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希腊阳光明媚的岛屿上

我们所惧怕的生命消逝的那天，实则为永恒的开端。

——卢修斯·阿纳尤斯·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短暂的生命》（ De Brevitate Vitae ）（约公元48年）

在试图回答关于我们自身和宇宙的基本问题时，人们通常会求助于科学的宇宙观，也有一些人固执地抱着宗教观不放，而那些发现两条路都走不通的人则会考虑走第三条路。这条新的道路并非放弃科学，而是要利用1997年以来发表的科学发现展开研究，并重新检视之前的研究。

在转入这个新的研究方式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古往今来伟大的思想家提出过哪些看法，这会对我们有所裨益。倘若前已有之，我们就无须重新摸索了。

这将要求我们克服种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偏见。更确切地说，我们经常条件反射似的认为，西方文化及活在当下的人们，要比生活在其他文明和生活在从前的人能更好地把握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依据是，我们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1个世纪以前，那些可怜的笨汉还过着没有室内水管装置，也没有纱窗和空调的苦日子，怎么可能有人在潮湿闷热的床上，一面挥汗如雨且被嗡嗡叫的蚊子四面夹攻，一面在头脑里进行着深刻的思考呢？他们怎么可能在每天早上从窗户向外扔出前一天晚上的垃圾时，产生出深邃的思想呢？

因此，18或19世纪的人在当时的课堂上会学习到涉及广阔领域的人类通识性知识，而现在的学习人类学的学生如果了解到，那些人当时学习到的那些知识竟会遭到现代人的鄙视的话，那些学生也许会感到很惊讶。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说21世纪的青少年比他们19世纪的同龄人掌握的知识更多，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两者只不过是掌握的知识不同而已。

在1830年的时候，每一个在农场长大的男孩子都清楚地知道一周之内日出和日落方位的变化，还可以识别不同的鸟鸣声和当地动物的详细习性。相比之下，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或家庭成员，很少会有人哪怕隐约地意识到，当太阳每天穿过天空时会向右发生偏移。承认自己对诸如“天空为何是蓝色的”之类的常识性知识都一无所知，这在19世纪是难以置信的事。

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存在“所有人都无法理解某个领域的知识”的事。例如，人类证明了自己长期以来缺乏预见未来的能力，我们甚至不能预见未来几十年的状况。无论是古希腊的天才们、全球文学界的伟大作家们还是任何宗教文本，都从未暗示过存在着眼睛看不到的微生物，更遑论引发人类大部分疾病并困扰着我们的细菌了。虽然尼安德特人发现了5大行星，但直到1781年，人们才意识到还存在其他行星。几个世纪前人们才知道，血液是在身体里循环着的，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混合气体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物质。因而，那些用来歌颂古代精准预言的空话，无论是出自于新时代还是宗教界，都会让人不屑一顾。

在现代，我们所做的比古代也好不了多少。未来派艺术家在协助布置1964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时，把2000年的普通家庭描绘成拥有飞行汽车和个人机器人的动人场景。在通俗文学和电影中，1968年的经典电影《2001太空漫游》（ 2001 ： A Space Odyssey ）向人们展现了2000年时月球殖民地上的情景，以及几年后人类的一次木星之旅。1982年拍摄的电影《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广受大众喜爱，其中描绘了2019年的洛杉矶：天空一直不停地下雨。这是在暗示加州的气候变化，加州将从一个干旱地区变成长期潮湿的地区。此外，在该电影中，洛杉矶塞满了摩天大楼和飞行的警车。嬉皮士时代的未来主义者没有预见到今天无处不在的手机和刺青，或者中国的超高速现代化。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目前的洞察力水平似乎并不比几个世纪前更强，但也不比之前更弱。当我们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个问题时，我们的祖先至少和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一样着迷。因此，鉴于曾经活着的人多数已不在人世，忽视他们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错误。

不要假设我们的祖先非常落后且不能进行深刻的思考，也不要走向反面，把过去的文明看作是与自然同步的超自然力而顶礼膜拜。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书面记录吧。

我们没有必要总结每个文明的基本信念。当然，如果我们回顾西半球在7 000年前，甚至在车轮发明之前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的世界观一贯受制于对时间的认知，并被对来世的信仰所左右。这对那些神祗，比如埃及的太阳神拉（Ra）、主神阿蒙（Amun）和母亲女神伊希斯（Isis），倒是一种安慰。

