破商店里买了止咳药水。我走到奇小无比的邮局，花一分钱给姨妈寄了一张明信片。我们回到灰不溜秋的路上。谢尔顿就在我们面前，写在水箱上。一辆岩石岛的火车轰隆隆开过来。我们看见卧铺车乘客模糊的面庞一闪而过。火车呼啸着穿过平原，奔往我们梦寐以求的方向。雨下得更大了。

一个高高瘦瘦的家伙戴着牛仔帽，把他的车停在逆行方向的路边，朝我们走过来；他看上去像个县警 。我们悄悄编好了故事。他慢悠悠地走过来。“两位老兄是要去哪里吗？或者只是随便走走而已？”我们听不懂他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他妈好了。

“什么？”我们说。

“嗯，我有个小型游乐场，就在公路那边几英里的地方，我正在找几个愿意工作、给自己挣点钱的老兄。我有一个轮盘，还有一个套娃机，你们懂吗？就是那种你扔木环去套布娃娃，然后赌运气的玩意。两位老兄要是想替我打工，收入的三成归你们。”

“包吃包住吗？”

“有一张床给你们睡，但是不包伙食。你们得去镇上吃饭。我们有时也到外地去。”我们想了想。“机会难得。”他说。耐心地等我们拿主意。我们觉得这件事很傻，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我是不愿意在游乐场打工。我急着要去丹佛找那帮哥们。

我说：“我不知道，我急着赶路，恐怕没时间。”艾迪说了同样的话，老头子挥了挥手，慢条斯理走回他的车，开着车扬长而去。这事就这样完了。我们哈哈笑了一阵，畅想在游乐场打工会是什么样。我仿佛看到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平原黑夜，一些内布拉斯加人拖家带口过来玩，脸蛋红扑扑的小孩无论看到什么都很惊奇，我知道要是用那些不值一钱的游乐场骗术坑他们，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大混蛋。摩天轮在平原黑夜里转啊转，天哪，旋转木马悲伤的音乐悠悠响起，我明明渴望奔赴我的目的地，却只能睡在一辆金黄色旅行车的麻布床上。

艾迪原来是个特别操蛋的旅伴。一辆滑稽的老爷车慢慢滚过来，开车的是一个老头子；那辆车好像是铝片做的，四四方方像个盒子，肯定是一辆拖挂式房车，不过是一辆内布拉斯加人自制的古怪而搞笑的房车。他开得特别慢，竟然停下来了。我们赶紧冲上去；他说他只能带一个人；艾迪二话不说立刻跳上车，在咔哒咔哒声中慢慢离开了我的视线，而且还穿着我的羊毛衬衣。好吧，真叫人悲伤，我吻别了那件羊毛衬衣；反正它也只具备伤感的价值。我在这个对我们来说很见鬼的谢尔顿等了很久很久，足足好几个小时，我一直觉得天就要黑了；其实当时刚刚过了中午，但天色很暗。丹佛，丹佛，我怎样才能去丹佛？就在我快要放弃、打算去喝杯咖啡的时候，一辆崭新的轿车停下来，开车的是个年轻人。我发疯似地跑过去。

“你要去哪里？”

“丹佛。”

“行啊，我可以带你在路上走一百英里。”

“太好了，太好了，你救了我的命。”

“以前我自己经常搭便车，所以我看到有人搭车就带。”

“如果有车，我也会这么做。”我们就这样聊起天来，他跟我说起他的生活，不是很有意思，我睡了一阵，醒来的时候正在哥腾堡郊外，在那里他让我下了车。 78lrBp0AxqsT17ML7B2w01zkWPSp0UVScRTrYerKLuKhgohVyZJj2UN96q9uXV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