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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讲到，朝鲜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鄙视日本人的性习俗。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和朝鲜李朝由于性禁忌过于严厉，男尊女卑意识强烈，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束缚和压迫很深。日本人虽然在性观念上长期“落后”，但对性爱保持着坦率的态度，因此日本女性相对少地被妖魔化，两性关系相对更为平等和自然。
本居宣长说：
儒者观日本歌与物语等，虽诬日本风俗男女无防淫乱相甚，但观唐国历史及小说，淫乱之事更甚。尤以鄙俗丑恶者上至贵胄，亦有不堪入目之行径。观日本的歌与物语绝无此污秽之事，皆为优雅香艳之情，怜人之情，催人泪下。
儒家学者看日本诗歌和小说，虽然会说日本风俗淫乱，但是如果你读中国的历史和小说，会发现淫乱之事更多。特别是天潢贵胄，也有不堪入目的行径。但是你看日本的诗歌和小说，记载的性事并不污秽，而都是优雅香艳之情，读了催人泪下。
江户时代思想家增穗残口批判从中国传来的男尊女卑说：
祈祷阴阳和谐，男女成双，无尊卑之分。然以女子为男人之仆，凡事应追随男子，皆因惑于中国礼教而失日本道德之故，是以男人高抬自己压迫女子之风流行于世。……蒙蔽妇人，使其愚昧。此事渐成日本风俗，违背神国之教化。
男女成双，本无尊卑之分。但是因为受中国礼教的影响，认为女子是男人的仆从，凡事应该追随男子，所以男人高抬自己压迫女子之风流行于世。让女人越来越愚昧，渐成日本的风俗，但这不是日本本来的教化。
不仅在中国化以前的时期，即使在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男女的恋爱也是相当“自由”的。婚外恋相当常见。男子固然可以偷情，女子红杏出墙也不少见。人们对此似乎并不那么苛责。比如《源氏物语》的主人公源氏的第一个婚外恋的对象是他父亲的宠妃，但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罪恶感，知道这件事的几个人也没把这当成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日本人在性爱追求中体现了独特的生命美学意识。
日本平安时期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曾描写男女情人冬夏欢会的场景。她写道，“秘密去会见情人的时候，夏天是特别有情趣，非常短的夜间，真是一下子天就亮了，连一睡也没有睡……”，“还有冬天很冷的夜里，同了情人深深缩在被窝里，听撞钟声，仿佛是从什么东西底下传来的响声似的，觉得很有趣”。一个所处时代相当于中国北宋初年的女性作家能如此直露地在文字中描述与情人欢会的体验，无所顾忌地展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激情，不难想象当时日本社会的“自由”程度。
江户时代古学者山鹿素行认为，日本伦理道德的根本是神道教的“诚”，而不是儒家的“敬”。人们对内心真实的情感乃至情欲不加以限制，任其自然，纵其发展。山鹿素行说，“诚乃天下古今人情不得已之谓也”。也就是说，人们从内心涌出的不可抑制的感情是“诚”，将自己内心真诚的感情付诸行动也是“诚”。中国宋明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日本却承认人欲的正当性，并不以此为耻。
关于日本的“人情伦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同性恋”的耽溺也是日本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在古代日本，这是武士和僧侣等高地位人士的“正当享乐”，虽明治时代为迎合西方法律，禁止许多风俗，但日本人对“自淫”的享乐也不持严格的道德态度。本尼迪克特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并非罪恶，享乐可能的肉体快乐也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并不是宇宙中针锋相对的势力”。这一“人情伦理”不能不视为日本异于东方民族的“独特之处”。
日本人的性观念导致了日本历史很多侧面与中国不同。
第一点是日本没有太监、小脚和贞节牌坊。
中国文化圈的其他国家，比如朝鲜、越南都有宦官。琉球也曾经向明成祖进献“阉者”。唯日本没有太监制度。
桑原骘藏（1870年—1931年）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写了一篇《中国的宦官》。他说：“独我国自隋唐以来广泛采用中国的制度文物，但唯有宦官制度不拿来，这不能不说实在是好事。英国的斯坦特曾发表论文《中国的宦官》，一语道破：东洋各国如此普通的宦官制度在西洋却不太流行，这完全托基督教的福。然而，我国丝毫不指望宗教的力量，竟然不沾染此一蛮风，岂不更足以自负。我们就此也必须十分感谢我国当时先觉者的思考辨别。”
那么为什么中国有宦官而日本没有？桑原骘藏的结论很肤浅，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嫉妒心强，而日本人不这样。他写道，中国人是嫉妒心极强的国民。为避免男女嫌疑、慰藉嫉妒心，使唤中性的宦官，或许是顺理成章。
事实上，日本宫廷一直没有太监，应该是以下三种因素综合促成的：第一是日本性禁忌不严格，没有产生严格的贞操观念，即使是天皇的后宫也是如此。第二是由于集权制运行的时间短，日本历史上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成熟的专制制度。日本天皇的后宫人数不多，皇后一人，妃二人，夫人三人，嫔四人，共十人。宫中一直使用尚侍、典侍、掌侍等女官，不必使用大量宦官。第三是日本没有阉割技术。文化人类学家石田英一郎说，去势本来是一种畜牧技术，被文明国家应用到宫廷生活中来。而日本历史上畜牧业一直不发达。陈寿《三国志》说：“（日本）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马是4世纪末叶才由外来移民带到日本列岛的。日本古语里也没有表示去势的词语，对阉割的理解也很幼稚。梵语称阴茎为“魔罗”，日本人以为切去阴茎就可以根绝性欲，便称阉割为“罗切”。
