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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的告诉与受理在唐律中也有较为明确的规定。民事案件的管辖分为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是指民事诉讼案件须向被告住所地县衙告诉，如因路途遥远或案情需要，也可就近向当地衙门告诉。《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
告密有不于所由，掩捕则从近也（原注：谓告密人皆经当处长官告，长官有事，经佐官告，长官、佐官俱有事者，经比界论告。若须有掩捕应与余州相知者，所在准法收捕）。
这在吐鲁番文献中也有如实的记载。72TAM204:18《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舍契》：
［贞］［观］廿二年［八］月十［六］日，河南县张□□［索］法惠等二人，向县诉桓德、［琮］□宅价钱，三月未得。今奉明府付坊正［追］向县。坊正、坊民令遣两人和同，别立私契。其利钱，限至八月卅日付了。其赎宅价钱，限至九月卅日还了。如其违限不还，任元隆宅与卖宅取钱还足。余乘任还桓琮。两共和可，［画］指为验（引者按：下面有画指）。负钱人桓德琮琮（引者按：有画指符号），男大义义（引者按：有画指符号），同坊人成敬嗣嗣（引者按：有画指符号），坊正李差经（？）。
当地衙门决定受理后，发牒传唤有关当事人，称为“执牒追摄”
，俗称“帖子”，相当于今天的传票。“帖”是官府公文，一般是上级发给下级的文书（包括官府传唤属下、捉拿人犯的文书，官家发放物料的通知或凭据）。“帖”的特点是带有强制性，且限期执行。一般只具月、日，不加纪年，且言简意赅，便于执行。吐鲁番文献中保存了原汁原味的“帖”，64TAM35:16《唐西州高昌县追人勘问帖》：
高昌县。帖。
大女阿鞏奴磨旺，令狐醜仁□□人，匡海洛奴守仁，奴巷々三人挫皮（？）□上明。右今须上件人勘问。
帖
五月廿七日佐张文欢帖。即追过。高昌县。
帖。
廿康海进礼、李才达。
右今须上件人勘问，帖
仍限今日平旦将过，明［知］日佐张文欢帖。并付玄政即□
白。”
可与66TAM61:21（a）《唐麟德二年（665年）坊正傅某牒为追送畦海员身到事》“右被帖追上件人送者，依追身到”相比较
，另有：
牒件状如前，谨牒。天授二年一月十一日知水人康进感等牒。付司杰示。十一日。一月十一日录事使博士捡录事仁付。连。感白。仓曹十二日。唐建进。右件人前后准都督判，帖牒，天山并牒令阳悬，令捉差人领送。虽得县申及令通状称：追访建进不获。又判牒县令依前捉送。
捡今未申，奉都督处分，令追建进妻儿及建进邻保赴州，并牒县，令依前捉［建］［进］
。［72TAM230:73（a），71（a）《武周天授二年（691年）知水人康进感等牒尾及西州仓曹下天山县追送唐建进妻儿邻保牒》］
户曹得帖，通诸县欠上件稽逋，如V具脚注者。”
又考《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薛涛”条（出《广异记》）：“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73TAM224:080/2《唐西州高昌县户曹牒为催征逋悬事（一）》）
如案件涉及两个同级司法机关，一般按照刑事诉讼所采取的“轻从重，少从多，后从先”的原则处理。
除地域管辖之外，还有级别管辖。民事案件以县为第一审。若当事人对第一审衙门的判决不服，可以向原审衙门申请发给“不理状”，并以此为凭向上级衙门上诉。第二审衙门应作“不服之状，更为审详”。当事人对第二审衙门的判决不服，在“请给不理状”后，可“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服，复给“不理状”，“经三司陈诉”。这是唐代规定的级别管辖。若再不服者，可上表向皇帝披陈。接受上表的官员若扣押，不上奏皇帝，则许挞登闻鼓直诉。此类案件多属贵族高官或重大案件，一般民事案件在县判决后即告结案。《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狱结竟取服辩”：
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疏议曰：“狱结竟”，谓徒以上刑名，长官同断案已判讫，徒、流及死罪，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之罪名，仍取囚服辩。其家人、亲属，唯止告示罪名，不须问其服否。囚若不服，听其自理，依不服之状，更为审详。若不告家属罪名，或不取囚服辩及不为审详，流、徒罪并笞五十，死罪杖一百。
由于规定了级别管辖，所以不得越诉，否则治罪。《唐律·斗讼》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疏议曰：“凡诸辞讼，皆从下始，从下至上，另有明文，谓历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其越诉及官司受者，各笞四十。”事实上，民事案件经过县判决后即告结案，很少有上诉审。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鼓励告密，动辄告御状，破坏了级别管辖的诉讼程序。至玄宗时，重申“诉事先经州县”的规定，开元十年（722年），颁敕曰：
六卿分设。诸郡咸理，在于人下，合免冤滞。如闻越局侵务。背公向私，其伤则多，为政必紊，宜今天下州县百司寮案，俱守乃曹，各勤所职。或有身名尚屈。刑罚不平，赋役未均，征差无次，爰及侵夺，亦兼违负，凡人所诉，大略如斯。若县不为申，州必须举；州不能理，府必为裁。上下相持，冤讼可息。自今以后，诉事人等，先经县及府州并尚书省披理，若所由延滞，不为断决，委御史采访奏闻，长官以下，节级量贬。
至唐朝中后期，政治腐败，法制秩序紊乱，司法机关多不按司法程序受理案件，因此大臣们迭次上奏，请求整顿司法程序。
大历十四年（780年）七月，理匦使崔造奏：“亡官失职、婚田两竞、追理财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然后省司，省司不理，然后三司，三司不理，然后合报投匦进状。如进状人未经三处理及事非冤屈，辄妄来进状者，不在进限。如有急切须上闻，不在此限。其妄进状者，臣今后请并状牒送本司及台府处理。”敕旨：“依奏。” [3]
上述奏议是针对民事案件在诉讼程序问题上的混乱现象，提出的及时纠正的措施。而皇帝颁发的“敕旨依奏”，表现了最高统治者对于民事诉讼告诉与受理如何程序化、制度化的重视。
