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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为时代背景，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成绩、可持续发展的当前状态和动因以及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经济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关中—天水经济区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尽管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经济增长对于生态环境的压力依然很大，实现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认识到本地区经济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的根本不同，在经济区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坚持环境友好和城镇化两条主线。报告指出，当前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生态环境压力依然严重；城镇化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本地市场效应和聚集效应难以发挥；投资拉动在经济增长驱动中比重过高，经济增长转化为人均收入水平提升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石油化工和矿产资源等高耗能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过高；城乡间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科技创新不足，未能形成科技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低消耗、高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报告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 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地区发展的基础地位，切实打造青山绿水的美丽关天；全力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深刻认识摆脱英美海洋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发展的陆地经济一体化转型才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加大力度推进关中—天水经济区城镇化进程，凝心聚力推动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不断推动关中—天水经济区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关注高耗能产业技术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破除行政藩篱，在主动谋求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消除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促使经济驱动中心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消除金融行业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歧视现象。
关键词： 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城镇化
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的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远离海岸线，既没有大海送来的充沛雨量，更没有利于大宗商品贸易开展的便捷海上运输，就海洋经济一体化而言，这一地区应处于空间产业雁形转移的后端，在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上较之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还有劣势。但随着20世纪后期以来以高速公路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革命和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互联网革命的到来，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新的发展模式，一种以“需求”为中心、以本地市场效应为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兴起，并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开始替代依靠海洋便捷交通的以“生产”为中心、以生产规模效益为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替换既是化石能源日益枯竭和全球气候变暖对大宗商品长途运输限制的要求，更是全球政治经济多极化、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的提出和所得到的普遍响应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发展模式转化的发生。
内陆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存在两个关键之处：首先是城镇化。本地市场效应的发挥必须以人口空间聚集为前提，虽然商品多样化是未来以“需求”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多样化需求优势相较规模生产优势也无法真正展现，同时只有本地市场达到一定规模，中短途贸易替代长途贸易的运输成本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其次是环境友好。内陆地区气候干旱，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降解能力差，没有了环境友好的支撑，其经济社会发展会走向崩溃，这也正是除却运输成本之外内陆地区无法融入大宗商品贸易海洋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以本地市场为中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内陆地区摆脱发展中的两难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这一道路，关中—天水经济区可以更加坚决地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处我国内陆的中西部地区接壤地带，这里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今天我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关键枢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既是关中—天水经济区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作为我国整个西部地区的引领也具有示范性。对关中—天水经济区以城镇化和环境友好为两条发展主线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十分必要。
从表1和图1可见，2008年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GDP持续快速上升，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数据说明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动力源稳定。进一步观察，关中—天水经济区GDP由2008年的4 872.82亿元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14 706.99亿元，总量上涨到3倍以上，年均增速达到13.06%；这一过程中2014—2015年增长速度虽然较之前有大幅下降，但也达到了1.70%，这主要源自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动转型，2015年之后，地区经济增速又恢复到了年均10.07%以上。
表1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GDP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图1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GDP变动图
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表2和图2可见，2008年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与天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稳定快速增长态势，数据说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增长有效带动了城镇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进一步观察，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8年的12 613元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30 810元，十年增长额为18 197元，年均增速达到10.43%；天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8年的9 050元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24 612元，十年增长额为15 562元，年均增速达到11.7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健增长体现了近年来关中—天水经济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
表2 2008—2017年陕西省和天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图2 2008—2017年陕西省和天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图
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从表3和图3可见，2008年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与天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稳定快速增长态势，数据说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增长有效带动了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进一步观察，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8年的3 136元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10 265元，十年增长额为7129元，年均增速达到14.08%；天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8年的2 148元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7 065元，十年增长额为4 917元，年均增速达到14.1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稳健增长体现了近年来关中—天水经济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
表3 2008—2017年陕西省和天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单位：元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图3 2008—2017年陕西省和天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图
3.城乡居民收入比较