最早的文字表明，人们对通过观察或推理来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不感兴趣。相反，人们大都被魔法和迷信所左右。在笔者读过的文献中提到，一位作家发现了4 700年前的原始象形文字，这些文字被刻在埃及塞加拉（Saqqar）荒凉的乌纳斯（Unas）金字塔地下墓室的墙上。2006年，考察队员发现，那些符号并没有反映深刻的思想。为了防范恐怖分子，考察是在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的保卫下进行的。

这些文字是具有“母蛇”特色的魔法符咒。

在埃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700年，但在这之后的1 000年里，在让位于真正的思想之前，文字主要记载的是诸如咒语、粮食统计，以及法老及其家族冗杂的日常琐事等。最古老的宗教文本来自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梵文诗歌集《梨俱吠陀》（ Rig Veda ）。在思考“太阳神的光辉力量”时，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晚上和早上不冲突，（神）也不逗留。”言外之意是：这就是奇迹。

1 000年后，当《旧约》出现时，关键性的改变发生了：静止的地球被一个唯一的、易怒的上帝统治着。当时的拉比 们并没有质疑这个很快流行起来的世界观。他们以“地球是平的”且固定静止的思维方式，及时地在《创世纪》和《申命记》中填补了地上凡人和天上的神之间有严格的分界线之说。没有人想去弄清楚大自然是如何运行的。诚然，激起现代人好奇心的事物，如生命的本质、时间、意识和大脑的功能机制等，都似乎难以进入早期的文明。当时的普通人每日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其次就是根据《圣经》行事，以免受到上帝的惩罚。争论像“空间是否真实”这样的问题，从未被纳入议事日程。

当时，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照明来自于太阳和月亮。为了确保得到每个人的关注，它们不停地变换着位置，每天重复着这个盛大的演出。尽管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任何意愿去解释周围的自然世界，但他们也无法忽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如此重要的东西——光。因此，在《创世纪》的开头几行，他们强调了这个话题。在《圣经》开篇的头100个单词中，就有8个单词涉及“黑暗”或“光”。（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现在的探索中，光或者至少是能量，的确是现实谜团中的一个中心问题。）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够理解宇宙的实际结构，也没有人清楚我们是如何感知它的，或者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就像现在一样，人们不愿讨论任何找不到答案的话题。

但是，如果事情重复发生，就要另当别论。重复能唤醒我们的智力，我们的大脑对模式很敏感。我们愿意把一些模式与其他模式相联系。如果连续6个晚上，电话都是在我们刚坐下准备吃晚餐的时候响起，这肯定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最突出的模式与那个炫目的火球有关。它总是从左到右穿过天空，而且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地从东方升起。很显然，太阳就是神祗中的一个，它高深莫测，不可理解。探索它的奥秘肯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大约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一些阳光明媚的岛屿上，“把事情搞明白”成为人们优先考虑的事情。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为我们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进行切实思考开启了大门。之所以发生这些，是因为理性与魔法第一次展开了对抗。观察和逻辑总算得到了重视。

逻辑涉及因果顺序。A导致B，然后B导致C。因为一棵橄榄树倒了，正好砸在一顶羊棚上。羊棚塌了，一只山羊被砸死了，大家都从田里跑过来看。这棵树是被风刮倒的，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风吹得最猛烈的中午。村里一个聪明的男人把A和C联系起来，说出了内心的疑惑：也许，头顶灼热的太阳就是风的始作俑者？嘿，这太有趣了，他的发现把太阳和一只山羊的死联系了起来。希腊人爱上了这个新发现的工具——逻辑。

早期的希腊人步入了正确的轨道，但作为第一批真正的科学实践者，他们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在2 000年后的17世纪早期，意大利物理学家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确实解释过为什么会刮风，而且风确实与太阳有关。不过，古希腊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神，于是，他们的科学思维受到了阻碍。所以，为什么西风之神泽费罗斯（Zephyrus）有时候选择吹风，有时候又选择不吹风了呢？村民们会耸耸肩，说，诸神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神秘原因吧。

如果山羊死了，很显然是泽费罗斯因为牧羊人的罪过而惩罚了他。猜测牧羊人犯了什么罪，甚至成为邻里八卦最受欢迎的话题。背叛神的意旨总是一个不错的答案，尽管傲慢之罪也经常被怀疑。你无法理解神的动机，所以，为什么要试图搞明白呢？特别是对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人们很难有所定论。

然而，即使因果逻辑迅速土崩瓦解，早期的希腊人也没有放弃思考，这一点很令人钦佩。古人要处理“似真”（Verisimilitude）问题，即使是今天的科学，特别是像我们后面将要探讨的量子理论实验，也无一例外地要面对这个问题。“似真”是一个美妙的词语，意思是“真理的外衣”。