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必须按照律令规定的程序告诉，司法机关方能受理外，但由于诉讼当事人的身份、生理等具体情况，司法机关亦可不予受理。如在重伦常关系的历史背景下，严禁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唐律·斗讼》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疏议曰：“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违失，理应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若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奴婢由于在法律上“律比畜产”，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因此严禁奴婢告主，否则重罪。此外，规定：“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由于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之人，已经丧失或不具备独立的行为能力，因此不得作为民事案件的告诉人。
唐代司法机关对于民事诉讼案件是否受理还受到“务限法”的限制。所谓“务限法”就是农忙季节，为了不误农时，保护农业生产，凡司法机关对于一般民事告诉不予受理的法律规定，此项规定带有深刻的国情烙印。
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丰欠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利民劝农是国家的一项根本国策。就法律而言，有关保护农业生产的法令，或与农业攸关的如土地法、水利法、赋税法等，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表现在司法上，务限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务限法始于唐朝，据唐《杂令》规定：“谓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
据此，每年从十月一日起受理有关土地、房宅、婚姻、债权债务的案件，称为“务开”，至次年三月三十日结束。由三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称为“入务”，不再受理一般民事案件。“务限法”一直延续到清朝。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打击非法侵权，如因诉讼不能及时收割农作物，唐律有如下规定：
［准］田令：诸竞田判得已耕种者，后虽改判，苗入种人。耕而未种者，酬其功力。未经断决，强耕者，苗从地判。……
［准］唐宝应元年四月十七日敕节文：诸百姓竞田，如已种者，并据见佃为主，待收了断割。其盗种者，任地主收苗，所用人功，不在论限。
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田宅、债负、婚姻案件都存在时效问题，有关时效的规定散见于律令和皇帝的制敕当中。以土地所有权时效为例，唐初实行均田制，计口授田，受田人身殁之后由国家收回土地，所以没有对土地所有权的时效进行规范。中唐以后，均田制瓦解，又由于战乱不断，赋税繁重，民多逃亡，土地荒芜，生产凋敝，统治者为恢复生产，鼓励无地农民开垦荒地，武宗会昌元年（841年），颁敕重新认定开荒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自今以后，应州县开成五年（840年）已前逃户，并委观察使、刺史差强明官，就村乡诣实检勘桑田、屋宇等，仍勒长令，切加检较，租佃与人，勿令荒废。据所得与纳户内，征税有余，即官为收贮，待归还给付。如欠少即与收贮，至归还日，不须征理。自今年以后，二年不归复者，即仰县司召人给付承佃，仍给公验，任为永业。
此敕确定逃户以二年为时效期，逾期不归即以土地归现田承佃人为永业。
又据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颁制：
从今以后，如有此色，勒乡村奉人与所由邻近等同简较勘分明，分析作状，送县入案，任邻人及无田产人，且为佃事与纳税。如五年不来复业者，便任佃人为主，逃户不在论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树木等权佃人，逃户未归，五年不得辄有毁除斫伐。如有违犯者，据限口量情科责，并科所由等不简较之罪。 [4]
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又颁敕：
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经五年，须准承前赦文，便为佃主，不在论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处分。
以上制敕，正式确定逃户在外五年不归复业，即失去对原有土地的所有权，所谓“不在论理之限”，土地归承佃人所有。但五年之内，承佃人不得毁伐屋宇、桑田、树木，否则量情科罚。
中唐以后，田宅典买卖开始流行，赎回的时效成为突出的问题。据《宋刑统》引唐元和六年（811年）以后所颁时效的敕文：
应田土、屋舍有连接交加者，当时不曾论理，伺候家长及见证亡殁，子孙幼弱之际，便将难明契书扰乱别县，空烦刑狱，证验终难者，请准唐长庆二年八月十五日敕：“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即不在论理之限。有故留滞在外者，即与出除在外之年。违者，并请以“不应得为”从重科罪。
据此敕文，典买卖田宅的实效为二十年，即“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如当事人滞留在外，可暂停法定时效的计算，但停止前的时效仍然有效，待当事人返回后，继续合并计算时效。此项规定是针对当时存在的实际情况作出的。
对于债权债务纠纷的诉讼时效，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所颁制书之节文规定：
契不分明，争端斯起，况年岁浸远，案验无由，莫能辩明，祗取烦弊。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论理远年债负，事在三十年以前，而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
按此规定，凡是债契不明，以三十年为最高时效，逾期虽有书契，“一切不须为理”。
在婚姻方面，凡已订婚约，而无故不娶，过三年，女方可以改嫁且不返还聘礼。白居易在任上曾审理此类案件，他在判词中判曰：
义敦好合，礼重亲迎。苟定婚而不成，虽改嫁而无罪。景谋将著代，礼及问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鸣之兆；三年无故，竟愆嬿婉之期。桃李恐失于当年，榛栗遂移于他族。既闻改过，乃诉纳徵：揆情而嘉礼自亏，在法而聘财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仪；夫也无良，可谓二三其德。去礼逾远，责人斯难。
此判本着订婚后，“三年无故”不娶者，女“虽改嫁而无罪”，“在法而聘财不返”。说明唐代对婚约的保护期不超过三年。
以上可见，民事诉讼中如管辖不合，告诉当事人的身份不合，或者务限期内，或者已失时效，司法机关均不予受理。除此之外，无故不受理，则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