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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自商鞅变法，推行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的政策，逐渐富强。同时，秦采取以法治国的方略，加强了立法活动。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证明了秦“莫不皆有法式”的论断是可信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以皇帝为至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同时，采取行政与司法合一的管理体制，重视司法活动。但秦统一后所关注的重心依旧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刑法不断细化，在诉讼形态上依然是以刑事诉讼为主，民事诉讼基本上附属于刑事诉讼。这是与秦时私有经济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广大的社会群体还处于人身不自由的形势分不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自以为“天下莫予毒”也，因此以意为法，刑戮妄加，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终致招来反秦的大起义。如果说秦朝之兴源于法制，那么秦朝之亡则是源于毁法。
汉朝建立以后，汲取秦亡的教训，推行无为而治，逐渐恢复和发展了残破的社会经济。汉武帝时，为了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非常推崇春秋大一统的儒家学说，因而接受了儒家的代表董仲舒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奉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于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被奉为“力求于天”的天理，开始入律。董仲舒宣扬的“大德小刑”“阳德阴刑”影响汉朝的治国之术，最终形成“德主刑辅”的方略。
秦汉的民事诉讼制度具有同一性的一面，如都主张公平司法，都用同一个法庭、同一个法官、同一种诉讼程序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但也有差别性的一面，如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强调“赏信罚必，重刑轻民”，而汉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作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三纲”开始入律，儒家所倡导的大德小刑、先德后刑之说，逐渐成为法制建设的指导原则。
就民事诉讼制度而言，汉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民事纠纷的增多，民事诉讼制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断发现的汉简确证了两汉的民事诉讼制度已经达到了确立的阶段，出现了纯粹的民事诉讼案例。汉代的律学成就也有利于司法制度向着科学化的路径前进，两汉司法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