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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这本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有一个故事是我必须讲的。
故事发生在太平洋深处的一座荒岛上。一架飞机坠毁了，仅有的幸存者是一些来自英国的男学生。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们就像在某一本冒险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经历了坠机。除了海滩、贝壳和无边无际的海水之外，什么也看不到。更让他们欢呼雀跃的是，没有成年人来管束他们。
在第一天，这些男孩子就建立了一个颇具民主色彩的制度。一个名叫拉尔夫的男孩被推选为这个群体的领导。他体格健壮、魅力非凡、相貌英俊。他是这群人中的金童。拉尔夫的领导策略很简单：（1）大家要玩得开心；（2）大家要活下去；（3）向过往船只发出烟雾信号。
第一项策略取得了成功。那么另两项策略呢？并没有那么成功。大多数男孩子都更喜欢大吃大喝、嬉闹玩耍，而不喜欢照看火堆。红发杰克对捕猎野猪充满了热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他的朋友们变得越来越鲁莽了。终于有一天，当一艘轮船从远处驶过小岛时，他们居然擅离职守，没有守在火堆边上，因此未能及时发出烟雾信号。
“你们违反了规则！”拉尔夫愤怒地指责道。
杰克不在乎地耸耸肩说：“谁在乎呢？”
“这些规则是我们现在唯一拥有的东西！”
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恐惧紧紧地缠住了他们，男孩们担心会有猛兽潜伏在荒岛上。然而事实是，唯一的野兽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在自己的脸上涂抹有颜色的泥土，还脱光了衣服。冲动战胜了一切，他们相互踢打起来。
在所有的男孩当中，只有一个人始终保持了冷静。别人都叫他“猪崽子”，因为他比其他人都矮都胖。“猪崽子”患有哮喘病，戴着一副眼镜，而且不会游泳。只有“猪崽子”提出过一些理性的建议，但是根本没有人听他的。“我们到底是什么？”他悲伤地想着，“我们是人类，还是动物？抑或是野蛮人？”
几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来到了岛上。整个岛屿变成了一片废墟，燃烧殆尽的火堆上冒着烟。包括“猪崽子”在内，已经有三个男孩子死掉了。“我原以为，”军官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英国小伙子能够表现得比现在更好一些。”是的，这曾经是一个像模像样、行为规矩得体的群体。大家推举的领袖拉尔夫失声痛哭起来，眼泪如泉水般涌出。
“拉尔夫在为童心的泯灭而痛哭，”书中写道，“也在为人类内心深处的黑暗而悲泣……”
当然，这个故事从来没有真的发生过。它是一位英国教师于1951年虚构出来的。1951年的某一天，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问他的妻子：“写一个关于一群男孩如何在一个荒岛上求生的故事，来描述他们真实的行为，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1
然后，戈尔丁的《蝇王》（ Lord of the Flies ）就问世了。它最终卖出了数千万册，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被誉为20世纪的经典著作之一。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成功的秘诀是显而易见的。戈尔丁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刻画出人类内心深处最阴暗的一面。“即便我们出生时一身清白，”他在给出版商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天性最后也会迫使自己变得满身污臭。” 2 或者，引用他后来说的一句话：“人类天生会制造邪恶，就像蜜蜂天生会酿造蜂蜜一样。” 3
当然，戈尔丁拥有着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精神，当时，新一代青年正在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质问他们的父母。他们想知道如下问题的答案，奥斯威辛只是一个异常的特例吗？或者，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纳粹的灵魂吗？
在《蝇王》一书中，戈尔丁暗示，答案是后者，并凭借它一举成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经说过，这本小说甚至“标志着一个文化上的突变”。 4 最终，戈尔丁甚至凭借他这本代表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他的作品“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
