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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里我们讲过，日本人可以把大量性的内容毫不避讳地写进给天皇看的史书当中。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日本人没有中国式的性禁忌观念。
日本社会从原始时代到大化改新之后，一直享有高度的性自由。
走婚制或者说“访妻婚”制下，男女双方没有共同的家庭，各有住处。而且男女关系也并不固定，同一个男人可能和几个十几个女子保持关系，女人也是同样。如果男人不再到这个女人家里来，或者女人不再给这个男人开门，所谓“婚姻”关系也就结束了。双方没有契约，既无责任也无义务，对男人来说，诚所谓“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彼此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贞节”可言。
到了大化改新之后，日本人进入名义上的夫妻对偶婚时代，但是由于丈夫仍然只是偶尔在夜间到妻子那里，夫妻无法相互监督，事实上双方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性自由，男人固然可以到处拈花惹草，女人也可能不会独守空房，仍然很难产生中国式的贞操观念。
武士阶层兴起之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即14世纪左右，“访妻婚”才渐渐消失。但族内婚的习惯却延续下来，在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到达日本，还惊讶地发现日本人依然“婚姻不避同姓，从父兄妹，相与嫁娶”。
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东北部，还有叔父和侄女结婚的情形。
所以日本社会从原始时代一直到14世纪，一直享有高度的性自由，没有形成中国式的贞操观念（14世纪后虽然武士阶层家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贞操观念，但是远没有中国的严重），甚至没有形成“同姓不婚”的习俗，更没有形成对性的“羞耻”意识。高洪说“古代日本人并不因性行为而感到愧疚，在他们的意识里性是大自然基本而和谐的表现”。他们谈起性来，不懂得需要回避，这是日本神话能原汁原味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
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日本社会形成了很多与众不同的现象。
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飞鸟坐神社每年要举行“御田祭”。“那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经过部分改动的宗教节日的表演”。表演当中，一个人戴着代表男性的“天狗”面具，另一个人戴着代表女性的“多福”面具，“天狗”将“多福”推倒，在“她”的私处演示各种性的动作。这一表演起源自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公元250年）。“这一宗教仪式可以证明，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在瓜田李下、在水田里或田埂上或野外的任何地方公然性交已成风习，弥生日本人并不视其为可耻、污秽之事。”
日本历史盛行生殖器崇拜，曾经有众多的生殖器雕塑矗立在日本各地，“堪称日本一景。”日本至今还有400座左右生殖器崇拜的神社。比如小牧市神社祭祀的就是一根大约长七米、直径一米的木制阴茎。
除了阴茎之外，还有“姬之宝”崇拜。“所谓‘姬之宝’便是造型逼真的女性外阴模型。在今爱知县有田神社祭祀的祖灵便是‘姬之宝’。巨大的‘姬之宝’陈列于殿堂。”
每年的3月15日，小牧市神社都要举行日本古来有名的“天下奇祭”丰年祭，人们用轿子抬出主神像，即这根木制阴茎，民众朝它膜拜、欢呼，以祈求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除了这里，日本其他地方也普遍有类似的祭典。
“18世纪的日本女性相信，只要把寄托着她们愿望的小纸条，贴到木制的男性生殖器标志上，就能和心仪的男子相恋。这个木制的男性生殖器标志，竟有两米多高，它粘满了小纸条立在那里，着实招摇，让人想避开不看都不行。”
生殖祭活动的街头
“每年到生殖祭的时候，男女老少，大人小孩手上都会抱着一个男性生殖器官样子的人偶参加到祭的游行队伍中，连观念开放的外国媒体都瞠目结舌。但日本人对此没有一点忌讳，他们只单纯地认为那个生殖器模样的人偶是神，希望亲近、触碰、抚摸神来得到祝福保佑。就像西方人触摸耶稣基督的神像一样，再自然不过。”
日本人对生殖有着浓厚崇拜，对待性怀抱着自然的态度。
除了生殖器崇拜，日本一些地方还有“性放纵”的习俗。工藤隆认为，在日本近代以前的封闭的农村、山村、渔村的祭祀中，在节日祭祀的夜晚，男女间的性关系限制似乎是不严格的。
在日本爱宕郡大原村，每年举行完保佑丰收的祭祀那天晚上，全村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到神社的大殿上一起睡，“唯独今夜无论干什么都可以”。井原在《好色一代男》里描写大原“杂鱼寝”时曾写道：“无论是村长的太太、女儿、女佣人，还是男仆人，也不分老少，大家都睡在大殿上。”因为众人躺在一起，犹如被刚刚打捞上来的各类杂鱼混在一起，日本人称它“杂鱼寝”。
