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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程，其根本目的，就是获取的安逸。我们从先人的行为足迹，以及当代人的生活实践中看到，创造安逸的生活条件，追求生活的美满幸福，是人类的天性，但其中的不少人，在拥有了比较安逸的生活条件和超过平常人的社会身份后，却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进行着常人想象之外的追求，并且为了这个追求，甚至会失去或放弃已经拥有的安逸，遭受到与自己本来身份不相称的苦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因为他们从生命价值的角度，对自己的行为提出了较高的修养要求，形成了从信仰到言行皆为之努力的目标。他们通过各自的行为，在不同的社会活动中起到了“榜样”作用，这无疑有利于促进社会变革和推进社会文明的进程。这些堪称社会贤达之士的人们，之所以能不以个人的安逸为满足，具备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如果没有对自己安逸处境的“藏心”，是绝对做不到的。惯于安逸是人的天性，而能把这一天性弃之一旁，在追求自我修养中表现出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精神，是随缘随性，淡泊宁静的一种“藏心”情操。
具有较高的修养，时时勉励自己进步，也如同学习知识一样，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是需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达到的。就以孔子来说吧，孔子，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物，虽然在书本上被定义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实际上，他创造的儒家学派理论，已经成为汉文化的核心，是人们共同认可与遵守的行为准则。他的“泛爱众，而亲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等主张，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儒家学说的创立过程，却是相当不容易的，是孔子对各种艰辛进行藏心，执意追求，最后炼石成金的结果。孔子的父亲是鲁国的一位大夫，按理说家境属于上乘，他只要循规蹈矩地行富家子弟之路，或为官，或从事商贾之事，肯定衣食无虞，处境也为上流。但他却从小勤奋学习，学而不厌，曾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尤其对周代礼制非常精熟，以知识渊博和富有政治才能而名声大振。也许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孔子宣传自己主张的道路并不顺畅，得罪过一些权贵，遭受了许多磨难。他曾被人困于荒野，几日无食，险些饿死；他周游列国到达郑国时，与弟子们走散，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似皋陶，肩膀像子产……完全像个丧家的狗。”尽管如此狼狈，孔子依旧运用藏心的办法走自己的路，终于使自己的修养和学问，攀登上理想的高峰，不但被中华民族尊为圣人，而且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人生在世，素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说法，讲的就是一个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道理。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善于坚持个人修养，能够进行自我约束，不断积极进取，并且真正持之以恒的结果。在实践中，必须经历一个对纷乱世界的各种诱惑、压力和事关生存利益进行处理的过程。用现在的话说，稍微的立场不坚定，些许的修养不到位，就会发生前功尽弃的危险，就会有随波逐流的可能；如此，开弓没有回头箭，助纣为虐和为虎作伥之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历史上还留有一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谈，就说明了在关键时刻采取“藏心”的处事方法，对保持自己高尚思想情操的作用所在。故事的主人公叫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是历史上东晋时期著名的诗人。有着追求“仁政”，辅佐“明君”的政治抱负，一心想为国建功立业。当他步入仕途后，不满士族把持政权，看不惯官场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愿与士族同流合污，所以被排挤出朝廷，到偏远的彭泽（今江西省境内）当了一名小县令。官职小，条件也不好，却少了朝廷里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的权术之争，使得他有时间读书写作，与朋友饮酒作诗，心里反而挺满足的。有一次，上面派了一个督邮到彭泽来视察，县令理所当然要去迎接招待。陶渊明了解到这个官员是一个玩弄权术、欺上瞒下、惯于敲诈勒索的无耻之徒，就从内心里感到厌恶，自己怎么能去恭迎跪拜这样一个赃官呢？他觉得这是对自己人格的莫大侮辱。于是，他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就把县印放在堂上，摘掉官帽，扬长而去，回柴桑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写出了《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传世之作，名留青史了。
淡泊宁静、勤勉能持是一个人能在利欲的诱惑下，善于藏心的一种人生修养。而人因为有了这种修养，才能始终清醒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不至于偏离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