如今，《蝇王》早就不只是一本纯粹的小说了。虽然它讲述的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一点与书架上的其他小说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依附其上的关于戈尔丁对人性的理解，还使它成了饰面理论的教科书。在戈尔丁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作家敢于在一本关于儿童的文学作品中尝试运用如此强烈而直白的现实主义笔法。《蝇王》一书没有讲述如草原上的房子或孤独的小王子那样的“有情感价值”的故事，而是（从表象上）严苛地审视了孩子们的真实模样。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个故事时，我感到了一种幻想破灭的感觉。但是我从未怀疑过戈尔丁的人性观。
直到几年后，再次拿起这本书，我才意识到戈尔丁对人性的观点可能是有问题的。我深入研究了戈尔丁的生平和著作，结果发现他原来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他是一个酒鬼，精神抑郁，而且经常殴打自己的孩子。“我一直都很理解纳粹的所作所为，”戈尔丁曾经坦白道，“因为我自己的天性也有一部分是那样的。”而且，他之所以写作《蝇王》，“部分也是出于那种可悲的自知之明”。 5
戈尔丁对他人从来不怎么关心。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观察到的，他甚至连熟人的名字的正确写法都不愿意花点功夫记一下。用戈尔丁自己的话说：“对我来说，比与他人见面交流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以大写字母M开头的这个‘人类’（Man）的本性。” 6
这让我很是疑惑。有没有人去研究过，如果一群孩子发现一座荒岛上只有他们自己时，真正的做法会是怎么样的。我写过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将《蝇王》与现代的科学研究结论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孩子们的行为十有八九会与《蝇王》的描述截然不同。 7 我引用了生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话，他说：“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表明，当孩子们只能依靠自己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8
不少读者都对我那篇文章的结论表示怀疑。我在文中所举的全部例子，都只涉及孩子们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在夏令营时的情景。这些例子没有回答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当孩子们被独自留在荒岛上时会发生什么？
于是，我开始努力寻找现实版的《蝇王》的故事。
当然，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允许研究人员让青少年被试在荒野中独自待上几个月。那么有没有可能曾经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偶尔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呢？比如在一场海难之后？
我从最基础的互联网搜索开始：输入“Kids shipwrecked”（遇难的孩子）、“Real-life Lord of the Flies”（现实版的《蝇王》）、“Children on an island”（岛上的孩子）等关键词。我最先搜索到的是一档始于2008年的可怕的英国真人秀节目，节目设置是让参与者们互相竞争。后来，在网上搜索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了一个不知名的博客，博客里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1977年的一天，6个男孩从汤加出发，开始了他们的钓鱼之旅……在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后，孩子们遭遇了海难，流落到了一个荒岛上，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部落。这个小小的‘部落’后来是怎么维持的呢？他们约定永不争吵。” 9
但是这篇文章没有提供任何消息来源，于是我又在互联网上搜寻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这个故事来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科林·沃德（Colin Ward）的一本书，书名是《乡下的孩子》（ The Child in the Country ）。而沃德又是从意大利政治家苏珊娜·阿涅利（Susanna Agnelli）为某个国际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编写的一份报告中引用这个故事的。
我满怀希望地继续搜寻那份报告，而且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我在英国的一家二手书店里找到了这份报告的一个副本。两个星期后，我终于拿到了它。翻阅之后，我在这份报告的第94页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6个男孩在一座荒岛上生活的故事。但是，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细节、同样的措辞，同样没有任何消息来源。 10
