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选择激发学习热情

我妻子特别喜欢歌剧，我没有她那么喜欢。你不能把这归咎于出身背景的不同，因为我们都喜欢各种古典音乐和其他一些类型的音乐，只是我们喜欢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罢了。对我妻子而言特别棒的歌剧，对我来说只是觉得还不错，凑合着能看一看而已，所以对她而言相当愉悦的三个小时，对我来说却是过得慢极了。这也提醒我们，即使在非常常见的兴趣领域中，不同年龄和不同类型的学习者对每件事的喜欢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道理很浅显却特别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倾向和怪癖。

即使如此，当我们谈到人们对学习某事的投入程度时，不能只考虑他们的喜欢程度。事实证明内在动机不只关系到个人偏好，而且跟学习方式有很大关系。良好的学习体验不一定能把我变成歌剧铁粉，但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

让我们先从选择的反面说起——强迫。1966年，J. W．布雷姆（J. W. Brehm）提出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动机模式：对抗（reactance）。它指的是当人们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时所做的反应。自由涉及的面很广，从基本的宗教选择、政治选择，到严禁吸烟和禁止乱扔垃圾等一些管理条例都包括其中。对于这些限制人们通常会做出一些反面反应，包括被动抵抗、搞轻微破坏甚至是大规模反抗活动。 ¹

J．彭尼贝克（J. Pennebaker）和D．桑德斯（D. Sanders）介绍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活动：一些大学学者利用大学的环境，在厕所隔间的墙上张贴不同的告示，这些告示有的写着“不要在墙上乱涂乱画”，有的则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请”字，有的署名是校警领导，有的则是校警地面委员会的某个成员。你觉得张贴哪种告示的厕所隔间墙上会被涂鸦得最多？答案是那些没有“请”字的和署名校警领导的。 ²

这与正规教育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课堂涉及大量限制行为，包括你必须掌握什么内容，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要遵守什么样的礼仪等。毫无疑问，让学生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秩序是必要的，但如果学生只能感受到规则和秩序，而没有选择的自由时，就会产生对抗心理，削弱其内在动机。其实只需给他们留出一点点的自由空间就可以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这不只关系到选择，而且关系到选择的理由。大量研究发现外在动机会对内在动机造成破坏。 ³ 从某种程度上说，强有力的外部激励因素，比如经济奖励、成绩、社会地位等，会占据学生的心，让内在动机变得模糊。有一项研究很能说明问题，在里面，一些孩子参加某种艺术活动后会得到一份证书作为奖励，另外一些孩子则只是参与，根本不跟他们提证书的事。后来当孩子们又有机会参与这种艺术活动时，之前获得过证书奖励的孩子很少有人想再参加。在另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学生们被要求对一张表上所列的参加创意写作的原因进行排序。有些学生拿到的表上所列的原因偏重于外在，比如公众的认可；有些学生拿到的则偏重于内在，比如自我表达。研究者随即要求他们开始写俳句。结果显示，拿到偏重于外在原因的学生写得不如另一部分学生好。 ⁴ 而这再一次说明，重要的不仅仅是有没有选择权的问题，同样也跟选择的理由相关：究竟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除此之外，人们讲解知识和观点的方式也同样包含着选择性大小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讲述方式都是权威性的：事情就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末，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埃伦·兰格及其同事提出了“条件教学”（conditional instruction）的概念，即讲课时要少用绝对性词语，而应该多用“可能是”“或许”这样的表达方式。 ⁵ 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诱导学生进行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系统的研究表明，这样做不仅能让学生记住课堂内容，而且能让他们在利用这些知识进行创新和解决问题方面有更好表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学习不应该都发生在传统的教学环境中，这类环境具有专制性，剥夺了学生进行有意义选择的机会，降低了他们的内在动机和投入度。

让学习者有选择权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不过，也存在少数意外情况。其中一个涉及文化差异。某些文化背景中的人似乎要比另外一些文化背景中的人的对抗心理弱。一项研究表明，拥有较重的相互依赖观念的亚裔美国儿童和英裔美国儿童相比，个人选择对他们益处比较小。希娜·延加和马克·莱珀在1999年的研究中发现，当亚裔美国人委托权威人物或他们信任的同伴为他们做出选择时，其内在动机最强。 ⁶

在2000年的补充研究中，延加和莱珀发现选择太多会削弱内在动机。 ⁷ 一些研究表明，少量的选择比没有选择更能使人投入，加深学习。然而，当选择的数量膨胀到20或30个时，内在动机会下降。在其他实验中，与只有6种选择的被试相比，选择性很多的被试购买果酱的兴趣会小很多；那些可以选择写额外加分作文的学生，与没有此选择的学生相比写作的兴趣更低，写出的作文质量也更差；在选购巧克力时，选择性更多的人们通常更在意价格，而非巧克力本身。纵观这些研究，有很多选项的选择者其实真正享受的是决策过程本身，同时，他们也会感到要对自己的决策负有更大的责任，决策过程也会让他们更为难。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的教益是： 当人们从一大堆指定的选项中进行选择时，会出现延加和莱珀所说的“选择过载”（choice overload）效应。同样，就像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一样，重要的不只是有没有选择权，还跟选择的类别有关。

比单一决策点更高一层的是学习环境所处的整个文化氛围，它可能比精心策划选择时刻更重要。我们拥有的是要求文化还是机会文化？作为一名学习者，你是感到被整个环境的要求，比如规章制度、权威论断，甚至是过量的选择所胁迫，还是可以有适当的选择机会？在如今的很多课堂中，总体氛围似乎更偏向于要求文化，而非机会文化。而机会文化才真正有助于让游戏变得值得玩。 /pRLpyQy6ErMimuqqw4OHBQT7cw9mjWTJaRuUKAOWFVscpOpRyjTLgTselOmr0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