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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末，北岛应邀参加不来梅国际诗歌节。乘火车从不来梅到汉堡也就一个多小时，汉堡文化部事先听闻这个消息，派我去不来梅把诗人接到汉堡，为他在这里组织一场音乐诗歌朗诵会。
那年是北岛脑中风后的第三年，旅行箱里还带着中药罐子。他仍在恢复期，讲话有些磕巴，脑子最好也不要同时处理过多的事情。我们已经坐上去汉堡的火车，他才发现，大衣忘在了不来梅诗歌节的现场。他对那件衣服很有感情，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不得不频繁更换驻留国家时买的，这么多年一直穿着。不来梅的朋友答应第二天亲自把大衣送到汉堡。为了答谢这份盛情，我们商量，就不在馆子里招待人家了，而是大家一起去我家做饭。
到了我家住的小镇，北岛进了我们这里最好的酒铺。他不听劝，坚持买了两瓶我觉得很贵的红酒。他是带着夫人的禁酒令出门的，服中药期间不许喝酒，但他想让我们晚餐时尝尝。选酒的过程，北岛全神贯注。瘦高的他，表情严肃地站在一架架瘦高的葡萄酒瓶之间，店主鞍前马后地把不同的酒瓶子递给他，两人用英文三言两语过了几个回合。我在旁边看着，心想老板知道自己店里来了个行家。
北岛坦承，在海外过的那十几年，酒成了他最忠实的朋友。在他的散文集《蓝房子》里，他写过，“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这一听，就是用亲身体验诠释了一把酒神与诗人的难缠关系。无论清醒，还是酒醉，他都统一地用一个词来反讽他过的这十几年——“漂流”，好像我们这个时代无比重要的诗人，被捆扎成一个木排，或是变成了一只装了封远方来信的漂流瓶。漂流期间，北岛从黑暗漫长的北欧终于去到阳光明媚的加州，他爱上了红酒，认为红酒的性格温和，和阳光有关。况且，他的红酒启蒙老师也是一位美国诗人，同行。
在美国，有一次他忘了和苏珊·桑塔格约的饭局，吃完了才去人家家里。他写道：“苏珊并非传说的那么骄傲，她打开瓶法国红酒，和我闲扯。”这时，他很有勇气地暴露了自己在海外那些年的内心境况：“其实在我和苏珊及很多西方作家的交往中，都有这么个微妙的心理问题：一个作家在失语状态中的尴尬。您高小程度的英文，能和人家讨论什么？”（《蓝房子·纽约一日》）
对一个诗人而言，还有比失语更可怕的吗？假如北岛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末“启程”他的海外漂流，一直都生活在国内，那他就会无间断、无休止地浸泡在汉语的汪洋中，不会患上在西方世界里的“失语症”。可谁又拿得准，那条和母语须臾不能分离的路径，对北岛一定就是好运？
2019年上海国际诗歌节上，女诗人翟永明做了个领奖发言，总结了诗歌的丧家犬命运：“40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80年代的辉煌崛起，到90年代的销声匿迹，再到千禧年之后的10年，退至社会边缘。直到最近这些年，新诗在一代年轻人中间渐渐回暖。”
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年代，诗歌都不是一件“人山人海”的事。但偏偏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锋诗人北岛引发了翟永明说的“辉煌崛起”，经历了被蜂拥围堵的宏大场面。他自嘲那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谁让那会儿诗人出现在歌手和明星之前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想象，如果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没有读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年轻的心，被他的诗句唤醒，一辈子都睡不了回笼觉了。
我领着我的启蒙者和几个朋友去家里做饭。北岛提着他选中的两瓶红酒，脸上有了点笑意。
