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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远景的开局之年。在面临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等外部冲击的同时，我国也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基于对国内外环境的系统研判，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开创经济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我们基于几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来分析2020年的中国区域经济运行。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国及世界各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疫情暴发初期，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我国各地区采取了严格的限制人口流动政策，复工复产推迟，经济生产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及生活也受到较大冲击。在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多地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增长，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法鼓励居民购物消费；一些地区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提高应对风险能力。
但是，在进入疫情高发的秋冬季节之后，避免疫情卷土重来的压力再次落到各级政府的肩上，政府需要兼顾经济恢复与疫情防控，同时改善此次疫情暴露出的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短板，如应急物资短缺和应急管理能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的文章《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出，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随着我国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新业态开始出现并逐渐成熟。受疫情冲击，“云”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云办公”“云学习”“云医疗”等项目的发展带来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域链等数字经济技术的快速推广和应用。
除此之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更加紧密，在不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据运营计算能力的背景下，产业数字化前景广阔。《人民日报》在2020年7月8日发表社论指出，数字经济将引领新一轮经济周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从不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几个阶段，区域政策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五大区域战略。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较大变化，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政府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举措，并出台相关规划文件，进一步指明了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方向。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出现了巨大的转向，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逆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逐渐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越发加大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遏制，贸易摩擦成为美国对于中国实施遏制的工具之一。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现阶段各个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趋向白热化，新产业的发展需要有足够规模的市场来提供支持。与以往相比，过大的贸易逆差所受到的关注更多，而为了给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更充足的市场，各国往往会尽可能地扩大出口、降低进口，以保证本土产业的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台以贸易保护为核心的贸易政策，使得现阶段的国际贸易形势雪上加霜，贸易摩擦频发。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于2012年由东盟发起。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RCEP。这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经过多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也在逐步实现预定目标，已经进入积极推进的阶段，逐步实现“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RCEP的签署，将有效拓展我国西向和南向开放格局。同时，对于连通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极强的引领作用，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格局“双循环”。
自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蔓延至高科技领域。中兴、华为相继遭到技术限制，暴露出我国高技术产业面临的“卡脖子”战略风险。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国之一，建议制定“全面政府战略”应对中国崛起，除了在军事方面加大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围堵，在经济和技术上也加大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力度。
随着美国全面加严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和政府采购，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意愿将进一步下滑，利用投资途径获取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新兴技术的渠道可能被堵死，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成本将显著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造成了最直接的冲击，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导致我国各省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同比增长大幅度下滑，相对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外向型经济占据主导，经济受损较为严重，第一季度GDP同比增幅下降了4.7%；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受疫情波及，复工复产进程受到影响，东北三省第一季度的经济同比增幅下降达到了5.3%；而中西部地区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小，在不计算湖北省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第一季度经济同比降速分别为2.4%和1.3%。受影响相对较重的省级单位包括辽宁、上海、黑龙江、天津4个省市，降幅超过了6个百分点；而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36.7%。具体如图0-1所示。
图0-1 各省2020年各季度GDP同比增速
但是，也有部分省份在疫情的冲击下保持着正增长，但是增速已经明显放缓。西藏、新疆由于与湖北距离较远，依旧保持了正向增长。湖南虽紧邻湖北，面临较大的疫情防控压力，但是却保持了稳健的增长，2020年GDP增量全国第一，同比增长0.87%。湖南是工程机械行业大省，随着各地复工复产进程推进，机械行业需求旺盛，且外贸订单较为稳定，因而在较大的疫情压力下仍然取得了正向经济增长。贵州经济也取得了正向增长，一方面，烟草制品和饮料行业在贵州省经济总量中占据较大比重，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小；另一方面，贵州布局的大数据产业已经基本成型，在疫情催生的需求刺激下，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对经济形成了游离的支撑。
2020年绝大部分省份在第二季度开始回暖，大部分省份于第二季度恢复至以往同期经济规模。第二季度共18个省份恢复至2019年同期经济规模，GDP累计同比增速在0.35%至3.38%之间，仍显著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天津、内蒙古、辽宁、海南和湖北第二季度的GDP同比增速仍然为负，在这一阶段，湖北经济快速复苏，2020年第二季度GDP增加值仅同比落后1.1个百分点。北京、陕西、山东、广东和海南这5个省市经济恢复速度较慢，于第三季度恢复至2019年同期经济规模。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保持了稳定向好的状态，除了天津和湖北外，其他省级行政单位的GDP累计值都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同期水平，说明第二、三季度的恢复不仅是经济过度衰退之后的反弹，而且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已经逐渐被消化，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增长。
