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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年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增长势头，但是2017年总产值的五年年均增速仅分别为4.83%和4.05%左右，对比中国零售商业中商品零售额11.82%（2017年数据）的增长速度，有大约7～8个百分点的差距，导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
两个指标与商品零售额的比例逐年下降，分别从2011年的0.5和5.16降低至2017年的0.33和3.47（见表2-2）。同时，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占商品零售额的比例呈现波动态势，其中2018年为0.9。
表2-2 零售商业和工农业生产及运输（2013—2018年）
2018年中国的全年货物运输继续回暖，货物运输总量515亿吨，货物运输周转量20.5万亿吨千米，“十二五”期间这两个指标虽然整体有增长态势，但增长率受到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影响而呈现低位波动，进入“十三五”以后，情况有微幅改善，最终近五年来的年均增速，分别仅为4.67%和4.11%。
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对应的角度看
，2018年实现283.1万亿元，近五年的年均增速为7.43%，估算平均每吨货物的货值约为5 497元，平均周转里程约为398千米。社会物流总费用13.3万亿元，年均增速5.45%，占GDP的比例从2013年的18%下降到了14.8%，但相较于上年有微幅上升。
对应到中国的零售商业发展，每万元商品零售额中所含货物运输总量自“十二五”以来有明显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23.26吨降低至2018年的15.22吨。同期，每元商品零售额中所含货运周转量也从2010年的1.02吨千米逐渐下滑至2018年的0.61吨千米。这也反映出流通改革和零售发展缩短了商品流通渠道，优化了路途周转和运输时间。
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上网人口数量，2018年达到8.29亿人，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2017年将近3.5亿户。受此推动，中国的网上零售和快递物流发展迅猛。
从快递物流的发展情况看，全国快递业务量在过去的五年间保持了年均40.73%的高速增长，2018年达到507.1亿件，快递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33.17%，达到6 038亿元。从发展趋势来看，快递业务量的爆发期是2011—2013年，每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57.04%、54.79%和61.58%，近两年增速有所下滑，但也保持在26%～28%。
从降本增效角度看，“十二五”以来快递业务的大发展推动了行业效率提升以及成本和运费下降。如图2-11所示，每件快递成本（收入）已经从“十一五”末期的24.57元，下降到“十二五”末期的13.4元，2018年进一步降低至11.91元，成本的下降又相应推动快递业务更加普及，形成良性循环。
图2-11 快递业务量、成本及其与网络零售（2008—2018年）
从全国商品零售和快递物流的关系来看，“十二五”期间，全国商品零售额中每万元使用快递业务量从“十一五”末期的1.68件增长到7.69件，增长约3.58倍，2018年进一步扩大至14.99件/万元。结合前述，虽然快递业务本身的单价有所下降，但是综合下来，每万元商品零售额中发生快递费用也从41.23元增长到178.5元，增长约4.3倍，近五年年均增速21.32%。
从网络零售与新兴快递物流关系来看，按照2018年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8.29亿人折算，互联网上网人口的人均全年网络零售额从2014年的4 300元增长到2018年的10 864元，人均快递业务量2018年增长到61.17件，是“十一五”末期5.1件的12倍，人均支出快递费约728元，是“十一五”末期125.65元的5.8倍。2018年快递应用更加普及，平均每件快递对应网络零售额约为138.4元，每元快递业务收入对应网络零售额约11.6元。详见表2-3。
表2-3 网络零售与快递物流发展（2014—2018年）
中国的货币流通和信贷发放仍保持高速增长，到2018年，其中广义货币（M2）达到182.7万亿元，整个“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率高达13.92%，高出GDP约3.2个百分点，进入“十三五”以来有所下调，但是近五年整体增速仍然高出GDP增速约2.8个百分点（2017年数据）。另外，2018年狭义货币（M1）达到55.2万亿元，流通中现金（M0）达到7.3万亿元。人民币存款达到71.6万亿元，五年间年均增长率9%。
据此折算，2018年每元货币（M0）所拥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5.22元，所拥有的商品零售额约4.63元。每元货币（M1）所拥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0.69元，所拥有的商品零售额约0.61元。按照人民币存款余额口径计算的每元人民币存款所拥有的社零额2018年为0.53元，较上一年有所下降。
从发展趋势来看，如图2-12所示，每元货币（M2）流通量所拥有社零额在整个“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时期都比较稳定，保持在0.22元水平，这是由于M2指标含有定活期存款和保证金在内的储蓄存款，实质上是全社会消费支出的最终支付保证，也表明从社会消费的角度看货币投放量整体合理。
图2-12 货币投放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值（2008—2018年）
但是，由于流通中现金（M0）自“十二五”以来增速低于社零额增速，所以每元货币（M0）流通量所拥有社零额从2010年的3.52元增长到2018年的5.22元。每元货币（M1）流通量所拥有社零额增长率出现波动，2014年达到峰值0.78之后已经连年下滑，2018年为0.69。
中国的消费贷款余额在过去五年间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到2018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达到37.8万亿元，五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3.84%，远高于同期GDP和社零额的增速，每元社零额中所包含的消费贷款从2012年的0.49元增长到2018年的0.99元，折算到全国人均贷款约27 082元/人。
