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Upanishad”一词是古印度梵语，中国人把它翻译为“奥义书”，意即内涵深奥的宇宙人生与生命之真实理境之书。其实这个词的原意是：走近并坐在（圣哲的）身边。奥义书有很多种，这是因为人们于不同的时代，分别走近不同的导师和接受他们的教导，并将这些言行记录成文，传于后人。在2011 年的仲秋，我们万分荣幸地在南国某处景色秀美之地聆听了著名生命学家、皇冠瑜伽当代传人潘麟先生的教导，对于这些珍珠般的言传身教，我们暂且名之为《生命奥义书》。
在印度还有另外一个梵文词Darshan（达善），它的词义很接近Upanishad，也是“和圣哲在一起”或“亲近圣哲”之义。在印度有一个悠久的Darshan传统，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去谒见那些大修行者和圣哲，如果没有缘分亲近他们，则去他们的修行地或住所。通过谒见这些大修行人和圣哲，或仅仅走进他们曾经修行生活过的地方，就可以让朝觐者与这些大成就者们进行一次深入的生命沟通和心灵契合，对朝觐者的身心会有一次很好的提升与净化。甚至在朝觐过程中，有些人就会获得难得的认知飞跃和生命觉醒而大彻大悟。这样的事例在东方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故印度人将谒见这些大修行人或圣哲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如果某个人一生都没有机缘谒见一次这样的大修行人或圣哲，则视为终生遗憾。
我与几位好友在拜访潘麟先生期间，度过了两天十分难忘的时光，我们实现了一次圆满的Upanishad和Darshan。潘麟先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博大而纯净的生命，这样一种生命此前我们都没有遇见过。如果让我来形容，我想最贴切的比喻就是“盛开的莲花”。
听说先生您在印度教授瑜伽？
是的，我是以访问学者身份去印度的，在德里大学文学院作学术研究。我认为只有进入印度当今最高学府，和当今印度最知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在一起，才能真正进入到印度文明的深层，进入到印度历史的深层；只有较长时间生活在印度，才能真正地融入这个古老的国度，去体会和感悟她璀璨、古老的历史。
德里大学不仅是印度最高学府，而且她的在校生也特别多。前几年她的在校生总数已达到了二十多万。从学生人数上讲，德里大学很可能是亚洲或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德里大学有近百年的历史，我所在的文学院，就是她最早的一个学院。几十年来印度那些最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等多数都来自该学院。德里大学不仅学术氛围浓厚，她的校园更是古色古香，别具古韵。走在古木参天的林荫小径，给人以幽远与温馨之感，恍若置身世外。在文学院的图书馆前还有辨喜大师的铜质全身雕像呢！它是文学院内唯一的一个雕像，很多重要的演讲和集会都是在这个雕像下举行的。知道辨喜大师吗？他可是和甘地同时代并和圣雄齐名的瑜伽圣哲！
我到印度后第一件事就是努力学习英语。一年半后，开始用英文写作我平生以来最重要的一部瑜伽书《皇冠瑜伽——从身心健康到生命觉醒》。将我的皇冠瑜伽，将我的生命学，将我三十多年来的身心修证，乃至于将我对整个东方文明的研究思悟成果作了一次集中表述。记得在写作此书时，我的英文还不行，写作很吃力，进度很慢。我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写作，包括长篇小说、散文、哲学著作和人物评介等都写过。但用英文写作是我写作生涯里最艰难的一次。盛夏的印度，酷热难耐，每天冒着 45℃以上的高温写作，呵呵，随时都有虚脱的可能。正所谓工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了一百多天的高温折磨后，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终于脱稿啦！由于印度出版商办事效率低下，拖了大半年才正式对全印出版发行。
《皇冠瑜伽——从身心健康到生命觉醒》英文版面世后，在印度迅速产生的反响，却是我本人始料不及的。也正是该书的缘故，让我得以进入印度政府瑜伽研究和管理机构。在印度，瑜伽是他们的国粹，就像中医是我们的国粹一样。我们有中医学院，在印度也有很多官方的瑜伽与自然疗法学院，许多大学里都开设有瑜伽与自然疗法专业，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有瑜伽专业的攻读方向。关于瑜伽方面的科研、教育和行政管理等工作，在印度是隶属于他们的健康与家庭福利部“瑜伽与自然疗法研究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代表印度健康与家庭福利部来具体实施、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对全国的瑜伽行业进行管理。我的这部瑜伽著作在印度正式出版后，瑜伽委员会颇费周折地找到了我，对我的书和我本人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不久，他们就正式聘任我到委员会里教授瑜伽和从事相关科研工作。就这样，我开始了一个中国人在印度教授瑜伽，特别是在瑜伽与自然疗法研究中央委员会这样的大型机构里教授瑜伽——教授我的皇冠瑜伽的生涯。
在印度教授瑜伽的中国人多吗？
