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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美国一直擅长利用贸易战的手段对于其竞争对手进行干预（薛威等，2018）。例如，二战之后苏联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两国之间在贸易领域也进行了激烈的竞争，美国先后对苏联采取了战略物资禁运，针对重点领域的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措施，以及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多个角度施加压力，这给苏联本身脆弱的经济情况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除了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也进行过激烈的贸易战，例如二战之后随着欧洲各国经济的复苏，以及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出现，美国与欧洲各国在贸易领域出现了竞争，于是先后在农产品、公共采购和钢铁等领域爆发了贸易战。另外，美国与日本之间也发生过贸易战，与中美贸易摩擦类似，美国在与日本的贸易战中主要依靠“301条款”，在长达30年的时间中，对于纺织品、彩电、钢铁、汽车和半导体等领域实施了制裁，并且贸易战的范围逐步扩展到汇率、金融等领域。美日贸易战对于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日元汇率、贸易情况和经济增长情况，也促使日本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从而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的衰退（董德志，2018）。
可见，在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和美元霸权体系下，美国在利用贸易战的手段打压竞争对手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本轮贸易摩擦中，美国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事实上特朗普在上台之前就对中国和中美贸易有着许多不切实际的指责，在上台后逐步采取实际政策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2018年以来，美国接连进行针对中国的非常规贸易调查，1月，特朗普宣布针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加征关税，目标直指中国；2月，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发布对中国铸铁管件进口反倾销税调查的肯定性初裁；3月，特朗普宣布根据“301调查”结果，拟对中国的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4月，美国公布了加征关税的行业清单，并在17日对中兴实施了芯片禁售的制裁；5月，中美开始了一系列的磋商，尽管期间传出了一些缓和的消息，但是最终仍然没有取得一致；6月美国公布了总值5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其中第一部分340亿美元的商品于7月6日开始加征关税；7月6日，美国正式实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进一步对于2 0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刘英，2018）；8月，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要把对中国2 000亿美元销往美国产品的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并且公布第二批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涉及商品价值160亿美元，将8月23日生效；9月，特朗普宣布，自9月24日起，将对2 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美国还声明自2019年1月1日起，关税将提升至25%，并威胁若中方对农产品等行业进行反制，美国将立刻实施力度更大的关税征收举措。12月1日晚，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包括不再提高现有针对对方的关税税率，及不对其他商品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2019年2月24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将推迟3月1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就在大家都以为贸易摩擦即将告一段落时，2019年5月6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 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第二轮贸易摩擦正式开始。
“经济韧性”一般用来描述经济对于冲击的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的差异（Dawley et al.，2010）。在现有研究中，经济韧性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外部冲击发生时，经济系统抵御不良冲击的能力；第二，当发生冲击后，经济系统恢复的速度和程度；第三，经济系统在恢复过程中，整合内部资源适应环境的能力；第四，当外界条件改变时，区域自身发展路径的创造能力（Martin，2012）。总之，经济韧性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对于外部冲击的抵御和恢复能力，这种能力与经济系统本身的特征密切相关，是保障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属性。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迅速增加，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研究发现，国家中不同的区域经济对于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巴克曼等认为欧盟中人口密度高，高科技产业占比较大的区域经济韧性更强（Brakman et al.，2015）；卡罗的研究表明，意大利的各区域中制造业发达的区域的经济韧性较强（Caro，2014）；张岩等研究了我国各省区的经济韧性，认为北京、上海等省份经济韧性较好，而四川等地经济韧性较差（张岩，2012）。另外，也有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区域在抵御冲击和危机后恢复方面的差异，芬格尔顿等认为英国不同区域在危机后的恢复能力差别不大，但是对于冲击的抵御能力存在很大差别（Fingleton et al.，2012）。
由于不同区域经济韧性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大量文献对于差别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一般而言，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因素有产业结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和社会网络等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现有文献普遍把产业结构视为影响区域经济韧性最重要的因素，产业结构多样性和主导产业都会影响区域经济韧性。就前者来说，产业结构多样性地区面对冲击时能体现更好的韧性，相反，结构单一区域经济韧性脆弱（Brown＆Greenbaum，2017）。在主导产业种类方面，一般而言，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经济韧性较差，无论是美国底特律还是我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普遍具有经济韧性差的问题（Davies，2011）。第二，制度环境。总的来说，政府干预较少、政策环境宽松的地区，经济韧性较强（Whitley，2000）。另外，市场发育成熟的区域经济韧性较好，其原因在于，在这些区域中，市场主体对于信息有更敏锐的把握，对于市场的波动反应更加灵活，可以更快地做出针对应的措施。第三，文化氛围。区域文化、风俗对区域经济韧性有重要的影响，更开放、多元化、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培育更好的区域经济韧性（Glaeser，2012）。第四，社会网络的构成等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区域经济韧性（Adger，2003）。
