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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秋官·小司寇》提出周时“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郑玄注引《丧服传》曰：“命夫者，其男子之为大夫者；命妇者，其妇人之为大夫妻者。”
命夫、命妇若为民事诉讼的一方，按法不亲自出庭，以免亵尊，而由其代理人出庭。这在先秦案例中确有体现，表明在等级制度下，对于贵族法定特权的认可。民事诉讼代理制度自先秦始，一直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
先秦时期，尤其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强调证据的价值。证据不充分，罪疑从罚，罚疑从赦。在民事诉讼中，物证也是判决的依据。随着私有权的确立，有关土地的买卖、租赁等民事行为，都镌刻其事于青铜器上，以备发生纠纷时作为证据，表明证据意识的加强。在本书所引案例中，控辩双方都提出证据，司法官也根据证据作出判决。在三千多年前的司法实践中，运用证据判决案情的观念显示了中国古人理性的法律思维。
在民事案件审理开始时，便要求诉讼当事人盟誓，表示以诚信的态度面对诉讼。在案件判决以后，败诉的一方也常常起誓，表示执行判决。此种起誓有时是败诉一方自动作出，有时则由司法官强令被告起誓，以利于判决的执行。由于这种起誓面对的是神灵，具有威慑力，因而带有神权法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