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鼎盛岁月里，政治家习惯于谈论不列颠帝国的荣耀，同时为上帝保佑我们度过如此之多的危难并把我们最终带入安全和繁荣的年代而欢欣鼓舞。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今后还要遭遇最可怕的险情，而伟大的胜利尚待争取。【3】

他们教导孩子们，伟大的反拿破仑战争是英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他们把滑铁卢和特拉法加战役看作是英国军队在陆上与海上作战的最高伟绩，这些惊人的胜利使以往的一切黯然失色，这些胜利对我们海岛民族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来说，似乎是合适的和必然的结果。这个民族一千年来起于弱小，逐步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在三个不同的世纪中，不列颠民族曾三次使欧洲免于军事统治。低地国家曾三次遭受攻击，攻击者是西班牙、法兰西王朝和法兰西帝国。不列颠帝国曾三次运用战争和策略手段（常常是单枪匹马）一一打倒了侵略者。这些战争在开始时看来总是敌人的力量占压倒性优势，斗争总是持续多年并历经可怕的艰险，但最后总是我们获得胜利。最后这场胜利是最最伟大的，是付出最大牺牲和战胜最可怕的敌人之后才获得的。

事实上，那是故事的结束，往往就像是书的结尾。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帝国先是兴起，之后如日中天、昌盛辉煌，随后发生转折，继之没落。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我们已三次成功地经历了一系列同样惊人的事件，但我们还得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第四次，这似乎难以想象。但它已经发生，我们还会活着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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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与所有古代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参战双方都拥有无比巨大的力量和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武器。所有现代战争均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进行。战争集所有时代恐怖之大成，不光是军队还有整个人口全被投入恐怖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战时政府领导人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德国开启了地狱之门，同时充当恐怖活动的先锋；但德国也受过去被她攻击过的国家所做的最后复仇的步步紧逼。每次违犯人道或国际法的暴行，招致的常常是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报复。没有一次停战或谈判能缓和武装冲突。伤员死于阵地之上，死者腐烂于土壤之下。商船、中立国船只和医疗救护船被击沉于海上，船中所有的人只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或在泅水时溺死。想方设法通过饥饿迫使敌国百姓投降，不考虑年龄或性别。城市和历史遗址毁于炮轰，炸弹从天而降不问炸中的是谁。多种多样的毒气使士兵窒息或烧伤。液体燃烧剂喷射到士兵的身上。驾机战士在高空被击落掉入火焰，或者在大海深处溺毙。军队的战斗力只受限于他们国家男子的人数。欧洲和亚洲与非洲的大部分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经过几年战斗，在战场上溃败和逃亡的不是军队而是民族。当一切成为过去时，这些文明而有科学知识的基督教国家尽管明文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和吃人肉，可这种规定是否行之有效还大可置疑。【4】

但任何事物都吓不倒人类英勇的内心。石器时代的子孙，经历种种艰险磨难，不断以坚忍的毅力克服内心的极度痛苦，成了自然的征服者。到中世纪，他们主要用自己的智慧摆脱当时的恐惧，以崇高的尊严向死亡进军。在20世纪人类的神经系统所能抵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面前，原始时代的较简单的人必定会崩溃。人们一次又一次熬过可怕的炮轰，一次又一次从医院走向前线，一次又一次在潜艇里忍受饥饿，他们毫不退缩地大步前进。作为一个个体，在经受如此折磨之后仍然保持着理性和同情心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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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开始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发展的速度，这就需要战争的突然发作来惊醒他们并体验自己的力量。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内，几乎没有人懂得，在每一个战斗员的后面实际存在的资源——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是多么巨大，几乎是无穷无尽。积蕴的愤怒塞胸填膺；而力量的储藏同样饱满。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尤其自1870年以后，每个文明社会的财富和人力积累实际上都未曾受到抑制。虽然某些地方出现过阻碍这种发展的插曲，发展的浪潮虽然前进后又退缩，但巨大的进步浪潮一直在向前涌动。当出现可怖的大决战信号时，人类的勇气、忍耐力、聪明才智和科学水平、器械能力和组织才华，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且比最大胆的乐观主义者敢于梦想的也要大许多倍。【5】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聚积的年代；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聚积，而且是每一个国家能增强国力的所有因素与要素的增加和聚积。教育惠及社会各个阶层。科学打开大自然的无限宝库。宝库之门一扇一扇被打开。阴暗而神秘的宝库一个个被照亮，一个个被开发，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入——每进入一个宝库，人们都会发现这个宝库至少又通向了另外两个宝库。每天早晨，人们一睁开眼，总能发现某种新机器开始了运转。每天晚上，当人们吃完晚饭之后，机器依旧在运转。在所有人进入梦乡之后机器也不会停止。

