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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将阐述一种激进的思想。
长期以来，这种思想始终让统治者感到紧张。这种思想被宗教和意识形态所否定，被新闻媒体所忽视，并且被刻意地从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上抹去。
与此同时，这种思想在事实上得到了所有科学分支的背书。这种思想，早就被演化所证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反复确认。这种思想也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固有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它经常被忽视，甚至被忽略。
如果我们能够鼓起勇气更加认真地对待它，那么这种思想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它会让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一旦你掌握了它真正的含义，它就像一种能够令人精神错乱的药物一样，确保你永远不会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那么这种激进的思想到底是指什么呢？归根结底就一句话：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实际上都是相当正派的。
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汤姆·波斯特姆斯（Tom Postmes）更好地解释这个观点。多年来，他一直在问学生同一个问题。
试着想象一下，有一架飞机失事紧急降落，着陆后断成了三截。机舱里浓烟滚滚，飞机上的每个人都意识到：必须离开这里。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呢？
在A星球上，乘客们纷纷询问邻座的人有没有受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第一时间被救出了飞机。人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去救助他人，哪怕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人。
在B星球上，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各自匆忙逃离。于是恐慌爆发，出现了推搡和踩踏现象。一些儿童、老人和残疾人被踩在了脚下。
现在的问题是：人类今天生活在哪个星球上？
“根据我的估计，大约有97%的人认为我们生活在B星球上，”波斯特姆斯教授说，“然而真正的事实是，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生活在A星球上。” 1
这跟你向谁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富人还是穷人、没受过教育的人还是博学的人——他们在下判断时都犯了完全一样的错误。“他们就是不知道正确的答案。大一新生、大三学生和研究生不知道，专业人士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知道，甚至急救人员也不知道，”波斯特姆斯对此感叹不已，“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就已经获悉相关信息了。”
在A星球上，即便发生了历史上最深重的那种灾难也不会对人们的处事方式有太大的影响，比如“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如果你看过《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你可能会认为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恐慌蒙蔽了双眼（除弦乐四重奏小组之外）。然而，事实上，“泰坦尼克号”的疏散行动是相当有序的。一位目击者后来回忆道：“那里完全没有任何恐慌或歇斯底里的迹象，没有人满怀恐惧地呼救，也没有人来来回回地盲目奔跑。” 2
或者，再以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为例。当纽约世贸双子塔燃烧起来后，成千上万的人平静有序地走下了楼梯，即便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生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他们还是把路让给了消防人员和受伤者。“人们实际上是在说‘不，不，请您先走’，”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在这样的时刻，人们竟然还是会说‘不，不，请您先走’。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3
人类历史上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它说，人类是天生自私、好斗的，而且很容易惊慌失措。荷兰生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喜欢把这种说法称为“饰面理论”（veneer theory），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饰面”，一旦受到一丁点儿的冲击就会被撕裂。 4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当危机来临时，当炸弹来袭或洪水泛滥时，人类才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横扫新奥尔良。原本用来保护城市的大堤和防洪堤转眼之间就被完全摧毁了。暴风雨过后，受灾地区80%的房屋都被淹了，至少有1 836人在这次灾难性事故中丧生。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
在整整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新奥尔良各地发生强奸和枪击事件的新闻。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流动团伙趁乱打劫，以及有狙击手瞄准救援直升机等令人恐惧的报道。在这座城市最大的灾难避难所的超级穹顶内，大约有2.5万人挤在一起，没有电，也没有水。有记者报道称，两名婴儿的喉咙被割破了，还有一名7岁的儿童惨遭奸杀。 5
新奥尔良市警察局局长声称，这座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心。“最让我愤怒的是，”她说，“像这样的灾难往往会暴露出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 6
这个结论就像病毒一样四处扩散开来。在英国《卫报》上，曾经备受推崇的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发文阐述了许多人的想法。他这样写道：“当灾难剥夺了人类维持有组织的文明生活所需的必需品——食物、住所、饮用水、最低限度的个人安全，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回到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少数人变成了临时性天使，大多数人则变回了猿类动物。”
再一次，所有的一切都被归结为饰面理论。加顿·艾什声称，新奥尔良已经在“我们所站立的薄薄地壳之上（这层地壳里面包裹着沸腾的天然岩浆，其中也包括人类的天性）”打开了一个小洞。 7
直到几个月后，当记者们离开现场，当洪水彻底消退，当专栏作家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的事件之后，研究人员才开始逐步发现新奥尔良在灾难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是说那里发生过枪击吗？那只是听起来像枪声，其实是一只油箱上的安全阀爆裂时发出的声音。在超级穹顶内，确实有六个人不幸离世，但是都与暴力无关：四个人是自然死亡，一个人是服药过量而死，还有一个人是自杀身亡。那个警察局局长后来也承认，他找不到任何关于强奸或谋杀的官方报告。诚然，强抢商店的事件确实曾经发生过，但那都是一些求生小组为了维持成员的生存而干的，在某些时候，这些小组甚至是与警察合作进行这样的活动的。 8
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得出了如下结论：“绝大多数的紧急行动在本质上是亲社会的。” 9 一支名副其实的“无敌舰队”从遥远的得克萨斯州赶来，把许多人从不断上涨的洪水中拯救出来。数百个平民组成了多支救援小队，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自封为“罗宾汉掠夺者”的一支救援队——它是一个由11位亲朋好友组成的小组，小组成员四处采购食物、衣服和药品，然后把它们分发给需要的人。 10
简而言之，卡特里娜飓风并没有导致新奥尔良遍布自私自利和无政府主义。相反，它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勇气和爱心。
卡特里娜飓风也证实了关于人类将如何应对灾难的一系列真知灼见。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自1963年以来完成的近700次实地调查研究表明，与我们通常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情况相反，灾难来临时从来不曾引发真正意义上的大骚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并不适合于所有人。通常来说，在灾难期间，严重的罪行——谋杀、入室盗窃、强奸，反而减少了。人们并没有因震惊而失去思考能力。相反，他们通常都能够保持冷静，并且迅速采取行动。“所谓的‘打砸抢’，无论其严重程度如何，”一位灾害研究人员指出，“与体现在商品和服务的分享以及大量捐赠等义举上的利他主义的广泛传播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11
大灾难激发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学研究结论，在得到如此多的确凿证据的支持之后，还是如此轻率地遭到了完全的忽视。媒体灌输给我们的信息与灾难来袭时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反。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新奥尔良发生的情况。恰恰是那些持续不断地出现的谣言，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由于不愿冒险进入这座“未设防”的城市，应急救援人员行动迟缓，不得不出动国民警卫队。在最紧张的时刻，大约有72 000名士兵来到新奥尔良。“这些士兵很懂得如何开枪和杀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说，“而且我想他们真的会这样做。” 12
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在新奥尔良市东部的丹济各桥上，警察向六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的非裔美国人开枪，杀死了一名17岁的男孩和一名40岁的智障人士（涉案人员当中，有五个后来被判处了长期监禁）。 13
诚然，新奥尔良的灾难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无论是什么灾难，当灾难发生时，情况总是相差无几。当灾难突然降临时，人们总会自发地进行合作应对；而政府当局却往往惊慌失措，引发第二波灾难。
