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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社会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影响，更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新技术变革下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协同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新政策，共同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国及世界各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本节将重点分析疫情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各地区经济恢复速度是否有差别，疫情影响下的区域经济格局是否发生较大变动；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疫情防控常态化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共识，区域发展环境面临哪些变化，这会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新要求。
本部分首先分析了疫情暴发给各地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程度，然后分析了各地区的经济恢复状况，并考察了疫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疫情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
1.各省份经济增长及恢复情况
疫情的影响范围大，影响程度深。此次疫情暴发于2020年的农历新年前后，人员流动范围大、频率高，加上病毒的高度传染性，导致2020年年初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蔓延。我们选取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分析各地区受疫情冲击情况，结果如图1-1所示。由该图可以看出，2020年第一季度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长率为负值，青海、广西、云南、甘肃、四川、江西等地区受冲击影响程度较小，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幅度在2个百分点以内。这些省份与湖北距离相对较远，疫情状况相对较好，且经济外向程度较低，因此下降幅度并不明显。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受影响程度中等，共有16个省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包括紧邻湖北省的安徽、重庆、陕西、江西、河南五省。部分省份受影响较为严重，辽宁、上海、黑龙江、天津四省市GDP同比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其中，辽宁、黑龙江传统产业占比较高，产业多样化程度较低，外部冲击对其影响程度较大；上海是外向型经济的代表，疫情严重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因此受疫情影响也较大；天津经济下降幅度超出预期。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经济下滑最为明显，同比降低36.75%。
图1-1 各省份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与往期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部分省份抵御疫情冲击逆势增长。尽管全国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长为负，但是部分省份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增长能力。西藏、新疆由于与湖北距离较远，因此依旧保持了正向增长。湖南虽紧邻湖北，面临较大的疫情防控压力，但是却保持了稳健的增长，GDP增量全国第一，同比增长0.87%。湖南是工程机械行业大省，随着各地复工复产进程推进，机械行业需求旺盛，且外贸订单较为稳定，因而在较大的疫情压力下仍然取得了正向经济增长。贵州经济也取得了正向增长，烟草制品和饮料行业在贵州经济总量中占据较大比重，2020年第一季度贵州烟草制品同比增长22.3%，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同比增长5.8%，较大程度避免了经济下滑。
整体经济韧性较强，大部分省份于2020年第二季度恢复至以往同期经济规模。表1-1列出了各省恢复至以往同期经济规模的季度，并列出了恢复当期的GDP累计同比增长情况。如该表所示，第二季度共18个省份恢复至2019年同期经济规模，但GDP累计同比增速在0.35%至3.38%之间，仍显著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北京、陕西、山东、广东和海南这5个省市经济恢复速度较慢，于第三季度恢复至2019年同期经济规模。
表1-1 各省份经济恢复季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注：括号中为该省份达到以往同期GDP水平时的经济增速。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和上海这4个省份也于第四季度恢复至2020年同期水平，同比增速分别达到0.86%、0.83%、0.63%和1.43%。然而，天津经济韧性较差，恢复速度较慢，2020年底GDP较2019年低0.15%。湖北此时仍处于恢复阶段，但恢复速度较快，2020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GDP环比增速分别达5.44%和6.26%，2020年底GDP已经恢复至2019年的94.8%。
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区域经济韧性受到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1] 产业结构因素包括产业结构多样性和主导产业的种类，多样化越强的地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越强，越容易进入新的平衡增长路径；单一产业结构的地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往往难以在短期内找到替代产业。不同主导产业的经济韧性不同，重工业为主的地区一般韧性较差。此次疫情冲击下各地区的经济恢复情况说明了产业结构对于经济韧性的重要性，辽宁、内蒙古、黑龙江这3个省份传统产业占比过高，因而经济恢复能力较弱；天津工业占比也较高，且重工业比重过高，因此抵御冲击能力较弱；上海第二产业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在疫情冲击下下降幅度更快，因此在第三产业受影响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经济恢复速度也较慢。
大部分省份经济逐步向好，部分地区表现优异。图1-2展示了各省份2020年和2019年GDP同比增速情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省份GDP增速均为正，部分地区GDP增速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受疫情冲击，2020年全国GDP同比增速仅为2.99%，大部分省份GDP增速与2019年相比有所下降，但是仍有部分省份表现较为优异。西藏、贵州、重庆、云南等西部省份目前正处于较快增长期，新兴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GDP增速超过全国整体水平2.5个百分点，表现出较为旺盛的增长潜力。
图1-2 各省份2020年GDP同比增速及与2019年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3 2020年各省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和GDP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注：图中不包含湖北。
图1-4 2020年各省份每万人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和GDP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注：图中不包含湖北。
2.疫情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疫情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大小，我们计算了除湖北外各省份截至2020年底的累计确诊人数，将其与2020年GDP同比增速进行比较。如图1-3所示，累计确诊人数与GDP增速负相关，累计确诊人数越多，GDP增速也就越低，但两者之间相关系数相对较小。为了剔除各省份人口规模的因素，本部分将各省份2020年累计确诊人数除以各省份2019年年底人口数，估计出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并将其与2020年GDP同比增速进行比较，结果如图1-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进行简单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每增加1人，GDP增速将下降7.13%，由于除湖北外各省份平均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均不足0.5，假设按照0.5人进行计算，对各省份GDP的影响最高可达3.57个百分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各省份目前仍处于冲击调整恢复阶段，疫情对GDP同比增速的影响与前期GDP下降程度有关，包含了疫情暴发阶段的滞后影响，需要进一步考察在疫情已经逐步稳定的情况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图1-5展示了2020年第四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与2020年第四季度每万人新增确诊人数之间的关系，由该图可以看出，两者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疫情并不会对GDP产生较大的影响，只有短期的疫情冲击才会造成GDP的短期较大幅度变动。因此可以初步判断，短期内，疫情并不会直接改变现有区域经济格局。