好吧，我想，或许我可以找到苏珊娜·阿涅利本人，问问她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故事的。但不幸的是，她已经于2009年去世了。如果这个故事真的曾经发生过，那么我推测，1977年之后一定会有相关的消息或报告。不仅如此，那些孩子可能还活着。但是我查了一份又一份档案，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一些额外的好运气。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我在报纸档案里翻找资料时，不经意间输错了一个年份，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了我的搜索。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巧！事实证明，阿涅利报告中提到的1977年是一个印刷错误。
正确的年份应该是1966年。它还是1966年10月6日出版的澳大利亚报纸《时代》（ The Age ）的头条新闻。当时，《汤加漂流者周日秀》（ Sunday Showing for Tongan Castaway ）这个标题，简直“闪瞎”了我的双眼。这个故事讲述了3个星期前在汤加南部的一个名为阿塔岛的多石小岛上发现的6个男孩的经历。汤加是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1970年以前一直受英国的保护）。这些男孩被困在阿塔岛上一年多后，被一名澳大利亚船长救起。根据这篇文章的描述，一家电视台还将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重现男孩们的历险故事。
那篇文章这样总结道：“他们在荒岛上生存的故事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经典的海洋故事之一。”
瞬息之间，我的脑海中就冒出了一大堆问题：那些孩子今天是否还活着？我还能找到那部电影吗？最重要的是，我还找到了一条线索：澳大利亚船长的名字叫彼得·沃纳（Peter Warner，见图2-1）。或许他还活着！但是，即便他还活着，我怎样才能找到这位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老人呢？
图2-1 彼得·沃纳
图片来源：Maartje ter Horst。
当我真的着手搜索这位船长的名字时，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我。在澳大利亚麦凯出版的当地小报《水星报》（ Daily Mercury ）的最近一期上，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标题——“50年风雨同舟的伙伴”。旁边印着一张小小的两人合照，他们微笑着，其中一个人的胳膊搭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在利斯莫尔附近的图勒拉（Tullera）的香蕉种植园深处，住着一对令人难以置信的伙伴……他们两人都拥有一双会笑的眼睛，活力四射，你根本看不出他们真实的年龄。年长者今年83岁，是一位富有的工业企业家的儿子。年轻的那个今年67岁，简直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孩子。” 11
那么，他们叫什么名字呢？彼得·沃纳和马诺·托托（Mano Totau，见图2-2）。那他们又是在哪儿相遇的呢？
图2-2 马诺·托托
图片来源：Maartje ter Horst。
在一座荒岛上！
9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出发了。我和妻子在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布里斯班租了一辆汽车，我坐在驾驶座上，焦虑不安。我感到非常紧张，可能是因为我考了6次才通过驾驶考试，而现在，我不得不驾车靠着道路左侧行驶。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正在前往拜访“有史以来最伟大、最经典的海洋故事之一”的一个主要人物的路上。
大约3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这个地方很偏僻，在谷歌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然而，那个人就在那里，安闲地坐在坐落于这条泥土道路边上的一幢低矮的房子前面。他就是50年前救了那6个迷途男孩的人：船长彼得·沃纳。
在我讲述彼得的故事之前，读者还应该先了解一些他的生平事迹，因为单是他本人的生平经历就可以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了。他是阿瑟·沃纳（Arthur Warner）最小的儿子，阿瑟·沃纳曾经是澳大利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瑟就掌控着一个名为电子工业（Electronic Industries）的庞大商业帝国，垄断了整个澳大利亚的无线电市场。
彼得的父亲曾经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然而，在17岁那一年，彼得逃离了这个家族使命，转而开始从事航海探险事业。对此，他解释道：“我更愿意与大自然而不是与人类作斗争。” 12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彼得乘着船走遍了全世界，从香港到斯德哥尔摩，从上海到圣彼得堡。5年后，当他终于回到家时，这个浪子骄傲地向他的父亲展示了瑞典船长证书。老沃纳不为所动，并要求儿子学习一项有用的职业技能。
