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友好与合作

人类真的那么聪明吗

要想真正理解人类这个物种，我们首先要搞明白的是，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人类还只是婴儿。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才刚刚诞生不久。试着把地球上生命演化的全部历史想象成只跨越了一个日历年，而不是40亿年，那么直到10月中旬，细菌才登上了历史舞台，然后直到11月，我们所熟悉的生命形式才出现，慢慢抽出了嫩芽，长出了枝条，然后发展出了骨骼和大脑。

那么人类呢？我们直到12月31日晚上11点左右才开始登场。然后我们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四处游荡了大约一个小时，直到晚上11点58分才开始发明农业。我们称为“人类历史”的一切都发生在午夜来临前的最后60秒之内：不管是金字塔和城堡，还是骑士和淑女，抑或是蒸汽机和火箭船（见图3-1）。

眨眼之间，智人遍布全球，从最寒冷的冻土地带到最炎热的沙漠区域。我们甚至成为第一个冲出地球，踏上月球的物种。

但是，为什么一定得是人类呢？为什么第一个宇航员不是一只香蕉、一头奶牛或一只黑猩猩呢？

这些问题听起来似乎很愚蠢。但是从基因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跟香蕉的相似度达60%，跟奶牛的相似度达80%，而跟黑猩猩的相似度更是高达99%。这也决定了是我们给奶牛挤奶，而不是它们给人类挤奶；是我们把黑猩猩关在笼子里，而不是反过来……所有这些都不是完全给定的。那么，为什么仅仅1%的不同就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认为人类所享受的这种特权地位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人类比其他生物更优秀、更聪明、更优越，总之，人类就是上帝的巅峰之作。

但是请试着再想象一下，在1 000万年前（在前面描述的那个“地球生命日历年”中大约是12月30日），有一些外星人来到了地球。他们能预测到智人（Homo sapiens）的崛起吗？完全不可能。那时智人属还不存在。地球还是类人猿的天堂，当然更没有人在建造城市、写书或者发射火箭。

一个可能会令很多人觉得不舒服的事实是，人类——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如何独特，也是那个被称为“演化”的盲目过程的产物。我们属于喧闹的多毛科生物，更多的时候被称为灵长类。直到午夜到来前10分钟，我们还有其他古人类物种 ¹ 为伴，直到它们神秘地消失了。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开始理解演化的意义时的情形。当时我19岁，在iPod上收听了一场关于达尔文的理论的演讲，听完后我沮丧了整整一个星期。

当然，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已经知道这位英国科学家的姓名了，但我上的是一所基督教学校，生物老师把演化论说成了一种古怪的理论。我后来才知道，我的生物老师说得并不准确。

生命演化的基本要素很简单，所需要的东西还包括：

●　许多的苦难。

●　大量的斗争。

●　足够的时间。

简而言之，演化的过程可以归纳为：每种动物都会生下非常多的后代，远远超出它们所能供养的能力。那些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动物（比如拥有更厚的皮毛或更好的伪装术的动物），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的概率会略高一些。试着想象一下，有这样一场淘汰赛，参赛者数以十亿计，而且对每一个参赛者来说，直到死去比赛才会结束。很显然，亿万参赛的生物都将一败涂地，最终被淘汰出局，有些甚至还没来得及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如果比赛的时间足够长，比如40亿年，那么父母和孩子之间极其细微的差异都会分化为巨大的生命谱系。

就是这样。简单，然而精彩纷呈。

对于达尔文来说（他在年轻时曾经考虑过以后当一名牧师），是残酷的自然与《圣经》中创世记故事之间的完全不可调和性，最终摧毁了他对上帝的信仰。达尔文曾经这样写道，考虑一下寄生蜂吧，这是一种在活的毛毛虫身上产卵的昆虫。寄生蜂幼虫孵化出来后，会把毛毛虫从里到外吃个精光，这导致活毛毛虫不得不经历一个可怕而漫长的死亡过程。

要拥有什么样的病态头脑才能设想出如此残酷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没有主谋，没有宏伟的计划。痛苦、折磨和斗争仅仅是演化的引擎。你能责怪达尔文把他的理论推迟很多年才发表吗？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达尔文说，这简直“就像承认自己犯了谋杀罪一样”。 ²

从那以后，演化论似乎再也没有得出过多少令人欣喜的东西。1976年，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他的关于基因在生命演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巨著《自私的基因》。但这是一本非常令人沮丧的书。你是否指望大自然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道金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用不着屏住呼吸。“我们要努力去教导人们变得慷慨和富有利他主义精神，”他这样写道，“因为我们天生就是自私的。” ³

《自私的基因》一书出版40年后，英国公众又把它选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科学著作。 ⁴ 然而，无数的读者在读到该书结尾时都觉得非常沮丧。“这本书对人类本性提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悲观看法……但是我又无法提出任何证据来反驳它的观点，”其中一位读者这样写道，“我真希望我从来没有读过它。” ⁵

这就是我们，智人，一个残酷而漫长的演化过程的产物。尽管99.9%的物种已经灭绝了，但我们依然傲立在地球上。我们已经征服了地球，接下来还要征服很多星球。谁知道呢？下一个征服的可能是银河系。

但是，为什么是我们呢？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人类的基因是所有的基因中最自私的，也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强壮而聪明、高效而精干。然而，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吗？就身体强壮这一点而言，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并不是这样。黑猩猩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击倒我们。公牛只需要用它的其中一只锋利的犄角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刺伤我们。刚呱呱坠地时，我们处于全然无助的状态，而且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虚弱无力、行动迟缓。我们甚至在逃命时也不擅长爬上大树躲避。

或许，这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从表面上看，你可能真的可以这么认为。智人种有一颗极大的脑袋，大脑运转消耗的能量类似于在北极蒸桑拿。我们的大脑可能只占人体体重的2%，消耗的卡路里却占到了人体总消耗量的20%。 ⁶

但是，人类真的那么聪明绝顶吗？当我们完成一道很有难度的加法题，或者绘制一幅漂亮的图画时，我们通常都要运用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技巧。例如，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能数到十，但我非常怀疑自己能否独自构想出一个数字系统来。

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在试图找出哪种动物天生是最聪明的。标准的做法是将我们的智力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如猩猩和黑猩猩）的智力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人类被试都是蹒跚学步的幼儿，因为他们受他人影响的时间更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由德国的一个研究团队设计的实验，被试要在实验中完成一系列共38项测试。这个实验主要评估了被试的空间理解能力、计算能力和因果关系感知能力。 ⁷ 图3-2给出了这个实验的结果。

是的，你没有看错，蹒跚学步的孩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黑猩猩和猩猩）的得分是一样的。更加糟糕的是，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作记忆和处理信息的速度（这些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人类智力的基石之一）也并没有为我们赢得任何优势。

这个结果也得到了日本的研究人员的证实。他们设计了一个实验对成年人和黑猩猩的智力进行对比测试。在实验中，被试要待在屏幕前面，屏幕上闪烁着一组数字（从1到9）。在过一段时间之后（通常短于一秒），这些数字会被白色方块取代。然后，实验者要求所有被试按数字从小到大的顺序点击屏幕上出现白块的地方。

乍看起来，人类被试应该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黑猩猩。但是，当研究人员加大测试难度之后（方法是让数字消失得更快），黑猩猩却领先了。黑猩猩被试中的“爱因斯坦”是爱由美（Ayuma），它的速度比其他参与者更快，犯的错误也更少。 ⁸

好吧，从大脑原始的基本能力来判断，人类并不比我们多毛的表亲表现得更好。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使用如此巨大的大脑呢？

或许是因为我们更加狡猾吧。这也正是“马基雅维利式智慧”假说的关键所在。这种假说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君主论》（ The Prince ）一书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的名字来命名的。《君主论》是一本专为统治者而写的“手册”。在这本书中，马基雅维利建议君主，必须编织一张谎言和欺骗的巨网，这样才能够保住权力。根据这种假说的拥护者的说法，那就是人类数百万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设计出越来越有创意的方法来给彼此“下套”。正因为说谎比说真话需要更多的认知能量，我们的大脑容量才会像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库那样快速增长。这种智力军备竞赛的结果就是催生了智慧的超级大脑。

