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事责任的追究

秦汉时期，总的说来纯粹的民事诉讼案件较为少见，更多的是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与商品交易的流行，民事纠纷迅速增加，法庭受理的属于田土钱债或轻微侵权的民事案件也不断出现。对于民事案件责任的追究一般是以损害赔偿为主，为此契约文书之类的物证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秦律，秦时以“封”为田界的标志和法律对于产权确认的依据。至汉朝，土地买卖时以土地券为产权的凭证，发生纠纷时以土地券为据告官审理。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樊利家买地铅券》具有以下内容：

光和七年九月癸酉朔六日戊寅，平阴男子樊利家从雒阳男子杜謌子、子弟□买石梁亭部桓千东比是陌北田五亩，亩三千，并直万五千，钱即日。田中根土著，上至天，下至黄，皆□□行。田南尽陌，北、东自比謌子，西比羽林孟□。若一旦田为吏民秦胡所名有，謌子自当解之。时旁人杜子陵、李季盛沽酒各半，钱千无五十。

此买地券写明了交易姓名与地址，交易的时间与金额，交易地产的四至，以及发生纠纷时如何解决，表明至东汉时期，地产权交易的程序不断严密，内容亦较全面，发生争讼时买地券具有很强的证明力。

在汉代贫苦的农民大多以租佃地主的土地维持生计，也须订立租佃契约。《汉书·食货志》载：“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师古曰：‘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贫苦农民每遇天灾人祸，往往凭借贷存活；工商业者为了维持再生产和继续经营，也要依赖借贷度过一时的困难，所以借贷的法律行为日益流行，借贷契约成为主要的形式。

汉时，既有官贷也有私贷，法定“月息三分”，取息过律者依法制裁，实际上无论官贷私贷都高息取利。据《汉书·食货志》：“当具有者半贾而卖，（师古曰：‘本直千钱者，止得五百也。贾读曰价。’）亡者取倍称之息。（如淳曰：‘取一偿二为倍称。’师古曰：‘称，举也，今俗所谓举钱者也。’）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为了确保债务人履行义务，多经由中等殷实之家充当保人，《后汉书·桓潭传》载：“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注曰：“中家犹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

发生在边塞地区的债务，由于地域辽阔以及戍卒的流动性较大，因此债权人也经常委托代理人催讨债务，代行债权人的权利。这一点在《居延汉简》中有确切的记载。如：

……十燧长张敞……粟□石八斗在部，收责，已得谷四石，为米 燧少一石四斗，为谷二石四斗。燧长陈尚、焦永等贫困，请以二石□□□（新简EPT四〇·九）

□二年二月丁酉朔丁卯，甲渠鄣候护敢言之。府书曰：治渠卒贾 □自言责燧长孙宗等衣物凡八牒，直钱五千一百，谨收得。（新简EPT五二·一一〇）

贷甲渠候史张广德钱二千，责不可得。书到，验问审如猛言，为收责，言。谨验问，广德对曰：迺元康四年四月中，广德从西河虎猛都里赵武取谷钱千九百五十，约至秋予。（新简EPT五九·八）

以上第一条简牍大意是燧长张敞在部的粟米，是由“部”人代为收取债务。第二条则是甲渠候“护”代戍卒“贾”收取债务人孙宗偿还的债务。第三条则是张广德借了猛的钱，由猛所在的部门代猛收债。

至于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问题，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引汉律明确规定：

贼燔城、官府及县官积 （聚），弃市。贼燔寺舍、民 室 庐 舍 、 积 （聚）， 黥 为城旦舂。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 责 （债）所燔。乡部、官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

这里主要规定的是刑律中的纵火犯的处刑，但如果是失火侵害他人财产，则不需追究刑事责任，而按损害赔偿，处以罚金。所谓“责（债）所燔”，这是典型的民事责任追究的条款。

同样在该律中，又有一条：

船人渡人而流杀人，耐之；船啬夫、吏主者赎耐。其杀马牛及伤人，船人赎耐；船啬夫、吏赎 （迁）。其败亡粟米它物，出其半，以半负船人。舳舻 负二 ， 徒负一 ；……罚船啬夫、吏金各四两。流杀伤人，杀马牛，有（又）亡粟米及它物者，不负。