“最容易学的是什么？”彼得问道。
“会计。”阿瑟撒了谎。 13
于是，彼得又上了5年的夜校，拿到了会计文凭。他开始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但是大海仍然在召唤着他，只要一有机会，彼得就会前往塔斯马尼亚岛，在那里，他拥有一支自己的渔船队。1966年冬天，正是这一业余爱好把他带到了汤加。他拜会了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Taufa'ahau Tupou Ⅳ），请求国王允许他在汤加水域捕捉龙虾。不过遗憾的是，国王拒绝了他。
彼得失望地踏上了返回塔斯马尼亚的航程。不过在回来的路上，他又绕了一小段路，在汤加皇家水域外撒网捕捞。就在那时，他看到蔚蓝色的大海上有一座很小的岛屿。
这座小岛就是阿塔岛。
彼得知道，那座小岛上已经很久没有船舶停靠过了。曾几何时，阿塔岛也是一个有人类居住的岛屿，直到1863年那个黑暗的日子。那一天，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奴隶船，岛上的原住民全被掳走当了奴隶。从那以后，阿塔岛就变成了一座荒岛——它被诅咒、遗忘了。
但是，彼得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通过双筒望远镜，他看到了绿色悬崖上有烧焦的痕迹。“在热带地区，天然的火是极其罕见的。”半个世纪后，他告诉我们，“所以我决定去调查一下。”当他的船只快抵达阿塔岛的西端时，彼得听到在瞭望台上观察的船员喊叫了起来。
“岛上有人在呼救！”他的一个手下喊道。
“胡说，”彼得反驳道，“那只是海鸟的叫声而已。”
但就在那时，通过双筒望远镜，彼得看到了一个男孩。那简直是个“野人”，全身赤裸，头发一直垂到肩膀上。“野人”从悬崖边跳了下去，一头扎进了海水里。突然，更多的男孩跟了过来，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彼得命令他的船员们拿出子弹，把枪上好膛，因为波利尼西亚人习惯把最危险的罪犯流放到遥远的荒岛上。
第一个男孩很快就游到了船边。“我叫斯蒂芬（Stephen），”他用完美的英语叫喊道，“我们有6个人，我们可能已经在这里待了15个月。”
彼得疑虑重重。这些男孩一上船，就声称自己是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Nuku’alofa）一所英国寄宿学校的学生。因为讨厌学校的伙食，他们决定自行驾船出海捕鱼，结果却遇上了暴风雨。
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彼得想。他用双向无线电对讲机向努库阿洛法发出了呼叫。“我这里有6个孩子，”他告诉接线员，“如果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你能打个电话去问问学校这些孩子是不是他们的学生吗？”
对方回答：“你别挂机。”
20分钟过去了。（当讲到这里时，彼得已经有点泪眼蒙眬了。）
最后，“一个接线员在电话的另一端哽咽着说道：‘你找到他们了！所有人都以为这几个男孩早就死了。他们的葬礼都已经举行过了。如果真的是他们，那真是奇迹！’”。
我问彼得是否听说过《蝇王》这本书。“是的，我读过，”他笑着说，“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试图尽可能精确地重现那座被称为“阿塔”的小岛上发生的事情。即便已经90岁高龄，彼得叙述的每一件事情都与其他资料的记载一致。 14
另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地离彼得的住所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当年获救时，马诺·托托只有15岁，现在已经年近70，他一直认为彼得船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在我们拜访彼得几天后，马诺在他位于布里斯班北部的迪塞普申湾（Deception Bay）的车库里迎接了我和我的妻子。
马诺告诉我们，这个真实的“蝇王”的故事始于1965年6月。
故事的主角是6个男孩，他们都是圣安德鲁学校的学生，这是一所位于努库阿洛法的校规严苛的天主教寄宿学校。这些孩子里最大的16岁，最小的年仅13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聊且无知。孩子们渴望冒险而不是做作业，他们渴望出海而不是被关在学校里。
所以他们计划着逃离学校。他们准备去800千米外的斐济群岛上，甚至想一直航行到新西兰。“学校里的很多孩子都知道这件事，”马诺回忆道，“但他们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
制订了计划后，还剩下最后一个障碍，那就是他们都没有船。所以他们决定“借”一艘船，而且是向他们都不喜欢的一个名叫塔尼拉·乌希拉（Taniela Uhila）的渔夫“借”。
不过，对于这次航行，这些孩子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准备。两袋香蕉、几个椰子和一个小煤气灶是他们所有的装备。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要带张地图，更不用说指南针了。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经验丰富的水手。只有年龄最小的戴维（David）知道如何掌舵（据他说，“这就是他们愿意让我参与的原因”）。 15