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美市场均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图2-1为贸易摩擦对于中美股市的冲击情况。如图2-1所示，2018年2月中美贸易出现实质性的摩擦之后中美股市都大幅下跌，中美股市整体上呈现出相同方向的波动，直到6月美国加征关税的举动尘埃落定，中美股市出现了巨大分歧，在短期受挫后，美国股市不断上扬，而中国股市持续下跌。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在9月底美国大幅度对中国输美产品增加关税后，美国股市连同中国股市共同走低，直到12月两国元首会面决定暂时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后，中美股市才开始一同回暖。不过随着2019年5月美国再次对中国掀起贸易战，中美股市亦再次回落。这表明贸易摩擦对中美经济都造成了较大冲击，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审慎地进行分析，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抵御贸易摩擦的冲击。
图2-1 贸易摩擦对于中美股市的冲击情况
区域外部的冲击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除了这种影响对于区域的直接冲击外，区域间的贸易和要素流通还会间接地影响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随着贸易成本不断降低、市场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间形成了专业化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区域通过中间品的生产与贸易相互联系，从而外部冲击可以通过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在区域间传导。由此可见，为了准确的估计区域经济韧性，我们要综合考虑外部冲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本章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控制住宏观冲击直接和间接影响，从而对区域经济韧性进行估计。
我们借鉴维嘉和埃尔霍斯特的方法，估计宏观冲击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Vega＆Elhorst，2016）。其将宏观冲击作为“公共因素”（common factor）引入动态空间面板的模型，对下面的方程进行估计。
其中，解释变量 y rt 为各区域经济增速； y Nt 为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情况，反映了宏观冲击的强度； y rt- 1 为各区域上一年的经济增速，刻画了经济增长在时间上的滞后； X 是控制变量； w rj 为空间权重矩阵对应的元素； ε rt 是随机扰动项。其中， β 1 = α 1 刻画了区域经济增长在时间上的相关关系， β 2 = α 2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 β 3 = α 3 是滞后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为了估计区域经济的韧性，我们需要对宏观冲击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进行进一步的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γ 1r = β 4 /（1- α 2 ）= β 5 /（- α 1 - α 3 ），其方差可以通过计算随机变量商的方法得到。通过使用计量的方法估计，我们避开了使用指标体系的强主观性问题，可以得到更为客观的各区域经济增速对于外部宏观经济冲击的敏感程度 γ 1r ，其越大，代表区域经济受到宏观冲击影响越大，因此经济韧性越弱；反之 γ 1r 越小，代表区域经济对于宏观冲击越不敏感，经济韧性越强。结果如表2-1所示。
表2-1 空间权重矩阵基本估计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整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我国四大板块对于宏观增速的反应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东北地区的经济韧性最低，尤其是黑龙江受到不利冲击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经济韧性较强。另外，西部地区内部的区域经济韧性也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贵州、云南和重庆等西南地区的省市经济韧性较强，受到宏观冲击的影响较弱；而另一方面，西北的新疆、青海和陕西以及西南的广西等省区的经济韧性较差。我们又将空间权重矩阵替换为反距离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支持基本回归的结论（见表2-2）。
表2-2 反距离矩阵基本估计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在当前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冲击更多来源于外贸领域，所以估计各个区域受到实际影响的强度，要在考虑区域经济韧性的同时，也考虑到不同区域对于贸易的依赖程度，即一个区域的贸易依存度越高，受到的贸易冲击就越大，反之亦然。因此，我们画出了区域经济韧性和贸易依存度的分布，并且标出了贸易依存度的均值，结果如图2-2所示。
在图2-2中，第一象限的区域，贸易依存度较高，且区域经济韧性较弱，因此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较强，且对于冲击的抵抗能力较弱，这些区域包括江苏、浙江、天津和辽宁4个省市，这些省市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在贸易摩擦中也会受到最大的冲击，且江苏、浙江和天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镇，所以采取积极的措施稳定此区域经济增长将是贸易摩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另外，辽宁是东北三省中经济体量最大的一个省，这也意味着贸易摩擦将使我国东北经济的发展雪上加霜。其次，我国大部分省份处在第二象限中，其中主要包括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吉林和黑龙江，这些区域的贸易依存度较低，且区域经济韧性较弱。因此在贸易摩擦中可能不会受到过于剧烈的冲击，但是由于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一旦贸易摩擦对于此类区域产生强烈的冲击，那么很容易引发全国系统性的风险，因此应重点防止不良冲击向此类脆弱区域的蔓延。第三象限的区域，贸易依存度较低，且经济韧性较强，因此在贸易摩擦中受到的实际影响最小，这些区域包括重庆、贵州、云南和西藏。剩余大量东部省份分布在第四象限，这些区域贸易依存度较高，区域经济韧性也较高，故而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较大。好在这些省份从产业特征、制度环境和文化因素等角度考虑都有很不错的抵御冲击的能力，其对贸易摩擦冲击的抵御情况将直接影响贸易摩擦对我国的最终影响。
图2-2 区域经济韧性和贸易依存度分布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积极推进的阶段，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这些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规划中我们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区域的西线和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的西南线以及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的南线。从国内区域来看，该规划的重点是影响西北和西南各省份的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我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及从我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对我国沿海省份影响极其重大。我国的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经过1999年以来的区域开发行动，已经形成了“普遍沸腾”的局面，特别是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各区域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内区域经济基础是坚实的，在福建、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地形成了核心区或“桥头堡”。