同样因为性观念的影响，日本人想不到要把女人禁锢在家中，或者要求她们夫死不嫁，因此自然也没有诞生小脚和贞节牌坊。
第二点是受性观念的影响，日本语中没有与性有关的脏话。
中国性禁忌一直很严，“男女授受不亲”，性包括性器官和性行为，是生活中最为隐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都会避免提及，因此中国人骂人时也最喜欢用性来攻击人，与性相关的骂詈是骂詈语中最为恶毒的一类。
然而日本人不以性为耻，在他们的意识中，性被认为是最自然和最基本的东西，因此自然也就没有以性作为骂詈语的动机，所以在日语中没有与性相关的脏话。
时至今日，日本人对性的态度仍然是很特殊的。虽然日本在其他方面往往给人以谨慎、保守的印象，唯独在性的领域，非常开放，开放到日本的AV产业独步世界。“日本在AV产业上出口大国的地位坚固。通过AV产业给各个领域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十分可观。”
在有些国家，AV产业如此发达，也许会成为“国耻”，日本人却不这样看。在日本人眼中，性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是件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日本的AV拍摄大大方方，制作严谨，宣传认真。AV演员像普通影视演员一样受到尊重。“日本民族细腻的民族特质充分地体现在AV产业的细分化方面。据参加拍摄的人员形容，日本拍摄色情片有一定仪式。开拍前全体人员要对女演员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除了AV产业，日本的其他性产业也很发达。日本人制定了全球最早的“风俗法案”。日本的情色漫画成为漫画中一个专门的类别，公开摆在各大小书店的显眼位置。因此也产生了像“援助交际”这样在中国令人难以启齿的流行词。
时至今日，日本人也没有建立起中国或者韩国式的贞操观和处女情结。“时下（战后）的日本女性，却把处女之身和没有性吸引力等同起来。如果一个女孩子在升入大学时，还是一名处女，她就会感到耻辱。……对日本人来说，贞操和名誉是两回事。相反，不少日本男性认为：与一个性经验较丰富的女性结合，比手把手地调教什么都不懂的处女要轻松很多。”
因此虽然同属东方文化、同样受到儒家影响，日本文化体系中，从来没有像华夏文化那样，把女性的处女膜是否完整当回事。
以上这些材料可能会给人一个错觉，就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女人，在性方面是很随便的。这当然也是另一个方向上的误读。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以为日本男女关系差不多形同乱交，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绝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
戴季陶认为，第一，日本人确实不那么重视处女。“日本人对于处女的贞操观念，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日本人对于寡妇是否守贞，也没那么在意。对于妓女，也没有那么轻蔑，所以娶妓女做正妻的事是很普遍的。尤其是明治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这些都是与中国迥异的地方。
第二，他认为日本女子还是有明确的贞操观念，或者说对自己的爱人是专一的。“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象的那样荒淫的社会。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绝不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得多。”
戴季陶认为日本的男女关系和中国很不一样。他说，中国社会当然是男尊女卑，但是实际上也不这么简单。一方面很多家庭里当然有大男子主义，另一方面，更极端的有妻管严、河东狮吼，“也就是女子压迫男子的事实”。
而日本社会绝不如此。日本是一个男权社会，“女子是绝没有地位的……可是没有像中国那样把女子关锁在后房里，不许与人见面的习惯。女子的言语行动，在一定的制度下面，是有相当的自由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是绝对服从、绝对恭顺。每天丈夫出门回家，必定是跪迎跪送。”。
“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固然也有例外，然而例外很少。具备威严的保护爱和具备同情的体谅爱在很巧妙的组织下面调和着。我们在日本社会里面很少看见有女子对男子的河东狮吼，更少看见有男子对女子的虐待。爱护弱者这一种武士的道德，尤其在男女间是看得很亲切的。……日本人的家庭比起中国人的家庭来，要圆满得多。我常觉得日本的男子在他的奋斗生活当中，有两个安慰，一个是日本人所最欢喜的热汤沐浴，一个就是很温和的家庭。日本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的确可以安慰他、同情他，使在社会上吃一整天苦恼的男子由一夜的安慰而消除他的疲劳的精神。中国男子很普遍的家庭苦，在日本社会是绝不经见的。”
当然，这只是戴季陶的个人观察，不见得全面准确，不过为我们破除对日本社会的“刻板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