从图4和图5可见，2008年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与天水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虽都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城乡之间差距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拉大趋势。进一步观察，陕西省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9 477元，到2017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20 545元，并且差距拉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天水市的情况与陕西省类似，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6 902元，到2017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17 547元，差距拉大同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关中—天水经济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本地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镇化作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动力的中心地位。
图4 2008—2017年陕西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较
图5 2008—2017年天水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较
从表4和图6可见，2008年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与甘肃省城镇化水平均持续稳步上升，本地区正在经历着一个良好的城镇化进程。进一步观察，陕西省2008年城镇化率为42.10%，到2017年达到了56.79%，年均城镇化率提升达到3.38%；甘肃省的情况与陕西省类似，甘肃省2008年城镇化率为32.15%，到2017年达到了46.39%，年均城镇化率提升达到4.16%。关中—天水经济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一方面表现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化的一般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内陆型地区城镇化具有区别于沿海地区的不同意义。
表4 2008—2017年陕西省和甘肃省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图6 2008—2017年陕西省和甘肃省城镇化率变动图
1.能源消耗
从表5和图7可见，2008年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与甘肃省能源消耗尽管总体上还表现为上升趋势，但在2014年出现了重要转变，如果说2014年之前两省的能耗表现为一种与经济增速同步的快速上涨态势，此后几年则增速明显减缓。进一步观察，2008年到2013年陕西省能源消耗从7 639万吨标准煤增长到了11 836万吨标准煤，年消耗量增长4 197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15%，2014年到2017年增长量仅为809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仅有2.25%；甘肃省的变化较陕西省更为显著，2008年到2013年甘肃省能源消耗从5 265万吨标准煤增长到了7 287万吨标准煤，年消耗量增长2 022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72%，2014年到2017年增长量仅为17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仅有0.08%，并且2016年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消耗的转折和变化说明了本地区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也说明了内陆地区实现经济增长与能耗脱钩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可能性，更具有现实性。
表5 2008—2017年陕西省和甘肃省能源消耗总量 单位：万吨标准煤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图7 2008—2017年陕西省和甘肃省能源消耗总量变动图
2.水资源消耗
从表6和图8可见，2008年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与甘肃省水资源消耗总量总体较为稳定，但两省之间差异较为显著，陕西省的水资源消耗整体上升而甘肃省整体下降。进一步观察，2008年到2017年陕西省用水总量从85.5亿立方米增加到了93.0亿立方米，年消耗量增长7.5亿立方米，年均增长速度为0.94%，其中2009年、2010年和2016年还表现为下降；甘肃省与陕西省趋势相反，2008年到2017年甘肃省用水总量从121.5亿立方米下降到了116.1亿立方米，年消耗量下降5.4亿立方米，年均下降速度为0.50%。关中—天水经济区水资源消耗的稳定性一方面是源于内陆自然环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节水政策一直贯彻于地区经济发展中。
表6 2008—2017年陕西省和甘肃省用水总量 单位：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图8 2008—2017年陕西省和甘肃省用水总量变动图
3.城市土地资源使用
从表7和图9可见，2009年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与甘肃省城市土地资源使用量总体表现为稳步上升，本地区工商业土地资源使用量持续增长。进一步观察，2009年到2017年陕西省城区面积从1 405.56平方公里增加到了2 620.92平方公里，增长总量达到1 215.36平方公里，年均增长速度为8.10%，其中2015年和2017年出现了两次高速增长，增长量分别为701.38平方公里和286.16平方公里；较之陕西省的高速增长，甘肃省相对缓慢，2009年到2017年甘肃省城区面积从1 351.62平方公里增加到了1 590.66平方公里，增长总量达到239.04平方公里，年均增长速度仅为2.06%，并且增长过程整体平稳。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土地资源使用量的提升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地区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关中—天水经济区作为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可用农田数量和比例相对较低，工商业用地数量扩张过快无疑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表7 2009—2017年陕西省和甘肃省城区面积 单位：平方公里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图9 2009—2017年陕西省和甘肃省城区面积变动图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即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为代价取得更好的社会产出。实现这一本质的指标评价方法包括两个类型，即静态评价法和动态评价法。其中静态评价法一般采用强度分析，而动态评价法一般采用脱钩分析。
1.资源环境消耗强度
静态评价一般采用结果性的强度分析，即获取某一时段经济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额与该经济产量的比值，可以称作资源环境消耗强度。比如碳强度，就是指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资源环境消耗强度可以较好地反映经济产出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的相关关系，是其他动态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的基础，但资源环境消耗强度高低并不表明经济效率的高低。一般情况下，资源环境消耗强度指标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下降。以碳强度为例，它的值一般取决于以下因素：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化石能源的结构，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能源强度和经济产出总量，同时它也受经济波动（如汇率和通货膨胀等）的影响。资源环境消耗强度的特点是静态性，只能对结果评价，只能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状态而不能衡量可持续发展状态的原因。
资源环境消耗强度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式中， ZQ 表示资源环境消耗强度； C 表示资源消耗或环境牺牲；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经济产出。
2.资源环境消耗边际强度
在资源环境消耗强度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可以通过求导思想发展出资源环境消耗边际强度的概念，从而以这一指标评价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比如边际碳强度，就是指增加单位GDP所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量。该指标既可以用于监测产业规模扩大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之间的动态关系，也可以用于观测资源环境消耗强度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趋势。
资源环境消耗边际强度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式中，d ZQ 表示资源环境消耗边际强度；Δ C 表示资源消耗或环境牺牲变化值；Δ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值。
3.OECD脱钩指标
对于衡量脱钩关系而言，资源环境消耗边际强度指标的缺陷在于忽略了社会生产即存状态，无法准确描述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状态。针对这一缺陷，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2年提出了用于评价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之间脱钩关系的专门指标“OECD脱钩指标”。OECD脱钩指标构建主要是描述环境压力（状态）与驱动力变化的关系，以及衍生政策拟定的问题。以能源消耗为例，能源消费总量为环境压力（pressure），GDP为经济驱动力，如果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增长率呈现不平行关系，则经济体产生脱钩关系。不平行增长可分为两种情况：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称为“相对脱钩”；如果经济稳定增长而能源消费总量反而减少，则为“绝对脱钩”。OECD为衡量脱钩指标构建变化，首先建立脱钩指数与脱钩因子，见式（3）和式（4），其中 EP 为资源环境压力指标值； DF 为经济驱动力指标值，再选定某一年作为基期年，例如以2006年为基期年，令其指数为100，以2017年为终期年，直接计算终期年相对于基期年的脱钩因子变化值，即可看出两者是呈现绝对脱钩（脱钩因子为正，且值接近1），或是相对脱钩（脱钩因子为正，且值接近0），又或是连结（脱钩因子为0或为负值）。
OECD脱钩指标的缺陷在于对于基期年的选定具有高度敏感性，在不同的基期年下，将呈现截然不同的评价结果。
4.Tapio脱钩指标
为了回避OECD脱钩指标评价的缺陷，Tapio（2005）基于高等数学中的弹性思想构建了Tapio脱钩指标，见式（5），其中 t C，GDP 代表脱钩值。Tapio脱钩指标采用弹性概念可以动态地反映变量间的脱钩关系，有效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在基期年选择上的困境。
同时Tapio（2005）还进一步将脱钩评价分类细分为弱脱钩（weak decoupling）、强脱钩（strong decoupling）、增长连结（expansive coupling）、衰退脱钩（recessive decoupling）等八项指标，这些分类以弹性值范围作为脱钩状态界定根据，例如弹性值介于0～0.8之间界定为弱脱钩，介于0.8～1.2之间则界定为连结。表8列举了Tapio弹性脱钩的评价标准。
表8 Tapio（2005）8个等级与弹性值比照表
资料来源：Tapio P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 [J].Journal of Transport Policy，2005(12)：137-151.