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其2009年出版的《地狱里的天堂》（ A Paradise Built in Hell ）一书中对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后果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她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个人的印象是，精英阶层的恐慌来自那些总是习惯于以己度人的有权势的人。” 14 独裁者、暴君、统治者和将军——他们太习惯于通过暴力手段去阻止各种各样的只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混乱无序的情况了，因为他们认为普通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完全被私利所支配的。
1999年夏天，在比利时小镇伯纳姆的一所小学里，9个孩子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他们那天早上来学校时身体都好好的，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吃了午饭后，他们都发病了——头痛、反胃、心悸。为了找出原因，老师们绞尽脑汁，最后所能想到的只是这9个孩子都在休息时喝了可口可乐。
记者们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在可口可乐总部，电话也开始响起来。当天晚上，可口可乐公司就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宣布该公司已经召回了比利时商店货架上的数百万瓶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女性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努力调查，希望在未来几天内能够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 15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了。这些病症很快在比利时蔓延开来，并且穿越边境进入了法国。无数苍白无力的孩子被救护车匆匆送走。几天之内，可口可乐公司的所有产品都受到了怀疑。芬达、雪碧、雀巢冰爽茶、水动乐……它们似乎都对孩子们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可口可乐事件”是该公司在100多年的历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财务危机之一，这个事件迫使该公司在比利时召回了1 700万箱软饮料，并销毁了所有库存。 16 最终，可口可乐公司的损失超过了2亿美元。 17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几个星期后，毒理学家发表了他们的检验报告。在对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进行检测之后，他们发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没有农药，没有病原体，没有有毒金属，什么都没有。他们还对数百名患者的血样和尿样进行了检测，结果又发现了什么呢？仍然是一无所获。科学家们无法找到导致这些严重症状的任何单一化学原因，而那时记录在案的患病男童和女童已经超过了1 000名。
“那些孩子真的得了病，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名研究人员说，“但并不是可口可乐导致他们生病的。” 18
“可口可乐事件”引出了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
真相到底是什么？
有些事情，不管你相信与否，它们就是那样的。水在100℃时会沸腾；吸烟有害健康；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另外一些事情则不然。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事情真实存在，那么这些事情就有可能成真。我们的信念会演变成为社会学家所称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预测某家银行将会破产，并说服许多人从该银行取出存款，那么，毫无疑问，这家银行真的会破产。
或者，再让我们来看看服用安慰剂的效果吧。如果你的医生给你开了一种“药”，并告诉你说它能治愈你的病痛，那么有可能服用之后你会感觉自己好了很多。使用安慰剂时越“郑重其事”，这种可能性就越大。总的来说，以注射或输液的形式使用安慰剂，要比药丸更加有效。在历史上，甚至放血也能达到这种效果——不是因为中世纪医学已经很先进了，而是因为有些人相信某种激烈的方式一定会有相应的效果。
那么“终极安慰剂”是什么呢？是手术！穿上白大褂，让病人全身麻醉，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放松一下，给自己冲杯咖啡，等到病人苏醒后，你告诉他们手术很成功就行了。《英国医学杂志》（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上发表过一篇很全面的综述，对真正的外科手术（仅针对背痛和胃灼热等病情）与这类“安慰剂”手术做了对比，结果表明，所有病例中有75%的“安慰剂”手术都起到了效果，其中有一半甚至与真正的手术达到了一样的效果。 19
但是，反之亦然。
让你吃一片“药”，然后告诉你它会让你生病，结果很有可能你真的会生病。如果一位医生警告自己的病人某种药物有严重的副作用，那么他的病人可能真的会感受到这些副作用。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所谓的反安慰剂效应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检验，因为说服健康的人主动染病会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道德问题。尽管如此，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反安慰剂效应还是非常强大的。
这也正是比利时的卫生官员在1999年夏天得出的结论。也许真的有那么一两瓶可口可乐出了什么问题，刚好有一两个孩子喝了，结果生了病。谁说得准呢？但是除此之外，科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让数百名儿童中招的，是一种群体心理疾病。简而言之，这种病是他们自己癔想出来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受害者都在假装生病。那1 000多名儿童确实出现了呕吐、发烧和头晕的症状。如果你确信某件事会发生，那么它就真的会变成现实。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反安慰剂效应中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观念绝不仅仅是观念。我们相信自己是什么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人。我们能够心想事成，我们能够预料成真。
现在，也许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们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也是一种反安慰剂。
如果我们认为大多数人都不值得信任，那我们就会相互防范，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大家相互伤害。很少有思想能够像我们对他人的看法那样强有力地塑造世界。因为最终，你会得到你自己预期能够得到的。如果我们想要解决当前这个时代面临的各种重大挑战——从全球变暖到我们越来越不相互信任，那么我认为我们需要从改变对人性的看法开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是对人性当中最基本的美德的说教。很显然，人类并不是天使。我们是复杂的生物，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问题在于我们要诉诸哪一边。
我的论点可以简单归结如下：当战争爆发、危机来袭时，我们犹如生活在无人居住的荒岛上的孩子，天生地有强烈的偏向好的一面的倾向。我将提出非常多的科学证据，证明对人性持有更积极的看法是多么现实。与此同时，我相信，如果我们开始相信它，那么它就可能会变得更加现实。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来源无从考证的寓言。它蕴含了一个我向来相信的简单而深刻的真理：
一位老人对他的孙子说：“我的内心正在发生着一场争斗。这是两头狼之间的可怕争斗。一头是邪恶、易怒、贪婪、爱嫉妒、傲慢和卑怯的。另一头则是善良、平和、有爱心、谦虚、慷慨、诚实并值得信赖的。这两头狼也同时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不仅是你，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盘踞着这两头狼。”
想了一会儿后，男孩问道：“那么，哪头狼会赢呢？”
老人笑了：“你喂养的那头。”
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我告诉别人我正在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他们就会扬起眉毛，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一位德国出版商直接拒绝了我出书的想法。她说，德国人不相信人性本善。“巴黎知识分子”的一个会员则向我信誓旦旦地说，法国人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政府之手。当我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在美国做巡回演讲时，不管何时何地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大部分人都是相当正派的吗？你到底有没有打开电视看过新闻呢？”
不久之前，两位美国心理学家通过一项研究再次证明，人们大多顽固地坚持认为自己拥有自私的个性。研究人员向参加实验的被试展示了好几个展现其他人在做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好事的情境。但是那些被试发现了什么呢？他们认为那些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做那些事的。基本上，我们都被训练成了只能看到到处都是自私自利之举的人。看到有人帮助老人过马路了吗？这是在作秀。看到有人送钱给无家可归者了吗？他肯定是想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即便在研究人员向被试展示陌生人拾金不昧的确凿数据，或者告诉他们绝大多数人并不会欺骗或偷窃确属事实之后，大部分被试也没有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人性。“相反，”这些心理学家无奈地写道，“他们认为，表面上看起来无私的行为终究是自私的。” 20
这种“愤世嫉俗论”其实是一种万物理论。是的，愤世嫉俗论者永远都是对的。
不过，现在你可能会想：“等一下，我可不是这样被熏陶长大的。在我的故乡，人们彼此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你是对的，就拿我们平常密切接触的人来说，人们很容易认为他们都是正派人士。人们都会偏爱自己的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其他人时，怀疑很快就会占据上风。以“世界价值观调查”为例，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近100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家组成的调查组进行的一项大型民意调查。它的一个标准问题是：“一般来说，你是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还是认为你在与人打交道时需要非常小心？”
