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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0年，五十六岁的韩非进入壮年时代。他针对前后两任韩王，写出了多篇上书，体现了当下所说的“学以致用”或“研以致用”的特点与追求。
在多篇“谏韩王书”中，公元前240年写成的《有度》，是针对韩桓惠王的上书。关于《有度》的写作时间，篇中第一节提供了相关信息：“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
在这段历史叙事中，“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是最后一个环节，然后再说：“今皆亡国者”云云。按照这样的修辞，“安釐王死而魏以亡”与本篇的写作，在时间上应当具有连续性。查《史记·魏世家》，安釐王从公元前276年直至公元前243年，三十四年间一直在位。这就是说，“安釐王死”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43年。但是，“魏以亡”却发生在魏景湣王时期。据《魏世家》，景湣王“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这一年，正值公元前240年。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今皆亡国”之“今”，是指公元前240年，是为韩桓惠王末年。这一年，韩非写成《有度》篇。
《有度》主要强调以法治国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君主能否“奉法”，因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这个根本原则之下，韩非在《有度》篇中向韩王指出：“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些关于“以法治国”的论断，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直至今日，依然被学界广泛引证。《有度》篇表明，韩非的学术思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高度，是韩非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以之作为韩非的代表作，也是可以的。《老韩列传》称：“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这里所说的“谏韩王书”，应当包括谏桓惠王的《有度》。
公元前239年，韩国进入韩王安当政时期。五十七岁的韩非开始写作《爱臣》《忠孝》《饰邪》诸篇，以之作为谏韩王安之书。其中，《爱臣》旨在提醒君主，你所宠爱的大臣其实是潜在的危险，你对大臣必须严加防范，严防他们权势过大、颠覆国家、弑君篡权。
《忠孝》主要在于批判儒家的“孝悌忠顺之道”，进而提出“上法而不上贤”的主张。《忠孝》同时也批判道家的“恬淡之学”与“恍惚之言”，还批判纵横家的“不言国法而言纵横”。
关于《饰邪》的写作时间，由于篇中记载了“至阳城，秦拔邺矣”一事，张觉因此认为，“此文一定是写于公元前236年与公元前233年（韩非卒年）之间”。他的依据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顾广圻说：《赵世家》记载，（悼襄王）‘九年（前236年），赵攻燕，取狸、阳城。兵未罢，秦攻邺，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阏与邺，取九城。’即其事也”。其二，“尹桐阳说：邺，本齐桓公所置，后属晋，魏文侯七年得其地，后又与赵，《史记·赵世家》‘悼襄王六年，魏与赵邺’是也。至九年，则为秦所拔矣。故城在今河南临漳县西南四十里”。
根据以上分析，《饰邪》当是韩非在公元前236年或之后的作品。但是，公元前234年以后，韩非已经出使秦国，不大可能写作这种常规性的“决策咨询报告”了。在公元前236年与公元前235年之间，写于公元前236年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本年发生的“秦拔邺”事件，想必对韩非及韩国政要均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与影响。韩非很可能有感而发，以“时事评论”作为切入点，写成了《饰邪》并上韩王安。
从内容上看，《饰邪》立足于韩国越来越残酷、越来越逼仄的生存境况，通过历史事实，说明了占卜和星象不足为凭，只有法治才是可靠的治国之道；只有通过法治，才能使大臣去私心、行公义。《饰邪》还提醒作为侄辈的韩王安，依附大国是危险的，只有实行法治才是走出危局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