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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步入一个更不稳定的世界，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将会对股东价值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相对灵活的商业环境和跃跃欲试的中国创业者的结合，让我们相信，中国在利用这一范式时将拥有极其有利的战略地位。 ”
2016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整个情况，确确实实让所有人都感到比较困惑。这种困惑在于媒体报道比较乐观，每个人实际上却是疑虑重重。
这种疑虑来自中国整个GDP的增速出现的巨大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究竟在哪里？
GDP增长速度跟过去的增速相比变化明显。虽然实际GDP增长率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所有人感受到的名义GDP的增长率跟实际的GDP增长率之间的裂口非常大，跟过去几年比相差近10个点，而我们对这10个点的裂口感受可谓非常深刻。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裂口如此之大？
我想列一个比较简单的公式。我们听到过许多宏观经济学家讲宏观经济问题，无论怎么讲，都离不开收入。做财务分析，把收入杜邦分析法进行分拆，收入＝平均工资×平均工作时间×就业率×总人口。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总人口数增速在减缓，GDP、就业率已经难提升，平均工作时间实际上也很难提升。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世界上罕见，国家不可能让我们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要实现收入增长，以前是4个因素都在往上走，现在来说，4个因素里面只有一个因素有可能继续提升，那就是平均工资。收入要增长就必须靠平均工资的增长，平均工资的增长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增速的减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想要增速持续下去，就必须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日本有位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失去的二十年》。如果把“日本”两个字换成“中国”，80%～90%的内容可以在中国应用。书中所有话题跟中国2016年前后讨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区别，比如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出口立国模式的猝死、经济政策的局限、财政政策的缺陷、创新经济增长的战略、创新是什么等，这些问题跟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相似的。
中国未来经济放缓的趋势，也许和当年日本衰退的历史相像，如人口红利消退、投资效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改善等。尽管中日两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在企业管理体制上，两国有类似之处，都强调集体主义、自上而下、忠诚、稳定，但缺乏流动性、灵活性、创新力和效率等。现代企业成功的源泉在于不断创新，缺乏创新力的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无法长期立足。中国会不会走上日本曾经的道路，是很多人怀有疑虑的。
我个人认为，每个经济体都有一个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速，可能是上升趋势也可能是下降趋势，而短期的实际增速则围绕长期潜在增速波动。
长期潜在增长趋势主要取决于供给端，包括各要素的特征及组合状态，如劳动力（包括数量和素质两方面）、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等。短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需求端，包括投资、消费、净出口，需求要素的波动决定了短期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是长期潜在增速放缓的问题，如资本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在最近几年显著下降；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全要素生产率近几年处在下降趋势当中，未来能否提升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一个经济体处在长期潜在增速下降的周期中，则短期的需求管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过度的逆周期调节需求反而会进一步恶化长期趋势。中国2008—2012年的需求管理措施即是如此。
在我看来，目前我们短周期经济仍处于下行趋势中，投资、消费、净出口都处在弱势；政府短期的逆周期措施，如基建投资、宽松货币，只是为了缓解经济长周期下台阶过程中的各种痛苦和临时性的风险，并不会强烈刺激经济复苏。
而长期潜在增速的维持或提高，只有两点可以依靠。
· 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出现，带动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
· 制度改革，优化劳动力和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
这既需要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以及美国进一步技术升级后留给中国的升级空间，更需要自上而下的更强有力、更彻底的改革，以及一个高度市场化导向的制度体系。
在我看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需要整个生产效率的提升。那么，效率又该如何提升？我想给大家提供两个资料：一个来自麦肯锡的报告，一个来自《指数型组织》
一书。
我们先看第一个资料，麦肯锡的报告。麦肯锡想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是否仍然是被广泛认可的“创新海绵”，即擅长吸引和改造其他国家的技术，或者说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如何。
为此，麦肯锡研究了中国和全球2万家上市公司，这2万家上市公司的生产总值占了全球GDP的30%，其中，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的12%。中国某些特定行业的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的比重如果超过12%，就说明中国仍然具有竞争优势，仍然能够在技术上持续领先。
通过这样的研究，麦肯锡得出结论：中国的创新能力远胜于世界对它的估计，甚至在一些领域，它的创新能力已经达到了引领全球的水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处在从出口带动的快节奏经济增长，向消费带动的稳健经济增长转型的过程中。从2016年起的10年内，这个转变就像“成长的烦恼”。
麦肯锡分析认为，创新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分析：第一个维度是聚焦客户，第二个维度是效率创新，第三个维度是工程，第四个维度是科学。研究发现，中国做得最好的是聚焦客户和效率创新，在这两个方面，中国有最庞大的市场规模，可以快速商业化。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让很多领域都可以快速进行新想法的实验，在聚焦客户的行业创新里，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在客户服务上，实际上已经远远走在世界上很多公司前面。