据一些当地人讲，我很可能是唯一一位在印度这个瑜伽发源地教授瑜伽的中国人，甚至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在瑜伽母国正式教授瑜伽的外国人。印度健康与家庭福利部及其瑜伽与自然疗法研究中央委员会是印度瑜伽研究及行政管理的最高政府机构，是印度政府直接制定与瑜伽有关的一切法律法规的机构。机构成员全部由毕业于官方瑜伽学院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组成，全部是瑜伽科研的专家学者。这个机构在很多方面代表着目前世界上瑜伽科研的最前沿。瑜伽委员会里有一个培训中心，目前国际上不少知名瑜伽师都是出自这个培训中心。我在瑜伽委员会里的一个具体工作就是教授这个培训中心的学生。
在我之前，委员会或者说印度健康与家庭福利部从未聘请过任何一位外国人来任教，都是他们将自己的瑜伽师派往国外去任教，包括派往中国。所以在是否聘请我这个问题上，几位领导之间是有争议的。据说几位领导是经过反复的讨论，最后才决定聘请我。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众所周知，瑜伽是印度文明的产儿，是印度的国粹。对印度人来说，瑜伽只有输出，从未被输入。这里涉及一个认识，就是印度人更懂瑜伽，还是外国人更懂瑜伽。印度人当然会本能地认为，他们才是瑜伽的正宗，一个外国人怎么能比他们更懂瑜伽呢？这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有些印度人还联想到聘请我是否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荣辱问题。
我很感激这些领导们的胸怀与气度，他们抛开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本着学问不分国籍、文化属于人类的态度正式聘请我。我感恩他们不只是仅仅因为他们聘请我任教，更多的是感激他们对待瑜伽这门文化的态度，这让我肃然起敬。瑜伽起源于印度这是历史事实，任何人不可抹杀。但并不是说瑜伽只属于印度人，而别的国家的人就不可以精通瑜伽，别的国家的人在瑜伽方面的修学就必然低于印度人。这是很不客观的。瑜伽文化和所有的人类文化一样，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共有智慧财富。任何一位愿意花费精力和智力去研究和修学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领域的杰出人才。
就我这几年在印度研究和教授瑜伽的经验来看，当代的印度人对瑜伽的继承和修学状况并不令人鼓舞。往严重处说，甚至是很令人失望。这几年印度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的人物。随着世界瑜伽热的浪潮冲击，如今印度不在少数的瑜伽修行者变得很浮躁和功利，不再像他们的前辈们那样终生在潜心修行瑜伽，而是将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去经营瑜伽，如何通过瑜伽来尽快实现他们现实中的利益和功名上。每当我看到这些现象后，时常感叹：印度现在还有真正的瑜伽吗？
所以我时常告诫我的印度学生们，不要以为赢得点掌声、鲜花，就认为自己真懂瑜伽了，不要以为自己会那么几下子花拳绣腿就算是精通瑜伽了。说到真懂，谈何容易！整天心浮气躁，整天陷在功名算计之中，怎么能把瑜伽修行好呢？——哈哈，瞧呀，我这人就是这样让人讨厌，从来学不会圆滑。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当地的一些知名瑜伽师或一些从瑜伽学院毕业出来的高材生，他们何曾受过这等批评？但引用印度的一句民谚：宁可将身下地狱，不将真理送人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不能乱来的，是不允许和稀泥、卖情面的。既然我是他们的导师，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我的本分。结果是，有些人真的被我批评跑了，但更多的人在被批评后反而与我的关系更亲近了。如此看来，尽管印度瑜伽界目前较普遍地存在着浮躁、肤浅、不学无术甚或虚假欺骗等问题，但假以时日，印度瑜伽界想必会迎来一个更加令人敬重的时代。
那印度现在有没有一些真正的大瑜伽修行士呢？
有的，但比起过去，现在很少了。这些人是实修之人，几乎都处于隐居或半隐居状态，外人很少知道他们。我说的“外人”不仅包括外国人，就是他们本国人也很少知道他们的。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过接触，有过一些交谈和相互在证悟方面的验证。因此我知道他们是真修行之人，他们在生命内在证悟方面都有不低的成就。但印度现在市面上的这些瑜伽馆里传的瑜伽已经很走样、很肤浅了。尤其是那个被称之为“世界瑜伽之都”的山区小镇瑞诗凯诗里的瑜伽，已经完全商业化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将瑜伽作为一项有前途的生意来经营。在他们眼里瑜伽不再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可以用来发财的流行商品。
在印度，那些真正修行的人，或愿意去真修实证的人对瑞诗凯诗的人们的做法很反感的。我刚到印度时，就问过若干人是否知道瑞诗凯诗，这些人都不修行瑜伽，只是德里大学的普通学生或一般的市民。但他们的回答却惊人的相似：知道呀，我们印度人都知道这个地方的，那是一个专门用瑜伽骗外国人钱财的地方。同时，这些好心人还反过来忠告我，不要去瑞诗凯诗，那里没有真正的瑜伽。