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么你就应该预测，在那些以欺骗对手为关键的游戏中，人类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其他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并没有如此幸运。大量研究表明，在这类比赛中，不仅黑猩猩的得分比人类要高，而且还暴露了人类只是一个蹩脚的说谎者的真相。 ⁹ 不仅如此，我们还天生就倾向于轻易相信他人，这也解释了那些行骗高手把许多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原因。 ¹⁰

这让我想起了关于智人种的另一个古怪之处。马基雅维利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建议，永远不要让你的情绪外露。他强调说，一定要学会不动声色，因为羞耻感一文不值；为了成为赢家，你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如果真的只有无耻之徒才能成为赢家，那么为什么在整个动物王国中只有人类才会脸红呢？

达尔文曾经说过，脸红是“所有表情中最奇特、最具人性的一种”。为了搞清楚这种现象是不是人类世界普遍存在的，他给国外的所有朋友都写了信，调查对象包括传教士、商人和殖民地官员等。 ¹¹ 结果所有人都回答说，这里的人也都会脸红。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脸红这种生理反应没有消失？

尼安德特人的灭绝

1856年8月，在科隆北部的一个石灰石采石场，两名工人发现了一个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东西。他们发掘出了曾经行走于地球上的最具争议性的生物的骨骼。

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古老的骨头，通常大多是熊或鬣狗的。在他们挖掘、采石的过程中，这样的骨头时常会突然冒出来，然后他们会把这些骨头同其他废弃物一起扔掉。但是这一次，垃圾堆里的这些遗骸被他们的工头注意到了。他认为这可能是一只洞穴熊的骨头，于是他决定把这些骨头作为礼物送给当地一所高中的科学老师约翰·卡尔·富尔罗特（Johann Carl Fuhlrott），因为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很酷”的礼物。与奈飞公司问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富尔罗特是一位狂热的化石收集者。

富尔罗特一看到这件礼物，就意识到这些绝不是普通的动物骨头。一开始他以为这副骨架是人类的，但总觉得有某些地方不对劲。这个头盖骨很奇怪。与人类头盖骨相比，它显得有些倾斜且更细长一些，同时眉骨突出，鼻子也很大。

那个星期，当地报纸报道了人们在尼安德特山谷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平头人种”（Race of Flatheads）的骨骼化石的消息。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的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Hermann Schaaff Hausen）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报道后，立即与富尔罗特取得了联系。他们约定见面交流看法。短短几个小时后，两人就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骨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类，而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类物种。

富尔罗特断言：“这些骨头是远古时代的。” ¹² 这也就是说，这个人类物种生活在上帝发动大洪水淹没地球之前，大洪水使他们变成了某种生物的遗骸。

这个结论在当时令人震惊的程度用什么词来形容都不为过。许多人认为这纯粹是一个异端邪说。当富尔罗特和沙夫·豪森在博学之士云集的下莱茵河科学与医学学会（Lower Rhine Society for Science and Medicine）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们的发现时，他们得到的反馈是与会者的震惊和怀疑。 ¹³ 一个解剖学教授大声喊道，这简直荒谬绝顶，并称它只是一具在拿破仑战争中死去的俄国哥萨克人的骸骨。另一个与会者则说，这真是一派胡言，并称这副骸骨的主人只是“某个可怜的傻瓜或隐士”，只是因为疾病而使头骨变得畸形了。 ¹⁴

但是，随后人们又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骨头。整个欧洲的博物馆都忙于埋头收藏，越来越多的长脸形头骨重现天日。起初，大部分科学家认为它们只是一种畸形的头骨，并未加以重视，然而后来他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这可能确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类头骨（见图3-3）。不久之后，有人将头骨对应的物种命名为“愚蠢的人类”（Homo stupidus）。 ¹⁵ 理由是，他们的“思想和欲望”，正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解剖学家所阐述的那样，“从来没有超越禽兽的思想和欲望”。 ¹⁶ 《科学年鉴》（ Annals of Science ）记载的分类更加精微，它以发现这些骨骼的山谷来为这个新发现的人类物种命名，叫作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

时至今日，人们对尼安德特人的普遍印象仍然是愚蠢的傻瓜，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直到不久之前，智人还与其他人类物种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科学家已经确定，在5万年前，除了我们之外，至少还有五种人——直立人（Homo erectus）、弗洛瑞斯人（Homo floresiensis ）、吕宋人（Homo luzonensis）、丹尼索瓦人（Homo denisova）、尼安德特人。他们都属于人类，正如金翅雀、家雀和牛头雀都是雀类一样。所以，除了为什么是我们把黑猩猩关在动物园里，而不是黑猩猩把我们关在动物园里这个问题之外，这里又浮现出了另一个神秘的问题：在“平头种族”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对其他人类物种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全都消失了？

是因为尼安德特人比我们弱小吗？不是。恰恰相反，他们是典型的“肌肉男”，他们的肱二头肌就像吃了菠菜后的大力水手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非常强硬。这是两位美国考古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对尼安德特人化石中的大量骨折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尼安德特人与一个现代体育职业群体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竞技牛仔，后者也经常与大型动物发生“暴力冲突”。

这两位考古学家与职业牛仔竞技协会取得了联系——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根据这个协会的记录，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其内部成员就发生了2 593起受伤事故。 ¹⁷ 将这些数据与尼安德特人的数据进行比较，他们发现了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尼安德特人并没有像竞技牛仔那样，骑在狂奔的野马上去用套索追逐野牛，而是用长矛去刺猛犸象和剑齿虎。 ¹⁸

排除了尼安德特人并不比我们弱小这个可能，剩下的也许是他们比我们更加愚笨这个猜想了。

要是了解事情的真相，你只会觉得更加不安。平均来说，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要比现代人类的大脑大15%左右，即前者为1 500立方厘米，后者为1 300立方厘米。如果我们夸耀自己的大脑是超级大脑，那么尼安德特人的大脑便是“超超级大脑”。或者，如果说我们的大脑是Macbook Air，那么他们的大脑就是Macbook Pro。

随着科学家关于尼安德特人的新发现不断增多，大家越来越一致地认为，尼安德特人拥有惊人的智力。 ¹⁹ 他们会生火做饭，会缝制衣服、制作乐器、打磨珠宝和绘制洞穴壁画。而且，有大量迹象表明，智人还借用了尼安德特人的一些发明，比如某些石器，甚至有可能埋葬死者的习俗也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尼安德特人既然有着巨大的大脑、发达的肌肉，以及在两个冰河世纪中生存下来的能力，但他们最终还是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顽强地生存了20多万年之后，为什么会在智人出现后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这里有一个终极性的，然而也更加邪恶的假说。

如果说与尼安德特人相比，智人既没有更强壮、更勇敢，也没有更聪明，那么或许是因为智人更卑鄙。“很有可能，”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推测，“当智人遇上尼安德特人之后，结果就是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种族清洗运动。” ²⁰ 普利策奖得主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⁶⁾ 对此表示赞同：“这些谋杀犯是可以根据证明力较弱的间接证据来定罪的。” ²¹

稚人的登场

这是真的吗？智人真的对我们的古人类表亲实施了“种族清洗”吗？

快进到1958年的春天。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生物系学生柳德米拉·特鲁特（Lyudmila Trut）敲开了德米特里·别利亚教授（Dmitri Belyaev）办公室的门。德米特里教授是一位动物学家和遗传学家，正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帮他管理一个雄心勃勃的新研究项目。尽管柳德米拉当时还是一名学生，但是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下这份工作。 ²²

德米特里教授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他决定让她参与他的秘密研究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柳德米拉前往西伯利亚的一个靠近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边境的偏远地区，教授将在那里着手展开一项实验。