集体思想以相似的步伐进展。迪斯雷利曾说及19世纪早期的情况：“在那些年份里，英国为少许人、绝少数人所享有。”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每一年人们都目睹这些限制一一被打破消失。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进入非官方的工作职位，这些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关心本国对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对未来的责任，并懂得责任的伟大，懂得自身是这些责任的继承者。高层次的劳动者长期享受着多种多样的舒适的物质生活。物质方面的进步使大众的艰苦生活有所减轻，健康有所改善，大人和孩子的生活日渐有了起色，他们应付某些最严重不幸事故的保障大大增加，受保障的人数也大幅增多。

这样，无论何种号角吹响，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阶层都能提供国家所需要的东西。有的献出他们的科学知识，有的献出他们的财产，有的献出他们的工作精力和进取心，有的献出个人宝贵的英勇与无畏精神，有的献出他们容忍的力量或容忍的弱点。但贡献最多的或最乐意贡献自己的所有的是普通的男女劳动者，他们拥有的只是近于贫困的不稳定的周工资，他们拥有的只是一间陋室中的几件家具以及起身时所穿的衣服。他们对国家的爱和骄傲，他们对自己所熟悉的教义的忠诚，他们对是非的敏锐感觉，使他们能无所畏惧地面对和忍受灾祸与艰难——这样的艰难困苦是世上的人们过去所不曾知道的。【6】

这些经历并非某一个民族所独有。在每一个自由国家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在稳步增长；在每一个受奴役或自由的国家里，法律都规定，人们必须加入能增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的组织或机构。民族的美德被其统治者歪曲或误导之后，变成自身毁灭和使全人类遭受巨大灾难的根源，影响远比民族的不良习气更甚。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国、俄国或英国，这些统治者应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呢？难道真的有地位显赫、肩负重任的人，出于他们的恶念，蓄意谋划并决心去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吗？人们在研究世界大战的原因后得出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根源就在于少数人决定世界命运的固有缺陷。有人说得好：“在人类事务中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计划不周。”甚至最有能力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权威也是有争议的，他们也处于舆论的氛围之中，即使他们对重大问题有短暂和局部的贡献，但问题本身远远超过他们的理解范围，其规模如此之大，细节如此浩繁，各方面的变化又如此频繁——所有这些必须充分考虑，然后人们才能宣布，战败者是否必定完全邪恶，胜利者是否完全清白。事情还是沿着一定路线发展，无人能够使它偏离。德国顽固地、不顾一切地、吃力地向着火山口喧闹处奔去，还拖着我们大家一起前奔。但法国是处在强烈的仇恨之中，而俄国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英国也许通过某种努力，付出某种物质利益的牺牲，做出某种既合乎友谊又带命令的强制性姿态，就能及时使法国和德国和解，组成大联盟，不过单是依靠这个联盟，欧洲的和平与荣誉就有保障了吗？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们尽最大努力引导我们的国家经受住日益加剧的、危及和平的军备威胁，不把英国或其他国家带入战争，如果这些努力失败，我们则力争独自经受住暴风骤雨，不使英国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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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必要追溯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屡次争吵的古老原因，没有必要列举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发生过多少次冲突，留下过多少伤痕，也没有必要评价这方或那方受到过多少伤害或进行过多少挑衅。当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巩固了德国人的胜利时，欧洲历史的新篇章打开了。有人说“欧洲失去一位主妇，得到一位主人”。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她有充沛的人口支持，有科学与知识的装备，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因胜利而获得崇高地位。法国战败，被夺走阿尔萨斯与洛林，因而陷入贫困与分裂，她处境孤单，而且在人口数量上已日益居于无可挽救的劣势；法国人只能在暗地里独自回味自己往日的荣耀。【7】