结果相当令人沮丧。几乎在所有国家，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人是不可信的。即便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同胞也持有这种悲观看法。 21
长期以来，一个令我着迷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对人性持有如此负面的看法。我们能够本能地相信周围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转而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人时，我们的态度会发生这种变化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律法规、这么多的企业和机构都是以人们不值得信任为出发点的呢？为什么当科学研究不断地告诉我们，人类确实生活在A星球上时，我们却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生活在B星球上呢？
是因为缺乏教育吗？当然不是。在本书中，我将介绍几十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的观点，他们都是“道德败坏论”的坚定信徒。是因为政治信仰吗？当然也不是。相当一部分信教人士把人类深陷于罪恶的泥沼中作为他们忠实的人生信条。许多资本家认为我们都是受自身利益驱使的。许多环保主义者把人类看作地球上最具毁灭性的瘟疫源头。观念万千，众说纷纭，但是唯有关于人类天性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
这让我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人性是坏的呢？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相信人性是邪恶的呢？
试想一下一种特殊的新药上市时的情况。它很容易让人成瘾，而且很快每个人都成瘾了。科学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用科学家的话来说）：这种药物会引起“焦虑、情绪低落、习得性无助、蔑视和对他人的敌意，以及脱敏的误解”。 22
那么，我们会“服用”这种药物吗？你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去尝试这种药物吗？政府会让它合法化吗？对于以上所有问题，答案其实都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种成瘾药物。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服用”这种药物，它还得到了大量的政府补贴，并且被大规模地分发给我们的孩子“服用”。
这种药物就是新闻。
我们从小就相信新闻对自己的个人发展有利。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早上读报、晚上看新闻是你的职责。我们关注的新闻越多，我们的信息就越灵通，我们的民主政治就越健康。
许多父母到今天仍然在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但是科学家正在得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结论。数十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新闻是一种危害精神健康的有害品。 23
这个领域最早的开拓者是乔治·格布纳（George Gerbner），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格布纳还创造了一个术语来描述他所发现的现象——“卑鄙世界综合征”（mean world syndrome）。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是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悲观厌世。关注新闻的人更有可能同意“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这样的说法。他们也经常认为，个人对改变世界无能为力。他们还更有可能感到压力过大和沮丧。
在几年前的一项研究中，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受访者都被问及同一个简单的问题：“总的来说，你认为世界是在变好，还是在原地踏步，抑或是在变坏？”在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加拿大，在墨西哥或是在匈牙利，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24 当然现实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极端贫困率、战争受害者、儿童死亡率、犯罪、饥荒、童工、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数，以及飞机失事的数量都在大幅下降。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安全、最健康的时代。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新闻总是特别关注异常情况。一个事件越异常——无论是恐怖袭击、暴力叛乱还是自然灾害，它的新闻价值就越大。你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头条：今天与昨天相比，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下降了13.7万；尽管这种报道是准确的——在过去的20年里，每天都至少有这个数量的人摆脱极端贫困。 25 同样，你永远也不会看到有哪位记者会这样进行现场直播：“我现在正站在纽约的锡拉丘兹，今天这儿仍然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
几年前，一个由荷兰社会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媒体如何报道坠机事故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们发现，从1991年到2005年，坠机事故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但是媒体对这类事故的关注度却在持续上升。导致的结果正如你所预料的：人们越来越害怕乘坐这些越来越安全的飞机。 26
在另一项研究中，一个由媒体研究人员所组成的研究小组创建了一个包含400多万条有关移民、犯罪和恐怖主义新闻的数据库，以确定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模式。结果他们发现，在移民争端或暴力案件不断减少的那些年，报纸对这类事件的报道却更多了。因此，他们给出的结论是，“新闻和现实之间似乎没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存在负相关”。 27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新闻并不是指新闻工作者的所有产品。许多新闻工作者的努力，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我在这里说的这类新闻——对最近发生的、偶然性的、轰动性的事件进行报道的新闻，才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西方国家80%的成年人每天都看新闻。平均来说，我们每天会花一个小时看新闻，如果把一生中看新闻的时间都加起来，总时长接近三年。 28
为什么人类如此容易受到悲惨、消沉、无望的新闻的影响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我们对坏的东西比对好的东西更加敏感。回想一下，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被蜘蛛或蛇惊吓一百次，总比被它们惊吓一次（被它们咬死）要好。太多次惊吓不会要了你的命，惊吓次数太少反倒会杀死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还受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所累。如果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回忆起某个给定的事例，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这类事件是比较普遍的。我们每天都被飞机失事、绑架儿童和恐怖分子取人首级之类的令人惊怖的故事所轰炸——这些事件也往往更容易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已经被扭曲了。正如黎巴嫩统计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以一种尽可能平淡的语气轻描淡写地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性来面对媒体”。 29
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时刻都在被“投喂”各种消息，而且它们一直在变得越来越极端。在过去，记者们不太了解他们的读者，他们是为大众写作的。但是在今天，Facebook、Twitter和谷歌背后的写手都非常了解你。他们知道什么会让你震惊、什么会让你恐惧。他们也知道什么会让你心动。他们知道如何操纵新闻以“摄取”你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你提供最赚钱的个性化广告服务。
当今社会这种媒体的狂暴，无异于是对世俗生活的攻击。说实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可预见的，要形容它，无非就两点：还好，但是有些沉闷无聊。虽然我们更喜欢在沉闷无聊的生活中拥有好的邻居（谢天谢地，大多数邻居都能当得起这个“好”字），但是“沉闷无聊”吸引不了你的关注，仅仅是“还好”也卖不了广告。因此，硅谷不断向我们抛出更多耸人听闻的“钓鱼新闻”，正如一位瑞士小说家曾经以打趣的形式指出的那样，他们深知“新闻之于思想，犹如糖之于身体”。 30
几年前，我决定做出一些改变。早餐时，我不再观看电视新闻或翻看手机。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多读一些书，可以是关于历史的、心理学的，也可以是关于哲学的。
很快，我就在书中发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大多数书也是关于异常情况的。最畅销的历史类图书总是与灾难和不幸、暴政和压迫有关。第一主题是战争，第二主题还是战争，第三主题也还是战争，偶有不同也只是在战争上加了点佐料而已。如果说真有那么一本历史书不是关于战争的，那也只是关于历史学家们所说的“interbellum”的书，即关于两次战争之间的事件的书。
而且，即便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人性本恶”的观点也盛行了几十年。如果你要查阅有关人性的书籍，你会发现诸如《雄性暴力》（ Demonic Males ）、《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和《隔壁的凶手》（ The Murderer Next Door ）之类的书。长期以来，生物学家都把演化论假定为一种最悲观的理论，即便某种动物表现出友善的行为，它也会被框定为是自私的。亲情是什么？只不过是裙带关系！猴子分香蕉吃意味着什么？一只猴子被另一只想吃白食的猴子利用了！ 31 正如一位美国生物学家的讽刺：“所谓的合作只不过是机会主义和剥削的混合物……给一个‘利他主义者’挠痒，就会看到一个‘伪君子’出血。” 32