他告诫柳德米拉在同意前往之前要慎重考虑，因为这是一次冒险之旅。那时的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遗传学研究。出于这个原因，研究小组对外宣称这是一个关于珍贵狐狸皮毛的研究。

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告诉我，”若干年后柳德米拉这样说道，“他想从狐狸中培养出一条狗来。” ²³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她刚刚同意开始的是一项史诗般的探索。德米特里和柳德米拉将一起揭开人类的起源之谜。

他们从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入手：如何将一个凶狠的捕食者变成一只友好的宠物？早在100多年前，达尔文就已经注意到了，许多被驯养的动物，比如猪、兔子、羊等，都表现出了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它们的个子要比它们的野生祖先小一些。其次，它们的大脑和牙齿通常也更小，平时经常耷拉着耳朵，尾巴则是卷曲着的，皮毛往往有白色斑点。最后，也最有意思的是，它们一生都保留着一些“幼稚”的特征。

这是一个困扰了德米特里多年的谜题。为什么被驯养的动物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农民在那么多年以前就会更喜欢有卷曲的尾巴、下垂的耳朵和一张娃娃脸的小狗和小猪，并且根据这些特征来进行有选择的繁育？

这位遗传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他怀疑这些可爱的性状或特征仅仅是别的什么东西的副产品。他认为，这是一种“变态”（metamorphosis），如果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动物一直根据某种特征而被有选择地繁育，那么变态就会发生。这种特征是：友好。

这也是德米特里的计划。他想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复制出大自然花费数千年才能形成的东西。他想把野生动物变成宠物，而且他认为这可以通过只选择那些最友善的个体进行繁殖来实现。根据他的研究计划，德米特里选择了银狐作为实验对象，这是一种从未被驯化过的动物，非常凶猛好斗，研究人员只有在戴上厚达5厘米且长及肘部的手套才可以去接触它们。

德米特里警告柳德米拉不要抱太大希望。这项实验可能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甚至有可能终其一生都一无所获。但是柳德米拉态度坚决。几个星期之后，她就登上了“横贯西伯利亚号”快车。

德米特里承包下来的养狐场规模巨大，里面放了数千个关着银狐的笼子。每个笼子里的银狐都发出了刺耳的嚎叫声。尽管柳德米拉事先已经了解过银狐的种种行为，但是她并没有料到它们会如此凶猛。在第一个星期里，她只是在所有的笼子边上不停地转悠，偶尔会戴上防护手套把手伸进笼子中去，看看那些动物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柳德米拉感觉到了某只银狐在攻击前有哪怕一丝犹豫，她就会选择那只狐狸进行繁殖。

事后回想起来，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实在令人惊叹。

1964年，当繁育实验进行到第四代的时候，柳德米拉看到了第一只摇尾巴的狐狸。为了确保这些行为确实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后天习得的），柳德米拉和她的团队成员与银狐的接触一直保持在了最低限度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后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在几代之内，新的银狐就开始直接乞求得到关注。谁又能拒绝得了流着口水、摇着尾巴的小狐狸呢？

在野外，银狐在出生后8星期左右就会变得富有攻击性，但是柳德米拉选择繁育的银狐则永远保持了幼小的特征，整天除了玩耍之外，其他的什么也不喜欢（见图3-4）。“这些温顺的狐狸，”柳德米拉后来这样写道，“似乎在拒绝长大。” ²⁴

与此同时，它们的身体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狐狸的耳朵耷拉了下来。它们的尾巴变得卷曲了，皮毛上也出现了白色斑点。它们的鼻子变短了，骨头变薄了，而且雄性变得越来越像雌性。这些狐狸甚至开始吠叫，像狗一样。不久之后，当饲养员叫到它们的名字时，它们就会做出反应，这是人们在银狐身上从未见过的行为。

这些特征中没有一项是柳德米拉所选择的。她选择培育的唯一标准是友好——其他所有的特征都只是副产品。

到了1978年，即这个实验进行20年之后，生物学家们不再需要隐瞒他们的研究了。演化论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阴谋，而且政府正在变得热衷于推动科学的发展。

同年8月，德米特里设法安排国际遗传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Genetics）在莫斯科举行。与会者成了贵宾，在可以容纳6 000人的克里姆林宫受到了热情款待，宴会上香槟畅饮，鱼子酱飘香。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及德米特里的演讲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深刻。简短的介绍之后，灯光暗了下来，影片开始播放。屏幕上出现了一种不太可能见到的生物：一只摇着尾巴的银狐。观众中发出了阵阵惊叹声，激动的声浪在灯光重新亮起来后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德米特里还没说完。在随后的一小时里，他提出了自己的革命性见解。他说，这些狐狸的变化与激素有关。越温顺的狐狸产生的压力激素越少，血清素（“快乐激素”）和催产素（“爱情激素”）越多。

最后，德米特里在结束时说，这个理论不只适用于银狐。

这个理论“当然也适用于人类”。 ²⁵

回首往事，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和发现。

在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他那本关于利己主义基因的畅销书，得出人类“天生自私”的结论两年后，这位不知名的遗传学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德米特里的理论是，人类是被驯化的类人猿。在数万年的时间里，最善良的人类拥有最多的孩子。简而言之，人类的演化是建立在“最友好者生存”的基础上的。

如果德米特里是对的，那么人类自己的身体里就应该有很多线索可以用来证明这个理论。就像猪、兔子和现在的银狐一样，人类应该会在演化过程中变得更小、更可爱。

德米特里生前没有办法直接检验他的假说，但幸运的是，科学一直在向前发展。2014年，一个美国团队开始研究过去20万年里不同时期的人类头骨，结果他们摸索清楚了一个明确的模式。 ²⁶ 他们发现，人类的脸和身体一直在变得更加柔和、更加年轻，也更加女性化。我们的大脑已经萎缩了至少10%，我们的牙齿和颌骨的形态，用解剖学术语来说也变得更“幼稚”了。通俗地说就是，人类变得孩童化了。

如果你把人类的头与尼安德特人的头放到一起比较，这种差异甚至更加明显。我们的头骨更短、更圆，眉骨更低。人类之于尼安德特人，就像狗之于狼一样。 ²⁷ 正如成年的狗看起来像狼崽子，人类演化的结果是，成年人看起来像幼年的猴子（见图3-5）。

来吧，大家欢迎“稚人”（Homo puppy）登场！

人类外貌的这种变化是在大约5万年前开始加速的。有意思的是，大约就是在尼安德特人消失的同一时期，人类世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新发明，比如更好用、更锋利的石器，钓鱼线，弓箭，独木舟和洞穴壁画。所有这些似乎都不具有进化上的意义，因为人类变得更弱小，更易受到伤害，更幼稚了。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我们的大脑却变得越来越小了。

那么，接下来又如何发展呢？稚人究竟是怎样征服世界的呢？

友好的银狐

谁能比一个真正的小狗专家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呢？布赖恩·黑尔（Brian Hare）在20世纪80年代的亚特兰大长大成人，他一直特别痴迷各种各样的狗。青年时期，他决定学习生物学，却发现生物学家对狗不太感兴趣。毕竟，犬科动物虽然大都很可爱，但是它们似乎都不太聪明。

在大学里，布赖恩上了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课。托马塞洛是一位发展心理学教授，后来成了布赖恩的导师和同事。托马塞洛的研究集中在黑猩猩身上，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黑猩猩比狗有趣得多。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年仅19岁的布赖恩受托协助托马塞洛进行一项智力测试。

这是一个经典的“对象选择测试”（object choice test）。在这个测试中，一种美味的食物被藏了起来，被试则会被提示在哪里可能找到它。人类幼儿在这项测试中表现出色，黑猩猩却被难倒了。不管托马塞洛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如何明里暗里地为黑猩猩提示他们藏香蕉的地方，那些黑猩猩仍然毫无头绪。

