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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一词是指一个事件产生我们所不希望的后果的可能性。
现代汉语词典中风险指可能发生的危险。
其基本的核心含义是：未来结果或损失的不确定性。风险不等于危险。“风险”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与后果的结合。“危险”是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人们不期望的后果，即“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
，强调的是可能出现的不利的后果。“危机”是指亟须做出决定性改变的不稳定或关键时刻或情况。
《现代汉语词典》对危机的解释有两个含义：一是“危险的祸根”，如危机四伏；二是“严重困难的关头，如经济危机”。
“危机”是风险输出的结果，危机不可预测，它能扰乱一个组织的运作，并对组织、产业和利益相关方构成威胁。“灾害”是对能够给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总称，
通常指局部发生的，可以扩张、发展、演变成灾难的，并可能释放出巨大风险或危险甚至引发危机的破坏性事件。
关于“风险”一词的由来，最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在远古时期，以打鱼捕捞为生的渔民们，每次出海前都要祈祷，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能够平安归来，其中主要的祈祷内容就是让神灵保佑自己在出海时能够风平浪静、满载而归；他们在长期的捕捞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风”给他们带来的无法预测、无法确定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出海捕捞打鱼的生活中，“风”即意味着“险”，因此有了“风险”一词。
而另一种据说经过多位学者论证的“风险”一词的“源出说”称，风险（Risk）一词是舶来品，有人认为来自阿拉伯语，有人认为来源于西班牙语或拉丁语，但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来源于意大利语的“Rischio”一词。在早期的运用中，这个词也是被理解为客观的危险，体现为自然现象或者航海遇到礁石、风暴等事件；大约到了19世纪，主要用于与保险有关的事情。
现代意义上的“风险”一词，已经大大超越了“遇到危险”的狭义含义，而是指“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可以说，经过两百多年的演义，“风险”一词越来越被概念化，并随着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而逐步深化，被赋予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甚至文化艺术领域的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含义，且与人类的决策和行为后果联系越来越紧密，“风险”也成为人们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无论如何定义“风险”一词的由来，其基本的核心含义是未来结果或损失的不确定性。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使破坏或损失的概率不会出现，或者说智慧地认知，理性地判断，继而采取及时而有效的防范措施，那么风险可能带来机会。风险不仅可以规避，可能还会带来比例不等的收益，有时风险越大，回报越高、机会越大。
风险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可识别性、可控性、损失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
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为人类提供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物质便利，也创造出了众多的新生危险源，导致技术风险的日益扩散。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各种人为风险，从交通事故、核辐射、电脑病毒到药物危害、环境污染、不安全食品等。工业社会，已经由其自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
除技术风险外，政治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等制度风险也是风险结构的组成部分。基于此，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来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贝克认为，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疾病、死亡、自然灾害的危险。的确，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这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风险的“人化”。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加快、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使得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
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但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来一系列制度的创建为这两种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以及规范性的框架。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场）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而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但是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都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塑造出现代风险的基本景观：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二者成为现代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具有潜在的全球性影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产生全球性威胁；出现了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核泄漏，这类风险诱发了全球风险意识的形成，人类在应对风险上有了整体认同。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的状态转变。所以，风险社会的风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和技术的，如核技术的、化学的、生物的风险。
这些风险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为的风险，这种风险与以前的自然风险明显不同：（1）它们是人类知觉系统感觉不到的，“至少对消费者来说，风险的不可预见性几乎不可能使他们作出任何决定。它们是和其他东西一起吸入和吞下的附带产品。它们是正常消费的夹带物。它们在风中和水中游荡。它们可以是任何东西，而且与生活的绝对需求——呼吸的空气、衣食、居所——一起，它们通过了所有其他严密控制的现代性保护区域。不像诱惑人却也可以抛弃的财富——对于它们，选择、购买和决定总是可能和必须的，风险和破坏在所有的地方通过自由的决定而隐晦和无阻碍地隐藏着”
。（2）风险影响对象具有广泛性，即现代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多不分阶级或阶层，每个人可能受到影响的机会是均等的，现代风险具有一种“民主性”，是平等主义的。（3）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那些隐藏在技术可管理性范围之外的、超出了一般的计算范围的风险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甚至成为灾难的关键。（4）风险影响结果与途径具有不确定性，即某一风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什么，现在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5）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也是建构的，伴随着人类的心理、决策和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这是因为，现代风险作为一种人为风险，是人类为了生活舒适与便利而对社会生活与自然加大干预范围与深度的结果，是人类追求更高层次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只要人类不停止这种追求（事实上不可能停止），这种风险就不可能完全消除。（6）风险是广泛存在的，并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内在品性。其中，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
简而言之，与传统的风险相比，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全球性以及后果的不可预测性，风险又是人为的混合，它结合了政治、伦理、媒体、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特别感知。
正如贝克所说，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不仅共享相同的时间和空间，更重要的是也共享第二现代性（工业的风险社会）的基本挑战，因此，非西方国家应该被坚定地划于反思性的现代化的范畴而不是传统的工业社会。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中，科学技术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科技本身的“进步”价值遭受到了广泛的和猛烈的攻击，从而在整个科技价值体系中引发了普遍的质疑与反思。
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的各种风险？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当代人类社会价值中的地位？风险对当代社会的挑战会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吗，或者说改变我们现有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吗？
当今社会的风险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科技风险”。“风险”是现实的，但同时也是建构的，它基于人们的决策。“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这是现代社会中的管理者们早已形成的一贯的思路和治理模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依赖科技理性给出的答案和解决办法，忽略了社会理性的合理价值和作用，“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都不会得到风险专家的回答，而专家回答的问题也没有切中要害，不能安抚民众的焦虑”
。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是断裂的。面对当今的科技风险，科技不再是发现、解决问题的唯一“合法人”，它同时是问题的产生者与风险的辩护者。科技知识的不确定性、科技专家在科研活动中的经济和政治成分的渗透、个人利益的诱惑、科技与现实的脱离、纯技术方法的局限性，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科技及其专家系统在风险社会的转变中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并无法独自应对当今科技风险的挑战。
这就要求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以及专家们必须学会与人文因素以及社会人士、公众、非专业人士的合作与交流，将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互整合与统一起来。
首先，在风险界定中科学理性要吸收接纳社会理性，那种“认为问题的解决是科学技术内部的事物，公众的意见、批评和争论不足以构成充分的证据”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当代的科技风险往往脱离了实验室和专家们的控制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感知性”“不可计算性”等新特征；另一方面，风险具有全球性和社会化的特点，风险本身就是科技和社会的联合体，因此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必须向社会求援，广泛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学会向“公众”学习。只有这样，科学技术才能巩固自己的声誉与地位，也才能重新赢回人们的信任并最终有效地解决问题。
其次，社会理性同样需要科学理性的指导和帮助。当代的科技风险超出了人们的感知能力，是科学家无法完全控制的，但对它们的界定和评估最终还必须借助科学的手段和方法。科学技术为人们处理风险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和现实的帮助，这一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人们就会陷入盲目和无边的恐惧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和技术专家都是带着极其负责任的态度从事科研活动的，科学技术体系发展到现在也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的确定性和有效性，只不过当今的风险形式需要社会理性的参与。
因此科技理性需要与社会理性通力合作，相互影响和依赖，需要科学家、技术专家、消费者、技术的实际应用者（包括企业）、政府等之间打开协调与合作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