有些事情看上去像真的，可能它们确实是真的，但有些则可能不是。当太阳穿过天空时，地球保持一动不动。这个说法似乎是真的，但只是“似真”，是表面看起来的真理。这个说法今天听起来仍然似乎是真的，因为我们说“太阳落山”而不是“地平线上升”。萨摩斯岛上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坚持认为，太阳是静止的，而地球是在绕日旋转。这种解释不仅与他自己观察到的现象一致，而且更符合逻辑，因为较小的天体应该围绕着较大的天体旋转才对。这个认识在当时可谓惊人的飞跃。

当我们也要为日常现象选择不同的解读方式时，请努力记住“似真”问题。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在他开创性的《物理学》（ Physics ）一书中认为，宇宙是一个单一的实体，万物之间有着基本的联系，宇宙是永恒的。在公元前4世纪，他坚决主张不必拘泥于因果关系，因为一切事物已经生机勃勃并且有内在的活力或能量，宇宙没有起点。事实上，当时的环境对亚里士多德宣扬自己的观点极为不利，因为在他出场之前，唯我论已经拥有了许多信徒。

亚里士多德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在《物理学》第四章中，他坚持认为，时间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有人存在的地方，时间才会存在。通过观察，人们把时间带入存在之中。这与现代量子实验的结论非常相似。如今，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认为，时间是“绝对的”，或者亘古不变地独立存在。

如果除了意识或意识的理性而外没有别的事物能实行计数的行动，那么，如果没有意识的话，也就不可能有时间，而只有作为时间存在的基础的运动存在了（我们想象运动是能脱离意识而存在的）。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章

当然，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还是阿利斯塔克，都未能放弃二分法。也就是说，他们依旧认为，我们凡人在下面的地球上生存，而在我们之上，有另外一个平行的神圣之地存在，是为神的居所。

但是在东方，情况截然不同。甚至在保留了希腊诸神（尽管用了新名字）的罗马帝国诞生之前，南亚哲学派的某个主要分支的思想已被编纂在《博伽梵歌》（ Bhagavad Gita ）和《吠陀经》（ Vedas ）等文献中，其中提到的对现实世界的描绘模型很快就以“吠檀多”（Advaita Vedānta）之名为人所知，而这个模型与西方人的世界观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吠檀多也认为宇宙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被称为婆罗门（Brahmin）。但与希腊人不同的是，这个“一”包含了神圣，以及每个人个体的自我意识。它坚持认为，所有二分法或分离的表象仅仅是幻想，就像一根绳子被误认为是条蛇一样。吠檀多还将这个“一”描述为诞生和死亡，意识、存在感和幸福是其中的根本体验。

此外，吠檀多教士断言，生活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不是对神的安抚的盲从，不是对神职人员的奉献，甚至也不是对来世的关心，而仅仅是全面把握现实世界的觉悟。后来，深受吠檀多派影响的宗教流派，如佛教（Buddhism）和耆那教（Jainism），都保留了这些基本教义。如今，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仍然从根本上可分为两大基本阵营：西方派和东方派，前者是二元论的，后者是非二元论的，这种划分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

东方的一些宗教认为，某些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教化后，可以定期享受“豁然开朗”的体验。当他们猛然清醒时，发现了真理，就会进入一种狂喜状态，从而获得自由感。

19世纪末，一些有影响力且善于表达的印度行者到西方访问，如尤迦南达（Paramahansa Yogananda）、斯瓦米·维威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等，受此鼓动，一些西方国家掀起了东方宗教热潮。最近的狄巴克·乔布拉（Deepak Chopra）同样也在美国广受欢迎。20世纪40年代，尤迦南达通过其畅销书《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 Autobiography of a Yogi ），试图借科学之名证明东方宇宙观的正确性。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努力听上去有些哗众取宠的意味，科学论证本不应这样吸人眼球，他们可能只会说服那些已经“在船上”的人。

但探索本身是高尚的。如果一个人在寻求关于真实、人的本质或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方面的知识时，并没有精神的召唤，那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他只要求基于事实的证据，又会怎样？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能够仅仅依靠科学便得以彻底解决吗？

这就是我们的“六万四千美元问题” ，也是我们探索之旅的真正起点。 GrDAbLvjlb5HC2O53QQFRC3/RvPyziavDPnWu/VmSyQjhct5rD0S7I8Wpn3Zu7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