在又做了整整一天的手势（以提醒黑猩猩）之后，布赖恩脱口而出：“我想我的狗能行。”

“那当然啦。”托马赛洛教授不以为然地笑着随口应付道。

“不，真的，”布赖恩坚持说，“我打赌它能通过这项测试。” ²⁸

20年后，布赖恩·黑尔成了杜克大学的一名演化人类学教授。通过一系列谨慎细致的实验，他证明了狗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智力。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比黑猩猩还要聪明（尽管狗的大脑更小）。

在一开始的时候，科学家并不理解这一点。狗怎么可能聪明到能够通过对象选择测试呢？它们的大脑一定不是从它们的狼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因为在布赖恩的测试中，狼的得分与猩猩和黑猩猩一样低。它们也肯定不是从主人那里学到了什么特别的技巧，因为那些小狗在9星期大的时候就能通过测试了。

布赖恩的同事兼顾问、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朗汉姆（Richard Wrangham）认为，犬类的智力可能是自发形成的，就像银狐卷曲的尾巴和下垂的耳朵一样，是一种偶然出现的副产品。但是布赖恩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像社会智力这样有用的特质，怎么可能是一种意外的产物呢？相反，这位年轻的生物学家猜测，应该是我们的祖先有选择性地培育了聪明的狗。

布赖恩只有一种办法能够用来验证他的猜想。是时候去西伯利亚走一趟了。几年前，布赖恩曾经看到过一篇关于一位遗传学家进行一项鲜为人知的研究的报道，据说他把狐狸变成了狗。2003年，当布赖恩踏上“横贯西伯利亚号”快车时，柳德米拉和她的团队已经繁殖了40代银狐。布赖恩将是第一个研究银狐的外国科学家，而且他将从对象选择测试开始。

如果他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友好的狐狸和凶猛的狐狸无法通过这项测试的概率是一样的。因为德米特里和柳德米拉是根据友好性而不是智力高低来选择繁育它们的。如果布赖恩的顾问理查德是对的，同时智力只不过是友好的一个副产品，那么只有被选择繁育的狐狸能够成功通过测试。

长话短说吧，测试结果支持了副产品理论，证明布赖恩错了。最新一代的银狐不仅非常机敏，而且比它们好斗的同类聪明得多。用布赖恩自己的话来说，“狐狸完全震住了我”。 ²⁹

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驯化会削弱脑力，同时减少大脑中的灰质，而且这个过程还会牺牲动物在野外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我们常常会说类似这样的俗语：狡猾得像只狐狸，笨得像头牛，等等。但是布赖恩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你想要培育出一只聪明的狐狸，”他说，“那么你不要选择聪明的，而应该选择友好的。” ³⁰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独一无二

这样也就把我们带回到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些问题上去了。到底是什么让人类变得如此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是我们建造了博物馆，而尼安德特人却被困在了博物馆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灵长类动物和年幼孩童完成前述38项测试的结果。我之前没有提到的是，实验组织者还要评估被试的第四项技能：社会学习能力，也就是向他人学习的能力。正是这最后一项测试的结果揭示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东西。

图3-6完美地阐明了到底是哪一项技能将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分开来的。在几乎所有的认知测试中，黑猩猩和猩猩的得分都与两岁的人类孩童相当。但是一旦到了社会学习部分，蹒跚学步的孩子就轻而易举地胜出了。大多数孩子的分数是满分，而大部分猿类动物则为零分。

事实证明，人类是“超社会”的学习机器。我们天生就会学习，会结伴，会玩耍。或许，会脸红是人类独有的表情这个事实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奇怪。毕竟，脸红是一种典型的社交行为——这是人们在意他人想法的表现，它能加深信任，帮助达成合作。

当我们看着彼此的眼睛时，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因为人类还拥有另一个奇怪的特征：我们的眼睛里存在眼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征让我们的眼睛能够随他人的目光而转动。其他所有的灵长类动物（总共有超过200个种类），眼白部分都是黑色的。就像玩扑克的人通常会戴上墨镜一样，黑色的眼白能够“隐藏”它们的视线方向。

但是人类并不需要如此。我们会彼此敞开心扉，无须隐藏自己。请读者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能直视对方的眼睛，人类的友谊和爱情将会与现在有多大的差异。我们怎样才能彼此信任呢？布赖恩·黑尔猜测，我们不同寻常的眼睛是人类驯化的另一种产物。随着我们逐渐演化得更为社会化，我们内心的想法和情感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表露了出来。 ³¹

此外，在人类身上，高眉骨，即在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和现在的黑猩猩和猩猩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近乎可怕的“眶上隆凸”（torus supraorbitalis），也变得更加低平柔和了。科学家认为，突出的眉骨可能会严重阻碍个体间的交流，因为人类现在可以利用眉毛做出各种各样的微表情。 ³² 你可以试着在镜子前面做出惊讶、同情或厌恶的表情，然后注意一下你的眉毛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简而言之，人类绝不是“扑克脸”。我们会不断地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并且天生就会与周围的人建立起联系。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障碍，相反这是我们真正的超能力，因为善于交际的人不仅更有趣，而且最后也会变得更聪明。

将这种思想概念化的最佳方法是，想象一个定居了两个不同部落的星球：一个是天才部落，另一个是模仿者部落。天才部落的人都很聪明，他们中有10%的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发明了某件真正令人惊叹的东西（比如一根钓鱼竿）。模仿者部落的人认知能力较差，所以只有1‰的人最终能够学会自己去钓鱼。这也就是说，天才要比模仿者聪明100倍。

但是，这些天才也面临着一个问题。不是所有天才都很合群。平均来说，发明了钓鱼竿的天才只能教会一个朋友钓鱼。模仿者则平均有10个朋友，这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交能力比天才强10倍。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教会别人钓鱼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而且成功的概率只有一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哪个群体会从这项发明中获利更多？根据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的计算，答案是，只有20%的天才能学会钓鱼，其中一半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另一半则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相比之下，虽然只有0.1%的模仿者有能力通过自己钻研掌握这门技术，但是最终99.9%的模仿者都能学会钓鱼，因为他们能够从其他模仿者那里学会。 ³³

尼安德特人有点像天才。从个体层面上看，他们的大脑更大，但是从集体层面上看，他们其实没有那么聪明。就个人而言，尼安德特人可能比智人更加聪明，但是智人生活在规模更大的群体中，而且会更频繁地从一个群体迁移到另一个群体，他们还有可能是更好的模仿者。如果说尼安德特人是一台超级快的电脑，那么智人就是一台老式的个人电脑——不过我们已经连上了Wi-Fi。虽然我们的计算速度比较慢，但是相互之间能够更好地相互联通。

一些科学家认为，语言的发展也是人类社会性的产物。 ³⁴ 语言确实是这类系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模仿者可能无法自己创造出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互相学习来掌握它。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说话的人类诞生了，就像柳德米拉的银狐开始学会吠叫一样。

那么，尼安德特人后来怎么样了呢？真的是“稚人”最终把他们消灭了吗？

这种观点可能会激发作家或导演的灵感，催生一些令人激动的书籍或纪录片，但是没有一丁点儿考古学的证据可以用来支持它。更加合理的猜想是，智人能够更好地应对上一个冰河时代（距今11.5万至1.5万年前）的极端恶劣气候条件，就是因为我们发展出了合作的能力。

至于那本令人沮丧的《自私的基因》又该怎么看呢？在我看来，它正好符合20世纪70年代的思维方式，那个时代被《纽约客》杂志称为“自我的10年”。20世纪90年代末，理查德·道金斯的一位狂热粉丝决定把“自私的基因”思想付诸实践。这个人就是能源巨头安然公司（Enron Corporation）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道金斯这本书并没有使他感到悲观，反而激发了他借助贪婪机制来经营整个公司的灵感。