基于数据的可取得性，本报告可持续发展评价选择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与甘肃省GDP、能源消耗量、水资源消耗量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量的合计值进行计算（见表9）。
表9 2008—2017年陕西省和甘肃省资源消耗量及GDP比照表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针对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的静态效率，本报告构建评价指标如下：
式中， R ZQ 、 W ZQ 和 L ZQ 分别表示能源消耗强度、水资源消耗强度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强度，用于评价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结果状态； R C 、 W C 、 L C 分别表示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消耗量、水资源消耗量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量。基于式（6）（7）（8）可以计算得到表10。
表10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消耗强度、水资源消耗强度与城市土地资源使用强度
从表10可见，2008年到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全方位提升，不论能源消耗强度、水资源消耗强度还是城市土地资源使用强度都表现为整体的下降趋势。进一步观察，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两省能源消耗强度从2008年的每百万元1.236 973吨标准煤下降到了2017年的每百万元0.683 778吨标准煤，总体下降幅度达到44.72%，年均下降幅度达到6.37%，且下降过程平稳，只有2015年略有反弹；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两省水资源消耗强度从2008年的每万元1.984立方米下降到了2017年的每万元0.712立方米，总体下降幅度达到64.11%，年均下降幅度达到10.76%，且下降过程十分平稳；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两省城市土地资源使用强度从2009年的每百亿元0.238 565平方公里下降到了2017年的每百亿元0.143 452平方公里，总体下降幅度达到39.87%，年均下降幅度达到5.49%，但下降过程并不稳定，2014年之后出现了小幅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政府的土地政策调整。
基于能源消耗强度、水资源消耗强度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强度可以进一步计算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相应资源环境消耗边际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 R ZQ 、d W ZQ 和d L ZQ 分别表示能源消耗边际强度、水资源消耗边际强度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边际强度，用于评价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结果的变化趋势；Δ R C 、Δ W C 、Δ L C 分别表示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消耗量、水资源消耗量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量的年变化额。基于式（9）（10）（11）可以计算得到表11。
表11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消耗边际强度、水资源消耗边际强度与城市土地资源使用边际强度
从表11可见，关中—天水经济区资源环境消耗边际强度整体变化趋势不显著，规律性不明显。进一步观察，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两省能源消耗边际强度在2008年到2013年间整体稳定在每百万元0.4吨标准煤到0.7吨标准煤之间，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幅波动；水资源消耗边际强度变动趋势呈阶段性，2014年之后开始稳定地保持在负值上；城市土地资源使用边际强度整体波动不大，只是在2015年出现了一次异常值。
OECD脱钩指标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变化过程与即存状态结合在一起，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之间的脱钩关系。基于这一方法，本报告针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分别计算能源、水资源和城市土地资源的OECD脱钩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OECD脱钩模型对于基期年的高度敏感性，本报告分别以同比计算方式及环比计算方式对该指标进行计算（见表12和表13）。
表12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OECD脱钩因子变化表（分别以2005年、2006年、2010年为基期年）
从表12可见，基于OECD脱钩基期指标计算，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两省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之间在2008年到2017年整体呈现脱钩趋势，脱钩因子整体表现为随着时间发展由0向1增加。进一步观察，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脱钩因子增大趋势明显，2008年到2017年呈现稳定增长过程，2017年与2008年的脱钩因子的绝对差值为0.343 417，但最终值仅略高于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中间值0.5，这说明推行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但当前技术条件下脱钩还是一个缓慢过程；2008年到2017年水资源脱钩因子不仅增大趋势明显稳定，而且成效显著，2017年与2008年的绝对差值达到0.430 396，最终值已高于0.75，这说明经济区节水措施卓有成效，也说明作为内陆地区，本地区以往水资源利用结构和形式都有较大调整空间；2008年到2017年城市土地资源脱钩因子增大趋势并不明显，波动性十分显著，特别是2015年还发生了显著下降，这说明经济区的城市土地政策仍为粗放型，依然存在依靠城市土地扩张推进经济增长的现象。
表13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OECD脱钩因子变化表（以前一年为基期年）
从表13可见，基于OECD脱钩环比指标计算，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两省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之间在2008年到2017年整体呈现脱钩趋势，但脱钩过程有减缓趋势，经济增长与环境友好的协调发展路径并不明确。进一步观察，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脱钩因子十年来除2015年外整体稳定在相对脱钩状态，因子值基本维持在0.1以下，这说明脱钩过程仍然较为缓慢；2008年到2017年水资源脱钩因子全部处于相对脱钩状态，但过程上两阶段特征明显，在2013年之前因子值均大于0.1，而此后则都在0.1以下；2008年到2017年城市土地资源脱钩因子也整体稳定在相对脱钩状态，过程上同样存在两阶段性，2012年之前因子值均大于0.1，而此后均远小于0.1。
Tapio脱钩指标借用数学中的弹性概念计算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之间的脱钩关系，相较OECD脱钩指标更具方法上的稳定性。基于这一方法，本报告针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分别计算能源、水资源和城市土地资源的Tapio脱钩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从表14可见，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两省能源Tapio脱钩状态在2008年到2017年期间整体表现为弱脱钩，脱钩趋势并不显著。进一步观察，经济区能源脱钩弹性值在2013年之前相对稳定地围绕在0.4上下波动，此后出现了剧烈波动，这主要是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政策外在作用的结果。
表14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Tapio能源脱钩值表
从表15可见，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两省水资源Tapio脱钩状态在2008年到2017年期间整体表现为脱钩且脱钩趋势显著。进一步观察，在2013年之前虽然经济区水资源脱钩状态主要为弱脱钩，但脱钩弹性值非常接近于0，脱钩趋势显著，从2014年开始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劲，脱钩值全部表现为负值，脱钩状态全部表现为强脱钩。
表15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Tapio水资源脱钩值表
从表16可见，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两省城市土地资源Tapio脱钩状态在2008年到2017年期间整体表现为脱钩，但脱钩趋势呈明显的波动性。进一步观察，经济区城市土地资源脱钩状态每隔两年左右就出现一次较为显著的波动，这说明城市土地资源的使用与外在政策冲击直接相关，而经济系统对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具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
表16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Tapio城市土地资源脱钩值表
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测评只能反映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之间关系的静态结果和动态趋势，对于形成这样结果和趋势的内在原因或者发生机理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LYQ分析框架（2011）基于Tapio弹性脱钩计算方法而建立，旨在针对目标函数，从变量逻辑因果关系出发进行成因分解（因果链构造）和因果链上影响因素的影响力测评，从而发现实现目标结果的主要原因并基于此形成针对性对策。因果链构造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变量，也可以选择多个中间变量，但变量之间应具有明确的逻辑相关关系，通过两个连续变量之间弹性脱钩值的相乘可以得到经济驱动力与资源环境驱动力之间最终的脱钩关系，而每两个连续变量之间弹性脱钩值的大小可以说明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力。比如可以构建我国履行碳强度下降国际承诺的因果链为“地区碳排放—地区能耗（减排因素）—地区经济规模（节能因素）—地区实际经济产出（价值创造能力因素）—地区名义经济产出（通货膨胀因素）—国际评价的经济产出（汇率因素）”。