但后来我还是多次去瑞诗凯诗，当然不是去那里学习瑜伽，而是去了解更多的情况。如果你到瑞诗凯诗，会发现那里是世界上瑜伽馆最多的地方。一个不足五万人的喜马拉雅山里的边陲小镇，却有数百家大大小小的瑜伽馆。但在这些瑜伽馆里，没有多少印度瑜伽爱好者在那里学习。所以这些瑜伽馆便将目光投向那些不远万里而来的西方人和中国人，对于这些不了解真相的人，他们搅动三寸不烂之舌，收取高昂的学费，但却传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知识。他们传出来的只不过是那些在印度随便一个学过几天瑜伽的人都知晓的皮毛性的、入门式的东西。
请说说您创办的那本《东方瑜伽》杂志的事吧？
我到印度健康与家庭福利部瑜伽与自然疗法研究中央委员会任教后，发现他们有一本瑜伽杂志，是一本正式的机关刊物。但印度政府里的腐败和官僚现象较为严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本来是一本很好的瑜伽专业学术交流杂志，却被他们办成了一个每期只印刷不足两百本的地摊式的小册子。于是我就跟委员会的主席穆提（B.T.Chidanada Murthy）先生谈，能否把这本杂志交给我来办。我提议把它办成一个英汉双语的大型国际性的瑜伽专业学术杂志，并新命名为《东方瑜伽》，同时在汉语区和英语区发行。鉴于我在瑜伽修行上的一点造诣和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巨大热情，主席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同时，为了维护《东方瑜伽》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随后，我收到了健康与家庭福利部瑜伽与自然疗法研究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授权书，并由委员会主席穆提先生亲自担任该杂志的社长兼总编。同时由委员会将此事（即在原来的杂志基础上改版成英汉双语的国际性瑜伽交流学术杂志）上报至印度健康与家庭福利部及中央政府。不久我们还幸运地收到了印度前总统A.P.J.Abdul Kalam先生对这本新杂志给予的热情洋溢的亲笔贺词。印度前总统A.P.J.Abdul Kalam先生本人修学瑜伽多年，是一位杰出的原子能专家和著名诗人。他在任期间曾访问过中国，是一位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总统。在如此善缘相助下，我们开始了《东方瑜伽》杂志的创办工作。
说到该杂志的编辑发行，也是颇费周折。英语的稿件我们不愁，瑜伽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印度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瑜伽学术研究和临床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很多学术科研成果。这些成果都可以发表在我们的杂志上。同时我在印度还有一些瑜伽师朋友，他们都可以给我提供稿件。但这些稿件都是英文的。《东方瑜伽》是英汉双语杂志，也就是说每期还得有一些汉语稿件。我在印度三四年没有回国，和国内的瑜伽界联系很少。如何获取高质量的汉语稿件，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
还有编辑问题。印度瑜伽委员会里本身就有很多专业的编辑人员，但他们只能编辑英文稿件。那汉文这部分稿件的审稿和编辑怎么办呢？筹办之初，我的想法很单一。我看到印度和中国这两个瑜伽大国，热爱和参与瑜伽的人员如此之多，却没有一本属于我们瑜伽人自己的杂志。也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空白才积极争取《东方瑜伽》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才发现困难重重。半年多后，等我们终于把创刊号稿件全部编辑完毕后，却发现我们根本没钱印刷。委员会只给我们政策和工作支持，但不给我们经济支持，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分钱的经费。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在我的中国学生中“化缘”，宣讲该杂志对于中印乃至世界一亿多瑜伽爱好者的思想交流、经验交流和学术交流是如何的重要；该杂志对引领人们走向健康、提升瑜伽修行、获得生命进一步的觉醒，是如何的重要；该杂志还对加强中印传统友谊如何的重要等等。最后，有学生站出来，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挤出了经费。就这样，《东方瑜伽》如愿出版发行了。印中两国的瑜伽人终于有了一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国际性交流杂志！
在此，我郑重呼吁：这些在杂志背后默默付出的人们，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者，如果我们通过这本杂志获得了一些健康，获得了一些启迪，获得了一些知识和正见，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真诚地感恩他们，将我们最美好的祝福回向给他们！
刚才聆听了您对印度瑜伽现状的一些客观介绍，那么中国目前的瑜伽状况存在哪些问题呢？
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当前中国瑜伽领域的问题之多之重，着实出乎我的意料。
