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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继续概括地讨论“立法的逻辑与表达”，重点在立法中的“字词与语义”。正如前文所言，本节讨论的内容，也将在后续章节中有专门的进一步细表。本节的内容只是一个概括的提纲式的提醒，以便读者从总体上对法律的语言表达，引起概括的重视。
《耕地占用税法（草案）》中原有“占用耕地建房”的表述，有的常委委员和有关方面提出
，其具体含义、标准、范围不够清楚，可操作性不强，影响税法的权威性，后修改为“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
。
立法中可不可以用“特别少”之类的表述？《耕地占用税法（草案）》中就曾有“经济发达且人均耕地特别少的地区”的表述，有的常委委员和有关方面提出
，其具体含义、标准、范围不够清楚，可操作性不强，影响税法的权威性，后修改为“在人均耕地低于零点五亩的地区”
。
立法是严肃的文字规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龃龉。
原《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两次合法传唤”其中是否包括拘传就不明确。新法第58条改为“传票传唤”，一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只能“传票传唤”，不能再用别的“合法传唤”方式了。
2004年《公司法》第179条第2款规定：“……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注册资本”具体指什么？如果公司经营得不错，一再“增加公司资本”，则其“注册资本”相应地会一再变化。显然，按正常人的常识和常规理解，此处的“注册资本”不应当是“转增前公司”的“注册资本”，但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公司最初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似乎也不能说不行。须知两种不同的理解下，对法律规定的25%的限额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公司初创时注册资本是100万元，历经多年发展、不断增资后注册资本达到100亿元，以不同理解的“注册资本”标定25%的限额，相差可达1万倍，如此一来，法律限定的25%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也许会说，这不是抬杠、钻牛角尖吗？这不是钻法律的空子吗？是啊，谁叫法律是万众必须遵循的规范呢，那它就必须是尽可能“无缝”的，尽可能没有“法律漏洞”或者“法律空子”可钻。
最终，立法者采取了严要求，给“抬杠者”一个精神奖励：2005年《公司法》第169条第2款在“注册资本”前增加了“转增前公司”的限定。
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1条第1款第3项规定，“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申请人申请的信息不属于某“行政机关公开”的范围，从便民角度讲，如果接收该申请的行政机关“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是不是都“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呢？前提是该机关必须是“行政机关”，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能够规范的限于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如果申请公开的信息机关不是行政机关，而是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党委等机关，行政机关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告知申请人该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那不是给这些机关找事儿吗？当然，有人也许会说，原2007年条例中在“公开机关”之前，不是有“该政府信息”的限定语吗？在此之后，也写明“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这恰恰说明其前后表述的不一致和含混不清：前面提到的“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中，不应当笼统地提“公开机关”，而应当用“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2019年新条例第36条中，就特意增加了“行政”这两个字。立法是顶层设计，准确且前后一致的表达是最起码的要求。对立法的这种态度，是最基本的要求。
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1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这个表述的问题在于“答复”的内容究竟是对“政府信息”或者“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还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虽然只有一字（“的”）之差，但意思差距可就大了。对“政府信息”怎么“答复”，这是明显的语病。故2019年新条例第36条将其修改为“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这就从字面上说得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