如前文所述，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处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在海洋为主导外向型经济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既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的战略判断，也为关中—天水经济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更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以本地市场效应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内需转型和内陆转型，是对原有以规模生产优势为中心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扬弃，它强调对多元文化下多样化需求的尊重和对资源消耗与环境牺牲的减少，更加有利于内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种路径发展的前提就是城镇化，即通过人口空间聚集保证本地市场效应的发挥。基于这一理论分析可以构建本报告LYQ分析框架：“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城镇化—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升”。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之间脱钩关系的动因进行分析，环境友好限制、内陆发展路径和经济增长目标被整体涵盖在分析框架之内，框架同时将研究扩展到了收入水平，以体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LYQ弹性脱钩分析框架的一般模型如下：
式中， T i ＝（Δ x i － 1 / x i － 1 ）/（Δ x / x i ），为因素 i 的弹性值，其中 x i 表示逻辑链上第 i 个因素指标值。显然，因素 i 的弹性值在正值时越接近于0说明该因素脱钩趋势越显著。
基于弹性脱钩的定义，上式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式中， V x i ＝（Δ x i / x i ），表示因素 i 在时间上的变化速度。
为研究某一较长时期的主导性因素，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计算该时期内相关变量的变化速度：
式中， x i t 代表变量 i 的 t 时期数据； x i 0 代表变量 i 的基期数据； V i 代表变量 i 在0到 t 时期的变化速度。由此，可以利用式（19）求得影响整体脱钩的主导因素。
通过对等式两边分别求log值，可以将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力程度标准化，得到：
通过定义影响因素的权重函数 w T i ，可以达到对不同因素影响力的直接判断，即：
式中，
确保了对影响力评价的标准化和可比较性。
基于LYQ一般模型，本报告从能源、水资源和城市土地资源等环境友好的三个方面分别构建模型如下：
式中， T R C ： P y 、 T W C ： P y 、 T L C ： P y 为目标脱钩弹性值； T R C ： U P 、 T W C ： U P 、 T L C ： U P 分别为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城市土地资源使用量与城镇化之间的脱钩弹性值，分析中分别称为节能弹性、节水弹性和土地资源节省弹性； T UP ： GDP 、 T GDP ： Py 分别为城镇化与GDP的脱钩弹性值和GDP与人均收入的脱钩弹性值，分析中分别称为城镇化效率弹性和增长收入弹性。
上式中UP表示城镇化率，Py表示人均收入。
基于数据的可取得性，本报告LYQ分析选择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与甘肃省GDP、能源消耗量、水资源消耗量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量的合计值以及城镇化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加权值进行计算。所有数据均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整理计算。
基于本报告构建的LYQ分析框架和表9的数据，可以得到如下计算结果，见表17、表18和表19。
表17 2005—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与能源消耗脱钩主导因素状态表
从表17可见，2005年到2017年期间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提升与能源消耗Tapio脱钩整体状态为弱脱钩，Tapio弹性脱钩值为0.38。通过逻辑因果链对这一状态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几个影响因素对脱钩趋势的贡献中只有城镇化效率弹性表现为正，是最终导致整体脱钩弹性呈现弱脱钩的决定性力量，城镇化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增长具有强劲驱动力，这与本报告的理论分析完全一致；节能弹性表现为扩张负脱钩状态，反映了当前的能耗增加并不是推进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动因，以工业制造业为主体的能源消耗与城镇化水平并无太大关联，在工业生产上关中—天水经济区仍表现为以海洋经济一体化外需拉动的特征；增长收入弹性同样表现为扩张负脱钩状态，说明经济增长对于人均收入水平的驱动力有限，目前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更多表现为投资拉动型。
表18 2005—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与水资源消耗脱钩主导因素状态表
表19 2005—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与城市土地资源使用脱钩主导因素状态表
从表18和表19可见，2005年到2017年期间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提升与水资源消耗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Tapio脱钩整体状态均为弱脱钩，Tapio弹性脱钩值分别为0.31和0.44。通过逻辑因果链上的成因分析可以发现，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提升与水资源消耗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脱钩状态整体情况同人均收入与能源消耗脱钩状态类似，城镇化效率弹性均是导致脱钩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且是唯一正向贡献因素，另外两个因素都只发生负向影响，造成这一结果理论上的原因与前述讨论相同。
进一步对关中—天水经济区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和城市土地资源使用与人均收入Tapio脱钩值进行逐年的LYQ分解，可以得到如下结果，见表20、表21和表22。
表20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与能源消耗逐年脱钩弹性状态表
从表20可见，2008年到2017年期间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与能源消耗脱钩弹性的影响因素中：节能因素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2012年之前为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在2013年开始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尽管仍然十分有限；城镇化因素除2014年之外一直具有稳定的正向作用，是各年整体脱钩状态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增长因素则除2014年外一直表现为稳定的负向作用，历年状态都是扩张负脱钩和增长连结。
表21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与水资源消耗逐年脱钩弹性状态表
表22 2008—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与城市土地使用逐年脱钩弹性状态表
表21和表22所反映的状况与表20类似，都反映了城镇化因素在2008年到2017年期间对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均收入与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脱钩弹性的稳定、正向和决定性的影响，以及资源使用因素正负向影响的不稳定和经济增长因素的持续稳定负向影响。造成这一结果理论上的原因与前述讨论相同。
环境友好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实现发展的前提，是关中—天水经济区这样的内陆地区相较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更严格的自然约束，关中—天水经济区当前的环境压力十分严重。
首先，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处我国西北部，具有先天的自然降解能力不足和生态环境脆弱问题。这一客观存在既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自然制约，也构成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环境压力。西部内陆地区由于远离海洋，再加上周围地形的影响，雨量稀少，炎热干燥成为西部内陆气候的主要特点，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和半干旱气候，水资源十分匮乏。经济区所处陕西省人均水资源1 200立方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即便如此还十分不均，关中和陕北占全省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的80%以上，但水资源仅为不到三成。这种匮乏令经济区从地表水到地下水环境都面临严峻局势。横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渭河，自古滋润着关中大地，但随着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已日渐成为一条排污河，不仅不能作为饮用水水源，甚至连农业灌溉用水也受到严重的威胁，水域内鱼类等水生生物已经基本绝迹，在2010年的13个监测断面中，劣Ⅴ类水质断面有9个，水质处于重度污染的状态
。
其次，关中—天水经济区作为矿产资源和能源产地，生态补偿明显不足。经济区生态环境本就脆弱，却又是能源和矿产资源主要生产地，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对煤等资源的大量开采，使得生态更加恶化。目前关中—天水经济区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已十分突出：水土流失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沙化耕地和沙化草地的面积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局部地区土壤盐渍化增长势头仍在加重；沙漠化问题突出；森林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草地面积持续减少，质量下降，鼠害严重；河流断流，湖泊绿洲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因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大，且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与其他地区比较，关中—天水经济区环境压力更严重。