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延续与完善。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从非均衡发展战略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大大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扩大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加之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外需明显紧缩。在这个背景下，国家陆续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形成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入“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相继提出和实施，对这两个区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在前期各个发展战略基础上的延续，是对前面所有发展战略的区域层面的完善，因而具有引领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经济新常态和新挑战的重要部署。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西部地区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近年来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有所减小，但是绝对差距还是呈扩大趋势。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表明区域发展质量差异较大。解决区域发展差距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任务。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逐步适应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过程累积的潜在风险正在逐步显化，随着国际经济形势趋紧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问题、财政可持续发展、通货紧缩等风险需要着重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应对这些区域问题的重要抓手。
东部地区在我国经济格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又是我国制造业、外贸业发展的主力军，“一带一路”倡议将通过产业效应、成本效应、就业效应，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强化。
1.产业效应
东部地区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会带来两部分的产业效应：（1）“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带来更为低廉的交通运输成本以及更为广阔的国外市场，这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沿途共65个国家，在为我国低端制造业产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转移基地的同时，为我国其他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市场。（2）“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东部地区低端制造业部门更顺利地转移出去，这给新兴的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资源的同时，留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顺利地转移出去，这会带来巨大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和其他资本的剩余，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使得新兴的替代产业能够渡过开始阶段的脆弱期，顺利完成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2.成本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使得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同时大量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也大大降低了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互通的生产、贸易、沟通的成本。（1）“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大大降低国际跨国公司的经营成本，增加我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我国是进出口大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大大降低了我国进出口成本，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整体的生活水平。（3）“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增强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便利程度，降低了我国与沿线国家沟通的成本。
3.就业效应
（1）“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导致产业转移，但母公司在国内，由此会产生更多的管理职能的非生产性就业；（2）由于子公司在国外，会产生更多的母国法律、工程咨询和公关等方面的岗位需求；（3）“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导致沿途国家与我国沟通的增加，这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国外市场，必然会使得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4）“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使得东部地区附加值低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由此会带来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就业率的增加，大大提高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就业率。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最贴近中亚和欧洲的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在该倡议的影响下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从而转变对外开放理念、开展制度创新、形成新的战略定位。
1.对外开放的新前沿
西部地区本身就具有向西面欧亚大陆开放的天然优势，如西北的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与俄罗斯、蒙古国、中亚五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家接壤，历史上就存在边境贸易，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方面也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再比如西南的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也具有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区位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使很多西部内陆省份成为国际物流通道的节点，从末梢到节点的区位转变，为内陆省份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2016年9月国家批准了四川、重庆和陕西3个西部省市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填补了此前西部地区没有自贸区的空白。陕西通过改革试验，积极打造西部地区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将探索内陆地区改革开放新路径；四川将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重庆市自贸区则肩负起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的重任；而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西部省区，凭借其日益增强的综合实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对外开放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已由“内陆腹地”变为向西开放的新前沿。