而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对于倒在地上的对手的可怕性格和不可和解的决心并不心存幻想。毛奇说：“我们以武力在半年中得到的东西，如果不想让它再次被人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必须以武力保护它半个世纪。”俾斯麦更加审慎，他宁愿从未取得洛林。在军方压力下，他被迫放弃自己的明智判断，肩负起了双重重任，从一开始他就显示出对每一个政策行动的深切忧虑。受世界舆论和英国坚决态度的限制，从1875年挫败法国的恢复势头以后，俾斯麦运用全部权力和才能，建立起一个精心设计的联盟，旨在保证德国的长期优势和保持她征服的土地。他知道，除非付出德国决不同意支付的代价，否则，与法国的争执是无法调和的。他明白，一个可怕民族永久不变的仇恨将牢牢地注视着他新建的帝国。其他任何事情都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事实。德国经不起再有别的对抗力量。1879年他与奥地利结盟。4年后这个同盟扩充为德、奥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1883年他用秘密盟约将罗马尼亚拉入这个体系。不但必须有保险，还必须有双保险。他最害怕的是法国与俄国之间建立反德同盟；但这些扩充安排没有一项遇上这样的危险。当然，德国与奥地利的同盟，如果由它自己发展，自然地会倾向于把法国和俄国拉在一起。难道他不能建立一个三位皇帝——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联合的同盟吗？如果能这样，最后将有压倒一切力量和持久的安全。在6年后的1887年，俾斯麦的这个最高超的理想因俄、奥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破灭了。但他继续致力于——仍是放在他面前的最佳方案——与俄国的双保险条约。有了这个安排，德国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成为法、俄侵略性联合的目标。另一方面，俄国可以消除疑虑，不再会有人利用德、奥同盟破坏其在巴尔干的地位。【8】

德国设计的所有这些小心谨慎的和自作聪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使自己能在和平中享受胜利果实。此外，俾斯麦的体系一直内含着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这点是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意大利决不愿做任何与英国作战的事情，而且如今世人皆知意大利曾要求在三国联盟的最早秘密条文中特别说明这个事实。在这个联盟的早期，英国对它是完全赞同的。就让法国独自去抚平自己的创伤吧；德国支配着欧洲大陆，因而能够充分利用具有19世纪末特色的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机遇。德国的政策是进一步鼓励法国以扩展自己的殖民地作为慰藉，旨在使其心思离开欧洲，只是偶尔促使其与英国发生不花大力气的对抗和摩擦。

这种安排使欧洲人守旧地和平地生活了20年，但这种格局随着德国力量与光辉的不断增强以及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而结束。铁血宰相走了，新起来的力量开始攻击他凭借其无与伦比的能力如此长久维持下来的体系。由于土耳其人治理不当，巴尔干和近东不断出现战争的危险。正在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和俄国强烈的反德潮流开始冲击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双保险条约结构。最后，随着德国的繁荣，德国的野心也随之日益增长。她不满足于欧洲大陆的霸权，还欲追求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德国已经是最大的军事帝国，她开始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摆脱了俾斯麦的束缚，年轻的皇帝找来卡普里维伯爵和继伯爵任职之后的一些二流的自满的助手辅佐，他们开始兴高采烈地摒弃支撑德国安全的保卫手段和预防措施。德国一方面与法国保持公开、不变的争执，另一方面却丢弃了与俄国签订的双保险条约，后来开始与英国在海上对抗。这两个愚蠢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它们的后果变得明朗了。到1892年整个俾斯麦政策刻意防备的事情出现了，俄、法两国签订了双边同盟。尽管其后果不是立刻显现出来，但欧洲局势事实上已发生了改观。从此以后，德国小心翼翼维持的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已为势力均衡所取代。两个巨大的联合体都拥有庞大的军事资源，开始时它们尚能并存，但渐渐变得势不两立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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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国结盟如此明显地变得对德国不利，但在这样的改变中，没有什么人以战争威胁德国。法国的持久不变的精神是永不放弃收复失地之梦，但法兰西民族的普遍特性是喜爱和平，所有阶级对德国的强大力量和可能由战争引起的可怕后果记忆犹新。