再次，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处我国陕西和甘肃这两个内陆经济欠发达省份，强烈的内在经济增长动力使得经济区环境承受着更大的增长压力。当前，关中—天水经济区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不仅当下的经济产出与污染排放呈现直接的相关关系，能源消耗与环境牺牲强度本身就高于全国平均值，同时由于经济欠发达所带来的强烈发展要求还会推进经济区进一步加速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如果仍然延续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经济区环境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发展给予经济区环境的压力也可以从图10中反映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西省2008年到2016年间碳排放量持续快速上升的状况窥得一二。
图10 2008—2016年陕西省碳排放趋势图
资料来源：黄光球，刘富垒.陕西省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理研究.生态经济，2019，35（5）：36－41.
如本报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所指出的，城镇化是关中—天水经济区摆脱大宗商品生产带来的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本地市场效应的发挥必须建立在人口城镇化聚集的基础之上。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城镇结构不合理，聚集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难以发挥。
首先，关中—天水经济区除西安市之外其他城市还主要由县域组成，经济区城镇化水平整体不高。以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典型城市渭南市为例，该市由2个市辖区（临渭和华州）、7个县（大荔、富平、白水、潼关、蒲城、澄城、合阳）以及2个省辖市（韩城和华阴）组成，人口总量达到528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而城镇化率在2017年仅达到52.43%，刚刚超过一半，并且其中还有一些源自撤乡并镇过程中人口户籍形式的单纯转变。进一步以渭南市的典型农业县潼关县为例，具有典型市区特征的仅城关街道办事处，该街办城镇人口不及三万人，以这些人口的窄口径计算城镇化率，该县城镇化率到2018年底也不足两成。整体来看，关中—天水经济区本地市场效应和规模生产优势所要求的城镇化人口聚集并未形成。
其次，关中—天水经济区城镇化体系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比例失衡。城镇体系是区域内经济布局、要素流动、信息传输等的依托，合理的城镇体系应是大、中、小城市在一定数量上按一定比例组成，城镇等级具有连续性，利于要素、信息等的顺利流动及分配。关中—天水经济区现有城镇体系的组合明显表现为：在首位城市西安市和其余城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缺少一个等级的城市，即大城市，致使城市首位度偏高，西安市对应的空间范围较大，而西安市自身的影响力却难以波及整个区域，不利于西安市效能的发挥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扩散。这种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扩大了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若就城镇空间分布而言，关中—天水经济区城镇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城镇稀疏区和城镇密集区。城镇密集区主要为陇海铁路沿线地区，这些地区城镇密度大，其中有些地区已密集连片成为城镇群。而在其他地区，城镇密度、城镇等级均很低，地区发展缺乏增长极。
再次，城市病不仅在西安这样的特大城市，甚至咸阳、宝鸡这样的中型城市已经有所展现。城市病作为畸形城镇化发展的产物，不仅严重影响着城镇化进程，更对已有城镇化的成果产生破坏作用，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交通拥堵、房地产价格飞涨、环境污染和公共资源短缺等。交通拥堵是城市病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西安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根据百度地图发布的报告，截至2019年底，在全国百城交通拥堵排名TOP10中西安市排名第八，通勤高峰期最大时速仅为28.13公里/小时。交通拥堵所导致的通勤成本提升对城市社会的生产效率具有严重破坏性，城市通勤时间挤占劳动时间比重过高已成为制约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房地产价格过高会严重瓦解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动力，是城市病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西安市的房地产价格近年来呈快速增长态势，2018年更成为中国房价涨幅最高的城市，全年涨幅达14.6%。西安市的房地产价格对经济区具有引领作用，房地产价格上涨已经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城镇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报告实证结论指出，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增长并未实现向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全面转化，这主要源自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过多依赖于投资拉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收入法表示的GDP构成中资本收益和折旧占据很大比例，但这些GDP构成并不能在短期内转化为个人收入。投资拉动，特别是以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化工产业基础设施为主体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固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推进地区经济增长，但投资作为消费的引致需求，不能过多依赖于外力，它需要与消费需求同比提升。当前关中—天水经济区在经济增长驱动结构上存在严重的失衡问题，这种失衡已经对经济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动力造成影响。
上述结论可以通过以下分析得到进一步证明。关中—天水经济区作为我国的资源富集地区，是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提高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引擎，同时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国家对于地区的扶持和地区经济发展要求使得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以经济区所处主要省份陕西省为例，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陕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11年跨过万亿元，2015年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春风陕西省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两万亿元，2017年陕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3 819.38亿元，比2011年增加了1.38倍。2011年到2017年间陕西省投资增速年均增长率为15.5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7个百分点。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没有带来同步的经济增长，投资驱动的经济效果并不理想。与之前数据对比来看，2017年陕西省GDP为21 898.81亿元，仅比2011年增加了75%，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远高于经济增长。即使是这样的成绩，对于经济区发展也不可持续，未来关中—天水经济区投资驱动力的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随着投资红利的消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瓶颈问题会更加突出，在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和投资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优势项目数量会不断减少，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差，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经济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的问题并未缓解，在仍然要保持较高投资率的前提下，经济区的经济发展会受到严重的制约
。
如报告实证所反映，关中—天水经济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特别是工业规模提升与城镇化程度提升缺少关联，当前的能耗增加并不是推进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动因，在产业结构上关中—天水经济区仍表现为服务于海洋经济一体化的大宗商品生产式特征；二是作为资源能源富集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在产业结构上起到主导作用的产业多数表现为产业链短、产业附加值低，经济区在海洋经济一体化中更多充当了与其他内陆地区相同的初级资源提供者经济角色。
表23 2018年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分行业统计表
注：表中仅列示了工业总产值大于500亿元的产业。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从表23可见，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省份之一的陕西省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高耗能产业比重仍然很高，这一高占比全面反映在用工人数、资产规模、工业总产值规模和利润规模等各个方面。仅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就占到了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2.5%、资产总额的15.4%、利润总额的35.0%和用工人数的11.6%。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典型代表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2018年仅占到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5%、资产总额的4.3%、利润总额的4.9%和用工人数的3.6%。陕西省的情况可以反映整个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状况，在经济区整个工业体系中就目前而言毫无疑问高耗能产业占有主导性。这种主导性不仅反映在各种规模指标上，在经济区内能源化工等高耗能产业的资产利润率也较低耗能的通信电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更高，这说明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还整体按照海洋经济一体化的雁形顺序布局，更能实现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以本地市场效应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布局还未开始形成。