2.对外开放理念呈现新变化
（1）由沿海开放带动变为主动开放。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都是东部地区带动下的被动开放。“十二五”以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8%，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产业业态以及增长动力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是为了实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而进行的主动开放，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正日益加快。
（2）由单一开放向双向交互开放转变。“十二五”以来，西部地区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294%，贸易进出口逐步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出口与进口的双向平衡格局正逐步形成。“一带一路”建设注重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改变了以往单纯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等要素单向引入的态势。更加强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注重推进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
（3）由获取当前利益向互利共赢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联通了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更加注重加强各国之间发展联动、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的利益交融关系，这就构成了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现实基础。目前西部地区在能源、产业、技术、资金和市场上具备比较优势，可以与沿线国家在多领域开展深度共赢合作，共同打造沿线区域合作的贸易流、产业带、联通网、人文圈。
3.制度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正成为西部地区聚合各类资源、提升区位优势的现实推动力。西部各地政府都对“一带一路”建设释放的发展红利有较高期待。然而，“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在新的形势下，其内涵、特征、支撑体系和政策工具选用与我国对外开放初期的政策体系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开放更加注重构建公平竞争的内外资发展环境，以前传统的土地、税收、要素价格、资金补贴等优惠形式，运用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当前深化改革政策体系作用下，“一带一路”建设会带来地区制度层面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将倒逼西部各省区市政府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更为理性的政策预期，把对外开放的重心放在的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制度、营造环境、提供服务、培育需求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突破阻碍“五通”的体制机制束缚，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不断推进要素流动便利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4.对外开放新的战略定位
我国西部大部分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内段核心区，“一带一路”倡议在对西部地区发展提供有利契机的同时，也赋予西部各省区市新的定位。陕西定位为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和桥头堡”；新疆作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主力军，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甘肃凭借区位优势、特色产业优势承担起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建设；宁夏和青海作为西部内陆少数民族聚集区，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支点和战略基地；内蒙古发挥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成为“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西南地区各省市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交叉点，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承南接北、通东达西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如四川依托其现有的国家级战略平台，正着力打造全域开放新格局；重庆则利用“渝新欧”国际大通道、保税港区和自贸区打造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云南也正着力打造“一带一路”南亚、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和窗口。西部各省区市在“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开放中重新定位，将推动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重塑对外开放新格局。
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区，“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发展交流给予东北地区新的发展机遇。
1.扩大了东北地区合作的覆盖面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东北地区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更为深入，区域合作的覆盖面也日益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黑龙江省已经与35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和城市建立了93对友好合作关系，与俄罗斯5个州区建立了定期互访机制，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地方工商会建立了友好商会关系，区域合作的覆盖面持续扩大，朋友圈不断深化；吉林省已经与83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以及382个跨国公司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辽宁省与沿线27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和城市结成了17对友好省州和69对友好城市，促成了一大批项目合作，区域合作交流日益深化。
2.深化了东北地区对外贸易