虽然明治维新后这个神社的习俗已经被警方取缔，但类似的习俗实际上直到1945年在日本一些偏僻的山区依然未根绝。“在日本东北地方的冬季祭祀中，也有过类似做法。……以‘枕寺’之称而闻名的神户市驹林，有一所‘杂鱼寝堂’，这里也同样对守斋闭居的未婚男女实行性开放。日本许多地方的习俗中，都有允许未婚者在规定的日子里上山幽会，认为这是神意，其婚姻同样为社会所公认。”
如果说以上这些内容有些读者曾有所耳闻不算新鲜，那么下面这种风俗肯定会让绝大多数读者惊掉下巴。
我们前面提到，“访妻婚”到14世纪开始消失，然而这并不标志男女性自由的消失。事实上，“访妻婚”的遗迹在日本社会上一直持续到明治时代。
封建时代的日本统治者对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有一定要求，但是对其他阶层特别是农民的男女关系，则采取不干预的宽容态度。日本著名民俗学家赤松启介考证，为了缓解农耕作业的劳累，日本一些地方的农民们一直“自发而又井然有序地”追求性的快乐。日文中有一个词，叫“夜這い”，“這”在日语里是“爬”的意思，即男人夜间游荡，寻找性的消遣，女人也在等人上门（不过很多地方的“潜规则”是已婚女性只有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这种现象在农民们中间是一种无须隐瞒的社交生活，就像今天的人们在晚饭后收看电视剧那样普通。”
因此在漂亮女人的门前，晚上经常有男人“撞车”的现象。
一般男人到了十五岁，就有了参加“夜這い”的资格。女孩子参加“夜這い”的资格因村而异。有的地方以初潮为准，有的地方则以是否长出阴毛来判断。在参加“夜這い”之前，有的地方还要专门找人来“破处”。
和中国等大部分国家处女受尊重相反，在日本传统时代的一些乡村，处女是受歧视的。日本近代民俗学家南方熊楠在写于1911年的一封信中向友人汇报说：“（和歌山县）东牟娄郡胜浦港古来为淫奔之地。10年前，小生曾居该港郊外。（略）该地在此之前（至今尚有残存）盛行几乎所有十三四岁少女均要求成年男子‘破素’之习俗。作为还礼，听说她们要送几升米（或酒）与桃红色兜裆布给成年男子。”
“在当地似乎女子到了这种年龄还不‘破素’就被视为大耻。”之所以要给承担此任务的男子送礼，是因为处女之血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东西。“‘破素’之后，要将所流之血液视为污秽之物雇僧人（略）、求梵士处置。有些新郎甚至要让奴仆为初嫁新娘‘破素’”。
破处之后，女孩子就可以接待“夜這い”的男子。即使女孩子已经订婚，她的父母仍然对陌生男人频繁出入其闺房不以为意。
父母为何在决定女儿的结婚对象之后还认可其“爬夜”呢？笔者曾屡屡听到过此类话：如果从未有人与自己的女儿“爬夜”，父母就会担心她将来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司马辽太郎在《历史夜话》中提到，纪伊半岛熊野地区的山区人家，夜晚都门户大开，厨房炉灶上一定留有残羹冷饭，并搁一副碗筷，以便黎明时分“远征”回来的男子，可以任意出入各个人家充饥果腹。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逐步加大对“夜這い”的干预，这一独特的性风俗才开始衰退。不过，赤松启介考察的结论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个别地区该风格仍有残存。
值得注意的还有“夜這い”活动中的“集团主义”倾向。赤松启介介绍说，他调查的京都、大阪、兵库等地农村，男青年通常会组成“若众”或“若者组”，即“青年组”，女青年们则有相应的“娘组”，即“女孩组”。青年男女实行集体住宿。如果不加入，这些青年就会遭受“村八分”，要被集体排斥。
这些组织是干什么的呢？除了维护村中治安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组织集体性活动。
因为性资源是不平等的，漂亮的男女自然机会多多，而那些长得丑陋的人就很难得到性机会。因此“青年组”和“女孩组”就统一协调，安排有组织的性生活。一般由男子组成员抽签来决定“夜這い”对象，也有的干脆在集体宿舍轮流亲密，务使“雨露均沾”，皆大欢喜。
因此，直到今天，日本人在社会生活和性观念中仍然保留着大量朴素的原始元素。比如日本人虽然含蓄有礼，但一直保持着男女混浴的习俗。“明治政府一度颁布命令，禁止男女在一起洗澡。然而，要改变一个国家的风俗又谈何容易，混浴的现象并没有根除，在一些地方，人们依旧遵循着传统，男女混浴。20世纪60年代，日本有不少澡堂的更衣室都没有男女之分。”“直到今天……日本人在温泉或澡堂洗泡澡时，遇到水温或设备上的麻烦，就会当场叫服务员过来处理，而服务员的性别和年龄是‘随机’的。在日本的普通家庭中，一家几口共用一个大浴缸的情况也很平常。”
除了性自由，日本人今天的性观念还有其他的特殊之处，那就是对“乱伦”的宽容。
走婚制导致日本人对“乱伦”不那么敏感。上古走婚时代，女儿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一个男子夜间游荡的距离最远不会超过三十里，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附近寻找异性，近亲关系自然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