关中—天水经济区尽管在空间上跨度并不大，从最东部的渭南市到最西部的天水市仅约400公里，而南北跨度更小，基本限于渭河平原之内，自然环境在经济区内并无太大差别，但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部仍然表现出了不同结构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首先，城乡间收入差距仍在拉大。近年来尽管关中—天水经济区城镇和乡村均取得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但城乡之间的发展并不同步。从图11可见，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省份之一的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不仅未见减小，反而在持续不断地拉大。从相对数据分析，2013年到2017年期间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一直维持在31%到34%之间，并未出现任何的提升迹象。城乡差距的拉大说明了当前关中—天水经济区仍然表现为单纯的工农和城乡两个二元经济转化的一维模式，整个经济区的发展模式还受约束于海洋经济一体化的雁形转移安排模式，并未形成基于自身需要、实现城乡互动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以上发展模式不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短期内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就无法改变。
图11 2013—2017年陕西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照图
其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并未改观。近年来尽管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市区均取得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但地区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也并未显示出迅速缩小的趋势。从表24可见，从静态上看，2017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西安市较之人均收入最低的天水市要高出13 924元，天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到西安市的63.9%；从动态上看，经济区所辖各市区与西安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缩小，与2013年相比，2017年宝鸡市、渭南市和咸阳市与西安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分别仅缩小了406元、208元和322元，而商洛市、铜川市和杨凌区与西安市之间的绝对差距还有所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存在和改善不大一方面是因为路径依赖和产业聚集效应所致，西安市和宝鸡市良好的工业基础使得它们在人才吸收和产业聚集上占得了先机，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海洋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由沿海到内陆的递推过程，这一点最能说明天水市的情况。尽管与渭南市同属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农业市，并且均紧邻新欧亚大陆桥沿线，但由于更向内陆深入近400公里，天水市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与渭南市还有不小差距。
表24 2013—2017年关中—天水经济区主要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关中—天水经济区科技实力不仅在西部甚至在全国都位居前列，这里有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有国家211、985高校八所，有众多国家级科研院所，但这里并未形成经济的科技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并不是经济的产业主体，科技创新十分不足，整体来看经济区科技引领的低消耗、高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还远未形成。经济区创新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创新水平有待提高。在全国大城市科技实力排名中西安排在第七位，但在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力的排名中却被甩到十五名以后。第二，传统产业创新活力不足，产业设备陈旧。20世纪中期关中地区的工业基础虽不断进行小范围的更新，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生产设备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第三，缺乏高科技人才与复合型人才。提高产业技术除了加强研发的资金投入以外，加大科研人员的研发创新能力也是关键。然而对比东部优厚的人才待遇，关中—天水经济区难以留住人才
。
进一步分析其中内在原因，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关中—天水经济区科技资源市场体系建设缓慢，企业尚未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起步晚，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知识产权市场等要素市场虽受政府重视并一再强调加强建设力度，但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市场制度建设的不足表现在经济运行上就是企业无法承担社会创新的主体地位，企业科技研发的投入严重不足。一方面，关中—天水经济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严重不足，2018年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省份之一的陕西省该数据仅为1 963 697万元，而中部省份安徽省的该数据已达到4 973 027万元。另一方面，关中—天水经济区强大的国防科研能力没有对地方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科技创新能力没有起到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科技资源在市场配置与行政配置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导致了经济区强大的科研能力难以充分发挥。
其次，关中—天水经济区整体的产业布局排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如前文所述，关中—天水经济区通信电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利润率目前尚不及能源化工产业，对生产要素的产业吸引力明显不足。这种不足除了前一点所述的内在原因，外在原因也是重要方面。在海洋经济一体化的“中心—外围”经济结构安排下，发展中国家内陆地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被定位为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加工地，关中—天水经济区科技创新最需要的金融创新支持不到位，也根本不可能到位。海洋经济体系下对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和社会信用体系的歧视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其文化固守内陆地区的歧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不改变这种歧视倾向，关中—天水经济区市场化的科技引领就不具有可能性。
习近平指出：“中国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这样自然再生能力不足的内陆地区，绿水青山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加重要。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环境保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强化各级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坚决树立生态红线意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不搞政策弹性，坚决杜绝“秦岭违建别墅事件”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陕、甘两省地处我国西北内陆，生态环境本身就相对严苛，又由于后起地区强烈的发展要求和资源富集禀赋特征，发展稍有不慎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但经济发展的动力，特别是英美海洋经济一体化的“先污染后治理”范式思维，常常让各级政府忘记了环境约束的关键性，忘记了本地区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雁形转移位置上的根本差异，让环境政策为经济增长让步，在环境政策面前搞灵活、要弹性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秦岭违建别墅事件”就是深刻教训。因此，强化经济区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树立生态红线意识刻不容缓，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其次，制定各个社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细则，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执法，从环保工作问政策要结果转向环保工作问法律要结果。环境保护工作的长期性和细致性要求这项工作不能以“专项运动”的形式开展，不能仅仅依靠短时期的行政指向维持工作效果，而必须把该项工作建立在专业化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基础之上。从专业化的角度对各个社会领域进行环境保护实施细则研究，并将这些细则通过法律程序落实到相关法律法规之中，让行政人员依法行政，形成地区环境保护以法律为准绳的长效机制。必须如此，才能保证关中—天水经济区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严格性、持久性和高效性。