数据显示，2017年，东北地区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616.9亿美元，与2016年相比增加22个百分点，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3%。其中，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达到247.9亿美元，较之2016年增加7.7个百分点，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总额的3.2%；自“一带一路”国家进口总额为369亿美元，较之2016年增加33.9个百分点，占中国自“一带一路”国家进口总额的5.5%。进出口贸易出现复苏回暖现象，扭转了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下降的趋势。从东北三省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情况看，辽宁省进出口总额达到429亿美元，较之2016年增加29.6个百分点，占东北地区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的69.5%，占比最大且增速最快。这些数据也直接或间接表明，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东北地区与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合作不断深化，进出口贸易格局不断优化。
3.打通了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在于“五通”建设，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重中之重。从黑龙江省“带一路”建设情况看，2018年，黑龙江省设施联通实现新突破：中俄双方同江铁路大桥工程基本完工并实现合龙，黑河公路大桥建设项目即将开通，黑瞎子岛公路口岸开放已获国务院批复，中俄双方对接规划工作已经启动，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东宁界河公路桥前期工作不断加快，这些项目的实施加快了黑龙江省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互联互通。同时，全省口岸货运量实现4 142.3万吨，较之2017年增加37.1个百分点，哈欧、哈俄班列累计开行800列，“哈绥俄亚”陆海联运累计开行144列，对俄航线累计开通13条。上述数据表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加快了黑龙江省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互联互通，也打通了黑龙江省对外开放的经济大通道。从辽宁省“一带一路”建设情况看，辽宁省全域参与了“一带一路”开放建设，2018年6月，“辽海欧”国际运输大通道开辟了第二条北极航线，同年12月，吉林省和辽宁省提出合力建设长白通（丹）大通道和沿图们江鸭绿江开发开放经济带，“辽满欧”“辽蒙欧”“辽海欧”三条国际跨境运输大通道逐步构建，大连港、营口港不断整合完善，5条支线机场航空节点能力持续提升，截至2018年，辽宁省累计开通中欧班列394列，运量达到3.2万标准箱，沈阳港规划建设新的中欧班列节点，这些对提升辽宁省对外开放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吉林省“一带一路”建设情况来看，“长满欧”班列的开通加快了吉林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至今，“长满欧”铁路运输货物量超4.3万标准箱，货值超过138亿元，已经成为连接俄罗斯境内近百个站点、欧洲境内10个国家30个站点的物流网络，也由此加快了吉林省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互联互通。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对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4.为东北地区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为东北地区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2018年，辽宁省出台了《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为辽宁省经贸投资、互联互通、开放平台、金融服务等领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层次合作交流提供了政策支持，同时出台的40多项开放政策也为辽宁省一般制造业、电信、能源汽车等领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政策平台。黑龙江省积极与俄罗斯等国家的区域开放规划对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划，如2015年出台《“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2016年出台《关于建设“龙江丝路带”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若干意见》《黑龙江省关于落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的实施方案》，2017年出台《支持黑龙江绥芬河—东宁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若干政策》，2018年出台《黑龙江绥芬河—东宁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总体规划》《黑龙江省面向欧亚物流枢纽区建设规划》等，这些规划文件的提出和实施进一步加快了黑龙江省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合作交流。吉林省也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沿中蒙俄开发开放经济带发展规划（2018—2025年）》等，这些政策为加快吉林省与沿线国家或地区合作交流、优化吉林省发展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
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内陆中心地区，过去并未很好地融入国际贸易、打通国际市场，产品“走出去”主要依赖于东部地区的外贸实力，“一带一路”将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
1.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机遇
要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中部地区5个省会城市——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需积极地融入“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6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卢森堡首相格扎维埃·贝泰尔时强调，要深化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金融和产能等合作，中方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在“不靠海、不靠边，对外开放靠蓝天”的河南，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和跨境电子商务产业交易链的建设，实现各国的跨境自由贸易。武汉、长沙也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南昌积极向“一带一路”地区拓展，向西部、中南和西南拓展。合肥港开通“合肥—芜湖—上海”“合肥—南京—上海”两条集装箱支线班轮航线。
2.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带来的机遇
《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中部地区几个省会都开通了班列。目前全国中欧班列开了很多，但是效果不太好，重要原因是有货运输到欧洲去，却没有从欧洲运回来多少货物，而武汉回程货是全国最多的。因为武汉的“汉新欧”国际铁路（简称“汉欧国际”）货运大通道给中小企业开了公共班列，给大企业开了订制班列，给小微电商企业做了拼箱业务。汉欧国际把欧洲的原料特别是俄罗斯的木材都运回武汉，通过长江和海运到达东北、东南地区，如大连、烟台、厦门、上海等城市。汉欧国际在俄罗斯及欧洲其他国家形成了资源网，中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可以携手合作，融合资源，共同做强“中欧班列”品牌。
3.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带来的机遇
