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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盛世，政权建设、法制建设都达到了成熟和定型阶段，所谓“文物典章，莫备于唐”。传世的《唐律疏议》是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其影响远及于海外，成为中华法系的表征。除《唐律疏议》外，《唐六典》《唐令》以及格式也是唐代重要的立法成就，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方面。但就民事立法而言，在唐代的律令中，虽有一些纯粹的民事法律条款，但为数不多，更多的是民事附带刑事的条例，例如，《唐律·杂律》：
诸受寄财物，而辄费用者，坐赃论减一等。诈言死失者，以诈欺取财物论减一等；
诸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疋，加二等；百疋，又加三等，各令备偿；
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即亡失及误毁官物者，各减三等；
诸毁人碑碣、石兽者，徒一年；即毁人庙主者，加一等。其有用功修造之物，而故损毁者，计庸，坐赃论，各令修立；
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三等。
又如，《唐律·厩库》：
诸官私畜产，毁食官私之物，登时杀伤者，各减故杀伤三等，偿所减价；畜主备所毁；
诸故放官、私畜产，损食官私物者，笞三十；赃重者，坐赃论。失者，减二等。备偿所损。
再如，《唐律·职制》：
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
上述民事立法的状况影响了诉讼程序与制度的独立发展。
尽管如此，唐代由于社会的发展与法制秩序的追求，不仅完成了旷世法典《唐律疏议》的修撰，也推动了司法文明的不断进步。在这个大背景下，民事诉讼制度也较之秦汉有了明显的发展。如诉讼管辖的规范化、审理案件的证据要求、援法断罪的法官责任、民事调解的提倡等，都起到了开司法风气之先的作用，并为唐以后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