图1-5 2020年第四季度各省份每万人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数和GDP环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Wind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注：图中不包含湖北。
实际上，各地区经济增长状况受到原有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制度环境、技术变迁、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会在短期内发展显著改变。相关研究也表明，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动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图1-6展示了各省份2020年GDP同比增长率与2019年GDP同比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两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使在疫情冲击状态下，之前GDP增长率也能够决定31%左右的当前GDP增长率，之前GDP增长较快的省份，在疫情冲击下经济下滑幅度更小，而之前GDP增长较慢的省份，在疫情冲击之下会呈现更大幅度的下滑。这进一步说明，当前各省份经济增长格局相对较为稳定。为了进一步分析疫情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本部分按照四大板块对区域进行划分，分析各区域GDP占比变动情况。
整体来看，中部地区GDP占比略有下降，西部地区GDP占比略有上升，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GDP占比变化不显著。如表1-2所示，由于湖北位于中部地区，湖北GDP的大幅下降必然会影响中部地区GDP总量。2020年，中部地区GDP总量为19.62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23.67%，相比去年同期减少0.2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经济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弱，恢复速度较慢，2020年GDP总量为5.11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5.05%，相比去年同期减少0.05个百分点；西部大部分地区距离湖北较远，受疫情影响程度较小，云南、贵州等省份恢复速度较快，2020年GDP总量为17.4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17.16%，同比增加0.2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GDP占比变动不明显，2020年GDP总量为54.79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54.12%，同比增长0.09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疫情冲击下区域经济格局并未发生较大变化，2006年至2019年期间，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GDP总量占全国GDP比重变动均在2～3个百分点，年变化在0.5个百分点左右。 [2] 因此，目前的区域经济占比变化处于正常范围之内，疫情并未显著改变当前区域经济格局。
图1-6 各省2019年GDP同比增长率和2020年GDP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Wind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注：图中不包含湖北。
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经济发展格局变动
剔除湖北的影响之后，疫情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更小。表1-2最后3行展示了在剔除湖北之后，2020年GDP占比情况。在剔除湖北的影响之后，各地区占比变动在0.2个百分点以内，但是区域经济占比变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占比略微下降，中部地区占比略微上升。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在剔除湖北的影响后，GDP占比同比减少0.12个百分点，并非处于增加状态，这可能是受到上海、辽宁两地经济恢复较慢的影响；中部地区占比几乎没有变化，同比增加0.01个百分点，湖北经济总量较大，对中部地区整体经济规模的影响也较大，中部地区GDP占比的稳定性说明其具有较好的经济韧性；西部地区占比变动仍为正，同比增加0.19个百分点，近年来西部地区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疫情对其产生的影响较小；东北地区占比变动仍为负，同比下降0.0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比剔除湖北之前更大。
表1-2 2020年各区域GDP占比及同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整体而言，不论是否考虑湖北经济变动的影响，区域经济格局并未发生较大变化，各板块占GDP的比重变动幅度均在0.3个百分点之内，西部地区占比略有增加，东北地区占比略有下降，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受比较基准的影响表现不确定，但是变动幅度不大。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愈加复杂。一方面，疫情国际化蔓延进一步加重了全球经济衰退趋势，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较大冲击，我国适时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本次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公共服务存在的短板以及现有城市发展模式的不足。整体来看，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新机遇、新挑战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以下新要求。
1.以区域协调发展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疫情的全球化蔓延带来了全球供应链危机，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国家化生产呈现区域化、本地化趋势，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疫情常态化和全球经济持续衰退背景下，以往较为注重国际市场的模式不符合当前国内国际环境，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亟须进行发展战略转型。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纳入其中。“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以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畅通我国内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包括要素循环、产业循环、区域循环、城乡循环等多个循环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凭借良好的区域位置和政策支持，积极对接国际市场，走在各区域发展前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近年来，东北地区更是面临经济衰退困境。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南北发展差距逐步凸显，进一步加重了区域经济分化态势。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各区域之间人才、资金、产业流动不畅通，中西部地区人口大量流向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城市面临城市收缩困境，经济发展缺乏人才支撑，劳动力供给不足；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转型推动传统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并未改变原有东部地区发展模式，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将始终落后于东部地区。
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实现路径。一些学者充分认识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对于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贾根良（2020）认为中西部大开发是国内“大循环”的三大引擎之一 [3] ，郭晴（2020）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阻碍了地区之间人流、物流的交换，应该通过调整区域经济布局来促进内循环协调发展 [4] 。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内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形成适合各地区的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国内各地区要素资源，从而促进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培育完整的国内需求市场支撑体系，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促进国内循环畅通运行。中西部地区要紧抓国内国际“双循环”带来的发展机遇，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交通体系互联互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积极培育新业态，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2.加快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区域抗风险能力