斯基林在安然公司建立了一个“等级与解雇”的绩效考核制度。公司业绩最好的员工位列第一等级，自然拿到手的奖金也极其丰厚。垫底的则是第五等级，这批人被称为“被派往西伯利亚的人”，他们除了要蒙受羞辱之外，如果在两个星期内找不到其他职位转岗，还会被解雇。这种残酷的考核制度的结果是，安然公司形成了霍布斯式的企业文化，员工之间展开了割喉式的激烈竞争。到了2001年年底，有消息披露，安然公司一直涉嫌大规模的会计欺诈。当一切尘埃落定后，斯基林被送进了监狱。

时至今日，至少有60%的美国大公司仍然在应用“等级与解雇”绩效考核制度的某种变体。 ³⁵ “这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记者乔里斯·卢延迪克（Joris Luyendijk）在谈到2008年信贷危机后伦敦金融服务业的状况时表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人际关系是恶劣的、粗野的、脆弱的。” ³⁶ 亚马逊和优步这类公司也是一样，它们有组织地让员工展开恶性竞争。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的话来说，优步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丛林”，“除非别人死了，否则你永远无法前进”。 ³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自私的基因》的后续版本中，理查德·道金斯放弃了他关于人类天生自私的主张，相应的理论也失去了生物学家的信任。虽然斗争和竞争显然是生命进化的重要因素，但是现在每一个生物系一年级学生都知道合作更加重要。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遥远的祖先早就知道集体合作的重要性，他们极少搞个人崇拜那一套。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者，不管是生活在最寒冷的冻土地带还是生活在最炎热的沙漠地带，都相信世间万物是相互关联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更大的集体的一部分，与所有其他的动物、植物和地球母亲联系在一起。也许他们比今天的我们更加理解人类的真实处境。 ³⁸

既然如此，说孤独确实会导致人们生病，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缺乏人际接触就相当于一天抽15支烟，难道不是真的吗？ ³⁹ 养宠物真能降低我们患抑郁症的风险，你还怀疑吗？ ⁴⁰ 人类渴望团聚和互动。 ⁴¹ 我们的心灵渴望联系，一如我们的身体渴望食物一样。正是这种渴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驱动“稚人”向月球进军。

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演化的概念就再也不会让我感到沮丧了。也许根本不存在造物主，也不存在什么宇宙计划。也许我们的存在只是一个侥幸，是经过数百万年的盲目摸索的结果。但是至少我们并不孤独，我们拥有彼此。 zgNvwobqe7x/blYnlxpotoDIGxeOR+PMxYOACBZLFDHO2l96Ditxq7zFQpvAF0mg

第4章
不曾开枪的士兵

房间里的大象

现在，是时候讨论“房间里的那只大象”了。

人类当然也有黑暗的一面。有时，“稚人”会在动物王国里做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可怕的事情。金丝雀不会管理监狱，鳄鱼不会建造毒气室。在整个地球的生命史上，也从来没有一只考拉会忍不住去抓捕、关押，对同类种族赶尽杀绝。这类罪行是只有人类才会犯下的。因此，除了一些表现出特别强的亲社会性的行为之外，“稚人”显然也可能做出非常残忍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这种机制在让我们成为最善良的物种的同时，”小狗专家布赖恩·黑尔说，“也让我们成为地球上最残忍的物种。” ¹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但是我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总是与跟我们最像的人更亲近。

这种本能似乎已经被编码进了我们的DNA中。以催产素为例，生物学家早就知道它在分娩和哺乳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他们第一次发现这种激素对爱情也有作用时（柳德米拉培育的可爱的西伯利亚银狐体内这种激素水平也很高），他们兴奋不已。有人猜测，往鼻子里喷点催产素，你可能会体验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最美妙的约会。

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问一句：为什么不用大型喷雾器在人群中喷洒这种东西呢？催产素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善良、更温和、更放松、更平静，它甚至能把最恶毒的混蛋变成一只友好的小狗。这也是它经常被吹捧为“人类善良的乳汁”和“拥抱激素”的原因。

与此同时，学界也存在另一种说法。2010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催产素的影响似乎仅限于一个人所属的群体内。 ² 这种激素虽然能够增强朋友之间的感情，但是也会强化人们对陌生人的厌恶。事实证明催产素并不能激发博爱，但可以强化“我的人优先”的情感。

高贵的野蛮人

或许，托马斯·霍布斯是对的。

也许在史前时代，真的发生过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那不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战争，而是敌人与敌人之间的战争。不是和我们认识的人斗争，而是和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斗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应该已经发现了数不清的关于智人的攻击行为的文物。他们的考古发掘肯定会发现一些证据，证明我们天生就爱发动战争。

恐怕他们真的发现了。第一次发现这样的线索是在1924年，当时一名矿工在南非西北部的塔翁村（Taung）外挖出了一个类似猿类幼年个体的头骨。这个头骨后来辗转来到了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的手中。他把它命名为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这个物种是最早在地球上直立行走的原始人之一，大约生活在距今200万年前，也可能是300万年前。

一开始，达特对他的发现感觉很不安。他在研究这个头骨以及人类其他祖先的骨骼的时候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伤痕。这么多的伤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他得出的结论绝对称不上赏心悦目。他认为这些早期人类一定是用石头、象牙和角制品来捕杀猎物的，从这些遗骸的外观来看，动物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们还互相残杀。

由此，雷蒙德·达特成了第一批将人类描述为天生嗜血的食人族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杀人猿”理论也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他说，直到距今约一万年前，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才开始转而采用一种“更富同情心”的饮食方式。人类文明的萌芽可能就是我们“普遍不愿承认”最真实的我们到底是什么人的原因。 ³

但是，达特自己却没有这种不安。他写道，我们最早的祖先“毫无疑问可以被认定为杀手：他们是食肉动物，他们以暴力手段捕杀动物，把它们砸死，撕碎它们残破的身体，肢解它们，用受害者滚烫的血液来解渴，贪婪地吞食它们鲜血淋漓的肉”。 ⁴

对科学家来说，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而达特奠定了基础，庞大的研究队伍可以跟随他的步伐前进。首先是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她在坦桑尼亚研究人类的表亲黑猩猩。黑猩猩长期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爱好和平的食草动物，但是在1974年，当古道尔目睹了一场黑猩猩之间的殊死搏斗之后，她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整4年时间，两个族群的黑猩猩在持续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战斗。古道尔胆战心惊，但是她一直秘而不宣，最终公开时，许多人都不相信。她描述了黑猩猩争斗时的场景：“被害者躺在那里，血从鼻子里喷涌而出，有的黑猩猩捧着受害者的头吸它的血，有的黑猩猩扭着被害者的胳膊，直接用牙齿撕扯它的皮毛……” ⁵

20世纪90年代，古道尔的学生、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朗汉姆（小狗专家布赖恩·黑尔的顾问）推测，我们的祖先一定是某种类型的黑猩猩。从这些食肉的灵长类动物到20世纪的人类战场，理查德追踪到了一条直接的线索，他认为这种对战争的嗜好根植于我们的血液当中，它使得“所有现代人都是一种在长达5亿年的致命的攻击性习惯中迷迷糊糊地存活下来的生物的后代”。 ⁶

那么，是什么让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很简单，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黑猩猩有联合同伴伏击落单者的癖好，就像校园恶霸在学校操场上欺凌弱小时表露出来的低级本能一样。

你可能会想，没错，就是这样的，但这些科学家在谈论的不是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吗？“稚人”难道不是独一无二的吗？我们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是如此友善可亲吗？关于人类依靠狩猎和采集来维持生存的那些日子，科学家发现的记录到底揭示了什么？

1959年，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出版了一本关于至今仍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的昆人（！Kung） ⁷ 的书。这本书的标题是《无害的人》（ The Harmless People ）。它传达的信息与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精神非常吻合，当时新一代的左派科学家登上了人类学的舞台，他们热衷于给人类祖先披上卢梭式的外衣。他们断言，任何一个人，如果想知道人类过去的生活方式，都只需要去观察现在仍然在狩猎和采集的那些非定居部族就可以了。