进了厨房，北岛系上我的围裙，打开我家冰箱，马上定了做哪几样菜。事前没有讨论，现场也没有商量，局面却再明了不过：北岛主厨。我当场出局，成了自家厨房里的多余人。从外表看，北岛是个非常不像诗人的诗人，他冷静木讷，表情很少，衣着普通，发型大众。用名人的标准考量，他既没有怪癖，也不出奇招，平常到老百姓一枚。可奇怪的是，无论是在一堆朋友中，还是在做一件事情时，他往那儿一站，就天经地义地成了领袖。比如，这会儿，在我的厨房。我只能像酒铺老板那样，转而殷勤地为他打下手。
北岛非常想做西红柿炒鸡蛋，可我家只剩鸡蛋，找不到西红柿。他有些失望。于是，我们开始为大蒜炒扁豆备料。一写下这两个菜名，我眼前就出现老北京饭桌上别提多家常的菜盘子。1989年早春，北岛接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委员会去柏林驻留的邀请。出国前，他和老婆孩子住在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大杂院里，“有天傍晚我骑车回家，进了胡同就看见田田（北岛的女儿）在家门口跳皮筋，空气里飘着各家各户做饭的香味儿。田田那时候才4岁……”剥扁豆的时候，大家天南地北地聊，北岛说了这么几句。我读过他记录漂流的不少散文，知道田田从4岁后直到10岁都见不到父亲。后来，她搬到美国和爸爸团聚，北岛每天要负责给女儿和自己做饭。这胡同里的暮色、饭香和跳皮筋的女儿，应该是他在老家北京完整生活的最后一幕。但我没敢说出我的猜测。
扁豆很新鲜，掐两头，顺手把豆两侧的筋拉下来，然后用手掰成便于下口的几段，不用刀切。众人一齐上手，择好的豆角在盆里很快堆出了一小堆。北岛夸起女儿，变得有些絮叨。2012年春天，他在香港任教期间中风，田田放下一切，飞到香港护理爸爸。没有田田，他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好。
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他的病情。中风前开始写的长诗只能搁下，也不知要搁多久。首要的是，要耐心地训练，恢复语言功能。北岛的散文名篇《蓝房子》写的是他的朋友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瑞典诗人。托马斯曾经体壮如牛，但在1990年59岁时得了中风，从此半身不遂，并患失语症。北岛去看望他，要通过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的“翻译”，才能破解这位瑞典文豪的混浊音节。莫妮卡去下厨，两位诗人的交流陷入尴尬，就一起听音乐，“音乐给我们沉默的借口”，北岛的散文里会冷不丁冒出诗一样的句子。这次来德国前一个多月，北岛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了托马斯的葬礼。中风后的诗人住在被摧残的身体里，又活了25年。他不能正常说话，改用左手写诗，写出了翻译成全世界五十多种语言的诗篇，并在离世前四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北岛是托马斯的中文译者，诗人译诗人，可能走的是一条外人不知的神秘甬道。
托马斯中风22年后，北岛步他的后尘，也得了脑中风。如果说，北岛之前在西方文化中的失语是思想的尴尬，那么现在疾病造成的失语则如一场灭顶之灾。但是他的运气比托马斯好，因为他相信中医。从2012年开始，靠说得上话的朋友的帮助，北岛就经常从香港到内地，拜访中医界各路名医。剥豆的时候，他向我们宣称，自己已经恢复了75%的语言功能。
可是，在2015年，也就是得病三年后，那还没有恢复的25%是怎么给他找麻烦的呢？其实，我们都对他在不来梅的登场唏嘘不已。在诗歌节的剧场舞台上，北岛站在麦克风后，用中文朗读自己的诗，墙上的投影是他的御用译者顾彬的德文译文。北岛突然就卡壳儿了。全场静默地等着，墙上的字幕也暂时悬挂在那儿，不敢轻举妄动。我们看着台上的他，看着他在几百名观众的注视下，跟大脑里受伤的细胞无声较量，谁也帮不上忙。每次斗赢了，北岛就能把声音发出来，继续往下读。这么断断续续多次，他坚持朗读完了自己的几首诗。其中一首叫《旧地》：
……
此刻我从窗口
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
旧地重游
我急于说出真相
可在天黑前
又能说出什么
饮过词语之杯
更让人干渴
……
北岛式的抗争叫作——不能写，我就去朗读以前写下的诗。比这种情况更糟糕的是得病初期。北岛告诉我们，当初，他就跟托马斯一样，几乎完全不能发音说话。不过，他能画画，还有摄影。