此外，法国人对俄国看待纯粹的法、德争执的态度从来没有把握。条约的确存在，但这个条约要变成实际行动必须以德国发动侵略为前提。什么构成侵略？在两个彻底武装的国家之间的纷争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使这方或那方成为侵略者？无论如何俄国方面有便宜行事的宽广余地。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俄国是裁定人。为了与俄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德之间的争吵，要让上百万俄国人去送死的关键时刻，俄国将是裁定人。沙皇的话当然是可靠的保证。试图领导俄国进入不得人心之境地的沙皇，不管怎样受尊敬，也有被推翻的可能。一个伟大民族的政策如果直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在他不存在时是很容易被改变的。因此，对于万一法国因抵抗德国的压力而引发战争，俄国是否会遵从法俄条约参战，法国没有绝对把握。

这些就是继德国占据不容争议的支配地位之后出现的、艰难的平衡局面。两个集团之外还有英国，其海军稳稳地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从未遇到挑战。显然，不列颠帝国的地位还因她支持哪个联盟将直接决定谁占上风的事实而愈显重要。可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现得不愿意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他一贯地保持对德友好的传统态度，同时保持远离欧洲大陆纠纷的冷漠超然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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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来说脱离俄国容易，但摆脱英国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陆续取消众多的支柱与纽带。英国对俄国在亚洲意图的猜疑，与法国之间的历史性对抗，对布莱尼姆、明登和滑铁卢战役的记忆，与法国在埃及和殖民地方面的持续纠纷，德国和英国间密切的商业联系，皇室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大英帝国与三国同盟中那个主要国家间的深远联系。抑制德国新产生的殖民主义愿望不是英国政策的一部分，在不止一个事例中（如在萨摩亚群岛）我们积极支持他们。由于完全缺乏战略考虑，索尔兹伯里勋爵以黑尔戈兰交换桑给巴尔。甚至在俾斯麦下台之前，德国人看来也不像是令人愉快的外交伙伴。他们似乎一直在寻求赢得我们的支持，并提醒我们，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为突出这一点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玩弄小动作设法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发生纠纷。德国威廉街 年复一年地探察着圣詹姆斯宫 的动静，指望得到些好处或让步，这些好处可以使德国的外交善意再维持一段时间。每年他们都在我们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上增加一点伤害，数落英国是多么不得人心，英国有多么强大的敌人，以及她找到德国这个朋友是多么幸运。如果撤销对她的支持，或者如果德国把势力转入敌对联盟，英国在欧洲俱乐部里将处于何种境地呢？这种表白持续了近20年，在英国新一代外交人员的内心中留下了明确的孤立感。【10】