那么在经济学领域又怎么样呢？几乎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经济学家把人类这个物种定义为“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就像一个自私、精于算计的机器人那样总是专注于个人利益。基于这个关于人性的概念，经济学家构建起了一座理论和模型的大教堂，最终为大量的立法提供了依据。
然而，根本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理性经济人”是否真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直到2000年，这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和他的研究小组走访了五大洲12个国家的15个社区，对农民、游牧民、狩猎采集者等的人性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目的是找到几十年来一直指导着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原始依据。然而结果一无所获。每一次实验的结果都表明，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比，人类都更正派、更善良。 33
在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论文之后，亨里奇继续围绕这个神话般的假说进行探究（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最终，亨里奇找到了“理性经济人”的本体，虽然“人”这个词在这里显得不太恰当。亨里奇的探究结果表明，“理性经济人”原来不是人类，而是黑猩猩。“在一些简单的实验中，用‘理性经济人’模型的典型假设去预测黑猩猩的行为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亨里奇冷冷地写道，“所以，所有的理论工作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只不过完全用在了错误的物种身上。” 34
这个结论简直令人哭笑不得。而且，更加令人笑不出来的是，几十年来，这种人性悲观论一直在发挥着反安慰剂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 (4) 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把人类视作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对他的学生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于是，他要求学生完成一系列任务，以衡量他们的慷慨程度。结果表明，学生学习经济学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变得越自私。弗兰克总结道：“我们教什么，他们就成了什么。” 35
人类天生是自私的，这个信条在西方的正典中有着近乎神圣的传统。尽管关于人类文明，伟大的思想家，如修昔底德、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埃德蒙·伯克、边沁、尼采、弗洛伊德，以及美国的国父们，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是他们都认为我们生活在B星球上。
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广泛流传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就能够窥见一二。在描述公元前427年希腊科西拉岛爆发的内战时，修昔底德这样写道：“在文明生活的常规变得一片混乱之后，哪怕法律仍然存在，人类的天性还是会骄傲地现出其本来面目，即随时都有可能作奸犯科。” 36 这也就是说，人类会像野兽那样恣意妄为。
一种类似的消极观点也从很早的时期就渗透到了基督教中。伟大的神父奥古斯丁在普及人类生而有罪的观点方面居功至伟。“没有人是无罪的，”他这样写道，“即便是一个婴儿，即便在世的日子只有一天。” 37
在宗教改革时期，当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决裂时，原罪的概念仍然很流行。根据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的说法，“我们的天性不仅毫不善良且无力向善，而且不遗余力地结出了各种各样的邪恶之果”。这个信念后来被编入了《海德堡要理问答》（ Heidelberg Catechism ）等主要的新教教义中，它告诉我们，人类“完全不能做任何好事，并总是倾向于作恶”。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仅传统的基督教，即便是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上的启蒙运动，也将“人性本恶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东正教信徒确信人类本质上是堕落的，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给人性披上一层薄薄的虔诚外衣来伪装。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也认为我们是堕落的，只不过他们是用一层理性的外衣来掩盖堕落的。
在涉及人性的概念时，这种思想系统的连续性在整个西方都是非常惊人的。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总结道：“以下是对普通男性的形容：他们忘恩负义、薄情、虚伪。”美国民主制度的创始人之一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也表示赞同，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所有人都会成为暴君”。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则断言：“我们是无数世代的杀人犯的后代。”
在19世纪，达尔文携他的演化论横空出世。但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很快就被蒙上了一层伪饰。当时著名的科学家赫胥黎（他自称“达尔文的斗犬”）鼓吹生活就是一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伟大战斗。 38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则在他卖出了数十万本的畅销小册子中断言：“我们应该进一步为这场伟大战斗煽风点火，因为‘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群体（贫穷者），将他们从世界中清除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 39
最奇怪的是，这些思想家几乎都被众口一词地誉为“现实主义者”，而持相反看法的思想家则因为相信人性是美好的而遭到了嘲笑。 40 女权主义者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一直致力于为自由和平等而战（这使她一生都蒙受种种诋毁和诽谤），她曾经这样写道：“可怜的人性，有多少可怕的罪行假你的名义而行……那些精神骗子越是伪装高明，虚张声势，就越是明确地坚持声称人性的邪恶和弱点。” 41
直到最近，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才得出了以下结论：现在是时候彻底改变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了。当然，这种意识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萌芽阶段，许多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还有志同道合者。当我告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生物学界出现了这种新潮流时，她惊喜地欢呼道：“天啊！那里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吗？” 42
不过，在报告自己对人类天性的新观点的探索历程之前，我想先提出三个警告。
第一，为人类的善良挺身而出，就等于要与九头蛇 (5) 对抗，因此我们要有智慧和勇气。愤世嫉俗论者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九头蛇。你每反驳掉一个“厌人类论”观点，就会有两个以上的“厌人类论”观点冒出来。饰面理论就是这样一个会不断死而复生的僵尸。
第二，捍卫人类的善良就是反对现存的权力。对于掌权者来说，对人性抱有希望的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威胁。因为这种论断是危险的，是具有煽动性的。它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那种需要被统治、被约束、被管理的野兽。它还意味着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拥有内在自我激励机制的员工所在的公司是不需要经理的，一个拥有敬业的公民的民主国家是不需要职业政客的。
第三，捍卫人类的善良意味着要经受得住嘲笑风暴的冲击。你会被别人评价为幼稚的、愚蠢的。你的观点中的任何弱点都会被无情地揭露出来。从根本上说，做一个愤世嫉俗论者更加容易。一个宣扬人性堕落学说的、满怀悲观念头的教授可以预言任何他想要预言的东西，因为如果他的预言现在不能成真，那就等到未来再看吧——失败随时都会到来。否则，即便预言一直无法成真，他也可以说是他的理性呼吁阻止了最糟糕的情况发生。
相比之下，怀抱希望的理由则总是有条件的、临时性的。还没有出什么问题，是因为你还没有被骗。一个理想主义者哪怕终其一生都是对的，他也仍然会被认为是幼稚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一点。因为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不合理的、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事情，明天就可能会变成不可避免的。
现在，是时候让一种新现实主义登场了。现在，是到了对人性有一种全新的认识的时候了。
从写这本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有一个故事是我必须讲的。
故事发生在太平洋深处的一座荒岛上。一架飞机坠毁了，仅有的幸存者是一些来自英国的男学生。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们就像在某一本冒险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经历了坠机。除了海滩、贝壳和无边无际的海水之外，什么也看不到。更让他们欢呼雀跃的是，没有成年人来管束他们。
在第一天，这些男孩子就建立了一个颇具民主色彩的制度。一个名叫拉尔夫的男孩被推选为这个群体的领导。他体格健壮、魅力非凡、相貌英俊。他是这群人中的金童。拉尔夫的领导策略很简单：（1）大家要玩得开心；（2）大家要活下去；（3）向过往船只发出烟雾信号。
第一项策略取得了成功。那么另两项策略呢？并没有那么成功。大多数男孩子都更喜欢大吃大喝、嬉闹玩耍，而不喜欢照看火堆。红发杰克对捕猎野猪充满了热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他的朋友们变得越来越鲁莽了。终于有一天，当一艘轮船从远处驶过小岛时，他们居然擅离职守，没有守在火堆边上，因此未能及时发出烟雾信号。
“你们违反了规则！”拉尔夫愤怒地指责道。
杰克不在乎地耸耸肩说：“谁在乎呢？”
“这些规则是我们现在唯一拥有的东西！”
