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在十年前开始研究本国史时，遂已感着极浓厚的趣味，好似三生石上，早和它结了莫解缘一般，每于三餐睡觉外，几全埋头在读史里面。可是“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序言）。似此浩如烟海的史籍，势不能不希望有人竭其心力以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编成简明综要的新史，以供他人的阅读。尤其能将五千年头绪纷繁而和全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的文化史实，为系统叙述的著作，可谓为我学界今日最迫切的要求。顾翻破各书局所新出版的本国文化史，不觉令人长叹一声，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姑备门类、杂乱无序，难予读者以一整个的认识和概念。所以不揣卑陋，看了许多古史，寻了许多史料，蓄意要写一部浅近而明了的文化史。然而此至难的事业，必学识贯通今古，有如炬的史眼，庶几方可期以大成，浅学菲才的我，虽具着“舍大道而莫由”的宏愿，总觉力有所不逮的呢！加之天性懒惰，历数年所辑材料，仅乃得其一部分，迁延不敢轻率下笔。孰知“一·二八”沪战爆发，校课随炮火而停开了，终日坐守斗室，烦闷不过，乃重整往日所积丛残之稿，不觉盈尺，偶为学友所见，力劝取以问世，同时自问我今所研究的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倘定以完璧相期，则今后更需若干年，自己亦难逆料。语云：“天下事过于矜慎者，往往相持而不下，历久而无成。”因此决意先发表其已写成的一方面，定名曰“中国人文小史”。盖本书仅叙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而未说到物质方面的文化，为求名符其实，故不敢有文化史之称。至更要加一形容词的“小”字，则由我今所述的史实，尚不能包举本国一切人文现象，含有俟他日补充完整的微意。

我关于编著本书的动机和经过，大略已说完，最后所不得不申明的，就是本书的材料，除直接采自本国古史外，多由日本今关寿麿所著《支那人文讲话》及中山久四郎所著《支那人文思想》等书译来，著者虽有疏通编辑之功，终未敢掩袭他山之美。又本书脱稿之后，承大夏文学院长卢锡荣先生校阅一过，多所指示，特并志数言，以表感佩。

民国二十一年双十节前五日
著者序于上海大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