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将与我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这些所提到的产业都是中部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这些产业正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目前，中部六省已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类境外企业数百家，其中湖南就有156家。湖北在国内外同步推进北斗产业，泰国是北斗导航系统的首个海外用户。
4.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衔接互动的机遇
中部六省中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位于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在以下3个方面加强衔接互动。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地区应积极构建空中、地面、水上以及地下管道全面贯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口，加强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综合交通通道建设，向东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西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除加强中部地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外，还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湖南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方面不仅经验丰富，而且有竞争力较强的配套产业。通过参与国外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建筑、工程机械等相关企业“走出去”。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亚投行建立等机遇，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做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既发挥产业竞争优势，又可以促进当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
（2）推进沿江产业转型升级。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中部四省要想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走在前列，加快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无疑是重要抓手。国务院提出长江经济带要重点发展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等产业，与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的产业关联度和契合度非常高。以湖北为例，过千亿元的产业集群已达到40个，这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中部沿江地区有必要依托现有的产业资源和发展环境，深刻把握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经过5～10年的努力，形成若干个世界级产业集群。
（3）打造开放合作走廊。长江经济带要建设成为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开放合作走廊，可以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和重点港口为合作平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贸合作，以商贸互通带动投资互动，特别是加强与欧盟国家在高端技术、高新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为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湖北需发挥“武汉—东盟”“武汉—日韩”航运通道功能，提升汉新欧班列国际运输功能。武（汉）西（安）高铁建成后将成为连通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又一条重要通道；同时继续向东延伸，经江西至福建，形成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连接的快速通道。
2018年起，中美贸易战火蔓延至高科技领域。中兴遭遇技术禁运、华为5G技术推广受阻，暴露出我国高技术产业正面临“卡脖子”的战略风险。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指定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建立各类商品和技术出口管制工具防止核心关键技术对华出口；同时借助《瓦森纳协定》打造欧美利益共同体，限制欧洲高技术对华转移。不仅如此，美国还出台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建议制定“全面政府战略”应对中国崛起。法案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国之一，建议制定“全面政府战略”应对中国崛起，除了在军事方面加大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围堵，在经济上也加大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力度。一是限制美国官方在通信和视频监视领域采购中国的设备和服务。法案第889条规定，禁止美政府行政单位与华为、中兴新签、扩大或续签合同，禁止使用由两家公司生产的产品、设备、服务或关键技术。另外，法案借口保护公共和国家安全，禁止使用海能达、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等公司生产的视频监控和通信设备。由此可见，美国的目标不仅是个别中国企业，而是瞄准整个中国通信制造业乃至高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二是禁止美国军方从中国、朝鲜、俄罗斯和伊朗进口敏感材料，包括主要应用于航空、武器系统、超级计算机、卫星等国防科技领域军事制造的铭钻磁铁、钕铁硼磁铁、钨粉以及钨重合金等材料。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统计，2017年美国稀土产品进口有78%来自中国，对中国依赖度较大。法案通过禁止国防部购买敏感材料，进一步降低对中国战略供应链的依赖，这成为美国稀土行业发展的转折点。2017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稀土永磁材料3 350.85吨，仅占我国总出口的11.2%。此举虽对我国稀土产业影响不大，但美军方主动禁止从我国进口稀土磁铁，使我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失去一个重要筹码。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旨在阻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关键技术。2018年8月23日，特朗普就《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举行圆桌会议，多名国会议员明确指出该法案旨在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FIRMA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扩大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从原来的“外国人为获得对美国商业实体的控制权而进行的兼并和收购”，扩展到“特定房地产投资”（位于美国境内、位于美国空港或海港内、靠近美国军事设施或其他敏感政府场所）、“对位于关键基础设施内企业、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以及拥有美国公民敏感数据的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投资且这些投资能够使外国人获得重要非公开信息，或者使外国人能够参与到美国企业的重大决策”“转移知识产权或关键技术给外国投资者的特定合资项目”等。这意味着，CFIUS审查范围从传统的并购投资已扩展至特定的绿地投资和合资项目。此外，FIRRMA对“关键技术”的定义进行了全新整合，包括：《国际武器贸易条例》中有关美国军需物品清单中所涉及的防御物品或防御服务；《出口管理条例》（EAR）的商业管制清单中所涉及的物品；化学品和生物武器、核设备和设施、部分药剂和毒素等；《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最新加入的“新兴和基础技术”。这使得“关键技术”的定义大大突破了军事范畴，可以较随意地拓展到新兴和前沿技术领域。