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恐惧紧紧地缠住了他们，男孩们担心会有猛兽潜伏在荒岛上。然而事实是，唯一的野兽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在自己的脸上涂抹有颜色的泥土，还脱光了衣服。冲动战胜了一切，他们相互踢打起来。
在所有的男孩当中，只有一个人始终保持了冷静。别人都叫他“猪崽子”，因为他比其他人都矮都胖。“猪崽子”患有哮喘病，戴着一副眼镜，而且不会游泳。只有“猪崽子”提出过一些理性的建议，但是根本没有人听他的。“我们到底是什么？”他悲伤地想着，“我们是人类，还是动物？抑或是野蛮人？”
几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来到了岛上。整个岛屿变成了一片废墟，燃烧殆尽的火堆上冒着烟。包括“猪崽子”在内，已经有三个男孩子死掉了。“我原以为，”军官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英国小伙子能够表现得比现在更好一些。”是的，这曾经是一个像模像样、行为规矩得体的群体。大家推举的领袖拉尔夫失声痛哭起来，眼泪如泉水般涌出。
“拉尔夫在为童心的泯灭而痛哭，”书中写道，“也在为人类内心深处的黑暗而悲泣……”
当然，这个故事从来没有真的发生过。它是一位英国教师于1951年虚构出来的。1951年的某一天，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问他的妻子：“写一个关于一群男孩如何在一个荒岛上求生的故事，来描述他们真实的行为，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1
然后，戈尔丁的《蝇王》（ Lord of the Flies ）就问世了。它最终卖出了数千万册，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被誉为20世纪的经典著作之一。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成功的秘诀是显而易见的。戈尔丁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刻画出人类内心深处最阴暗的一面。“即便我们出生时一身清白，”他在给出版商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天性最后也会迫使自己变得满身污臭。” 2 或者，引用他后来说的一句话：“人类天生会制造邪恶，就像蜜蜂天生会酿造蜂蜜一样。” 3
当然，戈尔丁拥有着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精神，当时，新一代青年正在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质问他们的父母。他们想知道如下问题的答案，奥斯威辛只是一个异常的特例吗？或者，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纳粹的灵魂吗？
在《蝇王》一书中，戈尔丁暗示，答案是后者，并凭借它一举成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经说过，这本小说甚至“标志着一个文化上的突变”。 4 最终，戈尔丁甚至凭借他这本代表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他的作品“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
如今，《蝇王》早就不只是一本纯粹的小说了。虽然它讲述的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一点与书架上的其他小说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依附其上的关于戈尔丁对人性的理解，还使它成了饰面理论的教科书。在戈尔丁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作家敢于在一本关于儿童的文学作品中尝试运用如此强烈而直白的现实主义笔法。《蝇王》一书没有讲述如草原上的房子或孤独的小王子那样的“有情感价值”的故事，而是（从表象上）严苛地审视了孩子们的真实模样。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个故事时，我感到了一种幻想破灭的感觉。但是我从未怀疑过戈尔丁的人性观。
直到几年后，再次拿起这本书，我才意识到戈尔丁对人性的观点可能是有问题的。我深入研究了戈尔丁的生平和著作，结果发现他原来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他是一个酒鬼，精神抑郁，而且经常殴打自己的孩子。“我一直都很理解纳粹的所作所为，”戈尔丁曾经坦白道，“因为我自己的天性也有一部分是那样的。”而且，他之所以写作《蝇王》，“部分也是出于那种可悲的自知之明”。 5
戈尔丁对他人从来不怎么关心。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观察到的，他甚至连熟人的名字的正确写法都不愿意花点功夫记一下。用戈尔丁自己的话说：“对我来说，比与他人见面交流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以大写字母M开头的这个‘人类’（Man）的本性。” 6
这让我很是疑惑。有没有人去研究过，如果一群孩子发现一座荒岛上只有他们自己时，真正的做法会是怎么样的。我写过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将《蝇王》与现代的科学研究结论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孩子们的行为十有八九会与《蝇王》的描述截然不同。 7 我引用了生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话，他说：“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表明，当孩子们只能依靠自己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8
不少读者都对我那篇文章的结论表示怀疑。我在文中所举的全部例子，都只涉及孩子们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在夏令营时的情景。这些例子没有回答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当孩子们被独自留在荒岛上时会发生什么？
于是，我开始努力寻找现实版的《蝇王》的故事。
当然，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允许研究人员让青少年被试在荒野中独自待上几个月。那么有没有可能曾经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偶尔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呢？比如在一场海难之后？
我从最基础的互联网搜索开始：输入“Kids shipwrecked”（遇难的孩子）、“Real-life Lord of the Flies”（现实版的《蝇王》）、“Children on an island”（岛上的孩子）等关键词。我最先搜索到的是一档始于2008年的可怕的英国真人秀节目，节目设置是让参与者们互相竞争。后来，在网上搜索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了一个不知名的博客，博客里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1977年的一天，6个男孩从汤加出发，开始了他们的钓鱼之旅……在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后，孩子们遭遇了海难，流落到了一个荒岛上，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部落。这个小小的‘部落’后来是怎么维持的呢？他们约定永不争吵。” 9
但是这篇文章没有提供任何消息来源，于是我又在互联网上搜寻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这个故事来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科林·沃德（Colin Ward）的一本书，书名是《乡下的孩子》（ The Child in the Country ）。而沃德又是从意大利政治家苏珊娜·阿涅利（Susanna Agnelli）为某个国际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编写的一份报告中引用这个故事的。
我满怀希望地继续搜寻那份报告，而且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我在英国的一家二手书店里找到了这份报告的一个副本。两个星期后，我终于拿到了它。翻阅之后，我在这份报告的第94页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6个男孩在一座荒岛上生活的故事。但是，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细节、同样的措辞，同样没有任何消息来源。 10
好吧，我想，或许我可以找到苏珊娜·阿涅利本人，问问她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故事的。但不幸的是，她已经于2009年去世了。如果这个故事真的曾经发生过，那么我推测，1977年之后一定会有相关的消息或报告。不仅如此，那些孩子可能还活着。但是我查了一份又一份档案，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一些额外的好运气。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我在报纸档案里翻找资料时，不经意间输错了一个年份，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了我的搜索。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巧！事实证明，阿涅利报告中提到的1977年是一个印刷错误。
正确的年份应该是1966年。它还是1966年10月6日出版的澳大利亚报纸《时代》（ The Age ）的头条新闻。当时，《汤加漂流者周日秀》（ Sunday Showing for Tongan Castaway ）这个标题，简直“闪瞎”了我的双眼。这个故事讲述了3个星期前在汤加南部的一个名为阿塔岛的多石小岛上发现的6个男孩的经历。汤加是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1970年以前一直受英国的保护）。这些男孩被困在阿塔岛上一年多后，被一名澳大利亚船长救起。根据这篇文章的描述，一家电视台还将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重现男孩们的历险故事。
那篇文章这样总结道：“他们在荒岛上生存的故事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经典的海洋故事之一。”
瞬息之间，我的脑海中就冒出了一大堆问题：那些孩子今天是否还活着？我还能找到那部电影吗？最重要的是，我还找到了一条线索：澳大利亚船长的名字叫彼得·沃纳（Peter Warner，见图2-1）。或许他还活着！但是，即便他还活着，我怎样才能找到这位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老人呢？
图2-1 彼得·沃纳
图片来源：Maartje ter Horst。
当我真的着手搜索这位船长的名字时，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我。在澳大利亚麦凯出版的当地小报《水星报》（ Daily Mercury ）的最近一期上，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标题——“50年风雨同舟的伙伴”。旁边印着一张小小的两人合照，他们微笑着，其中一个人的胳膊搭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在利斯莫尔附近的图勒拉（Tullera）的香蕉种植园深处，住着一对令人难以置信的伙伴……他们两人都拥有一双会笑的眼睛，活力四射，你根本看不出他们真实的年龄。年长者今年83岁，是一位富有的工业企业家的儿子。年轻的那个今年67岁，简直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孩子。” 11