旅途刚开始时一帆风顺。那天晚上，没有人注意到那艘小船离开了港口。当时天清气朗，只有徐徐的微风轻抚着平静的海面。
但是那天晚上，孩子们还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都睡着了。几个小时后，他们醒过来时发现海水正哗哗地从他们身边流过。天很黑，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四周翻滚着的浪花。他们扬起了帆，但是肆虐的狂风很快就把它撕成了碎片，紧随其后被摧毁的是船舵。在那一刻，他们还有心情开玩笑，年龄最大的西奥内（Sione）笑着说，“等回到家后，我们一定要取笑一下塔尼拉，告诉他这艘船就像他自己一样——又老又古怪”。 16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这么轻松了。“我们在海上漂流了8天，”马诺告诉我说，“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男孩们试着去抓鱼。他们把椰子挖空，想办法用椰子壳收集了一些雨水，然后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喝。当然，他们只是在早上和晚上每人各抿一小口。西奥内尝试着用煤气灶烧开海水，但是不小心把煤气灶弄倒了，结果他自己的腿被烧伤了一大片。
到了第八天，奇迹出现了，他们在地平线上发现了一个小点。那是一片陆地，更确切地说，那是一座小岛。当然，它并不是一个热带天堂，那里没有摇曳的棕榈树，也没有松软的沙滩，只有一大片巨大的岩石，突兀地耸立着，高出海平面300多米（见图2-3）。
图2-3 6个男孩到达阿塔岛的航行路线示意图
今天，阿塔岛已经被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了。几年前，一个勇敢的西班牙探险家重新发现了这座小岛。他原先以为，也许可以把这座小岛建设成一个基地，供那些有特殊爱好的富人在进行沉船探险时使用。于是他对阿塔岛进行了考察，但在短短9天之后，这个可怜的家伙就不得不决定放弃。当时有一位记者问他，他的公司是否要把业务扩张到这个满是巨石的小岛上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永远也不会。这个小岛的条件太恶劣了。” 17
然而，那些孩子的经历却截然不同。“当我们到达那个小岛的时候，”沃纳船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男孩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小型公社。他们建成了一个可食性植物花园，学会了用有凹槽的树干来储存雨水。他们甚至还建造了一个体育馆，里面放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哑铃。他们还拥有一个羽毛球场，用羽毛制成了一些笔，并且燃起了一个永不熄灭的火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仅有的工具是一个旧刀片，还有他们坚定的意志。” 18
这个火堆是斯蒂芬在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用两根棍子点燃的（他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工程师）。当虚构的《蝇王》里的男孩们在相互打斗时，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们却点燃了一年多来从未熄灭的火堆。
孩子们制作了花名册，他们一致赞同两人一组分工合作，严格按既定次序分别负责在花园耕种、在厨房中做饭和在岸边警戒瞭望等工作。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吵架，但是每当发生争吵时，他们都会通过暂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争吵的人会分别走到小岛的两端去平息自己的怒火。“大约4个小时后，”马诺后来回忆道，“我们会让他们重新聚到一起，然后告诉他们‘现在请相互道歉’，这就是我们能够一直像朋友一样友好相处的原因。” 19
每一天，他们都会在歌声和祈祷声中开始劳作，又以唱歌和祈祷结束。科洛（Kolo）用一根漂流木、半个椰子壳和6根从他们船上抢救出来的钢丝做了一把简易吉他，然后用此奏乐来帮助提振士气。在救出孩子们这么多年来，彼得一直珍藏着这件乐器。
是的，他们也确实需要让自己提起精神来。整个漫长的夏季很少下雨，孩子们渴得要命。他们曾经尝试过建造木筏离开小岛，但是木筏很快就被汹涌的海浪撕成了碎片。 20 紧接着，暴风雨席卷了整座小岛，他们辛苦搭起来的小屋也被压倒在了一棵树下。
最糟糕的是，有一天斯蒂芬滑了一跤，从悬崖上摔下来，摔断了腿。好在其他的男孩也迅速跟着爬下了山崖，帮助他回到了山顶。他们用树枝和树叶固定住他的腿。“别担心，”西奥内开玩笑说，“你的工作由我们来做，而你只要像陶法阿豪·图普四世国王那样安心地躺着就行了！” 21
最后，在1966年9月11日（星期日），这些男孩终于获救了。
获救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可以说正处于巅峰状态。当地医生波塞西·福努阿（Posesi Fonua）后来表示，他对他们健壮的体格以及斯蒂芬摔断腿后又完全康复觉得万分惊讶。
但是，这些孩子的冒险故事并没有至此结束。当回到努库阿洛法时，孩子们发现警察正在等着他们。你可能会认为警察是因为失踪的6个孩子平安归来而来迎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警察登上了彼得的船，逮捕了这些孩子，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塔尼拉·乌希拉先生，也就是孩子们在15个月前“借”来的帆船的主人，到那时仍然非常生气，他决定提起诉讼。