“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是党和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所进行的重大判断，是党和国家站在人类历史进程高度上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和模式所进行的重大设计，是当前我国经济摆脱对欧美体系依赖、应对全球危机和实现经济多元转型的重大选择，它既符合我国利益，也符合经济带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将会对实现我国乃至世界经济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的本质是实现迥异于英美海洋经济一体化（文化消灭、商品倾销）的陆地经济一体化（文化尊重、合作发展），旨在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但却与之完全不同，是社会生产力进步推动下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它所适用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陆地相邻国家之间，而是由于交通运输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成为普遍适用于全世界各国间的经济社会合作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特质的来源正在于陆地国家地理上的山水相连和文化上的渐进交融。与英美海洋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它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需求为中心、以文化多样性为特征的本地市场效应，强调了每一个地区自身在发展中的中心地位，而英美海洋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则是以供给为中心、以文化消灭为特征的大宗商品规模生产，强调的是主导国家的中心地位。在英美海洋经济一体化模式之下，雁形位置中置后的内陆地区只能充当资源的提供者和环境的牺牲者，可持续发展根本难以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为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带来了真正的历史机遇。
关中—天水经济区所处地区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中国历史最为鼎盛的时代在这里建都，周礼、秦制、汉风、唐韵荟萃于斯，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其核心城市西安市更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中华文明的符号象征意义，被誉为世界文明四大古都之一。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全力投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中去，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到它既是历史赋予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责任，也是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可行方式。要认识到国家赋予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定位，不是因为它现有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而是它的特殊历史文化含义，是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中的特殊地位，要认识到这种战略定位与本地区资源环境属性高度一致，是本地区摆脱英美海洋经济一体化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办法。
如报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所述，城镇化是内陆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所强调的本地市场效应发挥的前提，没有人口空间聚集所带来的集中市场和生产聚集效益，内陆地区的多样化需求优势就难以抗衡英美海洋经济一体化中的大宗商品规模生产优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英美海洋经济体系的衰退和世界经济多极化秩序的逐渐形成也外在地说明了城镇化所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正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地区兴起。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从路径上就是要大力推动经济区城镇化进程。
2018年1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一规划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升级换代，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20年即将结束之际，以这样一个新的规划予以发展可以说是对城镇化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中根本路径判断的高度认可。《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指出：“关中平原是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和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战略地位。培育发展关中平原城市群，发挥其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有利于引领和支撑西北地区开发开放，有利于推进西部大开发，有利于纵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陕西、山西、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国函〔2018〕6号）》精神，提高认识、紧密合作、扎实推进，共同推动《规划》的落实，努力把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规划》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路径做出了具体的判断，给经济区以城镇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吃下了定心丸。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进一步工作就是凝心聚力围绕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定思路、出政策、求落实。基于本报告所指出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推进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注重县域城镇化，以县城为中心协调推进新兴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二是注意城镇化结构，协调大中小城市和乡镇同步发展；三是着力消除大城市中的城市病，有效实现城镇化的经济发展动力。
如报告分析所指出的，当前关中—天水经济区产业结构十分不合理，资源消耗高和环境牺牲大的产业在地区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却十分有限。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经济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尽早有效地调整经济区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所谓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是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社会生产的产业结构或部门结构在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调整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各产业之间相互协调，有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良好的适应性，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并带来最佳效益，具体表现为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经济技术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趋向协调平衡的过程。产业结构高级化，又称为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系统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的转化过程。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遵循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由低级向高级演进。
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应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高耗能产业的技术升级，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污染较多、能耗较大的能源化工和矿产资源产业，既是地区禀赋优势，也对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具有支撑作用，限制其发展规模的方法并不可取，更重要的应是运用新理念、新技术和创新型的管理模式升级传统产业，一方面在生产上节能减排，提高产业环保指数，另一方面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将初级的资源能源开采转变为依托资源优势的高技术、低排放精细加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成长潜力巨大的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等特征。《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作为现阶段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一直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优势产业，而通信电子信息产业也正在经济区发展壮大，对于这些产业要从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政府搭平台和完善市场化机制的方法，加速这些产业向经济区聚集，以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改善等对这些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吸引推进经济区此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如报告分析所指出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仍然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破除行政藩篱工作仍然十分重要。所谓行政藩篱，是指由于行政区划设置和行政考核属地化所导致的地区间在市场化推进和资源配置有效化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有些是由于行政区划设定所带来的结果，还有些是为了实现局部利益而有意实施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但不论哪种都对整个经济区的发展十分不利，而后者因为具有主观性更需也更易破除。关中—天水经济区内的各级政府都应该认识到经济区内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而是处于和其他地区不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就在于它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要素自由流动的范围越广，市场机制的效力才能够越大。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到，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设立正是为了实现经济区经济一体化，做到整个经济区一个市场、一盘棋；要深刻认识到，“大河有水才能小河满”这一市场化发展的根本道理。
