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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这样说并不是要抹杀他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者骨肉相残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封建社会中，即使一个英明的君主往往也要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夺取政权和巩固统治，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努尔哈赤都有屠兄弟、杀儿子、逼父亲的行为，雍正也不例外。他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勤于政务，洞察世情，以雷厉风行的姿态进行整顿改革。雍正统治的十三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承上启下，为以后乾隆时期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驾崩于畅春园。按雍正自己写成的《大义觉迷录》所言，康熙临终时将遗言宣付负责禁卫的隆科多，由隆科多传口谕，令雍正入继大统。据《上谕内阁》记载，三日后即十六日，胤禛公布了所谓遗诏，且只宣读了满文本。无论如何，从中可以证明一件事：即现存的所有“康熙遗诏”，至少都是在十一月十六日后再行作成，在十三日康熙帝驾崩时，只有口谕而已。因此，这份三体文字合璧的辽诏，恐怕更晚于现存汉文诏书与满汉合璧诏书，据此定案说服力有限。
所谓改诏说大致有二，其一较为流行，即“传位十四子”改“传位于四子”或“传位第四子”；其二为“传位于胤祯（十四子名）”改为“传位于胤禛”。两种说法都曾引起学界辩驳，这份辽诏出现，很多人也从三种文字的写法来论证改诏为不可能。但实际上，无论诏书是以汉文、满汉文还是满蒙汉文写就，改诏说从逻辑与事实两方面本身都难以说通。改诏一事风险极大，任何高明的写手，都难保不留下痕迹，容易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而且如果冒着风险改诏，必须具备两大前提。第一，康熙曾公开表明自己已拟好遗诏，并宣布于某处保存。第二，诏书当于皇帝驾崩之时当众取出宣读。否则，根据前文所论遗诏的性质，改诏不如重新制作一份诏书便利。康熙是于出猎途中突发疾病，至畅春园休息而突然驾崩，而任何史籍中都不曾言明已有遗诏。退一步讲，就算史籍在雍正即位后都经过修改消除了痕迹，也很难想象康熙出猎会随身携带遗诏。而三日后才发布诏书，不难看出雍正有时间、有条件制作诏书。故而改诏一说，本来就于情于理难以成立。因此辽诏至多证明雍正没有改诏，依然无法成为判断雍正皇帝即位情况的关键证据。
不过一直以来，人们对雍正皇帝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弑父夺位、残害兄弟，阴险、残暴、狡诈到了极点，有人则认为他勤于政业，体恤民情，是一位难得的有道之君，若没有他便难有后来的乾隆盛世。且不论历史评价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雍正的情商是极高的。在清初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他能够巧妙地周旋于父子兄弟之间，不但保得了自身周全，又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地逐一击败对手，最终赢得了天下，足见其卓尔不凡的一面。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对于皇位的竞争是异常惨烈的。以皇长子胤禔为首的“大千岁党”、以皇太子胤礽为首的“太子党”、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均对皇储之位虎视眈眈。胤禛最初只是“太子党”中的一员，与皇十三子胤祥共为胤礽的左膀右臂。论势力，他不及广交朝臣的皇八子胤禩，论受宠程度，他因“喜怒不定”，且其母亲乌雅氏德妃生他时只是一名宫女，远不及子凭母贵、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太子胤礽。那么，胤禛又何以在险滩密布、步步暗礁的储位之争中保住自己，最终脱颖而出、君临天下呢？其原因就在于，胤禛深谙韬晦之道，深藏争权之心，以不争为争、以退为进，最终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青睐，得以得偿所愿，继承大统。
康熙十四年（1675），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很不稳定，康熙为巩固清朝政权，安定人心，改变清朝不立储君的惯例，把他的第二个儿子胤礽立为皇太子。
作为皇太子的胤礽，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希望康熙帝能早日归天，自己尽快登上皇帝的宝座。为此，他与正黄旗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结成党羽，进行了种种抢班夺权的活动。这些都被康熙帝发现，康熙下旨杀了索额图。没想到胤礽更加猖狂，不得已，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废除胤礽的皇太子头衔。
