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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
布雷格曼1988年4月26日出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荷兰学者，比我小了20多岁。他凭借清晰、独立的学术判断力，结合坚定的信念，对人性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描述。在我看来，其《人类的善意》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这样的结论简直太平凡了，但是它又非同寻常！此书属于稀有种类，是我寻找了多年才找到的那类作品。10多年前我就相信一定会有人写出这样的书，没想到的是，其作者竟然如此年轻！2021年湛庐送我布雷格曼《人类的善意》一书的内部审读本。我连夜读完，给编辑发了微信：“正是我寻找的书！走在街上遇到一个人，他（她）是骗子的概率有多大？按‘性恶说’是100%，按一般的理性主义分析是50%，而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那是小概率事件。”那天是2021年5月28日。
但是，长久以来学界并不这样认为。
我们通常会严重夸大人类做恶的动机，低估人类行善的愿望，而这种判断会被“文明”放大。对人性的悲观看法是一种“反安慰剂”：我们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趋于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文化”的人，反而可能越自私，更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真的如此吗？怎么会这样？
历史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对人性做出了想当然的错误判断，倾向于看到人性恶的方面。修昔底德、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埃蒙德·伯克、边沁、尼采、古斯塔夫·勒庞、理查德·道金斯、约翰·亨利奇（Joseph Henrich）、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等，都认定人天生自私，其学说的出发点是“人倾向于干坏事”。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中流行的“理性人”假设，以及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中的“自私的基因”学说和“总体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理论，会进一步确认当代人文学术界和研究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界，都倾向于假定人类天性自私和好斗，缺乏善意与合作精神。那么现实的人性如何呢？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已有大量实际调查研究否定了这类根深蒂固的偏见，人类在危急关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能够保持我们自己都难以意识到的良好教养！当然，反例也不少。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如此多聪明的学者都会有这般偏见？这是个大问题。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但我只给出一种：对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研究数千年来基本上被先验论、目的论所垄断，自然主义视角的研究通常不占上风。前者并不必然导致“性恶论”，却有助于“性恶论”的迭代、扩展。比如，墨索里尼、丘吉尔、罗斯福都读过勒庞的《乌合之众》。新闻和历史著作也都倾向于传播和描写冲突、战争、犯罪、灾难、不幸、暴政、压迫，打开电视机或者用手机登录新闻网站，不是这里出事了就是那里开火了，一般性事件虽然天天发生，即使数量占比为99.99%，也很难成为新闻，反常事件总是抢先侵入人类视听，造成天下不太平、危机频发的假象。而这样一种印象又会刺激政客、资本家、技术狂徒，令他们找到种种借口对世界进行“合理”干预，干预的结果往往是使局面进一步恶化。这就是现代世界运作的套路，你我可能不是主角，但作为配角一直参与其中，每收看一次就相当于点赞一次。
道金斯是一位关键人物，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理性精神的代表（这个说法很可疑，他的“花言巧语”不但不能为科学增光，反而可能令公众远离科学），可惜他因自己的不恰当表述，令读者对人性产生了诸多误解。原来我很认可其写作，还就其“基因之河”的美妙比喻撰写过长篇文章（将他与法藏和尚进行了对比），直到2006年整理完《看得见的风景》第5章“重建共生范式”，我才弄清了其思想的矛盾之处，从而告别了其假达尔文主义。为何说他是假达尔文主义呢？他不是被誉为“达尔文的斗犬”吗？没错，也许正因为过于自信和好斗，他迷失了方向，背离了达尔文的自然主义传统，染上了目的论的偏见。后来有朋友再来请我推荐道金斯的书，我都谢绝了。
著名博物学家、昆虫学家、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于2021年12月26日去世，我撰文纪念并顺便评论了利他魔咒（altruistic spell）背后的哲学观念（见《生物多样性》2022年第1期），在道金斯-威尔逊之争中，我支持后者。被“利他魔咒”迷倒的学者有两个未加反思的预设。第一，非对称性预设，即“利己”（或“自私”）是基本的，是出发点，是说明项（explanans）之一；而“利他”是第二位的，是有待说明的被说明项（explanandum）。第二，个体主义预设，即个体优先，共同体次之。这个预设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演化心理学中都广泛存在。其基本含义是，一个系统中，个体的行为是第一位的，系统的行为要通过个体行为及其组合推导出来。但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两个假设都是可以质疑的。
其实，只要做细致的自然主义式调查，我们就能确认“利他”是一个普通事实，并非稀有事件，没必要为利他现象的存在感到奇怪。“利己”和“自私”有重大区别。把近似中性的“利己”都划归于“自私”，相当于无形中扩大了“自私”的指称范围。“以恶的眼光看世界，满地都是恶棍；以善的眼光看世界，到处都是圣人。”世界本身多姿多彩，有善有恶，分形交织（be fractally woven），而且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利己”与“利他”都是有条件的，是在系统层面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征，一个人对某些人有时会展示“利他”、有时会展示“利己”，而不会针对任何条件都给出单一不变的反应。
非西方世界的人性观念，好像并不为“性恶说”所垄断，比如中国古代有著名的孟子“性善说”，长期以来为教育界所称道。当然，中国古代也有荀子的“性恶说”。它们都不是完全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上的哲学、科学，但与自然主义比较接近。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人性是一个具体的共相，而非抽象的共相。在先生看来，中国古代学人关于人性善恶有如下几类想法（见《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1）性善论：孟子，后有宋明理学及王夫之、颜元、戴震。
（2）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有王安石。