1.多数瑜伽老师的综合素质太低
瑜伽老师位于我们瑜伽事业的最前沿，他们的素质直接决定着这一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这次我回国走访了不少城市，也接触了不少瑜伽教练和瑜伽从业人员。我最大的感叹就是这些人员中多数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普遍不高，绝大部分远远达不到一名合格的瑜伽老师应有的程度。
不久前，我在国内的一次瑜伽讲座中，随意问了一下听课的人员，有没有人看过《论语》，有没有看过《道德经》《南华经》《楞严经》，看过哪怕一遍也行。令人遗憾的是，座中竟无一人。接下来，就更不用提印度的传统经论《博伽梵歌》《韦陀经》和《奥义书》了。对于这些瑜伽学的经典著作，大家甚至闻所未闻。而听讲者大都是来自各地的知名瑜伽老师和瑜伽馆负责人。
瑜伽学是整个印度文明孕育出来的智慧成果，是整个东方五千年文明孕育出来的身心修学的奇葩。也就是说整个东方文明都是瑜伽学的母亲。无母何来子？我们断不可将瑜伽与整个东方文明割裂开来。一旦割裂开来，瑜伽学就成了一个死物。都说瑜伽学博大而精深，“博大精深”这四个字不是随便乱说的。以我的经验，没有十年八年对东方文化（以印度和中国为核心）的埋首研究和参悟，对瑜伽学和生命修证的内涵定难登堂入室。其实不只瑜伽修证和生命学如此，古今中外，哪一门学问不是如此？对于一门学问，一派思想，一个历史文化体系，我时常由衷地感叹：说到真懂，谈何容易！
在这次国内的走访中，我发现大多数瑜伽教练们不爱学习，不善思考，不注重个己的人格锤炼，甚至有不在少数的所谓的瑜伽老师仅仅是叶公好龙式的喜爱瑜伽，或仅仅出于功利主义来经营瑜伽。光怪陆离的生活表面令他们迷失了人生方向和立世之本。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瑜伽是一门严肃的生命科学，是一门严肃的身心净化和升华的无上妙法，更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东方传统文化。既然它是一门文化，就需要我们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担当意识和文化传承意识；既然它是引领我们进入生命殿堂的不二法门，就需要我们必须以最真诚最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它。立人先立己，度人先度己。瑜伽教师及其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文化水平等很多方面有待于提高，依我看来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2.过于注重瑜伽姿势和动作的练习
在诸瑜伽流派中，唯有哈他瑜伽是十分强调姿势和动作练习的瑜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受中国瑜伽先行者张蕙兰女士和莫汉先生等影响，国内的瑜伽业大多以哈他瑜伽为主。
众所周知，哈他瑜伽在印度瑜伽史上是公认的基础性瑜伽，它的境界非常低。这个流派的瑜伽是由一些高难度的姿势和动作以及相关的呼吸方式组成的。它仅仅是作为昆达里尼瑜伽、八步（胜王）瑜伽或我们的皇冠瑜伽的辅助瑜伽而存在的。
瑜伽的梵文是Yoga。Yoga的本意是统一、相应和贯通。与什么相应？与什么贯通？与我们生命内在的那个先天即有的本性（又名神性、佛性、圣性、大梵）相应与贯通。这在瑜伽学和印度传统文化中是十分明确的，以及在整个东方文化中，这个目的都是十分明确的。那么通过什么来实现这个终极目的，即如何与我们生命内在的那个先天即有的本性相应与贯通？禅定！通过禅定！禅定是贯穿包括瑜伽在内的所有东方生命修行始终的。东方数千年来的生命实践一再地告诉我们：禅定是获得开显生命先天本性最快速、最直接、最核心的途径。舍此别无他途。一旦生命内在的先天本性开显出来，诸如解脱呀，大彻大悟呀，神通呀，成就世间事业呀，人生圆满呀，净化身心和祛病健身呀，转变气质呀等等，都在里面了。
而进入和深化禅定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打坐和观想。打坐是外在的形式，观想是内在的方式。关于如何打坐如何观想，古来瑜伽都有很多非常成熟的教授和经验。为了能够很好地打坐，在打坐前可以练习一些姿势和动作来帮助活动一下气血和关节。气血顺畅了，关节拉开了，这样在打坐时就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古代瑜伽大师们是出于这个目的，才设计出一些姿势和动作的。这些姿势和动作在历史上就慢慢地演化出一门相对独立的瑜伽流派，这个流派就叫做“哈他瑜伽”。
由此可见，哈他瑜伽仅仅是正式进入瑜伽修行（即止观和禅定）的热身功法。而我们中国瑜伽界乃至西方瑜伽界不明瑜伽修行之本意何在，多年来陷身于哈他瑜伽繁杂的姿势和动作中难以自拔，一直停滞于瑜伽修学的“热身”阶段。前几天我曾对一位瑜伽界的朋友说，西方瑜伽界我们先不管，就说中国瑜伽，二三十年来我们徘徊在学前班阶段，这个历史未免太长了些。我们早就到了该上小学，该上中学，甚至该上大学的时候了。目前，中国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都在日新月异地进步着，唯有我们瑜伽，数十年来竟连“学前班”都没有毕业。痛定思痛，整个瑜伽界是不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3.“瑜伽病”的流行