所幸，彼得想出了一个计划。他突然想到，孩子们经历沉船、自救并最终平安归来的故事是好莱坞的绝佳素材。6个孩子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这个故事足以让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许多年了。作为他父亲的公司的会计，彼得掌管着公司的电影版权，并且认识不少有权势、经常上电视的人。 22
彼得船长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在汤加，他给悉尼第7频道的负责人打了电话。“把这个故事拍出来后，你们可以拥有在全澳大利亚播放的权利，”他告诉他们，“你们只需把除澳大利亚之外的世界范围内的版权留给我。然后我们把这些孩子从监狱里救出来，把他们带回到那个小岛上。”彼得专程前往拜访了塔尼拉·乌希拉先生，为他的那艘旧船赔付了150英镑。他将孩子们保释出来，条件是他们得配合他拍一部电影。
几天之后，来自第7频道的一个拍摄团队搭乘一架古老的DC-3型飞机抵达了汤加，当时澳大利亚与汤加之间每星期只有一个航班。在向我和妻子描述当时的场景时，彼得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从那架飞机里走出来的拍摄团队中，有三个正儿八经地穿着西服套装和尖头皮鞋的人，那正是那些在电视节目里出现的人的样子。”
当整个拍摄团队与6个男孩来到阿塔岛的时候，第7频道来的那帮家伙的脸都吓绿了。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会游泳。“别担心，”彼得安慰他们道，“万一有事，这些孩子会救你们上来的。”
彼得划船带着这些战战兢兢的人来到了大浪当中：“孩子们就是从这里冒出头来的，你们也要下去拍摄。”
尽管已经过去50年了，这段回忆还是让彼得泪流满面——不过这一次是笑出了眼泪。“我把他们扔到了海里，这些澳大利亚电视台来的人立刻沉了下去，汤加人马上跳下水去，把他们捞了起来，带着他们穿过海浪，最后把他们放到了岸边的岩石上。”
接下来，他们还必须爬上悬崖，这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当他们终于到达山顶时，摄制组已经崩溃了。他们累得瘫倒在地。因此毫不奇怪，这部名为《阿塔岛漂流记》的纪录片并没有拍摄成功。不仅取的镜头很糟糕，而且当时拍的16毫米电影胶片大部分也丢失了，总共剩下了30分钟。“实际上，”彼得补充道，“里面还有20分钟是附加的广告。”
当我听到第7频道拍过纪录片时，就立刻想到拿来看看。但是彼得手头上并没有备份，在回到荷兰后，我联系了一家专门追踪和修复旧胶片的机构。尽管他们努力寻找了很久，仍然一无所获。
后来彼得又出面介入了此事，帮助我与一位名叫史蒂夫·鲍曼（Steve Bowman）的独立电影制作人取得了联系，他曾于2006年拜访过这些“男孩”。史蒂夫此前一直对他们的故事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感到沮丧。他自己拍摄的纪录片也从来没有被公开播出过，因为发行人破产了，但是他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原始采访记录。他好心地拿出了自己摄制的纪录片让我看，还帮我与这群孩子中最年长的西奥内取得了联系。最重要的是，史蒂夫宣布他手里还拥有那部原始的16毫米胶片纪录片的唯一一个备份！
“我可以看看吗？”我问史蒂夫。
“当然可以。”他回答道。
这就是我可以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观看摄制于1966年的原始纪录片的原因（幸亏几个月前，我在一个不知名的博客上偶然发现了关于这6个孩子遇险的故事）。“我叫西奥内，”纪录片以这样一句话开始，“1965年6月，我和圣安德鲁高中的5名同学被海浪冲上了这座小岛。”
当男孩们回到汤加时，心情分外欢快。整个哈阿菲瓦岛的居民——有约900人，都出来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家。对此，1966年的纪录片画外音是这样解说的：“这真可谓好事成双！一个派对刚结束，下一个派对就该着手准备了。”
彼得被誉为汤加的国家英雄。不久之后，他收到了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亲自发来的信息，邀请彼得船长前往为他讲述这个故事。“谢谢你救了我的6个臣民，”国王说，“现在，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这个问题彼得船长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回答：“我想在这片水域捕捞龙虾，然后在这里做生意。”
这一次，国王同意了。彼得回到了悉尼，从他父亲的公司辞职，委托船厂建造了一艘新船。然后，他把6个孩子叫到了一起，给了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探索世界的机会。他聘请了西奥内、斯蒂芬、科洛、戴维、卢克（Luke）和马诺来到他的新渔船上当船员。
那么给这艘新船取什么名字好呢？当然是“阿塔号”啦。
这就是现实版的《蝇王》的故事。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暖心的故事。当然，这也是畅销小说、百老汇戏剧和能够引起轰动的电影大片的素材。