（3）性恶论：荀子。
（4）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后有董仲舒、杨雄。
（5）性三品论：王充、韩愈。
（6）性二元论：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
其中，类型意义最为明显的是孟子的“道性善”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即有道德的萌芽，但需要培养扩充。“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说得也比较有弹性，他只说人可以为善，而不是必定为善。荀子则把恶归于性，把善归于习。把人“欲为善”这种向善的追求说成是“人性恶”的一种证明。张岱年先生认为荀子的观点不妥——若善有待于学习，恶也有待于学习；善固非性，恶也非性。荀子人性学说的贡献在于反对“道德先验论”，认为圣人之性与众人之性一样，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总结起来，张岱年先生说：“如果所谓性指生而具有无待学习的本能，那么应该说性是无善无恶的，告子所谓‘性无善无不善’也是正确的。如果所谓性包含待学习而后实现的可能性，那么应该承认性有善有恶，世硕‘性有善有恶’或战国时期‘性可以为善，可以不为善’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孟子专讲性善，陷于一偏；荀子专讲性恶，有自相矛盾之处。
按自然主义的思路，人性如何或者人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表现如何，不是靠推理能够得出的，需要实际调查。作为哲学假设，比较有说服力的想法是：人性有善有恶，但可以变化；同一个人也可以时善时恶。
2021年刚拿到此书、讨论其价值时，编辑也坦言：读者未必买账。如作者所言，“最畅销的历史类图书总是与灾难和不幸、暴政和压迫有关。第一主题是战争，第二主题还是战争，第三也还是战争，最多只是在战争上又加了点佐料而已”。在国内可能不全是这样（但网络好战分子也不少），但耸人听闻、励志、揭秘、卖弄成功学的套路，仍是畅销书的主模式。
电视台、网络媒体希望不断出现惊人的事件，简直迫不及待，就像二流相声演员恨不得下台用手指捅观众的腋下以博取笑声一般。读者、观众也需要新闻，特别的新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消费新闻，就像习惯于吃饭、睡觉、做爱一样。如何能够持续不断地满足这些要求呢？那就是即便没有什么事情，也要造出事情，挖出事情。“高级政客”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也容易陷入其中，并将整个国家、民族置于争斗的恶性循环。和平、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人类世”中人这个物种的宏观发展战略，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可惜，军事集团助推冲突升级、发言人打口水仗，每天都在发生，令人觉得现实世界一团糟，没有希望。
这正是现代性的悲剧之一。然而当我们这样叙述时，又落入了或者说确证了对人性悲观的信念！
此书不限于讨论对人性的判定，还广泛涉及如何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比如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存在的问题。“控制实验”方法对于无机的力学、物理、化学系统甚至一小部分生命系统具有极好的效果，是培根所倡导的“博物探究与实验探究”中新兴起的一部分（后者），它是当今自然科学四大传统（博物、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中最核心、最高效的方法。但是，它的确不能简单地应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刻意设置的某些实验条件（即控制）可能是不允许的，由此得来的数据即使可重复，也可能不反映系统的本来面目，就像对嫌疑人用酷刑而导致冤案一般。这样的科学研究，实际上并不够科学，属于不合格探究。但在现实中，它以科学的名义在操作，抢夺了话语权。
在平凡、模式化的世界中，人类行为越来越缺乏内在驱动力。有“进取心”的社会管理者、企业管理者则企图改变这种状态。基于糟糕的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设计的管理措施，相当成问题。比如，经济管理中普遍采用的激励机制会走样，人们为目标、奖金和惩罚的预期所累，“道德指南针”弱化。这相当于人类自己奴役自己，人被当作某种机器对待。调查显示，只有13%的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了“投入”，即真心喜欢自己的工作。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Edward L. Deci）的结论是，不应当过多考虑激励别人，而应当多考虑如何塑造一种好的社区、社会，使人们在其中能够自我激励，即调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人类的善意》还谈到学生成长过程中缺少户外游戏、监狱和学校高发的霸凌现象、美国的犯罪率最高、“破窗理论”和“饰面理论”与一般人性的矛盾、“团结才是我们的天性”、“更多的接触有助于缓解和消除仇恨”等，相信许多人都很关心这类事情。
自2020年年初以来，人类进入了一个“新（冠）时代”，大家都清晰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方便、猜忌、压抑，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表现出空前的不信任、诿过，悲观主义和阴谋论笼罩全球。而悲观主义又很容易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管我们如何纠结于“进步”的定义，人类社会在诸多方面的确在进步。但同时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人们变得焦虑，不够乐观，彼此缺乏信任，无法耐心相处。也许读了此书，这样的负面情绪能够得到部分缓解。
人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是《人类的善意》反复提醒我们的。如何简单地验证这一点呢？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讲出来也许会挨骂，但还是愿意说出来：在当代，诈骗的案例并没有减少，而且受骗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这世上有谁没有被欺骗过？人为什么会被拙劣的骗局欺骗？骗局有千万种，多数人被骗不是因为傻，而是因为心地善良。如果你很少被骗，未必说明你真牛，很可能验证了你没有那么善良。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希望更多人受骗或者认定他们受骗活该，而是提醒大家善待人性中善良的部分。还能怎样呢？“接受你偶尔会被欺骗这个事实。这只是用来换取对他人的信任的一个小小的代价。”
作者布雷格曼在全书中一再提及的“现实主义者”，我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自然主义者”。“我们实际上生活在A星球上，这里的人们都天生倾向于善待彼此。”什么是A星球？请读《人类的善意》第1章。注意，此书不是在宣讲，也不是在忽悠他人行善，只是希望人们对实际情况有恰当的估计，使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天性，光明正大地做事。
2022年2月11日于肖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