但外交人员的这种苦恼全然不会使英国坚定的政策路线有所转向。大英帝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看待德国的殖民扩张。尽管英、德在贸易中有对抗，但英、德之间更为重要的商业联系却在不断增长。在欧洲，他们彼此是最好的客户。甚至德皇于1896年为詹姆森袭击事件致电南非德兰士瓦克鲁格尔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德国政府的决定），英国也只迸发短暂的一阵子愤怒。布尔战争时期所有德国反英怒潮的爆发，以及组织欧洲反英同盟的多次企图，并未阻止张伯伦先生于1901年倡导与德联盟，也未阻止英国外交部于同年建议将英、日同盟扩充为英、德、日三国同盟。在这一时期，我们与法国的严重分歧至少不小于与德国的分歧，而英国充分的海军优势并未使这两个国家严重不安。我们对三国同盟和双边同盟采取同等清楚的立场。我们不想被人拉入欧洲大陆的争吵。法国收复失地的努力引不起英国公众或任何政党的兴趣。让英国军队在欧洲与强大的大陆国家作战的想法被所有人斥责为绝对荒谬。只有在不列颠民族的生存真正遭受威胁时，才会促使大英帝国放弃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平静与容忍的超脱态度。而德国注定要提供这种威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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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在他的军事证词中说：“在大国之中，英国必然需要一个欧洲大陆的坚强同盟者。她找不到比统一的德国更好的、符合她所有利益而同时又从不提出海上权利要求的国家。”

从1873年到1900年德国海军公开宣布，并不存在打一场“对付强大海军国家的海上战争”的可能性。而在1900年德国却出台了一个性质十分不同的《舰队法》。

这个文件的序言宣称：“为了在现有条件下保护德国的贸易与商业，只要办成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具备如下实力的战斗舰队：甚至对于最强大的海上对手来说，与德国这样的舰队作战，该国将冒丧失自身最高地位的风险。”

欧洲大陆第一陆军大国决心要同时成为至少是第二海军大国，是世界事务中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是它完全实现，无疑将重现以前历史上已证明了的、对不列颠岛国人民有极可怕意味的那种形势。

迄今为止，所有英国海军部署都是根据两个大国总和的标准进行的，也就是要足以超过两个比她稍次的强国加在一起的力量，在那些日子里这两个强国指的是法国与俄国。出现比这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更强的第三支欧洲舰队将彻底影响英国的生存。如果德国建立公开表示针对我们舰队的海军，我们就不能维持在欧洲体系以外的“光荣孤立”。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我们找到了处在地球另一边的同样处境危险的另一个岛屿帝国。1901年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但我们仍然较难承担出现与法、俄两国同时发生纠纷的危险性。1902年，贝尔福和兰斯多恩勋爵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明确地着手解决我们与法国的分歧。但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前我们还是向德国伸出我们的友谊之手。我们邀请她加入我们与日本的联盟，邀请她共同努力解决摩洛哥问题。但两次邀请均被拒绝。【12】

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德国主要同情俄国；英国准备履行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同时加强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在这种状态中各大国等待远东战争的结果。结果使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感到震惊。日本在陆上和海上打败俄国，俄国内部的动乱使欧洲局势发生彻底变化。虽然德国势力与日本相对立，但同时也感觉到俄国崩溃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恢复了。她在每一方面的自信心明显而日益迅速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法国再次衰弱，日益被孤立并陷入真正危险的境地，越来越急于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的政治家对欧洲内幕独具慧眼，他们正确地估量了日本的战争力量，显著地获得了力量与安全。她的新盟国日本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她古老的敌人法国寻求她的友谊；德国舰队尚在组建之中，与此同时，所有在中国海的英国战舰能够安全地调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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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之间主要分歧的解决在继续进行，最后在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协定有各种不同的条款，但其基本精神是，法国人不再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对于法国关于摩洛哥的看法给予总的支持。这个协定得到英国保守势力的喝彩，在拥护者中间，视德国为威胁的思想业已生根。它也得到自由党政治家有点儿目光短浅的欢呼，把它看作是与我们的宿敌消除误解与分歧和保证普遍和平的措施，因此它几乎得到普遍的欢迎。只有一个思想深邃的观察家发出反对它的声音，那就是罗斯伯里勋爵，“我悲哀地深信，这个协定更可能导致纠纷而不是和平”。这个不受欢迎的评语遭到英国两党从大相径庭的立场出发的愤怒的藐视，普遍的指责落在这位评论者的身上。

