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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司法官的责任，并且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告诫康叔说“敬明乃罚”
，即要谨慎而又明白无误地执法用刑。《尚书·吕刑》载“惟敬五刑”，“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上下比罪，无僭乱辞”，
都说的是司法官必须奉法断狱，不得滥用威吓，故意出入人罪。特别是《吕刑》所载“五过之疵”，实际是针对司法官渎职的一种现象提出的警告与惩戒办法。“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孔传载：“五过之所病，或尝同官位，或诈反囚辞，或内亲用事，或行货枉法，或旧相往来，皆病所在。疵，才斯反。来，马本作求。云有求，请赇也，人罪使在五过，罪与犯法者同。其当清察，能使之不行。”
也就是说，由于旧时臣僚而袒护，因报私恩而犯禁，因亲属关系而包庇，因受贿而开脱，凡犯此一者与罪犯同罪，即所谓“其罪惟均”。严惩司法官的渎职行为，恰恰说明了司法的重要性。
两周时期出现了以身殉法的司法官，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晋文公时李离为司法官，因“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晋文公认为其情可原，应从宽处理。但李离认为：“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楚昭王时期，石奢虽非司法官（石为宰相），但也奉法尊法，为法而殉。事情经过是：石奢之父杀人应判决死刑，石奢放走其父。楚昭王因其尽孝，没有处罚。石奢自缚于朝堂，对楚昭王说：“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在西周的司法实践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召公奭为了方便民众诉讼，实行巡行乡邑、就地审判的方式，解决争讼，受到民众的广泛爱戴和赞美。
《史记·燕召公世家》对此叙述如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
之，作《甘棠》之诗。”
诗《甘棠》充满了对召公的崇敬与思念：“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公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据郑氏笺：“茇，草舍也，召伯听男女之讼（婚姻诉讼案），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
召公作为一个大贵族能够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小草屋内审断民间的婚姻之类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如果没有重民、爱民、恤民之心，是很难做到的。不仅如此，无论是侯伯还是庶人的案件都能公正审判，各得其所，无失职者。这就难怪民众感念他、歌咏他。
在《诗经·行露》中还记载了召公审决的一件恶棍欺凌女子的案件，诗曰：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诗的大意是，一个已有妻室的恶棍向一女子逼婚，逼婚不成，反而诬告该女子。这位被欺凌的女子，怀着抗暴的决心，不畏道路难行，露水湿衣奔赴召公申冤。召公是如何判决的？在此诗的开头处已经点明：“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彊暴之男不能欺陵贞女也。”
以上记载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已经出现了巡行乡邑、就地审判的史实，这是何等伟大的重民、便民的创举。它显示了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创造性、先进性，值得后世的司法官认真体察、领悟，以改进自己的司法工作作风。
综括以上，先秦时期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历时一千余年，其间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政治法律的进步。西周代商以后神权政治开始没落，人文政治逐渐兴起。周公旦把国家的统治放在重民的基点上，强调明德慎罚，以礼乐为立国之本，构建了全新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就司法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所制定的刑法原则与司法制度崭露了司法文明的曙光。
周王室东迁以后历史进入了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以土地私有权的确立为起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巨变，于是物权的观念，债权债务关系，财产纠纷，民事诉讼都不断地成为人们不情愿却又无法摆脱的新的事物，司法的演进与社会的发展相向而行，终于造就了早期民事诉讼的程序和制度，正像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一样，它的发展和趋向于成熟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