托马斯和她的同事发现，尽管丛林中或稀树草原上偶尔会出现一些不祥和的声音，但是那些部落之间的所谓“战争”，充其量也不过是相互辱骂而已。有时候，也许有人会施放一两支冷箭什么的，但如果真的有一两个士兵受伤了，这些部落通常就会鸣金收兵。看到了吗？这些持进步主义立场的学者说，卢梭是对的，穴居人确实是高贵的野蛮人。

然而，对于这些嬉皮士来说，相反的证据开始迅速涌现了出来。

更晚近的一些人类学家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研究，他们认为“杀人猿”理论也适用于狩猎采集者。他们例行公事式的战斗看起来似乎完全无害，但是在夜幕掩护下的血腥袭击和对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屠杀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的。如果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细致地观察他们，你会发现，即便是昆人部落的成员也是相当嗜血的。在20世纪60年代，当昆人部落领地被国家控制之后，谋杀率直线下降，这也就是说，当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开始强制实施法治之后，谋杀率下降了。 ⁸

不过，这仍然只是一个开始。1968年，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对生活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的亚诺玛米人（Yanomami）进行了一项实地研究，结果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他的著作的标题是《亚诺玛米人：野蛮的种族》（ Yanomamö: The Fierce People ）。这本书描述了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调查表明，恰恰是那些身为杀手的男性，往往拥有更多的妻子和儿女。这意味着说“暴力根植于我们的血液中”是有道理的。

但是直到2011年，当史蒂芬·平克的不朽巨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出版之后，这个争论才真正平息下来。这本书是这位早就跻身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列的伟大心理学家的代表作。它是一本厚达802页且用超小字体印刷的大部头著作，里面塞满了各种图表。它能够完美地给你的敌人以重重一击。

“今天，”平克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完全可以从讲故事转向列数据。” ⁹ 这些数字的意义不言自明。在21个考古遗址上发现的骨骼中，有暴力至死迹象的平均占了多大的比例？只有15%。在8个至今仍在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部落中，暴力导致死亡的人的平均比例是多少？只有14%。那么，整个20世纪的平均水平，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呢？3%。现在的平均水平还是一样的吗？

不是的，现在只有1%了！

“人类一开始确实很糟糕。”在这一点上，平克赞同霍布斯的观点。 ¹⁰ 生物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人类或许对自己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在面对外敌时就会变成冷血动物。事实上，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好战的生物。幸运的是，平克笔锋一转就开始安抚起他的读者来，他说人类现在已经被“文明的诡计”贵族化了。 ¹¹ 农业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存在，抑制了我们好斗的本能，给我们肮脏的、残忍的天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文明外衣。

在这本厚重的巨著所罗列的所有统计数据的重压之下，这个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了。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史蒂芬·平克是对的，而卢梭是错的。毕竟，事实就摆在那里，数字是不会骗人的。

然而，我又发现了马歇尔上校的故事。

不曾开枪的士兵

那是1943年11月22日，在太平洋深处的一个小岛上，夜幕降临之时，马金之战刚刚拉开序幕。当奇怪的事情发生时，攻击正在按计划展开。 ¹²

上校兼历史学家塞缪尔·马歇尔（Samuel Marshall）目睹了这一切。他是随同第一批登陆的美军先遣队上岸的。美军试图占领该岛，但是该岛当时仍然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很少有历史学家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类事件。这个入侵事件本身是一个完美的独立操作，几乎就等同于一场实验室实验。对于马歇尔来说，这是观察战争在现实中如何上演的一个理想机会。

那一天，美国士兵冒着酷暑前进了约5千米。当他们晚上停止行军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有足够的精力去留意敌情了，所以他们没有意识到不远处就有一个日本军队的营地。袭击开始于天黑后，日本军队不断强攻美国人的阵地，总共进行了11次尝试。尽管人数不如美军多，但他们还是几乎突破了美军的防线。

第二天，马歇尔想搞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知道，只通过观察插在地图上的国旗或者阅读军官的日志，能了解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他决定做一件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事。这在历史学界是革命性的。当天早上，他召集了美国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分组访谈。他请求他们畅所欲言，不论地位高低均可各抒己见。

就战略而言，这是一次天才式的行动。“马歇尔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他无意中发现了精确作战报告的最大秘密，”一位同事后来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要拼成一幅完整的拼图所必需的一块碎片。” ¹³ 它也正是马歇尔上校能够得出一个令人困惑的发现的原因。

这个发现就是，大多数士兵从来不曾开过枪。

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来，将军、统治者、作家和艺术家都认为士兵会打仗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要说哪一件事能够激发人类的猎人本性，那非战争莫属。战争就是人类有能力得心应手地做到最好的那件事情。战争就是我们开枪杀人。

但是，当马歇尔上校继续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前线采访了大量军人之后，却发现只有15%～25%的军人真正动用过他们的武器。在关键时刻，绝大多数军人都退缩了。一名沮丧的军官讲述了他是如何在队列中穿梭喊叫的：“该死的！快开始射击！”然而，“他们只是在我盯着他们的时候或其他军官站在他们身边时才开枪”。 ¹⁴

那天晚上，马金岛上的美军面临的形势非常清楚：不成功便成仁，这时你会希望每个人都会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而奋勇作战。但是，在那个由300多名士兵组成的美军军营中，马歇尔只找出了36个真正扣动过扳机的士兵。

是因为缺乏经验吗？不。在射击意愿方面，新兵蛋子和有经验的老兵似乎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许多在战斗时没有开过枪的人在训练中都是神枪手。

也许他们只是临阵退缩了？几乎不可能。在场上士兵如果不开火，就意味着他们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风险极大。作为一个男人，他们都是勇敢、忠诚的爱国者，时刻准备着为他们的战友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却逃避了。

他们终究没有开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塞缪尔·马歇尔成了他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说的话，整个美国军队都非常重视。他在1946年出版的《战火英雄》（ Men Against Fire ）一书，直到今天仍然是军事学院的学生的必读书。在这本书中，马歇尔强调，“一般而言，健康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通常未被意识到的对杀害同胞的抗拒，以至于他不会出于自己的意志而选择夺走他人的生命”。 ¹⁵ 他还写道，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攻击恐惧”，那是我们“情感结构”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 ¹⁶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马歇尔上校是否发现了某种强大的人类本能？当时，饰面理论正处于鼎盛时期，雷蒙德·达特的“杀人猿”理论也正风靡一时，马歇尔的发现很难让人接受。不过，马歇尔上校有一个预感：他的分析结论不仅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而且适用于历史上所有的士兵——从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人到凡尔登战役中的德国人。

尽管马歇尔上校终其一生都享有盛誉，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质疑的声音还是浮出了水面。1989年2月19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发表文章称：“马歇尔关于战争的关键著作是不真实的。”《美国传统》（ American Heritage ）杂志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声称马歇尔“捏造了整个事件”，说他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集体采访。“那家伙歪曲了历史，”一名前军官嘲笑道，“他根本不了解人性。” ¹⁷

马歇尔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早在12年前就去世了。随后，其他历史学家对这场争论以及相关档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有迹象表明，马歇尔确实偶尔会歪曲事实，但那个集体采访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他确实问过士兵是否会向他们的敌人开火。 ¹⁸

在花了好几天时间阅读马歇尔上校本人及他的批评者和辩护者的文章之后，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了。我是不是太急于去相信马歇尔上校了呢？或者，他真的说到点子上了吗？我越深入研究相关争议，就越觉得马歇尔上校是一个直觉型的思考者。当然，也许不能说他是一位出色的统计学家，但是不可否认，他绝对是一位非常有洞察力的敏锐的观察者。

最大的问题是，是否有更进一步的证据来支持他呢？

用简短一点的语言来回答，是的。

那么复杂一点的回答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支持马歇尔上校的证据可以说是堆积如山了。