此案说的是由于船夫的原因造成人畜死亡，要追究船夫的刑事责任，给予耐、耐赎、赎迁等刑事制裁。如只是损失了粟米和其他物品，则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只需要赔偿民事损害。至于赔偿多少，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此外，如果动物伤人而非主人唆使，则只判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如此规定：“ 犬 杀伤人畜产，犬主赏（偿）之” 。另有《二年律令·田律》：“马、牛、羊、 彘、彘食人稼穑，罚主金马、牛各一两，四 彘若十羊、彘当一牛，而令挢（？）稼偿主。”

在《敦煌汉简》的一枚残简（2011简）中，载有一条实际断案时所引律文：“言律曰：畜产相贼杀，参分偿和。令少仲出钱三千及死马骨肉付循，请平。” 意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赔偿三千钱及将死马骨肉给付于受害人（债权人）。

上述汉代简牍中的案例属于纯粹民事案件，故按民事损害赔偿审理。即便是“争罪”（刑事诉讼），如果案件是和赡养、抚养等家庭内部关系相关的，也还是倾向于用民事的方式解决。

秦朝明确规定了“非公室告”“家罪”，尤其以“三环”之制最为典型。

睡虎地秦简中“三环”之制如下：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也有类似的规定：

年七十以上告 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

对于“三环”的解释，或理解为“宽宥三次”，或理解为“返还”三次。从秦汉对于与家庭关系相关的诉讼行为的规定来看，“返还”说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说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老）如果告子女不孝，需要告三次，官府才予以受理。这是因为所告为“家罪”。或因一时供养有缺，或因一时言辞不逊，很有可能自行缓解，有鉴于此，官府不立即受理。如“三环”之后，仍不能解决，官府再为受理。由于秦汉时官方对于民事纠纷还是倾向于“调解息争”的态度，“三环”可以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

汉时对财产权的保护，不限于所有权人生前，也及于所有权人死后，以至在继承方面出现遗嘱继承。《太平御览》引应劭《风俗通》载：

沛中有富豪，家訾三千万。小妇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妇女甚不贤。公病困，恐死后必当争财，男儿判不全得，因呼族人为遗令云：“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十五以付之。”儿后大，姐不肯与剑，男乃诣官诉之。司空何武曰：“剑，所以断决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矣。女及婿温饱十五年已幸矣！”议者皆服，谓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此案例不仅说明汉时宗祧继承并不像唐以后那样被强调，而且也反映了汉时已然存在着遗嘱（即遗令）继承，官府认定遗嘱的法律效力，有时基层官吏也参与遗嘱的订立。出土于江苏仪征市胥浦镇101号汉墓的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先令券书》，就是一封汉代遗嘱文书，其中反映了官吏在民间文书中承担的见证人或公证人的角色。该券书内容如下：

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亥（？），高都里朱凌，［庐］居新安里，甚接（？）其死。故请县、乡三老，都乡有秩，左　　里 ，田谭等，为先令券书。凌自言：有三　　父，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子女以君、子真、子方、仙君，父为朱　　孙弟公文、父吴衰近君。女弟弱君，父曲阿病长宾（？）。妪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遂居外，未尝持一钱来归。妪予子真、子方自为产业。子女仙君、弱君等贫，毋产业。五年四月十日，妪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田一处，分予仙君，于至十二月。公文伤人为徒，贫无产业。于至十二月十一日，仙君、弱君各归田于妪，让予公文。妪即受田，以田分予公文。稻田二处，桑田二处，田界易如故，公文不得移卖田予他人。时任知者：里 、伍人谭等，及亲属孔聚（？）、田文、满真。先令券书明白，可以从事。

从这份券书中可知，立遗嘱人为朱凌，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于是预先立遗嘱（先令），不仅请了亲属孔聚、田文、满真等作为见证人，而且请来了县乡三老及乡里小吏参与订立遗嘱的活动，“表明遗嘱执行将由乡里官吏及亲属族人监督进行，既表现了法定权力和习惯继承的结合，也体现了前者对后者的约束” 。

可见，这份有着官吏公证的遗嘱，在执行时，就是最为权威的依据。 JU/WXbGuZYCuwxfBskTkEGLKFlWt7Mf0TjYBpZsCUVqLMNy8kk+1Cem3ulgF9J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