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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时年四十五岁的王能好，决定去外面打工。打工的目的，赚钱是其次。发财的愿景，不能说没有，并不像他对外宣扬的那样，要成为老板，要买车买房；更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成为岭子镇的首富。这个难度并不小，邻村宏远集团的马宏远，尽管拖欠银行几十亿的贷款，矗立在镇郊以及外市的大片厂区，估值也有几亿。老马当包工头领着村民盖房发家的那几年，他可能还是王能好的奋斗目标，几十年后，王能好打心眼里瞧不上他了，欠了银行那么多钱，他还能睡得着觉，这还是人养的吗？每个人对发财的标准不同，在劳务市场，一天不歇，一个月下来六千多块；去外面打工，一天不歇，一个月下来到手万余。后者是王能好触手可及的发财标准。
四十多岁，王能好突发奇想背井离乡打工，不是外面多吸引人，而是眼下的生活让他失望。缺少新鲜，十几年如一日在劳务市场找活，再干十几年也是这样；缺少刺激，嫁过来的媳妇，在村里举行简朴的婚礼仪式，就到城里过日子去了，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面孔，见面说的话总是老一套。这两年，那些热心的妇女，也不再为他的婚事奔走。王能好对过去因种种原因没和自己成婚的女性们，又开始幻想，内心不时翻腾出的一丝悔意，让他都瞧不上自己了。生活亟须改变，是主因。亲友不同意他的决定，也是站在各自的立场考虑。王母不同意，是老大走了，平时家里的大小事务，眼前没人使唤。她有三个儿子，丈夫也健在，除了老大王能好，都不把她放在眼里。王父不同意，大儿子这么一走，家里的一些事，难免要他去做。老三知道王能好要走，说了句，不出去他不知道自己几两沉，不回来更好。老二知道王能好要走时正在掌勺，舀出一锅辣子肉，笑着说，哪里也不缺他这个大爷，咱这里装不下他了。好在王能好无妻无子，没有家庭的拖累。走的时候，他扔下一句话，出去见下世面，说不定还能领个女的回来。
王能好第一次外出打工，因家庭变故，只维持了二十五天。这二十五天，他后来很少向人提及，有人问，他说得最多的也就是在上海的见闻，坐过地铁，比汽车快多了，像火车。外滩没去过，他说，没什么好去的，就是楼高点。南方雨水多，他们不种地，少收不少粮食。他们吃大米，饭菜不咸不淡的，没味道，不中吃。言语中对上海的轻蔑，是王能好为回乡找的借口，并不是自己没混好才回来的，而是不值得。不说打工的事，不是不想说，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作为山东农村一名资深的泥瓦匠，在工地的时日，王能好缺乏参与感，在吊车、挖土机等机械的衬托下，自己能做的极其有限。
正文中的七天，是王能好返乡当天及在家的日子，隐去打工的二十多天是有意为之，一方面确实乏善可陈，在其人生的重要性上，也远不及在家的七天所产生的影响。七天后，王能好又背井离乡，去外面打工，这次他去的是北京。春节没回家，几个月后——来年开春，他才返乡。这种疏离的关系，一度让家人陷入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他太忙了，不会是真发财了要忘本吧。王能好一米六的个头，瘦到不足一百斤，蓬头垢面，拖着更跛的腿脚，逃荒般回到家中，短暂的问候后，失落的情绪写满了亲人的脸，只落下一句，人回来就行。
回到二〇一四年的十一月份，王能好从上海回来，处理完家事，在家里待了七天。这几天，他心神不宁，对外面的世界抱有幻想，认为生活还会有起色，一心想要再出去。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年轻状态——也只维持了七天。后来，王能好感觉自己老了，他尽管还健谈，还卖体力，心已经死掉了一块，没有了雄心壮志。他更喜欢喝酒，酒后给人打电话，或哭或闹，质问对方为什么瞧不起自己，颠来倒去问对方要不要钱。醒来后，王能好照旧过着眼下的生活。话多讨嫌，节俭抠门，是他留给外界的一贯印象。
心里有事惦记还好，王能好说，就怕没什么惦记的。他后来还试图找个对象，也仅将其限定为生活的伴侣，不再认为是感情，或者是爱。他没心气了。在伴侣的挑选上，也拒绝过，不像以往认为的别人配不上他，他觉得配不上别人了。他没意识到，自己只能再活五年。那七天，是他余生中最后的骚动，最后的活力，最后的对世界美好的向往。七天过后，王能好还是四十五岁，却已经进入了暮年。对一个生命定格在五十岁的人来说，四十五岁，他已经步入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