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提高区域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短板，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应急物资短缺问题也反映出在应急管理能力方面的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文章《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出，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公共服务对于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求、保障社会正常运转、促进社会公平和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公共服务资源的有效释放，以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的公共服务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的共建共享的获得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实际上，我国不仅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存在短板，在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文化等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且各区域之间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等。均等的公共服务有利于扩展人的发展能力，提高区域人力资源素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等将会对区域协调发展进程造成一定障碍。此外，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现代城市的基本职能之一，任一环节、任一领域公共服务的缺失或短板都会影响到区域整体的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可能影响到整个区域的经济运转。完备而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减小外部冲击对区域的影响，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增强经济恢复能力。
3.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承载能力，适当限制特大城市规模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反映出了一些当前城市发展及规划模式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探讨。师博（2020）认为城市过度依赖物理空间进行集聚的模式为疫情的大规模蔓延提供了传播媒介，在“后疫情”时代，城市传统集聚经济的形态特征、土地利用模式等面临巨大挑战，要充分发挥知识外溢效应，推动形成现代化聚集经济模式。 [5] 段进军（2020）认为需要突破传统的“中心-外围”空间形态，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应该过度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张，要促进形成网络化和多中心的空间格局。 [6] 李学锋（2020）认为大城市经济要素较为活跃，经济较为多元化，创新能力较强，在疫情冲击下能够展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 [7]
整体来看，不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为主的发展模式，都应当注意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能力。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明确指出，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其对经济资源、人口的吸引力较强，但同时也存在着土地资源紧张、空间规划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紧张、城市病等问题。尤其是部分城市内部空间规划不完善，局部地区人口密度过大，而其他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城市形态不利于人口通勤流动，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造成局部性人口过于集聚、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的问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集中反映了这些问题，人口密度过大、通勤时间过长、大范围人口流动提高了城市内部疫情扩散速度。因此，要注重通过空间重新规划、行政区划调整、加强城市协调等方式提高中心城市、城市群的承载能力。与此同时，要注意限制特大城市的规模，加快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城市疏解，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完善，“互联网+”新业态不断成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兴起。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数字经济技术迅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尤其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线上办公、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等需求凸显，进一步扩大了数字经济的应用范围，数字经济以创造性的解决方式，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韧性。不仅如此，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结合更加紧密，在不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据运营计算能力的背景下，产业数字化前景广阔。《人民日报》在2020年7月8日发表社论指出，数字经济将引领新一轮经济周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对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产生深刻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如何？数字经济将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下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早在20世纪90年代，OECD就率先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数字经济的概念愈加广泛。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的有效使用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因此，数字经济并非一个单独的产业，而是由多种产业融合而成的交互的产业体系。其不仅包括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作用的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科技、通信设施行业，也包括对其他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涉及高科技产业、传统制造业等各个领域，改变了这些产业的企业组织模式、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对传统价值链进行重构。总结而言，数字经济不仅包括数字化产业，而且包括原有产业的数字化，涉及企业生产、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加快布局数字经济发展。英国政府于2018年发布了《数字经济宪章》，为本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年，法国出台了《利用数字经济促进工业转型的方案》《5G发展路线图》等一系列有关数字经济的政策文件；美国先后发布了《数据科学战略计划》《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等政策，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智能与数字制造”；德国于2018年发布了《高技术战略2025》规划，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2020年，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多部门共出台6份相关政策文件（见表1-3），明确将数字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提出要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在数据资源保护、国际规则制定、全国统一共享开放平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规划。