“瑜伽病”是近二三十年来才有的一个新病种，它是对练习瑜伽引发的各类不良症状的总称。“瑜伽病”的出现和形成与上述的瑜伽老师综合素质偏低以及过于强调和追求高难度的姿势和动作的练习等原因是直接相关的。形成瑜伽病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我们的瑜伽教练们多数综合素质太低，对生理学、解剖学、运动力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盲目教学，导致学员在错误的指导下练习瑜伽各种姿势和动作而出现某些身体组织拉伤、扭伤等。
第二，盲目扩展哈他瑜伽练习方式，如近来流行的水中瑜伽、高温瑜伽、孕妇瑜伽、普拉提瑜伽、夫妻瑜伽等。其实这些瑜伽还是哈他瑜伽，只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以前的哈他瑜伽是在地上练习，现在移到了水中练习或于40℃甚至超过40℃的高温教室里去练习而已。在水中长时间地浸泡或于空气不流通的高温教室内运动太久，对我们的健康十分有害。这是引发“瑜伽病”的又一来源。
第三，曾几何时，我们瑜伽界内部和普通民众对瑜伽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解，就是瑜伽等于高难度的姿势与动作，谁掌握了这些高难度的姿势和动作，谁就是瑜伽高手，否则，你就是一个瑜伽外行。由于这种不良思潮的影响，无论是瑜伽爱好者，还是瑜伽教练们，都在争先恐后地把哈他瑜伽里的姿势和动作往高难度上发展，甚至往超高难度上发展。把能不能做出高难度和超高难度的姿势和动作，用来作为评判我们瑜伽功夫高低的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严重背离了瑜伽的本意和目的。
人体的生理结构和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如今我们将哈他瑜伽的姿势和动作业已演变到了远远超出我们正常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可想而知，一旦这些姿势和动作的难度超出了生理承受的极限，它们不仅不再给我们带来健康，反而会对人体各大组织、骨骼、关节、神经、韧带、内脏等产生重大破坏。本来我们修学瑜伽是为了祛病健身的，反而旧病未除，现在却增添新病——瑜伽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瑜伽教练中，有高于 70%存在着肌肉或韧带拉伤、生理系统紊乱、关节疏松、脊柱变形等因不正当练习瑜伽姿势而引发的“瑜伽病”，甚至出现了吐血、神经混乱、内分泌失调等更为严重的后果。
不只中国瑜伽界大量存在着“瑜伽病”现象，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瑜伽师同样如此。那里的“瑜伽病”比例很可能比我们中国还要高。我认识一位印度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曾对我说，在印度，几乎所有的哈他瑜伽大师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因练习高难度姿势和动作而导致的各种关节问题。他本人曾经为十几位瑜伽师秘密地做过膝盖或脊椎等手术。如XXX和XX等（因导师列举的这几位瑜伽师在中印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故笔者决定隐去姓名），都曾经找过这位医生做过膝盖等部位的手术。
在我国和世界各地普遍出现的“瑜伽病”现象，到了需要我们必须反思的时候了。但这种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能说“瑜伽病”是近几十年才开始流行的。我曾多次去过印度著名旅游城市斋普尔，那里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城市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就收藏着一组瑜伽泥塑，这组泥塑有至少三四百年的历史了。通过这些泥塑我们了解到，在几百年前的印度，那些瑜伽苦行者们已经将哈他瑜伽的姿势和动作，演变到了非常高的难度，很多超高难度的动作，竟连专业的杂技演员也未必能做出来。这些瑜伽苦行者们有意通过这种“非人”的方式来折磨自己，以达到其苦行之目的。这些苦行者们，有些高举一只手臂绝不放下，以此来修苦行；有些是在极冷的高山上发誓即使冻死也决不穿衣服，以此来修苦行。其中另有一些苦行者，则是通过长时间地保持着这些超高难度的瑜伽姿势，以此来修苦行。苦行是印度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传统。但历代实践苦行者毕竟是极少数人。如果我们将这些本来用于极少数的职业苦行僧修行使用的超高难度姿势与动作，推广给一般的大众，显然是盲目的，更是错误的。
尽管苦行是印度自上古时代就已存在的一个古老的传统了，但历代印度圣哲中，有很多人并不赞同这种通过极端地折磨自己来期望获得生命解脱的方法。其最为著名的代表者就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在未开悟之前就是一名严格的苦行者，在他的苦行僧老师的教导下，进行了很多年苦行。就连释迦牟尼的老师都佩服他在苦行上做得比他们还好。后来释迦牟尼发现苦行并不能带来生命的解脱和开悟，于是就决然地放弃了苦行。就在他放弃苦行一周后，他获得了大彻大悟，即由一名凡夫转化为一名圣者——佛陀。所以佛陀在此后的四十九年传法中，极力反对其弟子修学那些以自我折磨为乐的苦行，因为“苦行非正道”。佛陀的正道是什么呢？就是“中道”——既不是极端苦行，也不是追求放逸的“中道”。
4.瑜伽练习者的收效太慢