那么，他们叫什么名字呢？彼得·沃纳和马诺·托托（Mano Totau，见图2-2）。那他们又是在哪儿相遇的呢？
图2-2 马诺·托托
图片来源：Maartje ter Horst。
在一座荒岛上！
9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出发了。我和妻子在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布里斯班租了一辆汽车，我坐在驾驶座上，焦虑不安。我感到非常紧张，可能是因为我考了6次才通过驾驶考试，而现在，我不得不驾车靠着道路左侧行驶。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正在前往拜访“有史以来最伟大、最经典的海洋故事之一”的一个主要人物的路上。
大约3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这个地方很偏僻，在谷歌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然而，那个人就在那里，安闲地坐在坐落于这条泥土道路边上的一幢低矮的房子前面。他就是50年前救了那6个迷途男孩的人：船长彼得·沃纳。
在我讲述彼得的故事之前，读者还应该先了解一些他的生平事迹，因为单是他本人的生平经历就可以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了。他是阿瑟·沃纳（Arthur Warner）最小的儿子，阿瑟·沃纳曾经是澳大利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瑟就掌控着一个名为电子工业（Electronic Industries）的庞大商业帝国，垄断了整个澳大利亚的无线电市场。
彼得的父亲曾经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然而，在17岁那一年，彼得逃离了这个家族使命，转而开始从事航海探险事业。对此，他解释道：“我更愿意与大自然而不是与人类作斗争。” 12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彼得乘着船走遍了全世界，从香港到斯德哥尔摩，从上海到圣彼得堡。5年后，当他终于回到家时，这个浪子骄傲地向他的父亲展示了瑞典船长证书。老沃纳不为所动，并要求儿子学习一项有用的职业技能。
“最容易学的是什么？”彼得问道。
“会计。”阿瑟撒了谎。 13
于是，彼得又上了5年的夜校，拿到了会计文凭。他开始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但是大海仍然在召唤着他，只要一有机会，彼得就会前往塔斯马尼亚岛，在那里，他拥有一支自己的渔船队。1966年冬天，正是这一业余爱好把他带到了汤加。他拜会了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Taufa'ahau Tupou Ⅳ），请求国王允许他在汤加水域捕捉龙虾。不过遗憾的是，国王拒绝了他。
彼得失望地踏上了返回塔斯马尼亚的航程。不过在回来的路上，他又绕了一小段路，在汤加皇家水域外撒网捕捞。就在那时，他看到蔚蓝色的大海上有一座很小的岛屿。
这座小岛就是阿塔岛。
彼得知道，那座小岛上已经很久没有船舶停靠过了。曾几何时，阿塔岛也是一个有人类居住的岛屿，直到1863年那个黑暗的日子。那一天，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奴隶船，岛上的原住民全被掳走当了奴隶。从那以后，阿塔岛就变成了一座荒岛——它被诅咒、遗忘了。
但是，彼得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通过双筒望远镜，他看到了绿色悬崖上有烧焦的痕迹。“在热带地区，天然的火是极其罕见的。”半个世纪后，他告诉我们，“所以我决定去调查一下。”当他的船只快抵达阿塔岛的西端时，彼得听到在瞭望台上观察的船员喊叫了起来。
“岛上有人在呼救！”他的一个手下喊道。
“胡说，”彼得反驳道，“那只是海鸟的叫声而已。”
但就在那时，通过双筒望远镜，彼得看到了一个男孩。那简直是个“野人”，全身赤裸，头发一直垂到肩膀上。“野人”从悬崖边跳了下去，一头扎进了海水里。突然，更多的男孩跟了过来，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彼得命令他的船员们拿出子弹，把枪上好膛，因为波利尼西亚人习惯把最危险的罪犯流放到遥远的荒岛上。
第一个男孩很快就游到了船边。“我叫斯蒂芬（Stephen），”他用完美的英语叫喊道，“我们有6个人，我们可能已经在这里待了15个月。”
彼得疑虑重重。这些男孩一上船，就声称自己是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Nuku’alofa）一所英国寄宿学校的学生。因为讨厌学校的伙食，他们决定自行驾船出海捕鱼，结果却遇上了暴风雨。
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彼得想。他用双向无线电对讲机向努库阿洛法发出了呼叫。“我这里有6个孩子，”他告诉接线员，“如果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你能打个电话去问问学校这些孩子是不是他们的学生吗？”
对方回答：“你别挂机。”
20分钟过去了。（当讲到这里时，彼得已经有点泪眼蒙眬了。）
最后，“一个接线员在电话的另一端哽咽着说道：‘你找到他们了！所有人都以为这几个男孩早就死了。他们的葬礼都已经举行过了。如果真的是他们，那真是奇迹！’”。
我问彼得是否听说过《蝇王》这本书。“是的，我读过，”他笑着说，“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试图尽可能精确地重现那座被称为“阿塔”的小岛上发生的事情。即便已经90岁高龄，彼得叙述的每一件事情都与其他资料的记载一致。 14
另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地离彼得的住所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当年获救时，马诺·托托只有15岁，现在已经年近70，他一直认为彼得船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在我们拜访彼得几天后，马诺在他位于布里斯班北部的迪塞普申湾（Deception Bay）的车库里迎接了我和我的妻子。
马诺告诉我们，这个真实的“蝇王”的故事始于1965年6月。
故事的主角是6个男孩，他们都是圣安德鲁学校的学生，这是一所位于努库阿洛法的校规严苛的天主教寄宿学校。这些孩子里最大的16岁，最小的年仅13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聊且无知。孩子们渴望冒险而不是做作业，他们渴望出海而不是被关在学校里。
所以他们计划着逃离学校。他们准备去800千米外的斐济群岛上，甚至想一直航行到新西兰。“学校里的很多孩子都知道这件事，”马诺回忆道，“但他们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
制订了计划后，还剩下最后一个障碍，那就是他们都没有船。所以他们决定“借”一艘船，而且是向他们都不喜欢的一个名叫塔尼拉·乌希拉（Taniela Uhila）的渔夫“借”。
不过，对于这次航行，这些孩子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准备。两袋香蕉、几个椰子和一个小煤气灶是他们所有的装备。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要带张地图，更不用说指南针了。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经验丰富的水手。只有年龄最小的戴维（David）知道如何掌舵（据他说，“这就是他们愿意让我参与的原因”）。 15
旅途刚开始时一帆风顺。那天晚上，没有人注意到那艘小船离开了港口。当时天清气朗，只有徐徐的微风轻抚着平静的海面。
但是那天晚上，孩子们还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都睡着了。几个小时后，他们醒过来时发现海水正哗哗地从他们身边流过。天很黑，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四周翻滚着的浪花。他们扬起了帆，但是肆虐的狂风很快就把它撕成了碎片，紧随其后被摧毁的是船舵。在那一刻，他们还有心情开玩笑，年龄最大的西奥内（Sione）笑着说，“等回到家后，我们一定要取笑一下塔尼拉，告诉他这艘船就像他自己一样——又老又古怪”。 16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这么轻松了。“我们在海上漂流了8天，”马诺告诉我说，“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男孩们试着去抓鱼。他们把椰子挖空，想办法用椰子壳收集了一些雨水，然后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喝。当然，他们只是在早上和晚上每人各抿一小口。西奥内尝试着用煤气灶烧开海水，但是不小心把煤气灶弄倒了，结果他自己的腿被烧伤了一大片。
到了第八天，奇迹出现了，他们在地平线上发现了一个小点。那是一片陆地，更确切地说，那是一座小岛。当然，它并不是一个热带天堂，那里没有摇曳的棕榈树，也没有松软的沙滩，只有一大片巨大的岩石，突兀地耸立着，高出海平面300多米（见图2-3）。
图2-3 6个男孩到达阿塔岛的航行路线示意图
今天，阿塔岛已经被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了。几年前，一个勇敢的西班牙探险家重新发现了这座小岛。他原先以为，也许可以把这座小岛建设成一个基地，供那些有特殊爱好的富人在进行沉船探险时使用。于是他对阿塔岛进行了考察，但在短短9天之后，这个可怜的家伙就不得不决定放弃。当时有一位记者问他，他的公司是否要把业务扩张到这个满是巨石的小岛上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永远也不会。这个小岛的条件太恶劣了。” 17
然而，那些孩子的经历却截然不同。“当我们到达那个小岛的时候，”沃纳船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男孩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小型公社。他们建成了一个可食性植物花园，学会了用有凹槽的树干来储存雨水。他们甚至还建造了一个体育馆，里面放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哑铃。他们还拥有一个羽毛球场，用羽毛制成了一些笔，并且燃起了一个永不熄灭的火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仅有的工具是一个旧刀片，还有他们坚定的意志。” 18
这个火堆是斯蒂芬在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用两根棍子点燃的（他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工程师）。当虚构的《蝇王》里的男孩们在相互打斗时，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们却点燃了一年多来从未熄灭的火堆。
孩子们制作了花名册，他们一致赞同两人一组分工合作，严格按既定次序分别负责在花园耕种、在厨房中做饭和在岸边警戒瞭望等工作。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吵架，但是每当发生争吵时，他们都会通过暂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争吵的人会分别走到小岛的两端去平息自己的怒火。“大约4个小时后，”马诺后来回忆道，“我们会让他们重新聚到一起，然后告诉他们‘现在请相互道歉’，这就是我们能够一直像朋友一样友好相处的原因。” 19