要实现关中—天水经济区破除行政藩篱、整体协调发展，就必须在经济区内部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设立组织领导机构，统一规划、协调和实施经济区发展，从而实现协作共赢，这对于未来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仍然有效。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需要加强各地政府间的合作联系，定期召开经济区合作交流会议，对跨行政区域的、对各城市发展影响巨大的战略性问题进行沟通和讨论，寻找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共同协调实施。这些战略性问题具体包括：第一，培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促进市场中介体系的完善，为区域合作营造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第二，对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重大资源开发等重要发展规划进行协调统一、力求同步开展，既要避免重复建设，也要避免相互掣肘。
特别需要说明，省作为我国行政施政的中心单位，省级行政合作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关中—天水经济区横跨陕西和甘肃两省，未来的关中平原城市群还要地跨三省，作为跨省区的国家级经济区，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必须依靠省级政府的合作来推动。离开省级政府合作推动及其必要的监督，省以下地方政府合作是难以有效开展的，至少地方政府合作成效会受很大影响。以省级政府合作来推动和监督下级地方政府合作是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合作机制不可或缺的要素。从陕西省和甘肃省来看，关中地区和天水地区分别是两省中工业基础较好地区，在两省产业构成中占有较高比重。加强省级政府合作，并以省级政府合作推动为基础，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前景才会更广阔。
如报告分析所指出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当前的经济增长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化工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这种经济驱动方式不仅不能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增长向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转变，更不利于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可以归纳为三个类型，分别是消费驱动、投资驱动和外需驱动，其中投资驱动又可以分为政府支出型投资驱动和市场支出型投资驱动。三种经济驱动形式内涵各有不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消费驱动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人们进行经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身消费，脱离了消费目标的经济增长无益处、无用处，可以称为经济过热或经济泡沫；投资驱动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是消费需求的引致需求，但又相对脱离于消费需求，有着自身的形成动力，一方面政府支出型投资驱动主要来自政府信用向市场信用的转化，其实施并不直接受消费需求诱导，另一方面市场支出型投资驱动受金融体系的评估预期机制所操控，也可能脱离消费需求诱导；外部驱动完全来自本地市场之外的力量，它服务于消费需求的形式是行使对外债权，它的价值评判在于同样的社会生产在服务于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时收益的相对比较结果。
实现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需要将经济区当前即存的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让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发挥作用，避免非市场性投资中的专家决策失误和英美海洋金融体系机制下的金融投机型投资泡沫。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有两个方面：一是优化经济区营商环境，二是改革经济区金融制度。所谓“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是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发挥企业主体地位、快速有效识别市场价格信号的关键组成。要实现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识别消费需求尤为关键，而营商环境的功能正在于此。来自英美社会文化的金融制度是维持英美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的基石，但它破坏着关中—天水经济区这样的中华文明历史深厚地区的社会消费需求。当前关中—天水经济区金融体系与我国很多地区一样普遍复制了基于英美社会制度的风险管理体系，这种复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对市场经济发展十分有效，但长期来看对本地区发展特别是关中—天水经济区这样的内陆地区发展十分不利，它会导致金融歧视下本地市场需求被忽视、外部市场需求被高估和个别领域出现严重资产泡沫（如房地产）。关中—天水经济区金融改革必须被提上日程，政府应引导各类金融体系摆脱英美制度约束、主动融入本地区社会文化，建立新的、适合于本地区的金融规则，只有这样经济区经济驱动的模式转型才会成为可能。
［1］张志伟.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思考［J］.低碳世界，2019，9（4）：18－19.
［2］刘书明.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3.
［3］阮幸.陕西省环境承载力的分析及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
［4］时颖，刘世伟.中国能源资源业可持续发展思考：以陕西省为例［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6，29（5）：39－43.
［5］张敬花，雍际春.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保护的困境及路径选择［J］.甘肃社会科学，2010（5）：193－196.
［6］颜毓洁，华艺，刘冉夏.当前陕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成就及问题［J］.陕西科技大学学报，2005（1）：108－112.
［7］张强.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域经济的差异与空间格局探析［J］.改革与开放，2019（5）：27－30.
［8］白海荣.对陕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J］.经济视角（中旬），2012（2）：12－13，19.
［9］赵欣欣，刘科伟，任仪，等.陕西省人口城镇化发展存在问题及策略研究：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15年1%抽样调查数据［J］.西北人口，2017，38（5）：120－126.
［10］陶涛.关中—天水经济区科技资源统筹研究［D］.西安：西安科技大学，2013.
［11］蒋琼.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启示［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12］王保忠，段颖霞，陈方方，等.新时代关中—天水经济区创新体系及产业升级路径［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18（6）：724－730.
［13］岳国芳，寿纪云.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研究［J］.经济问题，2016（11）：118－120，128.
［14］北京兰瑞环球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人口问题：中国现状、国外经验与对策建议［J］.发展研究，2018（9）：37－47.
［15］马春紫.“关中—天水”经济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路径选择［J］.时代金融，2016（23）：36，43.
［16］王根良，王元莉.提高陕西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探讨［J］.价格与市场，2010（3）：12－14.
［17］程承坪.十大举措促进乡村振兴［J/OL］.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50－257.［2019－05－2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596.c.20190514.1751.008.html.
［18］穆宏浪.关中—天水经济区与陕甘宁经济区经济合作研究［D］.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2.
［19］姚宇，夏德水，赵雨晴.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一体化和五通建设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0］姚宇，夏德水，李忠民.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因果链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11）：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