修学瑜伽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它具有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再一个就是它可以很快让练习者获得生命本性的彰显而实现开悟解脱。开悟解脱是瑜伽修行的终极成果，这个我们暂且不说。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祛病健身这一瑜伽的初级目的。
目前我国主要传播的是哈他瑜伽，这种瑜伽在祛病健身方面的效果是相当局限而缓慢的。说其局限，是因为练习这些高难度的姿势和动作，并不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做到的，特别是中老年人很困难。相比较而言在祛病健身上最有需要的是什么人？恰恰就是中老年人。如果我们不是一味地采用哈他瑜伽，而是采用别的瑜伽，则我们利益的人群就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年龄段了。说其效果缓慢，那是因为这几十年来中国瑜伽一直封限在哈他瑜伽的姿势和动作里。这些姿势和动作非常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体操。这种体操式的练习对付一下亚健康还勉强可以，但要是用它来正式地治疗各类慢性病和疑难杂症，显然力不从心，难以胜任。
瑜伽在祛除沉疴方面有着非常神奇的效果，这是已被数千年的瑜伽历史一再地证实了的。瑜伽有着西方各类体育运动所无可比拟的祛病方法和自己独特的理论学说，如“业力学说”“四大学说”“气、脉、轮学说”和“身—心学说”等独特的病源学说。在这些理论学说的指导下，通过相应的呼吸训练和禅观修习，可以达到迅速地从深层更新身心，令身心在极短的时间内脱胎换骨而实现化除各类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目的。这样的祛病方式及其效果是西方各类体育运动或体操式的哈他瑜伽的姿势与动作所难以实现的。因为真正的瑜伽修行是通过净化体内能量，疏通气脉，激活脉轮，深度地和谐身心等方式来实现的。它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常规的体育锻炼。故瑜伽的祛病效果是一般性的体育锻炼难以企及的，故它时常能创造出医疗史上的奇迹。
除此之外，历代瑜伽大师在长期的内观中，彻见身心和生命的一切内涵和奥秘，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完备的医学体系，这套医学体系过去人们称之为“神医”或“圣医”，因为这套医疗体系在过去只有那些瑜伽圣哲们或苦行僧们才能掌握并运用。我们经过长期的修学和研究，已经将这套医学整理出来，并命名为“生命医学”。历史上，那些瑜伽大师无一例外地都是伟大的医生，他们可以自如地运用各类人体潜能，如运用第三只眼为他人透视诊断疾病，输出体内的能量和运用心灵力量为他人医治疾病，时常取得不可思议的效果。如近几年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印度近代伟大的圣哲克利希那·穆提（J.Krshina.Murti）前辈到了九十多岁高年了，每天还有不少老百姓找他运用能量和禅定力给他们医治各类身心疾病。
经过我们的整理，生命医学有至少二十种以上的中医和西医之外特有的诊病方法和至少二十种以上的治病方法。例如前段时间我在印度，有一次是三十多人来找我，我让他们并排坐下，运用“天眼”人体透视方法为他们一个个地做“全身扫描式”的检查，从头查到脚，查完后告诉对方哪里有什么问题，并大体说出了此病是几年前有的，几年来有什么发展变化，现在是什么状况等细节。把三十多人查完并解说完病情，只用了半个多小时。这些疾病都有此前的医院检查报告和自身感受为证，结果我们的诊断和他们的实际病况全部吻合。至于在状态好的情况下运用禅定力（心灵力），并在患者给予一个很好的心理配合下，令一些诸如脂肪瘤、乳腺增生等在十分钟内明显变小以至消失等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经验中，真的不足为奇。
这些临床诊病和治病的方法，以每天连续讲上三到五小时计算，至少需要半个月以上才能大体讲完。关于生命医学这一大块瑜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的瑜伽界一直没有引进来，而这一大块内容恰恰是瑜伽学的核心之一。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导致中国瑜伽练习者在祛病健身方面，远远没有享受到瑜伽那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功效，以至于事倍功半。虚耗时光和生命之现象，触目皆是。有问题并不可怕，甚至像目前中国瑜伽领域里的这些十分严重的问题，同样也不可怕。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是讳疾忌医呢，是麻木不仁呢，还是振奋精神，寻思出一些有效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这些瑜伽人丧失了反省能力，如果我们丧失了接受错误的勇气，如果我们丧失了道德操守，那么，瑜伽文化在我们中国必成短命之鬼。构建一个思想非常困难，开创一个时代非常困难，但如果我们去毁坏一个东西，那是十分容易的。
5.过于诗意化地谈论瑜伽