二是新增“国家安全”考虑因素。FIRRMA仍然缺乏对“国家安全”的清晰定义，但将CFIUS需要考量的因素在原来的12项的基础上新增“特别国家关注”（指该国家已展现出或已对外宣誓具有获取“关键技术”或“关键基础设施”的战略目标，且这些类型的“关键技术”或“关键基础设施”将影响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领先位置），这条内容暗指中国的意味非常明显，其中“关键技术的累积”“控制公民敏感信息”“国家网络安全”等多项内容对中国的针对性极强。这将给予CFIUS更多国家安全审查的借口和依据，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增强。
三是专门规定有关中国投资的详细报告，要求商务部长每两年向国会和CFIUS提交关于中国投资的报告，内容包括投资类型、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比例，以及这些投资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中国制造2025”中规定的目标。尽管没有明确对中国投资采取歧视待遇，但实际操作中多半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所有投资。
四是延长审查时限，提升CFIUS审查效率。进一步简化案件申请程序，延长审查时限，引入强制申报制度，授权总统采取额外行动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等，进一步提升CFIUS的审查能力和效率。
《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量身定制”限制对华技术出口。2018年8月1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修订《出口管理条例》（EAR），新增对外出口管制机构和企业共44家，全部是中国企业。其中，17家被认定为“非法使用采购商品和技术用于未经授权的军事终端”，27家被认定为“有较大风险将从美采购的商品用于军事终端”。美国认为这些企业实施或参与了与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相抵触的活动，因而将对与这些企业开展贸易的美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和技术进行严格审核。此次增列名单集中在军工研究机构，从行业分布看，主要产品聚焦核心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LED、光伏等我国信息技术重点领域，大部分为国内细分领域龙头企业。2018年10月30日，美国商务部又将福建晋华公司加入《出口管理条例》实体名单中，使得纳入限制清单的中国企业数量上升到219家，数量上仅次于俄罗斯（335家）。而《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则是对目前美国众多联邦机构分别管理和执行的出口管制的规定和实践（包括前述《出口管理条例》）进行系统化和法典化，并为现行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规则提供永久的立法基础。ECRA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一是扩大美国出口管制法的适用范围，增加对美国“新兴和基础性技术”（emerging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的出口控制。ECRA提出由总统领导并组织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需不断识别一些“新兴和基础性技术”，其判断标准尤其模糊，所有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都可能被认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都将涵盖其中。在识别出“新兴和基础性技术”后，ECRA要求商务部长对该类技术的出口施加“商业出口控制”。“新兴和基础性技术”的出口、再出口或在美国国内转移给被美国列为武器禁运的国家必须获得商务部的特别许可，这使得中国想要通过商业途径购买先进技术变得更加困难。二是ECRA加强对禁售武器国家的许可审查。目前在美国禁售武器名单上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白俄罗斯、缅甸、伊朗、古巴、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只有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该规定被认为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出口管制要求。
目前，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更加艰难，甚至已经影响全球业务。据美国数据，2016年中国对美新增投资达到历史峰值274.3亿美元，其中以并购方式对美国企业投资额高达264.9亿美元，占比96.6%。但随着美国对中国投资的严加限制，2017年中国对美新增投资约139.7亿美元，仅为2016年的50.9%，201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仅为18亿美元，同比下滑超过90%。随着美国全面加严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和政府采购，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意愿将进一步下滑，利用投资途径获取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新兴技术的渠道可能被堵死，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成本将显著增加。
更具体地来看，如图2-3所示，从2014年起我国高新产业用于引进国外技术的经费支出逐年增高，在2016年达到475.4亿元，然而在2017年却直接跌回2012年左右的水平，尽管在之后有所回升，但截至2019年也仅仅只是与2016年持平。虽说来自美国的技术封锁较为官方的文件是在2018年出现的，但事实上，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及其衍生的技术封锁在民间已经较早显现。
结合国际贸易来看，如图2-4所示，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出口总额长期高于进口总额，并且在2012—2016年基本保持一致。而在2016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整体快速增长的状况，反映出在技术封锁下，我国高技术产业迅速调整贸易策略，在国际伙伴中寻找替代，主动突破封锁，并实现转危为机、化被动为主动。但显然，国际上新的合作并没有改变技术进口的事实，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要实现突破式、跨越式发展，仍需建立在自主创新之上。观察图2-5可以发现，我国高新产业在2012—2017年用于在国内购买技术的经费基本不变，而从2017年起，该指标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状态，迄今已经翻了两倍多，反映出国内技术逐步成为国际技术的有力竞争者和替代者，更说明我国自主创新正在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图2-3 2012—2019年高新产业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
图2-4 2012—2018年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额
图2-5 2012—2019年高新产业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
虽然技术有了替代，进出口并未受太多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封锁完全没有给我国高新产业带来难题，从我国高新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利。主营业务收入是企业经营中非常重要的指标，意味着利润实现和资金周转的情况。如图2-6所示，我国高新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过去常年以较为平稳的速度增长，而在2016年技术封锁逐步从非正式到正式的施加之后，其增速明显放缓，并在2018年表现出停滞的态势，这种局面对于高新产业的长久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而且更要看到，许多高新产业的资金需求高，如果主营业务收入不能提高，很有可能让它们丧生于技术封锁的寒冬。
图2-6 2012—2018年高新产业主营业务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