同样，也有部分城市尚处于危机的恢复阶段，2020年第三季度，尚有天津、上海、辽宁、内蒙古、黑龙江、湖北6个省份GDP尚未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到了第四季度，2020年全年累计GDP低于同期水平的地区仅剩天津和湖北，分别为去年同期水平的99.8%和94.8%。
大部分省份经济逐步向好，部分地区表现优异，但是区域经济的整体空间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图0-2展示了各省区市2020年各季度的GDP增加值，可以看出，大部分省区市同比增速为正，已经达到或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黑龙江、湖北这些地区尚处于恢复状态。但是，疫情的冲击没有对我国区域经济的整体空间格局造成深入影响，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迅速消化疫情的冲击，并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产值比重在全国各省份中占据绝对核心位置。
图0-2 各省区市2020年各季度GDP增加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整体来看，中部地区在我国GDP的占比略有下降，西部地区GDP占比略有上升，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GDP占比变化不显著。2020年前三季度，中部地区GDP总量为17.03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23.66%，相比去年同期减少0.3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经济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弱，恢复速度较慢，2020年前三季度GDP总量为3.51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4.88%，相比去年同期减少0.08个百分点；西部大部分地区距离湖北较远，受疫情影响程度较小，云南、贵州等省份恢复速度较快，2020年前三季度GDP总量为12.4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17.23%，同比增加0.28个百分点；东部地区GDP占比变动不明显，2020年前三季度GDP总量为39.04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54.23%，同比增加0.12个百分点。
从产业结构来看，在疫情冲击期间，第二产业占比提升迅速，由2019年第四季度34.9%的贡献率迅速上升到2020年第二季度的60.5%的贡献率，并在第三季度开始下降。在这一时期，第二产业重新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力，既包含了第三产业受疫情冲击迅速衰退，也包含了第二产业在疫情期间快速发展的原因。因为疫情的发展，催生了对医疗卫生产品的大量需求，如口罩、消毒液、防护服和呼吸机等。同时，在第二季度开始的复工复产阶段，将制造业作为复工复产的重要抓手，推动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具体如图0-3所示。
图0-3 2018—202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及贡献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但是，从整体来看，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贡献率占比最高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第一产业在疫情冲击期间，受影响较小，基本维持发展现状；第二产业在第一季度产值大幅下降后，通过第二季度的复工复产，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冲击之前的状态；第三产业在第三季度就恢复到了疫情冲击之前的体量和增速，并在第四季度进一步增长。
随着进入疫情高发的秋冬季节，疫情暴发的潜在威胁加大，可能会对服务业发展形成新的冲击。但是，现有的疫情防控体系已经较为健全，对疫情冲击有合理的预期和准备，不会形成长期的、全国范围的暴发，未来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较为有限。
疫情的蔓延使得原本就处于衰退趋势的国际经济雪上加霜，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巨大冲击，我国适时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的整体框架下，提升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从而保证我国区域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总的来说，我国区域经济整体呈现以下几方面新的空间特征和动力转换。
1.多支点
多支点主要表现在我国21个城市群规划相继出台，东部地区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都市圈继续提升，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日渐成熟，东北地区中部城市群开始复苏，位于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藏中南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宁夏沿黄河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8个城市群有较大的发展。城镇化作为重塑我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动力，不断平衡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腹地，为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找寻新的空间动力。
2.轴带经济
轴带经济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战略的实施，以交通轴线来辐射我国区域，是产业转移最有效的形式，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共赢性，还体现了我国对于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的重视，经济发展不再以资源环境作为代价，可持续发展理念将贯穿我国的协调发展历程。
3.网络化发展
网络化发展体现在我国城市之间的空间、产业、经济多重联系的增多，尤其是在高速铁路开通之后。时空距离的收缩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脚步，也推动东部经济的转型升级。
1.城市化与城市体系建设
进入新时期，面临全新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城市化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和角色定位。通过城市的产业布局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有差别地发展新兴产业，激发产业发展的新动能；通过城市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通过城市建设反哺农村，发掘县乡发展潜力，打破要素壁垒，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完善城镇体系和城市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2.城乡统筹与乡村振兴
发展城乡关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城乡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本关系形态，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城乡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生态环境关系、文化关系和区位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国实现了贫困县的全部脱贫后，未来“三农”的工作重心已发生历史性转移，但巩固扶贫攻坚的成果，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也是我国区域经济持久发展的重要基石。
3.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要防止产业升级过程中过度去产业化、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各国纷纷采取“产业回流”战略，逆全球化的趋势凸显，区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对保障国内经济运行畅通和安全，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尤为重要。应积极补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短板，加大对短板产业的投资和布局；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