表1-3 2020年我国出台的有关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文件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数字经济增长迅猛。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信通院”）的测算，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31.8万亿元，同比增长5.3%，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表1-4展示了数字经济规模排名前十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从数字经济规模来看，2019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总规模的41.09%，我国位居世界第二位，数字经济规模达5.2万亿美元，与美国相比仍然有较大发展差距，其他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均不足2.5万亿美元。从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来看，2019年美国、德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较高，均在60%以上，日本、法国、韩国的占比也在40%以上，而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总量的比重仅为36.17%，与这些国家相比仍然较低，说明我国数字经济渗透能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不足。从数字经济增速来看，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位居全球第一，数字经济增速达16.5%，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能力。在我国现有政策的支持下，随着产业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未来我国数字经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表1-4 数字经济规模排名前十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状况（2019）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和EPS数据平台。
1.相关政策
各省区市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为促进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表1-5梳理了近年来各省区市出台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文件，如该表所示，2016年以来，各省区市先后出台了数字经济专项规划，对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数字治理及数字经济发展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规划。浙江和福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于2016年出台了相关规划；西部地区中贵州率先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布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五年全国第一
，此后，广西、青海、内蒙古、西藏也纷纷出台了数字经济专项规划；其他省区市目前也在加紧研究制定“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专项规划，以推动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此外，为了推进各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我国于2019年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正式启动建设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等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截至2020年除河北外均已出台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方案。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海南、宁夏、新疆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撑不足，尚未出台具体的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文件。
表1-5 2016—2020年各地出台的有关数字经济的政策文件
续前表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注：青海省两个政策文件未找到具体发布日期。
2.发展状况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对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测算。现有文献中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的研究较少，我们参考赵涛等（2020）和刘军等（2020）的方法，将数字经济指数分解为信息化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数字交易发展水平共三个维度，并选取13个指标进行测算 [8，9] 。所有指标均进行线性标准化处理，最大值、最小值以基期2017年的数据为标准，以此反映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可进行跨时期的比较。在指标权重选取上，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该方法适合于平行指标之间权重的确定，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层次性，我们采用分级平均加权的方法确定权重，即每级指标权重=1/该级指标的个数。具体指标选取及权重确定如表1-6所示。其中，光缆密度、移动电话基站密度、互联网接入端口密度分别使用各指标的绝对数量除以各省份的面积。
表1-6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注：指标体系设定参考刘军（2020）。
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三大梯队，各省份均保持显著增长态势。图1-7为按照2019年数字经济指数进行降序排列的结果，整体来看，我国31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连续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梯队。第一梯队为广东，广东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为1.09，比第二名高0.27。第二梯队包括上海、北京、浙江和江苏，这4个地区数字经济指数相差不大，在0.74至0.81之间，发展水平较为均衡。第三梯队为其他所有省区市，这些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呈连续下降趋势，并未出现明显差距，第三梯队中位居首位的是山东，比第二梯队中的末位江苏低0.19，差距较为明显。第三梯队内部可进行进一步划分，其中山东、四川、河南、河北、福建、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0.4至0.6之间，青海和西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足0.2，其他18个省区市均在0.2至0.4之间。由此可看出，各省区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数字鸿沟”问题。从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变动情况来看，广东数字经济增长最为显著，2018—2019年间增加0.5，增长近一倍；处于第二梯队的省区市中，江苏、浙江分别增长0.33和0.29，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处于第三梯队的省区市中，河南、山东、四川三省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增长量在0.25至0.26之间；黑龙江、吉林、宁夏、青海、海南、西藏增长相对较为缓慢，增加量不足0.1。尽管各个地区均呈现显著的增长态势，但是增长量存在较大差别，尤其是本身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增长得更快，而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增长较为缓慢，进一步扩大了“数字鸿沟”。因此，必须注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所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亟须加快发展，发展水平处于中等的地区需要突破原有发展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逐步打破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距。
图1-7 2019年各省区市数字经济指数及2017—2019年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EPS数据平台。
四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内部发展差距显著。由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位居前五的地区均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为滞后。为了进一步考察四大板块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各板块内部的发展差距，我们计算了各板块内部的变异系数，取各板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平均值代表该板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各板块之间的变异系数，结果如表1-7所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较为显著，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2017年发展水平较为接近，此后中部地区与其他两大板块发展差距呈逐渐拉大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绝对数值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每年绝对增长量更大，但是东部地区增长幅度却低于中部地区，因此四大板块的组间变异系数呈逐渐缩小态势。从各板块内部发展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内部发展差距最大，其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内部发展差距最小，东部地区组内变异系数甚至接近于组间变异系数，且中西部地区组间变异系数呈逐年略微增加的态势。因此，尽管各板块之间的发展差距略微缩小，各板块内部的发展差距仍在扩大，数字经济地区发展差异仍然较为显著，要注意平衡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
表1-7 四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变异系数
