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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耐烦者必不能成大事。曾国藩前后两期耐烦精神不一样，前期重在有身居高位、敢于直谏的耐烦劲儿，后期重在居家修身、修练心智的耐烦劲儿。在此，仅看前期：
曾国藩说，我愧居高位，也想忠贞报国，不敢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以求容身，惟恐这样做会玷污宗族，辜负了大家的一片期望，故需要耐烦功夫！曾国藩看来当官之所以要耐烦，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孙子兵法》在分析军行的时候，要求用兵必须不急不躁，要有忍心。在《孙子兵法》中，有一个根本的道理，就是要忍功、忍静，这就是所谓的耐烦。
做官就是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
明人有一句名言：“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我们先看曾国藩在带兵上的耐烦。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能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率部队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不能耐烦者必不能成大事。曾国藩前后两期耐烦精神不一样，前期重在有身居高位、敢于直谏的耐烦劲儿，后期重在居家修身、修练心智的耐烦劲儿。在此，仅看前期：
曾国藩说，我愧居高位，也想忠贞报国，不敢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以求容身，惟恐这样做会玷污宗族，辜负了大家的一片期望，故需要耐烦功夫！
在晚清大臣中，曾国藩的直谏是出了名的。他并不想出风头，甚至觉得这样做十分危险，但作为臣子，他认为这就是忠诚，就是尽自己的本分。荀子说，忠诚有三个等级，大忠、次忠和下忠，无论是哪一种忠诚，都要有利于君主；但忠诚并不是一味的随声附和，如果君主的政策和行为发生错误，就应该大胆陈言，加以规劝。
但大胆进言具有很大危险性，一语不慎，轻则导致皇上疏远，重则导致杀身之祸，历史上由于大胆直言而触犯龙颜遭罹杀身之祸的人和事太多了，所以曾国藩每次出于忠心上谏，但仍心有余悸。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一谏疏，敬陈皇上预防流弊。事后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感受：
我谏疏的言词非常激动，而皇上气量如海，尚能容纳，这难道是汉唐以来的君主所能比拟的吗？我想，自己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父母被皇上诰封三代，儿子也荫任六品，不为不荣。如果这种情况还不能尽忠直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建言呢？皇上的美德乃自然天禀，满朝文武竟然不敢有一句逆耳之言，将来万一皇上一念之差，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思想，并且逐渐发展到只喜欢听奉承话，而厌恶听任何逆耳忠言，那么满朝文武大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今趁皇上元年新政伊始之时，把这骄傲自满的机关说破，以便使皇上兢兢业业，断绝骄傲自满的苗头。这是我的区区本意。
现在人才缺乏，民心不振，大家都在小事上谨谨慎慎，在大事上却马马虎虎，每个人都习惯了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风气。我想用这篇谏疏稍稍挽救一下江河日下的风气。希望朝中的大臣们能耿直起来，遇事谁也不敢推脱。这是我想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
折子递上去时，我恐怕会冒犯皇上的不测之威，因而早已将福祸置之度外。不料皇上慈颜含容，不仅不治我的罪，而且还赏赐了我。从此以后，我应更加尽忠报国，不再顾及自己和家人的私利了。不过以后折奏虽多，但断不会再有现在这样激切直率的奏折了。
曾国藩的上谏，恰如《晏子春秋》所说：“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至于他的因祸得福，那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在曾国藩看来当官之所以要耐烦，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不急不躁，头脑清醒。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