在前线的其他将军也观察到了马歇尔上校注意到的这件事情。1943年，在西西里岛战役期间，莱昂内尔·威格拉姆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Lionel Wigram）抱怨说，他最多只能依靠25%的兵力。 ¹⁹ 另一个例子是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Bernard Montgomery），他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麻烦的是，我们英国的孩子天生就不是杀手。” ²⁰

后来，当历史学家开始采访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时，他们发现一半以上的军人从未杀过人，而且大部分伤亡都是由少数士兵造成的。 ²¹ 至于美国空军，不到1%的战斗机飞行员摧毁了近40%的敌机。 ²²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大多数飞行员“从未击落过任何一架敌机，甚至连尝试都不曾尝试过”。 ²³

在这些发现的推动下，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其他战争的原有假设，比如，1863年美国内战最激烈时的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后来，在检查了从战场上找回来的27 574支步枪之后，人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发现：90%的步枪仍然装满了子弹。 ²⁴ 这完全说不通。平均而言，在那个时代，一名步枪手95%的时间都是用在装子弹上的，而只有5%的时间是用来开枪的。步枪从开始启用到开枪射击需要经过一系列步骤：用牙齿撕开纸包—把火药倒进药盒—装入子弹—塞进枪管—捣实—拉开击锤，最后扣动扳机。无论如何，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么多的枪支仍然装满子弹真是很奇怪。

但是，还有更让人感到奇怪的呢。大约有1.2万支步枪装上了双倍的子弹，其中又有一半装了3倍多。有一支步枪的枪管里甚至装了23颗子弹，这太荒谬了。这些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他们都知道，那些步枪的原始设计目标就是一次发射一颗子弹。

那么，这些士兵在交战时在做什么呢？直到很久以后，历史学家才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要装子弹”，其实是不开枪的最佳借口。如果需要开枪时你碰巧在装子弹，那么你就可以避免开枪，所以为了逃避开枪，你只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装子弹就可以了。 ²⁵

对法国军队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19世纪60年代，法国陆军上校阿登特·杜·皮克（Ardant du Picq）对他手下的军官进行了一项详细的调查，结果发现士兵们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热衷于战斗。当他们准备开火时，他们通常会瞄准得比目标更高一些。以下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两支军队都把子弹射向了对方的头部上方，与此同时，每个人都会找借口做一些其他事情，如补充弹药、装载武器、寻找掩体等。

对此，军事专家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这样写道：“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大多数士兵并没有试图杀死敌人。” ²⁶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写的一篇关于同一现象的文章。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经典著作《西班牙内战》（ Spanish Civil War ）中写道：“在这场战争中，大家都不想伤害他人，这可能正是人性的体现。” ²⁷ 当然，这并不是说战争中没有人员伤亡。根据奥威尔的说法，在医务室里，大多数士兵受伤都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是意外。

近年来，不断有专家提供支持马歇尔上校的结论的证据。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是其中之一，他分析了数百张受重伤的士兵的照片，得出的结论与马歇尔的估计相一致，认为只有13%～18%的人开了枪。 ²⁸

“根据最一般的证据来判断，霍布斯式的人类观犯了经验上的错误，”柯林斯断言，“人类天生就渴望……团结，这就是暴力行为会变得如此困难的原因。” ²⁹

好战并不是我们的天性

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中依然充斥着这样一种误解，即给别人造成痛苦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试着想一想像“兰博”这样好战的动作片英雄，以及永远都在战斗的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吧。再看一看电影和电视上永远在上演的打斗场面吧，暴力就像传染病一样被传播开来：某一个角色绊了一跤，跌倒在别人身上，对方意外地给了他一拳，在意识到之前，他已经置身于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了。

但是好莱坞虚构的这种情节与真实的暴力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夸大了。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暴力是不会传染的，它不会持续很久，做出暴力行为绝非易事。

我越深入了解马歇尔上校的分析和随后的研究，就越怀疑人类是否真的具有好战的本性。毕竟，如果霍布斯是对的，我们都应该以杀死他人为乐才对。诚然，杀戮的排名可能不如性爱来得高，但它肯定不会引发如此深切的厌恶。

而如果卢梭是对的，那么那些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游牧部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稚人”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数万年间，一定已经演化出了对流血冲突的内在反感。

难道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他那本重磅巨著中搞错了吗？他给出的关于史前战争造成的高伤亡的统计数据真的是错的吗？要知道，我在早期的书籍和文章中都曾急切地引用过。

我决定从头开始再梳理一遍。这一次，我避开了面向大众读者的通俗出版物，而是更深入地钻研相关学术文献。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当某位科学家把人类描绘成嗜杀成性的灵长类动物时，媒体很快就会开始大肆宣传。但是，如果某位学界同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则几乎没有人理会他。

这个现象让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人们是否被我们对恐怖和奇观的迷恋所误导了？如果畅销书和被引用得最多的那些出版物努力想让我们相信的东西，其实与真实情况天差地别，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再来看看雷蒙德·达特的观点吧。他就是那个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第一具出土的非洲南方古猿遗骸的人。在检查了这些200万年前的古人类的残破骨头后，他立即断定他们一定是嗜血的食人族。

这个结论曾经风靡一时。只要看看像《人猿星球》（ Planet of the Apes ）和《2001：太空漫游》（ 2001 ： A Space Odyssey ）这样利用“杀人猿”理论大大赚了一笔的电影就知道了（这两部电影都是1968年发行的）。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一次采访中证实：“我对人类的野蛮和暴力本性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对其的真实写照。” ³⁰

直到很多年以后，科学家才开始意识到，非洲南方古猿的遗骸所指向的，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法医鉴定结论的基础上，业内专家现在一致认定，这些骨头上的伤痕，并不是其他（挥舞着石头、象牙或兽角制成的武器的）原始人类造成的，而是食肉动物造成的。雷蒙德·达特在1924年分析过的那个头骨也是如此。2006年，新的结论出来了，“罪犯”是一只大型猛禽。 ³¹

那么，我们的近亲，会撕咬受害者肢体的黑猩猩呢？它们难道不是证明我们的基因里存在着嗜血欲望的活生生的证据吗？

这仍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为什么黑猩猩有这么强的攻击性？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有人认为，人类的干预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指责说，如果你经常给黑猩猩喂香蕉，就像坦桑尼亚的珍妮·古道尔所做的那样，它们就会变得更有攻击性。毕竟，没有任何一只黑猩猩愿意错失这种待遇。 ³²

虽然这个解释乍听起来非常吸引人，但我还是不相信事实会如此简单。2014年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了我的想法。这项研究收集了18个黑猩猩群落50年来的数据。 ³³ 不管研究人员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发现黑猩猩自相残杀的次数和人类的干预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黑猩猩在没有受到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也同样会做出野蛮的暴力行为。

幸运的是，我们的“家族树”还拥有更多的分支。例如，大猩猩就比较“和平”。其实还有更良善的，那就是倭黑猩猩。这种灵长类动物有着瘦长的脖子、纤细的手和小小的牙齿，喜欢整天玩耍，是友善的化身，一副永远长不大的样子。

读到这里，你想起什么了吗？当然，生物学家怀疑，倭黑猩猩和“稚人”一样，是自我驯化的。顺便说一下，它们的脸看上去与人类极其相似。 ³⁴ 如果我们真想要对人类与人类的近亲做比较，那么无疑应该从倭黑猩猩开始。

但是，围绕我们最亲近的亲属展开的这场激烈辩论真的有意义吗？人类毕竟不是黑猩猩。当然，我们也不是倭黑猩猩。现在，地球上总共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类别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认为，我们通过研究类人猿了解人类祖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说“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³⁵

我们需要回到真正的问题上来，也即困扰霍布斯和卢梭的那个问题——最早期的人类有多暴力？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去寻找答案。第一个途径是，研究与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一样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第二个途径是，发掘人类祖先遗留下来的骨头和其他遗骸，并加以分析。