每一天，他们都会在歌声和祈祷声中开始劳作，又以唱歌和祈祷结束。科洛（Kolo）用一根漂流木、半个椰子壳和6根从他们船上抢救出来的钢丝做了一把简易吉他，然后用此奏乐来帮助提振士气。在救出孩子们这么多年来，彼得一直珍藏着这件乐器。
是的，他们也确实需要让自己提起精神来。整个漫长的夏季很少下雨，孩子们渴得要命。他们曾经尝试过建造木筏离开小岛，但是木筏很快就被汹涌的海浪撕成了碎片。 20 紧接着，暴风雨席卷了整座小岛，他们辛苦搭起来的小屋也被压倒在了一棵树下。
最糟糕的是，有一天斯蒂芬滑了一跤，从悬崖上摔下来，摔断了腿。好在其他的男孩也迅速跟着爬下了山崖，帮助他回到了山顶。他们用树枝和树叶固定住他的腿。“别担心，”西奥内开玩笑说，“你的工作由我们来做，而你只要像陶法阿豪·图普四世国王那样安心地躺着就行了！” 21
最后，在1966年9月11日（星期日），这些男孩终于获救了。
获救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可以说正处于巅峰状态。当地医生波塞西·福努阿（Posesi Fonua）后来表示，他对他们健壮的体格以及斯蒂芬摔断腿后又完全康复觉得万分惊讶。
但是，这些孩子的冒险故事并没有至此结束。当回到努库阿洛法时，孩子们发现警察正在等着他们。你可能会认为警察是因为失踪的6个孩子平安归来而来迎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警察登上了彼得的船，逮捕了这些孩子，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塔尼拉·乌希拉先生，也就是孩子们在15个月前“借”来的帆船的主人，到那时仍然非常生气，他决定提起诉讼。
所幸，彼得想出了一个计划。他突然想到，孩子们经历沉船、自救并最终平安归来的故事是好莱坞的绝佳素材。6个孩子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这个故事足以让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许多年了。作为他父亲的公司的会计，彼得掌管着公司的电影版权，并且认识不少有权势、经常上电视的人。 22
彼得船长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在汤加，他给悉尼第7频道的负责人打了电话。“把这个故事拍出来后，你们可以拥有在全澳大利亚播放的权利，”他告诉他们，“你们只需把除澳大利亚之外的世界范围内的版权留给我。然后我们把这些孩子从监狱里救出来，把他们带回到那个小岛上。”彼得专程前往拜访了塔尼拉·乌希拉先生，为他的那艘旧船赔付了150英镑。他将孩子们保释出来，条件是他们得配合他拍一部电影。
几天之后，来自第7频道的一个拍摄团队搭乘一架古老的DC-3型飞机抵达了汤加，当时澳大利亚与汤加之间每星期只有一个航班。在向我和妻子描述当时的场景时，彼得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从那架飞机里走出来的拍摄团队中，有三个正儿八经地穿着西服套装和尖头皮鞋的人，那正是那些在电视节目里出现的人的样子。”
当整个拍摄团队与6个男孩来到阿塔岛的时候，第7频道来的那帮家伙的脸都吓绿了。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会游泳。“别担心，”彼得安慰他们道，“万一有事，这些孩子会救你们上来的。”
彼得划船带着这些战战兢兢的人来到了大浪当中：“孩子们就是从这里冒出头来的，你们也要下去拍摄。”
尽管已经过去50年了，这段回忆还是让彼得泪流满面——不过这一次是笑出了眼泪。“我把他们扔到了海里，这些澳大利亚电视台来的人立刻沉了下去，汤加人马上跳下水去，把他们捞了起来，带着他们穿过海浪，最后把他们放到了岸边的岩石上。”
接下来，他们还必须爬上悬崖，这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当他们终于到达山顶时，摄制组已经崩溃了。他们累得瘫倒在地。因此毫不奇怪，这部名为《阿塔岛漂流记》的纪录片并没有拍摄成功。不仅取的镜头很糟糕，而且当时拍的16毫米电影胶片大部分也丢失了，总共剩下了30分钟。“实际上，”彼得补充道，“里面还有20分钟是附加的广告。”
当我听到第7频道拍过纪录片时，就立刻想到拿来看看。但是彼得手头上并没有备份，在回到荷兰后，我联系了一家专门追踪和修复旧胶片的机构。尽管他们努力寻找了很久，仍然一无所获。
后来彼得又出面介入了此事，帮助我与一位名叫史蒂夫·鲍曼（Steve Bowman）的独立电影制作人取得了联系，他曾于2006年拜访过这些“男孩”。史蒂夫此前一直对他们的故事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感到沮丧。他自己拍摄的纪录片也从来没有被公开播出过，因为发行人破产了，但是他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原始采访记录。他好心地拿出了自己摄制的纪录片让我看，还帮我与这群孩子中最年长的西奥内取得了联系。最重要的是，史蒂夫宣布他手里还拥有那部原始的16毫米胶片纪录片的唯一一个备份！
“我可以看看吗？”我问史蒂夫。
“当然可以。”他回答道。
这就是我可以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观看摄制于1966年的原始纪录片的原因（幸亏几个月前，我在一个不知名的博客上偶然发现了关于这6个孩子遇险的故事）。“我叫西奥内，”纪录片以这样一句话开始，“1965年6月，我和圣安德鲁高中的5名同学被海浪冲上了这座小岛。”
当男孩们回到汤加时，心情分外欢快。整个哈阿菲瓦岛的居民——有约900人，都出来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家。对此，1966年的纪录片画外音是这样解说的：“这真可谓好事成双！一个派对刚结束，下一个派对就该着手准备了。”
彼得被誉为汤加的国家英雄。不久之后，他收到了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亲自发来的信息，邀请彼得船长前往为他讲述这个故事。“谢谢你救了我的6个臣民，”国王说，“现在，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这个问题彼得船长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回答：“我想在这片水域捕捞龙虾，然后在这里做生意。”
这一次，国王同意了。彼得回到了悉尼，从他父亲的公司辞职，委托船厂建造了一艘新船。然后，他把6个孩子叫到了一起，给了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探索世界的机会。他聘请了西奥内、斯蒂芬、科洛、戴维、卢克（Luke）和马诺来到他的新渔船上当船员。
那么给这艘新船取什么名字好呢？当然是“阿塔号”啦。
这就是现实版的《蝇王》的故事。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暖心的故事。当然，这也是畅销小说、百老汇戏剧和能够引起轰动的电影大片的素材。
然而，这又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故事。阿塔岛上的男孩们默默无闻，威廉·戈尔丁的小说却广为流传。媒体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戈尔丁是当今最受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之一电视真人秀的开先河者。
从《老大哥》（ Big Brother ）到《诱惑岛》（ Temptation Island ），这些所谓的真人秀节目都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一旦任由人类自行其是，他们就会变得与野兽无异。“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蝇王》，”热门电视节目《幸存者》（ Survivor ）的编剧在一次采访中透露，“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我12岁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我20岁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我30岁的时候。此后我们就开创了这一类电视节目。” 23
这类节目的首创者是全球音乐电视台的《真实世界》（ The Real World ）。自1992年首次播出以来，《真实世界》每一集的开场白都是由一位演员背诵的以下内容：“这是关于7个陌生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试图揭示，当人们不再彬彬有礼，开始变得注重现实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撒谎、欺骗、挑衅、敌对……这些就是每一期真人秀节目想让我们相信的“注重现实”一词的含义。但是，如果你真的花了一些时间认真观看这些节目背后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节目参与者都是在被诱导、被灌醉、被蒙骗的情况下，才开始以各种各样令人震惊的方式互相竞争的。这恰恰说明，人们只有在如此严重地受到操纵的情况之下，才会把最坏的一面显露出来。
另一档真人秀节目《儿童之国》（ Kid Nation ）曾经尝试过把40个孩子扔进新墨西哥州的一座鬼城里，并希望他们最终以互相残害收场。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如电视制作人之愿发生。“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发现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一名参与者后来回忆道，“他们不得不抛出一些东西来诱惑我们，引导我们为它们而争斗。” 24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们都知道这些只是娱乐。”
但故事只是故事的情况少之又少。故事也可以成为安慰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布莱恩·吉布森（Bryan Gibson）证明，看《蝇王》类型的电视节目会让人们变得更有攻击性。 25 对儿童的研究也表明，幼年观看暴力画面的频率与成年后的攻击性之间的相关性甚至比石棉与癌症之间的相关性，或钙摄入量与骨量之间的相关性更高。 26
那些愤世嫉俗的故事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在英国，有一项研究表明，经常看真人秀节目的女孩也会更经常说，以恶意待人和不时撒谎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27 正如媒体科学家格布纳所总结的那样：“讲述某种文化故事的人，在实际上支配了人类的行为。” 28
现在是时候讲述另外一种类型的故事了。
真实世界中的《蝇王》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友谊和忠诚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如果能够互相依靠，我们将会变得多么强大。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有意让《蝇王》成为数百万青少年的一本必读书，那么我们也必须告诉他们，现实世界中的孩子发现他们被困在荒岛上时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的。多年之后，这6个孩子就读的汤加圣安德鲁高中的一名老师回忆道：“我在社会研究课上讲述了孩子们在荒岛求生的故事，我的学生们总是百听不厌。” 29
那么，彼得和马诺后来怎么样了呢？他们几乎一直形影不离。如果你偶然走进利斯莫尔附近的图勒拉郊外的一个香蕉种植园里，你很可能会遇到他们：两个老人一边互相开着玩笑，一边把胳膊搭在对方的肩膀上。一个是大企业家的儿子，另一个则出身于草根阶层。然而他们两人却成了终生的挚友。
我的妻子给彼得拍了照片，之后，他走到一个柜子前面，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大堆文件放到了我手里。他解释说，那是他的回忆录，是为他的孩子和孙子写的。