皇子们见太子已废，争夺皇储的斗争更加激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探听康熙的意图，打发皇亲国戚到康熙面前为自己评功摆好，搞得康熙“昼夜戒慎不宁”。没有办法，康熙帝在废掉太子后的第二年三月又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好让诸皇子死了争夺太子的野心。
在皇太子废立过程中，诸皇子们使出浑身解数，最成功的是皇四子胤禛。在诸皇子的明争暗斗中，胤禛采用的就是不争而争之策。
皇太子被废之后，胤禛并未像其他众皇子一样，落井下石，而是采取维护旧太子地位的态度，对胤礽表示关切，仗义直陈，努力疏通皇帝和旧太子的感情。他明白康熙希望他们兄弟情同手足，不愿意看到皇子们反目成仇。
对康熙的身体，胤禛也最为关心体贴。康熙因胤礽不争气和皇子们争夺储位，一怒之下生了重病。只有胤禛和胤祉二人前来力劝康熙就医，又请求由他们来择医护理。此举也深得康熙的好感。
诸皇子中夺位最卖力的是胤禩。胤禛同胤禩也保持着某种联系，其实他心里不愿意胤禩得势，但行动上绝不表现出来，表面上看胤禩当太子，他既不反对也不支持，让人感觉他置身事外一般。
对其他皇兄，胤禛也在康熙面前多说好话，或在需要时给予支持，康熙评价他是“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
在众皇子为争夺皇太子之位闹得不可开交时，胤禛却似乎置身于局外，没有明火执仗地参与其中，而且还替众兄弟仗义执言，这些都被康熙看在眼中，因此特传谕旨表彰：
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唯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真是伟人。
胤禛在这场诸皇子争夺皇太子位的竞争中，不显山、不露水，以不争之争的斗争策略取得了成功。一方面胤禛赢得了康熙的信任，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密切了和康熙的私人感情。康熙一高兴，把离畅春园很近的园苑赐给了胤禛，这就是后世享有盛名的圆明园。康熙秋猎热河，建避暑山庄，将其近侧的狮子园也赏给胤禛。
另一方面，胤禛在争夺储位的诸皇子之争中，使其他皇子们认为他实力不够，对他不以为意，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使他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此后，笼络了年羹尧、邬思道、戴铎等一班谋士武将，实力大增。
结果，康熙在病重之际，把权力交给了胤禛，胤禛后来居上，脱颖而出成为雍正皇帝。
雍正的不争，并不是什么也不争，而是弃其小者，争其大者；弃其近者，争其远者。所以，不争是相对的，争则是绝对的。所谓“不争”，是指小处不争，小名不争，小利不争；倘若是大处、大名、大利，也许就另当别论了。
从“九王夺嗣”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雍正在“不争而争”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策略：
一、克制自己。
康熙评价雍正“喜怒无常，脾气暴躁”，显然，这不是赞扬之词，而是父亲对于儿子的一种批评。雍正知道，若想得到父亲的进一步信任，首先就要改掉自己的毛病。于是，他一直克制自己，“潜心礼佛”，从而使康熙对他有了极大的改观。
二、反其道行之。
太子首度被废，众阿哥纷纷落井下石，唯有他反其道而行之，努力疏通太子与康熙的感情。于是，康熙对他颇为赞赏——唯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真是伟人。
三、示敌以弱。
雍正一直给对手一个假象——自己起初只是太子的一名拥护者，而后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因为实力相差悬殊，根本无法参与皇储之位的争夺，从而使对手放松对他的警惕。而另一方面，他则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党羽，十三阿哥、隆科多、年羹尧、戴铎都在雍正登基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人以诗描绘农家插秧时的情景——“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剖其深意，这俨然是对雍正“以退为进”这一策略的妙笔诠释。
“不争”似乎有悖进化规律，然而其背后有更深层的道理。“争与不争”的辩证法，透露着一个天机：不争而争、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胜，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公理。表面谦退、与世无争，实则静观其变，以静制动，这正是雍正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