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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央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管理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以及刑部、大理寺都按照管理刑事案件的程序受理民事案件。
刑部是中央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御史台虽为最高监察机关，但也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并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大理寺是最高司法机关，负责审理朝廷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同时还复核地方徒刑以上案件。中央司法机关职权分散的目的在于相互制衡，便于皇帝对司法权的操控。
比较简单的民事案件大多在基层得到解决，上诉至中央的民事案件，只有涉及高级官员、皇族、贵族，或是由民事侵权上升到刑事大案才有可能上诉到中央。如唐德宗时，穆赞为侍御史分司东都，“时陕州观察使卢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财不及，诉于官，赞鞫其事，御史中丞卢佋佐之，令深绳裴罪，赞持平不许”。此案本是妻妾争夺遗产，是典型的民事案件，因涉及官员，由东都御史台审理，御史中丞要治妾裴氏的罪，穆赞秉公执法，反被诬陷“受裴之金”，要治以重罪，其弟为兄鸣冤“驰诣阙，挝登闻鼓。诏三司复使理无验”
，方免于祸。但裴氏的诉求不了了之。
有的涉及高官的民事案件，最终却以行政处罚取代司法制裁，如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中书令褚遂良压价买得房宅，遭到监察御史的弹劾，由大理寺审理。
按《唐律》规定：“若卖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疏议曰：官人于所部卖物及买物，计时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谓以威若力强买物，虽当价，犹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
这显然是一件民事附带刑事的案例，最终褚遂良只受到迁官的行政处分，未按照唐律处罚。但有的涉及高官的民事案件经朝廷法司审理，最后按民事处理者亦不乏见。如文宗时唐扶为福建团练观察使，身殁之后，仆妾争财上告到朝廷，法庭判决“家财十万贯，归于二妾”
。
以上可见，民事诉讼也可上诉到朝廷最高司法审级甚至由皇帝亲决。在处理上，或按照刑事制裁，或按民事原则判决，或以行政处分了结。缺乏确定的法律规范，这是民事诉讼制度尚未定型的一种表现。
唐代的地方司法机关仍沿袭行政与司法不分的秦汉旧制，以地方长官为司法官，地方行政区划为地方司法审级。按唐制，地方政权分为州、县二级，州设刺史，首都及陪都所在之州一律称府，设府尹。由于州是最重要的一级政权，因此州刺史也握有重要的司法权。遇有重大的刑事案件和重大的民事案件，州刺史往往亲自审理。例如，张九皋的曾孙张仲方为金州刺史时，“郡人有田产为中人（宦官）所夺，仲方三疏奏闻，竟理其冤”
。因为此案涉及宦官，刺史不仅亲自过问，而且三次上奏皇帝取旨之后，才得以审决。
州刺史下设司户参军事，“掌户籍、计账、道路、逆旅、田畴、六畜、过所、蠲符之事，而剖断人之诉竞。凡男女婚姻之合，必辨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凡官人不得于部内请射田地及造碾硙，与人争利”
。
唐高祖时拟授李素立一七品“清要官”，而有司却授为雍州司户参军，高祖认为司户参军“要而不清”
，驳回有司的意见。说明州司户参军确实事务烦琐，其职虽要而不清。
州以下设县，以县令为长官，兼理司法，是重要的亲民之官。县设有县尉为判官，主管诉讼，一般的县置、县尉二人，分判六曹之事，“一判户、功、仓，其署曰东厅；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厅”
。主管东厅的县尉实际上就是分管民事诉讼的判官，其下有司户佐和司户史，“佐”（左）“史”（使）为低级吏（往往是杂任），没有独立判案的权力，他们根据判官的指示，具体管理民事诉讼事务，他们经手的事务很杂，包括催征钱物、分配田地、统计数目、调查情况、办理入侍免役等各种手续，并且还要管理档案、处理公文、书写符牒等。“佐”又在“史”之上。“佐”“史”之吏在吐鲁番文献中有较多的体现，69TKM39:9/6（b）
《唐永徽二年（651年）后某乡户口帐（草）（二）》：“口一佐史，口三里正；口廿一，侍丁。”
LI.4.38《唐龙朔三年（663年）范隆仁墓志》：“一县铨擢，任为百家之长。乡闾叹其平恕，隣里赞其无私，驱役数年，选任高昌县佐使。”
“佐使”实即“佐史”。72TAM187:194（b《）唐天宝三载（744年）西州高昌县勘定诸乡品子、勋官见在、已役、免役、纳资诸色人名籍（一）》：“一人县佐史。”
64TAM5:99《唐残户籍一（二）》（3-176）“
［廿］［里］园宅卫士队正卫士軄资妻小男
佐史。”
考《释名·释言语》：“佐，左也，在左右也。”《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之“州县官吏功曹司功参军”注：“佐史通取六品以下子及白丁充之。”王梵志诗第28首《佐史非台补》云：“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未是好出身，丁儿避征防。”