其中，作为零售消费核心指标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增速更为惊人，过去五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27%，到2018年，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达到8.8万亿元，折算到全国人均贷款6 306元/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每元社零额中所包含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从2011年的0.07元快速增长到2018年的0.23元。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和支付形式的巨大变化，现代金融和信用消费已经成为新时期居民消费模式的主流之一。
从发展趋势看，如图2-13所示，全部消费贷款和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长率虽然有较大波幅，但仍能保持持续高位运行，受到房地产形势趋于稳定的影响，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和全部消费贷款增长率明显低于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增长率。特别是2017年以来，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增长率又恢复到37.98%（2017年）和29.32%（2018年）的较高水平，信贷消费方兴未艾。
图2-13 消费贷款及个人短期消费贷款（2013—2018年）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的数据，2017年中国有城市合计661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9个，县级城市363个。大中型城市具有远超其人口应有比例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辐射能力，产业集聚和消费集聚继续深化。
从零售商业发展的城市地区结构分化来看，人口和消费的城市化集聚现象较为突出，中国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作为国内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代表，2017年仅用19.08%的全国人口，创造了全国40.52%的GDP，占有37.34%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贡献了14.45万亿元的社零额，占比39.46%
。
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总人口保持了小幅增长流入态势，从“十一五”末期的25 126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26 522万人，占比也基本上稳定在18%～19%。GDP增长在“十二五”期间经历了从2010年和2011年的18.15%和19.11%的相对高速，逐年回落到“十三五”以来的9.38%，整体略快于全国水平，其占比如图2-14所示，形成了倒U形变化，仅微幅提高了约0.37个百分点。相应的财富占有自2004年以来有一定的波动，2010年以后持续下降，2017年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占全国的比例相较于“十一五”末期下降约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水平自“十二五”以来基本保持稳定，消费能力占比大约维持在40%。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的特大型城市集聚能力相对稳定，但是增长后劲相对开始减弱。
图2-14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GDP、社零额及其增长率（2008—2017年）
中国的地级城市，按照市辖区口径，即一般意义上包含一线、二线、三线和部分四线城市的中国全部城市市区（即国家统计局口径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拥有34.42%的全国人口，创造了全国60%的GDP，实现了22.9万亿元的社零额，占全国社零额的62.6%
。
中国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期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扩张态势，核心表现在市辖区城市土地面积和人口的双扩张上。一方面，所有地级城市市辖区土地面积从2005年的57.4万平方千米增加到2016年的78.48万平方千米，2017年更是跳跃式地增长到96.9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比例较上一年直接飙升至10.09，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人口也有明显增长，从2005年的3.6亿人增长到2017年的4.78亿人，占全国的比例达到34.42%，特别是“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的城市人口加速流入，仅这8年的占比就增加了约5.44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在近年间有加速的迹象，特别是以传统城市的面积扩张和人口涌入为主要推动力量。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全部地级城市市辖区的GDP增速和消费增速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时期，都呈现出有所扩张的态势，如图2-15所示，GDP占比从“十一五”末期的61.31%提高到2013年的63.87%，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但是2014年和2015年增速回落，占比也相应回落至62.32%和62.45%，2016年回升至62.77%。需要注意的是，2017年GDP占比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降至60%，这说明城市经济形势出现恶化的严峻局面。
图2-15 地级城市GDP、社零额及其增长率（2008—2017年）
全部地级城市市辖区的社零额占全国比例也呈现出类似规律，但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社零额占比在“十二五”期间出现小幅度增长趋势，从“十一五”末期的61.28%提高到2016年的63.79%，增幅约2.5个百分点。但2017年再次出现拐点，下降了1.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