然而，这又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故事。阿塔岛上的男孩们默默无闻，威廉·戈尔丁的小说却广为流传。媒体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戈尔丁是当今最受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之一电视真人秀的开先河者。
从《老大哥》（ Big Brother ）到《诱惑岛》（ Temptation Island ），这些所谓的真人秀节目都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一旦任由人类自行其是，他们就会变得与野兽无异。“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蝇王》，”热门电视节目《幸存者》（ Survivor ）的编剧在一次采访中透露，“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我12岁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我20岁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我30岁的时候。此后我们就开创了这一类电视节目。” 23
这类节目的首创者是全球音乐电视台的《真实世界》（ The Real World ）。自1992年首次播出以来，《真实世界》每一集的开场白都是由一位演员背诵的以下内容：“这是关于7个陌生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试图揭示，当人们不再彬彬有礼，开始变得注重现实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撒谎、欺骗、挑衅、敌对……这些就是每一期真人秀节目想让我们相信的“注重现实”一词的含义。但是，如果你真的花了一些时间认真观看这些节目背后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节目参与者都是在被诱导、被灌醉、被蒙骗的情况下，才开始以各种各样令人震惊的方式互相竞争的。这恰恰说明，人们只有在如此严重地受到操纵的情况之下，才会把最坏的一面显露出来。
另一档真人秀节目《儿童之国》（ Kid Nation ）曾经尝试过把40个孩子扔进新墨西哥州的一座鬼城里，并希望他们最终以互相残害收场。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如电视制作人之愿发生。“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发现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一名参与者后来回忆道，“他们不得不抛出一些东西来诱惑我们，引导我们为它们而争斗。” 24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们都知道这些只是娱乐。”
但故事只是故事的情况少之又少。故事也可以成为安慰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布莱恩·吉布森（Bryan Gibson）证明，看《蝇王》类型的电视节目会让人们变得更有攻击性。 25 对儿童的研究也表明，幼年观看暴力画面的频率与成年后的攻击性之间的相关性甚至比石棉与癌症之间的相关性，或钙摄入量与骨量之间的相关性更高。 26
那些愤世嫉俗的故事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在英国，有一项研究表明，经常看真人秀节目的女孩也会更经常说，以恶意待人和不时撒谎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27 正如媒体科学家格布纳所总结的那样：“讲述某种文化故事的人，在实际上支配了人类的行为。” 28
现在是时候讲述另外一种类型的故事了。
真实世界中的《蝇王》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友谊和忠诚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如果能够互相依靠，我们将会变得多么强大。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有意让《蝇王》成为数百万青少年的一本必读书，那么我们也必须告诉他们，现实世界中的孩子发现他们被困在荒岛上时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的。多年之后，这6个孩子就读的汤加圣安德鲁高中的一名老师回忆道：“我在社会研究课上讲述了孩子们在荒岛求生的故事，我的学生们总是百听不厌。” 29
那么，彼得和马诺后来怎么样了呢？他们几乎一直形影不离。如果你偶然走进利斯莫尔附近的图勒拉郊外的一个香蕉种植园里，你很可能会遇到他们：两个老人一边互相开着玩笑，一边把胳膊搭在对方的肩膀上。一个是大企业家的儿子，另一个则出身于草根阶层。然而他们两人却成了终生的挚友。
我的妻子给彼得拍了照片，之后，他走到一个柜子前面，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大堆文件放到了我手里。他解释说，那是他的回忆录，是为他的孩子和孙子写的。
我低下头来，看了看第一页：“生活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课是，你应该努力去寻找人性中善良和积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