我低下头来，看了看第一页：“生活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课是，你应该努力去寻找人性中善良和积极的东西。”
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历史在这方面也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新异或奇怪的事情。它的主要用途仅仅是发现人类本性中那些永恒和普遍的原则。
——大卫·休谟
那6个男孩在阿塔岛上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那么，它只是一个例外吗？它是不是还意味着某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它只是一件孤立的“奇闻逸事”，还是关于人类真实本性的一个典型范例？
换句话说，人性到底是更倾向于善良，还是更倾向于邪恶？
这是几百年来无数哲学家一直试图努力解决的问题。先来看一下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吧，他写的《利维坦》（ Leviathan ）在1651年一经出版就掀起了轩然大波。霍布斯在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指斥和谴责，但是他的名字却永垂史册，而他的批判者早已被人遗忘了。我编著的《牛津西方哲学史》（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将他这本代表作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
或者，再以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为例，他写下了一系列著作，还深深地陷入麻烦的旋涡当中。他本人遭到了严厉的谴责，他的书被焚毁，当局还因此对他发出了逮捕令。然而，到了今天，那些迫害过卢梭的人早已被人遗忘，他却依然被人们铭记在心。
当然，卢梭和霍布斯两人素未谋面。卢梭出生的时候，霍布斯已经去世33年了。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两人直到今天仍然在哲学的拳击台上你来我往地相互较量着。拳击台的一角站着霍布斯：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想让我们相信人性是邪恶的。霍布斯断言，只有公民社会才能把我们从卑劣的本性中拯救出来。而拳击台的另一角则站着卢梭：他宣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善良天使。卢梭认为，“文明”非但不是我们的救赎，反而会毁了我们。
即便你从未听说过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哲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的对立观点，也正是造成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分歧的根源。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场其他的辩论与人类如此利害攸关，或者说没有任何一种分歧的影响对人类如此深远。是施行更严厉的惩罚，还是提供更完善的社会服务；是开办艺术学校，还是增设少年管教所；是推行自上而下的管理，还是向团队授权；是做传统的家庭支柱，还是当家庭“煮男”——几乎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卢梭之间的对立。
让我们从霍布斯的观点开始讨论吧。他是最早提出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自己，就必须先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的哲学家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回到5万年前来一次时光之旅会怎么样。在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日子里，人类的祖先是如何互动的？在没有法典、法庭、法官、监狱或警察的情况下，我们是如何行事的？
霍布斯认为他知道这些。要想“读懂你自己”，就必须剖析你自己的恐惧和情感，这样你就能够“读懂并了解在类似情况下其他人的思想和情感”。
当霍布斯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自己身上时，他得到的诊断结果确实是令人沮丧的。
“在过去，我们是自由的，”霍布斯这样写道，“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但后果是非常可怖的。”人类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的生活，用他的原话来说，是“孤独的、贫穷的、卑劣的、粗野的、短暂的”。为什么会这样？根据霍布斯的推理，原因其实很简单。人类是受恐惧驱使的，对他人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我们渴望安全，而且我们拥有“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力欲”。
结果呢？根据霍布斯的说法，将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但是别担心，霍布斯又向我们保证，只要我们都同意放弃个人自由，无政府状态是可控的，和平是能够实现的。把我们自己，包括肉体和灵魂，交给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他用了《圣经》中的那只著名海怪来给绝对的统治者命名：利维坦。
霍布斯的思想为一个论点提供了基本的哲学基础，这个论点在他之后被导演、独裁者、统治者和将军重复了数千次，不，是数百万次……
“赋予我们权力，否则所有人都将一无所有。”
现在按下快进键。快进到大约100年后，某一天，我们可能会遇到让-雅克·卢梭，当时他只是一个寂寂无闻的音乐家，而且正在向设在巴黎郊外文森的一所监狱走去。那一天，卢梭要去拜访他的朋友狄德罗，那是一个可怜的哲学家，因为讲了一个关于政府部长情妇的笑话就不幸遭到了监禁。
在前往文森的途中，卢梭在一棵树下暂作休息，他翻开了最新一期的《法兰西信使报》（ Mercure de France ），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则广告上——它将改变他的一生。这是一个征文活动的广告，由第戎学院（Academy of Dijon）举办。参加征文活动的人必须撰写一篇论文，回答以下问题：“恢复科学和艺术是否有助于道德的净化？”
卢梭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问题。“在读到那句话时，”他后来这样写道，“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也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公民社会并非福祉，而是诅咒。当他继续走在前往他那位无辜的朋友被监禁的地方的路上时，他想明白了：“人天生就是善良的，只有那种种制度才会让人变得邪恶起来。”
卢梭的论文赢得了最高奖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卢梭迅速成长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不得不说，他的著作今天读起来仍然趣味盎然。卢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位天才作家。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讨论私有财产制的发明过程时写下的尖刻的冷嘲吧。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了一些头脑特别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平等地归属于大家的，土地本身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么你们就要遭殃了！”那么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多少战争、多少杀戮，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惧啊！
卢梭认为，自从这个被诅咒的文明社会诞生以来，事情就变得每况愈下了。农业的出现、城市化、国家的产生，所有这些并没有把我们从混乱中解救出来，而是使我们遭到了奴役并决定了我们的悲惨命运。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也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多亏了印刷字体，”他愤然写道，“霍布斯……危险的幻想将永存于世。”
卢梭相信，在官僚和国王出现之前的美好日子里，一切都比后来要好得多。在人类以“自然状态”存在的那个时代，我们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物种。现在，我们却变得愤世嫉俗、自私自利。曾经的我们健康而强壮，而现在的我们却懒惰又虚弱。在卢梭看来，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千不该、万不该，我们都不应该虚掷我们的自由。
卢梭的思想为一个论点提供了基本的哲学基础，这个论点在他之后被无政府主义者、挑拨离间者、追求精神自由者和煽动者重复了数千次，不，是重复了数百万次……
“给我们自由，否则我们将失去一切。”
接下来，再快进300年，终于轮到我们这个时代了。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哲学家能够像霍布斯和卢梭这两个人那样对我们的政治、教育和世界观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例如，整个经济学都是以霍布斯的人性观为前提的，他把人类看作理性的、自私的个体。卢梭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相信孩子应该自由地、无拘无束地成长，这个观点在18世纪是革命性的。
直到今天，霍布斯和卢梭的影响仍然令人震惊。我们现代的许多思想流派，不管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进步主义的，也不管是现实主义的还是理想主义的，都可以追溯到他们。每当某位理想主义者主张更多的自由和平等时，卢梭总是会露出赞许的笑容。每当愤世嫉俗论者哀叹自由和平等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时，霍布斯都会点头表示同意。
当然，这两个人的著作都不适合作为我们休闲的消遣读物，尤其是卢梭的作品，他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可以阐释的空间。但是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对他们两个人的颇具竞争性的主要观点进行检验了。说到底，霍布斯和卢梭都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而已，而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收集科学证据。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探讨以下问题：哪位哲学家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应该对自己身处远离“自然状态”的文明时代而心存感激？或者，我们曾经是否身为高贵的野蛮人？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都取决于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