中国在创新方面具备两大关键优势。
中国的第一个关键优势在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有利于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似乎超出了预期。 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比日本大4倍多的供应商体系、1.5亿名有经验的工厂工人，以及现代化基础设施。在效率驱动的创新上，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给中国企业家提供了15%～20%的成本优势。
在基于工程的创新和基于科学的创新方面，中国还需付出很多努力。但如今，中国每年投入2 000亿美元用于研发（仅次于美国），每年新增将近3万名工程和科学博士，申请80万项专利。这些投资为将来可能产生科学突破的长期研究提供了强大基础。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资料《指数型组织》。什么是指数型组织？我们过去是销售稀缺的东西，现在恰恰改变了，比如说爱彼迎、优步这样一些公司，技术可以将某种稀缺的东西变得富足。信息通信、定位系统、传感器、支付系统、算法、声望和社交网络的汇聚将那些非常传统的产业迅速信息化，许多产业比如图书、音像、音乐，从稀缺转变为富足，有时候甚至是过剩，我们把这些挖掘富足性的组织称为指数型组织。
新型指数型组织正在涉足每一个传统行业，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噩梦。为了在20世纪取得成功而设计的公司注定将在21世纪遭遇失败。发达国家里的大部分公司都将遇到严重的结构性困境，而且这种迹象已经初露端倪。标普500强公司的平均寿命已经从20世纪20年代的67年降到了2015年的12年。
而中国从1978年至今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快速迁移，组织模式并没有形成太顽固的根基。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也没有太严重的惯性和需要克服的思维习惯。
中国的第二个关键优势在于其规章制度并没有西方国家那么详尽或具体，这一点将促进组织模式的创新。 中国还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这也让指数型组织能够扩展规模，在无须思考全球化所涉及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的组织规模。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步入一个更不稳定的世界，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将会对股东价值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相对灵活的商业环境和跃跃欲试的中国创业者的结合，让我们相信，中国在利用这一范式时将拥有极其有利的战略地位。
中国和《失去的二十年》中讲述的日本有相似之处，也有着巨大差别。
· 当年日本唯一能依靠提升的指数型技术是信息技术，但是其信息技术走错了方向，远远落到了美国后面。
· 当时没有互联网，日本所有企业家不知道自己的困难出在什么地方，之所以所有人都感到极大困惑，实际上是因为每个人、每家企业都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突破自己的途径，而中国的企业家因为有了互联网，就更快找到自己的方向。
· 中国比日本有着更庞大的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这样一个工业体系让我们有着更大的创新能力。
所以，我相信，中国有条件从目前的转型过程中走出来，当然，这个走出来，需要一个市场化导向的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
传统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给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做了一个归类，过去5 000多年，甚至追溯至1万年以前，共有三次技术革命：
· 第一次技术革命为农业革命。有学者认为，农业起源于中东，再传布到全球各地。但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创作的历史类著作《人类简史》认为，农业革命同时发生在中国、中东、中美洲。农业革命使得人类得以定居并创造文明。
· 第二次技术革命是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可以用机器代替人力，并且实现人均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工业时代，经济的核心是制造能力的提升。而在制造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技术、设备、存货和土地是非常关键的，这些都可以用于借贷过程中的抵押，其商业模式简单清晰，现金流容易预测。从技术特征来看，工业时代的技术与以银行为中介的融资体系相互匹配。
· 第三次技术革命就是我们正在目睹和经历的信息技术革命、基因技术革命。万物互联，从商业层面和技术层面而言，信息时代商业活动最重要的资产是平台、大数据、连接等无形资产，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最重要的资产是平台和数据价值。但企业没法把平台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也不太可能把自己手中的大数据抵押给银行获取贷款。高技术、高风险的轻资产是无法提供抵押品给传统银行的。
以银行体系为核心的融资体系与信息时代的核心资产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在全世界来看，所有与信息技术革命相联系的融资活动，都发生在资本市场上。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其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市场，或是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或是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或是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没有强大的资本市场，这些公司是没有可能这么快速发展的。我们迫切需要市场化导向的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让技术创新得到快速的提升和体现。
过去30年，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西方国家同时完成的两个革命，一个是工业革命，一个是信息技术革命，跨度是非常大的。以银行为中介的融资体系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中国迅速展开，银行融资模式同信息技术的不相容性越发显现出来。
目前的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升级并不匹配。传统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中国能否走出困境，就看国家有没有勇气和智慧创造一个可预期、规则一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资本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企业，中国经济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也将越来越有活力！
本文是作者2015年12月在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杭州分院发起的“2015中国（浙江）新三板高峰论坛暨投融资洽谈对接会”上分享的主题演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