我们一直说瑜伽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学理精深的生命哲学。既然它是科学，我们就必须要具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是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强化才可以的。瑜伽修行者就是一名生命学家，瑜伽传播者就是一名科学普及者。无论是一名生命学家还是一名科学普及者，冷静、客观、理性、严谨，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相关学术术语来作为表述方式等等，这是一名科学探索者必备的基本素质。
还说上次我的那个讲座，我就问那些来自各地的瑜伽教练们：你们在谈瑜伽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瑜伽是身心灵的成长”，很多瑜伽场馆把“身心灵的成长”作为标语放在最显要的位置，那么我问你们什么是“身”？什么是“心”？又什么是“灵”？你这个身是指的哪个身呢？我在做梦时，梦中有一个“我”在这样那样，那么这个梦中的“我”叫不叫身呢？我想象出有另一个“我”坐在我身边，这个想象出来的“我”叫不叫身呢？瑜伽学是承认人死后有灵魂的。那么我问你们，这个人死后的灵魂叫不叫身呢？你们说的这个“身”的成长是指哪个身的成长？是我们这个肉身的成长呢？还是梦中之身的成长呢？还是想象出来的那个坐在我身边的这个身的成长呢？还是死后我们的这个意识身（即灵魂）的成长呢？
再说“心”。人们在梦乡时也是有喜怒哀乐的，这个梦中的喜怒哀乐之心叫不叫心呢？出生前我们有没有心呢？死后我们有没有心呢？你们所说的这个“心的成长”是指哪个心呢？不仅如此，瑜伽学里有“真心（本心）”和“妄心（幻心）”之说，那么你们所说的这个“心的成长”指的是真心的成长呢，还是妄心的成长呢？
再说说“灵”。你们所说的这个灵是什么意思呢？是灵魂的灵呢，还是基督教里“圣父、圣子、圣灵”的那个灵呢？还是灵气（即真气）的灵呢？还是原始宗教里所说的“万物有灵”的灵呢？还是道家所说的“先天一点灵光即是汝之真源”之灵光（即元神，也即先天本有之智慧）之灵呢？瑜伽在中国发展二三十年了，也许我孤陋寡闻，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人对“瑜伽是身心灵的成长”这句话作出过透彻明晓的解释。
如果我们自己都弄不明白每天挂在嘴边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将它们教导给别人呢？这不是误人子弟嘛！“瑜伽是身心灵的成长”这句话看上去多美，多有诗意。但我要郑重地说一句：朋友，瑜伽不是风花雪月，瑜伽是生命科学。瑜伽关乎到人们之身心健康，关乎到人们的生命觉醒与解脱。断不敢拿我们自己的健康与生命如此大事来大发诗情。我们是生命科学的探索者，是身心革命的实践者，不是吟风弄月的诗人！
打开中国的瑜伽书籍或瑜伽网站，看看里面谈论瑜伽的文章，几乎全是那些充斥着小资式的和小情调、小随感的文字。传播或谈论瑜伽，必须本着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以神奇的功效征服人的原则。瑜伽是非常严肃的身心内在革命，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写诗作画。科学必须板起脸来说话，杜绝随性，杜绝浪漫。前几天我和一位国内很知名的瑜伽老师交谈时，她问我对她的瑜伽文章怎么看。我率性地表达了我的看法：不敢苟同。我说你把瑜伽弄成了诗歌，弄成了小女人式的随笔。你的文字处处在玩弄小资式的情调，“我站在山顶上，吹着晨风，血红的太阳自东方喷薄而出，此时我感到天人合一……”等等类似的文字很多。
我们是瑜伽修行者，瑜伽是由生命科学、生命哲学和生命医学这三大核心组成的。无论是科学、哲学和医学，都不允许掺杂所谓的浪漫。比如说，我有严重的肩周炎，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或我有脑血栓后遗症，半个身子动不了，怎么办？无论你用瑜伽里的生命医学的治疗方法，输送能量进入患者体内去达到疏通他的气血之目的，还是运用你的禅定力去转化他的病灶，或者是传授给对方一些快速有效的瑜伽，令其通过自己的练习来尽快达成目的，疗效才是最终的硬性检验标准，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我们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个人起死回生？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个人从病苦中走出来？那些多年的慢性病，那些奇难杂症，中医也治了，西医也治了，效果不好。他们来求助于我们瑜伽，这是检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能不能将瑜伽那神奇的祛除沉疾、净化身心的能力，淋漓地发挥出来？这里无浪漫存身之处，更无小资情调容身之地。
另外，时下有不少人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方向，心灵找不到着落。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些人心理学的方式也用了，成功学的方法也用了，这方法那方法都试过，不行。他们来到我们瑜伽里，这时候我们能不能运用瑜伽哲学给他们指明一个生活的方向？能不能给他们开显一个人生的道路？能不能帮助他们找到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说瑜伽哲学是东方哲学的核心吗，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说瑜伽文化是东方乃至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体系之一吗，怎么体现出来？弄个浪漫的随笔，来个小资式的情调，就体现出来了？