《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二“山东佐史”（出《启颜录》）载：“唐山东一老佐史，前后县令，无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试之，即知强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将身点过。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张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处，以观明府强弱。先唤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县令但点头而已，意无所问。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还即卖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载：“是时，官自三师以下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以上均为其证。总之，在唐代，县尉及司户佐、史是主管一般民事诉讼活动的官吏，其上有县令总其成。
唐高宗时，苏珦为鄠县县尉，雍州长史李义琰召见时称赞：“鄠县本多诉讼，近日遂绝，访问果由明公为其疏理。”
可见县尉承担诉讼方面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遇有重大疑难案件，县令也要亲自审理，如卫州新乡县县令裴子云审理一件属于孳物案件。
部民王敬戍边时，留下六头母牛寄养在舅父李进家。李进养牛五年，生下了三十头牛犊，每头都价值十贯钱以上。王敬戍边归来索牛，其舅云两头母牛已死，只归还四头母牛。其余牛犊非汝牛所生，不肯归还。王敬忿而告官。县令子云先拘押王敬，然后令追捕“盗牛贼”李进，李进惶恐至县衙，县令子云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牸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还敬。”
令与数牛作为补偿。
各州、县还均设有市令，市令有丞、佐、史等属吏，“掌市廛交易、禁斥非违之事”
，即主管市场交易、债权债务纠纷、订立买卖契约、维持市场秩序等事。市令之设不是偶然的，是和唐朝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市场经济活跃密切相关的。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唐律严格规定商品的规格和质量标准，控制物价的稳定及度量衡器的准确，并维护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违反者依法制裁。
这一方面的记载，广泛见于吐鲁番文献。这一时期的吐鲁番文献中反复出现了“市司”“市令”“市丞”一类的词语，“市司”即官府掌管市场交易方面的机构，除了管理市场、查处非法交易之外，市司还掌握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价格，及时为有关部门提供物价信息；“市令”即市司的长官（唯一的流内官，西州市令品秩从九品上），掌管市场交易（五谷时价）、禁止纠察非伪、通判市事的官吏，唐时各都督府、州及三千户以上的县均置市令；“市丞”即掌管市场交易方面的副职佐贰（无品秩） [1] 。例见：
“
［得］银钱陆文，［银］钱肆文，得银钱壹拾［文］，被曹［司］帖称［疋］出卖。市司□，［当］马主帅相监卖□尾还付主帅心等自，七日行判无［稽］，无稽失死，付市相监出卖得价直判
。”（72TAM209：72-76《唐军府文书为卖死马得价直事》）
市司状上，户曹为报米估事。令：阴善珍。［64TAM29:11/8（a）《唐市司上户曹状为报米估事》］（3-354）
三月廿一日，盐池戍守捉押官健儿吕楚珪勘过。琛。作人康禄山，石怒忿，家生奴移多地，驴拾头沙洲市勘同，市令张休。［73TAM509:8/13（a）之一《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
“
［官］兵破除，见人独孤酉丰市丞。史行年六十老史［君］冯卖德，白奴
。”（67TAM83:8《唐独孤酉丰等官兵破除残文书》）
至唐宪宗时，随着政治的松弛腐败，市场秩序也难以维持。如权相李逢吉之友张又新等，号为“八关十六子”，皆身居要职，“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者”
。正是这个张又新，“尝买婢迁约，为牙侩搜索陵突，御史劾举”
，受到法律的制裁。牙侩是市令所管辖的负责买卖的中间人，凡买卖交易，“约钱为率算之”，即每贯纳税五十钱，“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
。牙侩既是交易的中间人，也是税收的征管者，若发生交易纠纷，牙侩也可居间调解。唐昭宗《改元天复赦》载：
旧格：买卖奴婢，皆须两市署出公券，仍经本县长吏，引检正身，谓之过贱。及问父母见在处分，明立文券，并关牒太府寺。兵戈以来，条法废坏，良家血属，流落佗门。既远家乡，或遭典卖。州府曾不寻勘，豪猾得恣欺凌，自此准京兆府并依往例处分。两市立正印委所司追纳毁弃改给朱记行用。其传典卖奴婢，如勘问本非贱人，见有骨肉，证验不虚，其卖主并牙人等，节级科决，其被抑压之人，便还于本家。
县以下的里正、坊正、村正、乡正等基层组织，可对一般的婚姻、田土等民事纠纷进行调解或提供证明 [2] ，但不具有司法功能，故不属于诉讼机关。按刑事诉讼，则不须经相关调解而直接起诉于县，由县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