数字经济本质是一种双边市场经济形态，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市场各主体之间的空间限制，实现各市场参与主体的高效对接，通过对原有生产方式的重塑，塑造全新的价值链体系，通过高效的数字算法更为敏捷地提供定制性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分工体系的细化和重构，改变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市场组织模式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行业亟待发展，更是为各地区数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智能算法成为新的生产方式，数字经济对经济生产、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高渗透的，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区域空间结构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如上文所述，当前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渐拉大，面临巨大的“数字鸿沟”问题。倘若继续保持当前的发展态势，随着数字经济引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数字经济将会进一步扩大区域发展差距。原有数字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可能呈现非线性的飞速发展，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而发展基础较弱的地区发展速度可能较慢，会使得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进一步加剧。然而，“数字鸿沟”问题并非是不可突破的，欠发达地区如果拥有独特的优势，仍有可能抓住发展机遇实现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突破原有地理区位、资源环境的制约，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改变原有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促进地区均衡发展。
一方面，欠发达地区拥有成本更低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加之更为宽松的政策支持，容错空间较大，提供了更适合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的发展环境。以西部地区为例进行分析，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服务器作为支撑，服务器运行需要稳定高质的电力保障，西部地区土地成本较低，有利于满足大型服务器散热要求，且电力资源较为丰富（西北地区风电资源丰富，西南地区水电资源丰富），电力供应较为稳定，可以通过减少远距离电力输送从而降低电力价格，为大数据服务中心的运营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从而促进西部地区参与数字经济建设。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地区公共服务不平衡的现状，通过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等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如果人口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缓解由于人口密度较低、规模效益不足、资金缺乏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改变或将改变人口流动模式，减少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外流现状，培育本地创新型人才，丰富本地劳动力池，为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从而为当地经济发展助力。
不仅如此，数字经济将赋能传统产业，重塑传统产业生产方式，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利于促进消费推动的产品与服务变革，提供更加契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改变以往生命周期发展路径，从而帮助产业不断升级转型。以东北地区为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传统制造业的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发展和转型 [10] ，为经济发展带来新活力。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还将推动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改善地区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发展的制度成本，为企业发展减负，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最后，数字经济还将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理论方面，已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恒山（2020）认为数字经济为建立全要素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11] ；王庆喜等（2020）利用2011—2018年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 [12] ；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何宗樾等（2019）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13] 。实践方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协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成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新抓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重庆两江新区和四川天府新区共同举办双城经济圈产业服务峰会，达成由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识。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先后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推动建设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较大变化，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政府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举措，并出台相关规划文件，进一步指明了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方向。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其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煤炭储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宣布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2019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于《求是》的重要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特别指出，要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2020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这一纲领性文件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
成渝地区地处四川盆地，位于长江上游，毗邻陕西、甘肃、云南、贵州、青海、西藏、湖南和湖北等多个省区，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自然禀赋较好，综合承载力较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腹地空间广阔，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早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要构建“一轴两带、双核三区”的空间格局，打造成渝发展主轴、培育沿江城市带、优化成德绵乐城市带，提升重庆、成都核心功能。2020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进一步提高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地位。202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会议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19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二十周年，2020年是进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第三个十年，经过前二十年的发展，西部地区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举措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落实。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发布，提出要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总体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指出，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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