4.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国际环境发生剧变的条件下，需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更好地保障我国经济安全，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从国际看，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升温，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和产业链布局受到冲击，未来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将更加严峻。在关键领域独立自主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从国内看，我国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尚不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通过畅通“双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并不是被动的战略收缩，而是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通过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构建更强韧性的经济运行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是资源环境约束也越来越突出，具体表现在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较大。协调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在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空间格局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带发展战略，如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成渝经济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便是通过新形式的区域政策对资源配置的调控作用，依托交通基础设施或区域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形成带动发展新局面。通过经济带和经济区建设促进协调发展，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经济区发展。制定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协同推进经济带和经济区发展。推动交通与信息一体化、制度一体化、区域与产业之间的协作，强化经济联系与区域贸易。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十四五”时期出现的新变化：一是我国城市化率超过60%之后，继续快速提升城市化率已经不现实，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新途径成为首选；二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重新审视城市规模结构的选择显得十分必要；三是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必要建立新型的城乡土地关系。总之，以城市空间扩张为主的发展道路，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意味着城市发展的目标从做大城市向做强城市转变。
在当前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进一步高效推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治理，塑造城市风貌。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优化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体系设置。在全国层面合理规划布局一定数量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等级包含国家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都市圈承担未能形成大尺度城市群地区的超行政区空间职能，以促进区域内部资源合理布局与配置，以中心城市或主城区为引领，带动区域发展，补充新型城镇化空间体系。
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千米国土的大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条件好，离国际市场近，市场机制建立较早也较为完善，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了高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不利，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商品流通不够顺畅，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地区分割严重，发展速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内落到东部沿海地区之后，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梯度继续存在，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上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均等。地区发展机会不均等，也使南北发展差距出现加大的趋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的重要内容。
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完善，激发要素市场活力。实现空间均衡和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减小不同地区间的时空距离，提高偏远地区的发展能力。
持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从产业再布局切入，推动国内“大循环”。当前产业再布局呈现四个特征。一是生产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更分散，随着服务相关的成本下降，技能型工人和非技能型工人的收入差距逐渐显现，交流成本和贸易成本也逐步变低。二是生产活动在区域内更加集聚。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最基本的空间形态。三是最终产品部门及其中间产品部门会在同一区域内共生集聚。相较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升高，商务服务具有不完全贸易性。四是在面临巨大的经济波动时，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布局模式是不稳定的。
加快实现陆海统筹。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战略高度对海洋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十四五”期间，我国更要加快实现陆海统筹。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新期间继续推动陆海统筹战略，必须统筹海洋维权与周边稳定，统筹近海资源开发与远洋空间拓展，统筹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布局调整，统筹海洋经济总量与质量提升，统筹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海洋开发强度与利用时序，并以此作为制定国家海洋战略和制定海洋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
生态安全是在近些年逐渐引起广泛重视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在新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安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生态安全是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人类生存环境辨析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自然和半自然的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系统的支持，尤其是在新时期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区域发展必须要充分考虑到生态安全问题。
深度结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得益于一些区域重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我国相关区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安全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每一个区域重大战略都包含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思想，特别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等。这些区域重大是在立足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从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高度，以强化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推动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精准把握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中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政策、原则，有助于指导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中的生态。
把握不同类型区的特点、功能及在国土空间布局中的作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到要“立足资源环境承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这三大功能区的内容、特点和范围是国土空间布局中需要精准把握的部分。本课题拟初步将三类功能区做以下分类并进行深入研究：第一，城市化地区应当承担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的功能，应当有特定边界，范围应当限定在我国21个城市群中；第二，农产品主产区应当承担农产品生产的功能，主要任务在于对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的保护，范围为东部平原地区和西部绿洲地区；第三，生态功能区应当主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功能，为其他地区提供生态产品，生态功能区的范围应当是以上两个类型区以外的，覆盖全部国土的其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