让我们从第一种方法开始讨论吧。我在前面提到过拿破仑·查冈撰写的关于亚诺玛米人的那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人类学著作《亚诺玛米人：野蛮的种族》。查冈的研究表明，委内瑞拉和巴西的亚诺玛米人对战争有一种强烈的偏好，嗜杀的亚诺玛米人所生孩子的数量是奉行和平主义的亚诺玛米人（用查冈的话说，后者是“懦夫” ³⁶ ）的3倍。

但是，查冈的研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当前科学界的共识是，今天大多数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部落，并不能真的代表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早就陷入了文明社会的包围。例如，他们经常与农学家和都市“文明人”接触。无论如何，谁都不能否认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他们一直在被人类学家所跟踪，这使得他们作为研究样本受到了“污染”。顺便说一句，按“受污染”的严重程度来说，几乎没有哪个部落比亚诺玛米人更高了。作为对他们提供的帮助的交换，查冈给他们分发了斧头和大砍刀，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些人非常暴力。 ³⁷

那么，对于查冈的结论——嗜杀者生下的孩子比爱好和平者更多，又该怎么理解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断言是不成立的。原因在于，查冈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忘记修正年龄因素了：在他的数据库中，嗜杀者平均比那些“懦夫”年长10岁。35岁的人比25岁的人有更多的孩子，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其次，查冈的统计只计算了那些仍然活着的杀人者的后代。他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谋杀他人的人往往会遭到报复。换句话说，不少嗜杀者可能已经死于被害人的亲属的复仇了。正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查冈才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照搬他的思路，你可能会说，单单从中奖者来看，买彩票很值得呀。 ³⁸

在遇到查冈这位人类学家的频繁拜访之后，亚诺玛米人在他们的词汇表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单词——人类（anthro）。他们给它下的定义是什么呢？“一个强大的不是人的人，有着强烈的不安倾向和疯狂的怪癖。” ³⁹ 1995年，这个特别的人类被禁止重返亚诺玛米领土。

因此，我们最好忽略查冈的这本畅销书。但我们必须面对那位著名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提供的可以作为人类暴力本性的权威证据的800多页证词，以及所有的图表。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平克计算了8个原始社会的平均杀人率，最后得到的数字达到了令人担忧的14%。这个数字出现在了《科学》等备受推崇的期刊上，报纸和电视也在不断地报道这个数字。然而，当其他科学家仔细检查他的原始资料时，他们发现平克混淆了很多东西。

这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专业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平克究竟在哪里弄错了。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在今天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人，可以代表5万年前的人类的生活方式？毕竟，在历史上95%的时间里，人类都是“游牧”民族——人们组成了一个个相对平等的小群体，在世界各地游荡。

平克的选择几乎排他性地集中到了那些混合型文化上。这些文化团体的成员确实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但他们同时也会骑马，或者一起定居于某处，又或者从事农业。这些活动都是相对较“新”的。人类直到1万年前才开始从事农业耕种。至于马，则直到5 000年前才开始被人类驯养。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人类的祖先在5万年前是如何生活的，那么从那些策马奔驰和耕地种菜的人身上去推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且，即便我们认同他的方法，平克所用的数据也是有问题的。根据平克的说法，巴拉圭的阿奇人（他的列表中的第一个部落）中30%的死亡、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希维人（他的列表中的第三个部落）中21%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于战争。乍看起来，这些人似乎有杀戮倾向。

然而，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Douglas Fry）却对此表示怀疑。在查证了原始资料之后，弗莱发现所有被平克认为可以说明阿奇人的“战争死亡率”较高的46个案例，实际上都与一名被巴拉圭人枪杀的部落成员有关。

根据原始资料的记载，阿奇人实际上并不会相互残杀，而是经常“被奴隶贩子无情地追击，以及被巴拉圭的边民攻击”。至于他们自己，却是“渴望与更强大的邻居建立和平关系”的。希维人也一样。1968年，所有被平克列举为战争死亡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是被当地的牧场主杀害的。 ⁴⁰

看似居高不下的谋杀率也是如此。这些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并不习惯于互相残杀，他们反而是手持先进武器的“文明”农民的迫害对象。弗莱写道：“柱状图和充满数字的表格……也许传达了一种科学客观性，但这其实完全是一种错觉。” ⁴¹

那么，我们能从现代人类学研究中了解到一些什么呢？如果我们调查的是一个没有定居点、没有农业、没有马匹的社会，即一个可以代表我们的祖先生活方式的社会，又会发生什么呢？

你猜对了。当我们研究这种类型的社会时，结果发现战争极其罕见。道格拉斯·弗莱根据2013年为《科学》杂志编制的一份非常有代表性的部落名单得出的结论是，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反而会避免使用暴力手段。 ⁴² 游牧民会选择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坦率地说出来，或者干脆搬到另一个山谷去居住。这听起来很像阿塔岛上的男孩。当脾气上来时，他们会选择让冲突双方前往小岛的不同地点，让大家都先冷静下来。

还有另一件事。人类学家长期以来都假设，在史前时期，社会网络的规模很小。他们认为，人类祖先是成群结队地活动的，即三四十个具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一个群体，然后一起穿越丛林。与其他群体的任何接触都会迅速演变为战争。

但是在2011年，一个由美国人类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绘制出了全世界32个原始社会的成员组成的社会网络，既包括阿拉斯加的努拿穆伊特人（Nunamuit），也包括斯里兰卡的维达人（Vedda）。事实证明，这些狩猎采集者部族的成员都非常“社会化”。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唱歌，并且与其他群体联姻。

诚然，他们确实是以30～40个个体组成的小团体的形式去狩猎和采集的，但这些团队成员主要由朋友组成，而不是家人，而且他们还会不断地交换成员。因此，这些狩猎采集者拥有庞大的社交网络。2014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不管是巴拉圭的阿奇人，还是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平均每个部落成员一生中会遇到的人多达1 000个以上。 ⁴³

简而言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史前人类一般都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不断地结识新朋友就意味着不断地学习新东西，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变得比尼安德特人更聪明。 ⁴⁴

如前所述，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回答早期人类是否具有好斗的天性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发掘化石来解决这个问题。考古学证据可能是解决霍布斯和卢梭之争的最大的希望所在，因为化石记录不可能会像生活在现代的部落那样被研究人员“污染”。但这里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狩猎采集者都是光脚旅行者。他们生前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身后留下的东西更是少之又少。

幸运的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洞穴壁画。如果人类的自然状态真的如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那么你就有理由预测，在那个时期的某一时刻，某个人会把这种情景绘成一幅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类壁画。尽管这个时期留下了成千上万幅描绘狩猎野牛、马和瞪羚的场面的洞穴壁画，你却找不到哪怕一幅描绘战争的。 ⁴⁵

那么古老的骨骼又如何呢？史蒂芬·平克引用了21个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化石，然后得出结论说，平均谋杀率为15%。但是与以前提到过的一样，平克在这里给出的表单还是有点过于混乱了。在他引用的21个考古遗址的案例中，有20个考古遗址的历史背景都是在发明农业、驯化马匹或定居生活兴起之后。显然，他们生活的时期离我们这个时代都太近了。

那么，在农业、驯化和定居社会出现之前，又有多少关于早期战争的考古证据呢？有多少证据可以证明好战是人类的天性呢？

答案是，几乎没有。

到目前为止，足够古老的智人骨骼化石总共有约3 000具，它们分别出土于400处遗址。这些骨骼化石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人类“自然状态”的一些事情。 ⁴⁶ 但是，所有研究过这些遗址的科学家都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关于史前战争的证据。 ⁴⁷

然而，后来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布赖恩·弗格森（Brian Ferguson）所说：“战争永远也不会走回头路，它是一个开端。” ⁴⁸ zgNvwobqe7x/blYnlxpotoDIGxeOR+PMxYOACBZLFDHO2l96Ditxq7zFQpvAF0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