英国及其主张的一切已使自己背离了“光荣孤立”的政策，她站在反对德国一边重新出现于欧洲。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得不考虑在自己的体系以外的一个强国，这个国家决计不会屈服于威胁，必要时她有能力单独与德国作战。1905年德国做出要求把德尔卡塞 逐出法国政府的姿态，1908年装扮“身穿闪光盔甲”的幽灵准备扫平俄国，但德国无法从拥有强大舰队的海上霸主的独立岛国那里获得同样的顺从。【13】

直到此刻，德、奥、意三国同盟从整体上说比法国和俄国强大。尽管对这两个大国发动战争对这三国来说是一项可怕的压力，但其最后结果似乎无可怀疑。可如果英国的分量投入敌对的秤盘上，而意大利从另一个秤盘上撤出，那么自1870年以来德国将第一次不能肯定自己是处于较强的一边。她会忍受这种形势吗？新德意志帝国日益增长的野心与抱负跃跃欲试。她会同意这样的处境吗？在这个处境下各国将广泛传布这样的印象（无疑很有礼貌，也许十分缓慢，但完全肯定）：德国的意志不再是欧洲的最后法律。如果德国及其皇帝会接受法国、俄国和英国早已习惯的同一类约束，愿意以同等权力生活在较自由和较轻松的世界上，那当然万事大吉。但德国愿意吗？她能容忍各国在她的体系之外根据独立的标准在一起开会，并只根据她们的是非曲直态度提出要求，能容忍她们毫无畏惧地抵抗侵略吗？此后10年的历史将对此提供答案。

较之最强的大国之间发生的这些缓慢部署和渐次武装的对抗，较弱帝国的衰落所起的作用对和平几乎有同等危险。土耳其的各种力量很活跃，这些力量对旧政权及其种种弊病构成了威胁，而后者正是德国选定的依靠力量。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一年比一年强大，她们等待机会解放她们尚在土耳其暴政下挣扎的同胞。各国民族情感的增长使艰难地拼凑在一起的、已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感到了严重的紧张和压力。巴尔干国家还把这个趋势看作拯救同胞、恢复领土和达成统一的机会。意大利用热切的目光注视土耳其的腐朽和奥地利的动荡。就所有这些南部和东部地区来看，肯定将发生一系列深深刺激俄国和德国的大事。【14】

德国为自己制造了许多不利的条件，因而导致后来的战争，然而从德国统治者方面来说，这些极端不聪明的行动却是有必要的。那就是：必须使法国继续保持疑惧的心态；在俄罗斯民族——不单是俄国宫廷——衰弱的时候，必须让她承受强烈的公开侮辱的刺激；那种缓慢、深刻、有克制的与大英帝国的对抗，必须通过对其赖以生存的海上权力进行不断和重复的挑战使其升级。只有在当时才能形成那些条件，在那些条件下德国的任何一个侵略行动，都会招致各国结成足以抗拒她、最后战胜她的联合力量。在愤怒的情绪积压到达顶点之前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们还要焦急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上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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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时期写这样内容的文章成为时尚，那就是议论英国政府在这10年里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日益接近的危险，或者是政府心里有一大堆秘密事务和想要将预感到的凶兆完全隐藏起来不让无思考能力的国民知道。但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分开来看没有一种是真实的，把它们合起来看则有一定道理。

英国政府和产生政府的议会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因此下决心阻止它。但与此同时不祥的假设持续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后来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与趋势一再引起大臣们对这个假设产生警惕。

在这整个10年中，这种二重性与不协调是英国政治的基调；那些负责保卫国家安全的人，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世界里。一个是实际可见的世界，有和平行动与世界主义的目标；另一个是假设的世界，一个“临界”的世界，这个世界时而似乎荒诞不经，时而似乎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充满了可怕阴影的世界，它正在各种动荡中走向无底的灾难深渊。 sV//PIc+k8z1qoh7g8F+0kPGkEnugj5g9McQdQeq3qUCjFW7Dp637SFI+QOJhY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