“我送你一张我的摄影作品，你要是喜欢，就冲洗出来挂墙上。”他有些自得地“贿赂”我这个女主人。我们继续准备做饭，没把他的话当真。
谁知吃过这顿晚饭，北岛回到酒店，当夜就用邮件把他拍的一张照片寄来了。就像给每首诗都要起个名字，哪怕这首诗叫《无题》，他送给我的照片也被他起了名字，叫《窗口》。
我把文件下载下来，看到屏幕上只有四样东西：墙、木框里的马头、门和凳子。占画面三分之二面积的是一块上了红漆的木板墙，上面等间距垂直地钉着细棱木条。墙右边出现了一扇带几面方格玻璃的木门。从门框的花样木纹饰和浅蓝淡绿颜色推断，此处大概是北欧的某一乡村。红墙上，与门框同高的位置，有一个没上漆的四方木框，木框里充满了一只侧面的马头。框子下面立着一个粗糙的木凳，凳子腿没有被纳入镜头。
构图如此简单的一张照片，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问题出在那个马头上。这是德国诗人施托姆在《白马骑士》中描写的那种欧洲白骏马，它的长脸上晕染开来一块水墨般的青灰色，沿着鼻子至唇吻，则是婴儿般的嫩粉。马头冲左，眼微眯，低垂的眼睑下，眼珠和眼白各显一半。这究竟是木屋的主人顽皮地在墙上挂了一张画呢，还是诗人北岛走过木屋时，里面休息的骏马踱步窗前，用马头占满窗框，给诗人一个羞涩的问候？
到底是窗口，还是画框？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不确定性，北岛用镜头细腻地表达了。
我最近偶然读到，2019年10月，北岛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个人摄影作品展。他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我觉得创造性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他们之间密切关联，只不过媒介不同而已。而照相机给诗人提供了另一种媒介，就像是另一双眼睛。”
那天，我们的大蒜炒扁豆开始了。北岛把火开到最大，往锅里倒了不少的油，倒油的动作优美流畅，不带任何犹豫，抬起油瓶口的一刻也很果断。西方食谱里的量度，如多少克或几汤勺，在他这里完全是扯淡。受到他的磁场辐射，我对“心中有数”这个词有了开悟般的理解。接下来在锅里翻炒扁豆，上下前后左右中，让所有的扁豆段儿都均匀地沾上油，公平地得到同等的热度。他挥舞锅铲的动作熟练从容，又充满耐心，看得出他很享受干这个活儿。
“他用他沉静的方式来介入，”德国《时代周刊》的一位名记者在听完北岛那次磕磕巴巴的朗读后，这样写道，“北岛寄希望于诗歌的力量。因为他一直充满勇气，敢于直面自由，所以他不需要对日常政治中的琐碎不停地表态。”这好像提前解释了北岛在组织2019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动机。在今年这个不安的冬天，北岛请到香港来的十几个国际诗人没有一个缺席。北岛把诗歌之夜的主题定为“言说与沉默”：“哲学家把可说的弄清楚，诗人把不可说的表现出来，哲学止步的地方正是诗歌的开端，对于不可言说的，诗歌是一种可能。”
回到2015年暮春我的厨房。扁豆皮儿慢慢发白、起皱。北岛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十粒大蒜子全部投进了锅里，一点没想着节省。真的就是剥了皮的圆溜溜大蒜子，既不让切片切粒，也不让用刀背拍烂，一股奇香随之从炒锅上方笼罩的热气中弥漫开来。最后加酱油，他把酱油瓶横倒过来，沿着锅沿儿，画了个比锅口直径小三四厘米的圆圈，酱油兴奋地咕咚咚奔流出来。忽然他一抬瓶口，酱色的奔流戛然而止。再翻炒几下，就出锅了，一次也没有尝味儿。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大蒜炒扁豆。灶台边上的诗人一副大将风度，不慌不忙，万事皆在掌控之中，且有极简之风。北岛做这道菜一共就四味：油、扁豆、大蒜、酱油。
日后我多次模仿他的方法做大蒜炒扁豆，但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出他的味道。我甚至去同一家店买扁豆和大蒜，用同样牌子的葵花籽油和生抽。最后，我不得不怀疑，我之所以做不出北岛的大蒜炒扁豆，是因为我不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