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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与生活有联系的课程怎么得来？其中一个很好的来源是老师。我在前文中提到的为理解而教的模式，便是鼓励老师们在施教时要注重生成性的主题。这些主题集中在所学的学科或实践中，能与学生的兴趣、关注点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也能与老师的兴趣、关注点产生共鸣。它们可以不断为学生提供获得提升洞察力和应用知识的机会。
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施教内容的理解来构建生成性主题，我们可以在诸如玛莎·斯通·威斯克（Martha Stone Wiske）主编的《为理解而教》等书中找到很多例子。 1 这本书是这个具有独创性的项目的成果结晶。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我可以讲授什么新的主题？或者我应该给已开授的主题加入些什么新内容，才能够使其真正具有生成性？
同老师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些好点子。以下是一些例子：
● 文学中的正义。比如《杀死一只知更鸟》一书所体现的，跟青少年对正义的关注有关，跟作为社会评论的文学有关，同样也跟当今时代发生的诸如罗德尼·金（Rodney King）案件
以及不断出现的很多正义问题有关。
● 什么是有生命的东西？水晶有生命吗？病毒有生命吗？电脑病毒有吗？关于电脑病毒，有些人确实认为它们有生命。
● 比率与比例的世界。研究结果显示，很多学生对这一关键概念的理解很差，像统计和概率一样，这一概念会经常出现。它很无趣吗？不一定。提出这一问题的那个老师指出，比率和比例存在于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境中，比如乐谱、食谱和体育运动统计。
● 历史是属于谁的？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个主题直截了当地阐述了写历史的人如何塑造了历史，这些人包括胜利者、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特殊利益者。
重要的是不要把生成性知识与简单的乐趣或一味追求实用性混在一起。最具生成性的知识包括具有全局游戏特点的广泛理解、概念体系和例子，这些在许多情况下能产生深刻的见解和影响。回顾一下上面列出的主题，可以将它们理解为主题知识的一个个特定片段，但每一段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概念体系：概率学和统计学使我们了解世界中的可能性和趋势；种族仇恨的根源揭示了从社区到国家的各个层面上的敌对和偏见的动因；正义的形态在人类事务中反复出现；在这个试管婴儿和DNA重组工程的时代，生命的本质成为一个越来越核心的问题；比率和比例是描述的基本方式；“历史是属于谁的”这样的主题探讨的是群体认同与观点的核心人类现象。
学者们在选择值得学习的内容上的真知灼见增加了教师的独创性。例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在他的书《教育的目的》（
The End of Education
）中悲叹教育心理学执着于教育手段，而不是教育目的。他抱怨说：“学习形式经常被吹捧，被赋予了不该有的重要性。”相比起来，波兹曼提出，真正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即有关基本价值取向的问题。他竭力主张，为了使教育有意义，教育需要围绕着正确的“神”或可以将一切联系在一起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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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不是很喜欢如今我们对一些“神”的选择，如常常影响着课程设置的“经济效用神”“消费主义神”或“技术神”，并不是说这些“神”不能提供宏大叙事，而是因为它们不能提供非常丰富的宏大叙事。它们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没有为我们提供有关道德问题有力而有效的指导，没有向我们解释明白世界的深奥秘密。对波兹曼来说，这是三个基本标准。
波兹曼更喜欢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宏大叙事，比如“太空船地球”（Spaceship Earth）和“堕落天使”（Fallen Angel）等理论。太空船地球理论提醒我们，我们都在同一艘生态、政治和经济的船上。堕落天使理论关注的是人类的伟大和弱点，致力于理解人类的黑暗面和盲点。波兹曼提供了这些和其他一些宏大叙事主题的范例，以说明它们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可以年复一年地为教育服务。不管你如何看待太空船地球和堕落天使理论，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概念的广度，毫无疑问，我们要应对的是能广泛理解，以及可在无数方面产生应用关联的课程。
我的同事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
在《训练有素的头脑》（
The Disciplined Mind
）中提出的教育愿景也是如此。加德纳建议围绕三个统领性的主题来组织教育：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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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教育就可以对复杂的当今世界和学科领域进行深入而诚实地探讨了。讲到“真”时，加德纳提到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莫扎特歌剧中的咏叹调代表了“美”；而与“善”形成对比的是它的反面，纳粹德国的“最终解决方案”。跟波兹曼一样，概念的广度再一次显现出来。无论你是选择达尔文的学说、莫扎特的歌剧还是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作为你的主题，切中关键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广泛的理解，从而形成相互联系的课程体系。
纵观波兹曼、加德纳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我惊讶地发现有意义的教育愿景似乎谈到了三个基本议程：启蒙、赋能和责任。例如深入探究波兹曼的太空船地球理论主题，会启发我们认识自己在这个行星上的位置，赋予我们采取重大行动的能力，培养我们的责任感。类似地，对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和相关种族灭绝事件的探究能让我们认识到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令人讨厌的一面，这也是波兹曼的堕落天使理论的主题，从而帮助我们养成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观念，培养我们应对黑暗面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教授的很多东西强调的是广泛理解，强调的是启蒙、赋能和责任，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年轻人能够记住更多，理解更多，同样也能够更多地将所学付诸实践。我在1992年出版的《聪明的学校》（ Smart Schools ）中提出过一个观点，现在我仍旧对它坚信不疑：我们最重要的选择是想要教什么。 4 当然，如何教也很重要，但无论我们怎么教，很多学生都能够学到大部分我们教的东西，至少他们暂时是学到了。但他们能一直记住吗？他们有理由这样做吗？广泛理解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
那么二次方程的命运会如何？它是勇敢新世界中的陈腐之物吗？如果可以扩大议程，也许它就不是了。我还记得几个月前，在我和一些教育家分享我对二次方程的担忧时，一种反应是：
为什么不重新建构它，扩大它的范围，获得种种增长模式？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增长模式，比如线性增长、二次增长、指数级增长等。细胞、销量、身体、人口、经济、晶体，乃至宇宙本身的增长都是人们会反复遇到的基本现象。如果二次方程被置于更大的图景中，它会有意义得多。
当然，二次方程有其他作用，但增长模式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是一个可以长期让人感兴趣的游戏。增长模式一定会改变人们对待二次方程的方式：解题的方法会被简化，它们的重要性会得到强调。这是一种更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