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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秦汉民事诉讼制度，在秦汉的文献中虽有论述，但语焉不详，缺少确凿的物证。《睡虎地秦墓竹简》《里耶秦简》的出土，不仅确证了秦“莫不皆有法式”之说是可信的，而且也对秦司法制度中的许多环节，如有关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资格限制，民事案件的取证与鉴别，判决的执行，等等，都提供了确证。
汉代的简牍较之秦简更为丰富，近年出土的简牍中，《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等基本再现了汉代的诉讼程序和诉讼制度。
汉儒郑玄对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作了初步界定。如郑玄在为“以两造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作注时说：“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争罪曰狱，争财曰诉。”
这个界定虽然还不够科学，但以财产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主要标志，无疑接触到了本质。这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这个初步界定也适用于民刑事诉讼之中。秦汉时期，纯粹的民事争讼案件较为少见，更多的是民事附带刑事案件。司法官对此类案件分别处理：民事争讼基本上按民事应负的责任处理，不动用刑责；但对刑事部分，则由法官按刑事诉讼处理，或动用刑责，或判处刑罚。这表现了中国古代司法的先进性。
秦是以法家学说为指导，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强调“以德化民，明刑弼教”。因此，秦在司法实践中更尊重法律，依法断案；而汉虽也注意引律断案，但同时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引经决狱”，法律成为经书的附庸。所以，秦汉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都追求事实真相、公正判决，带有共性。但秦更强调依法判决，汉则提倡“引经决狱”、以礼断案，因而又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