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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对于民事纠纷，官方一般不鼓励诉讼。即便是“以法为教”“一断以法”的秦朝，也不主张百姓动辄进行民事诉讼。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就曾经提到：
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国贫则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则衣食之业绝，衣食之业绝则民不得无饰巧诈，饰巧诈则知采文，知采文之谓服文采。狱讼繁，仓廪虚，而有以淫侈为俗，则国之伤也，若以利剑刺之。
显然，韩非认为诉讼繁多会导致百姓不事生产，田地荒芜，会使国家粮食不足，甚至还会沾染上奢靡淫痴的习惯，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不鼓励诉讼。秦朝以法家思想立国，对于韩非这样的认识自然是认同的。至汉代，确立了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必也使无讼乎”的儒家教条，更是为各级官员所贯彻。所以对于民间纠纷，官员们大都秉持教化为主的理念，调解息争。这方面的例子，史不绝书。
西汉韩延寿当地方官时，是调解息讼的典范：
［延寿］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岁余，不肯出行县。丞掾数白：“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延寿曰：“县皆有贤令长，督邮分明善恶于外，行县恐无所益，重为烦扰。”丞掾皆以为方春月，可壹出劝耕桑。延寿不得已，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延寿大喜，开阁延见，内酒肉与相对饮食，厉勉以意告乡部，有以表劝悔过从善之民。延寿乃起听事，劳谢令丞以下，引见尉荐。郡中歙然，莫不传相敕厉，不敢犯。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韩延寿将百姓间的民事诉讼视为自己行政不力的表现，甚至为此自责不已，希望通过感化，使得辖区内讼简刑清。
东汉官员吴祐，注重宣明教化，并亲自调解民间纠纷：
祐政唯仁简，以身率物。民有争诉者，辄闭
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欺。啬夫孙性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服罪。
以上是说吴祐在当地方官时，强调以身作则，以德化民。希望通过道德感召，使得地方风俗醇厚，从而减少讼累，这是汉代“循吏”典型的做法，也是其司法价值观的体现。
此外，东汉和帝时，许荆任桂阳太守，在巡行过程中，看到蒋均兄弟争产，也将这个事件的出现归咎于自己没有教化好境内居民所致，于是要求把自己逮到廷尉处去受审，蒋均兄弟见状感动追悔不已，遂撤讼并保证不再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