天人合一就这么容易吗？当代不少人竟然把天人合一中的“天”肤浅地理解成天空，理解成大自然。殊不知，古人所说的“天”是指万物之本源，是指万物之创造者，是宇宙和生命之本体，是“天命之谓性”的这个天。天人合一是个体身心与本性的全面贯通，用西方的话说，就是与上帝合一；用瑜伽哲学的话说，就是与本源的“大梵”合一。中国人叫做“天人合一”，印度瑜伽叫做“梵我合一”，西方叫做“道成肉身（即上帝与我合一）”。儒家叫做“仁我合一（通体皆仁也）”，佛家叫做“融入法界（或证入法界）”。故天人合一之境是诸家修行之极致，是生命究竟之归宿，是成佛成圣之境，是瑜伽里的三摩地（Samadhi）后对宇宙人生的大彻大悟之境（Moksha or Enlightenment）。即使是上根利器之人，没有数年之功，也难见其踪，难尝其味。往山顶上站一下，看着日出豪迈一下，就天人合一了？如果天人这么容易合一，那我们还艰苦地修学瑜伽干什么呀，那我们还劳心费神地穷究经论干什么呀，大家天天上泰山看日出好了。
6.仅有“形传”，而无“心传”和“神传”
自古以来，瑜伽一直有三类授受方式，即“形传”“心传”和“神传”。“形传”就是我传授你一些瑜伽姿势、动作和呼吸方法，你回家去刻苦练习。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练习久了，慢慢地就出效果了。这种方式就叫做“形传”。因为我传授你的这些姿势、动作和呼吸方法都是有形的，是可以看得见听得到，是可以模仿的。形传收效最慢，因为没人可以帮你，必须得靠你自己一点点地练习。所谓“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它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哈他瑜伽就是典型的形传瑜伽。
其次是“心传”。心传简单地讲就是学生将其导师、导师的导师们的修行成果——能量、能力、境界、功德、智慧等通过师生之间“心心相印”“生命相通”的方式直接传输给学生。这是一种站在前人肩膀上、站在巨人肩膀起步的修行方法。心传的方式相比于形传而言，要简单得多，但其外形简单而内涵深广。心传的体系（理论与方法）完整地保存在我们的皇冠瑜伽里。（请参看本书的前面诸章节。）心传这个方法又名“倒果为因法”，即将导师和导师的导师们的修证成果快速接收过来，成为学生的成果。所以学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其导师和其导师的导师们的境界和生命。故心传法门可以令学生在极短时间内获得祛病健身和开悟解脱等惊人之成果。
其次还有“神传”。建立在神传基础上的瑜伽，以传统的奉爱瑜伽为其代表，同时我们的皇冠瑜伽则是另一个代表。现在国内已经有少数人在学习奉爱瑜伽。但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现在国内的奉爱瑜伽只是奉爱瑜伽的形式，修学者并不知其要领与精髓在何处。严格地讲，奉爱瑜伽并没有传入中国。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至今没有得到奉爱瑜伽之真传。大家都在想当然地学习奉爱瑜伽。所以，在他们身上，我未见到有什么修行成果出来。奉爱瑜伽如果修行得力，它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令学人获得大彻大悟。其效果类似中国的禅宗，时常可令学人当下直入解脱。关于神传，关于奉爱瑜伽的问题如展开来讲，需要用上好几天时间才能讲完。对于那些根基比较好的人，在听讲解的过程中，他们很可能就得大成就了。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专门拿出些时间来系统讲一下奉爱瑜伽的内涵和奥妙。
“形传”是全人类在授受与传承知识和技能时所使用的方式，不独瑜伽如此，而“心传”与“神传”才是我们瑜伽和东方生命修行所特有的方式。瑜伽之独特，即独特在此，瑜伽之神奇与深奥也在此。如果我们在授受与传承瑜伽时，没有“心传”与“神传”，而仅存徒具外表之“形传”，那瑜伽和西方的体育、体操等相比，有何不同？
7.对“瑜伽”一词作过于狭隘化理解
在中国瑜伽界眼里，对什么是“瑜伽”有着非常狭隘的理解。仅仅把这个概念局限于指称印度传统的瑜伽流派，如胜王瑜伽、奉爱瑜伽等。这些瑜伽流派都是真正的瑜伽，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印度的传统瑜伽在很早以前就传入中国了，最早可以上溯到东汉，通过丝绸之路随着佛教一起传过来的。少林寺里的八段锦就是典型的从印度传过来的瑜伽术，只不过传过来后我们不再称其为瑜伽，起了个新名字，叫“八段锦”。还有易筋经，和八段锦一样是典型的印度瑜伽术。我们古人并没有止于对瑜伽术的引进，我们还在此基础上给予了很大的改造和发展。如八段锦传入我国后，演变出了“坐式八段锦”“站式八段锦”“武术八段锦”等等。易筋经也是如此。这是其一。
其二，佛教中的修行方法，简称佛法，就是在印度传统文化，特别是印度传统瑜伽学说和修行的禅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门生命修证体系。这个体系无论其哲理，还是其修行法门，都是非常博大精深的。佛法是印度传统瑜伽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更是印度传统瑜伽文化开出的一朵奇葩。
其三，穆斯林教，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回教”，进入印度后很快与印度教和传统瑜伽思想相融通而诞生了一个新的走内在修证方式的流派，叫“苏菲派”。苏菲派是穆斯林教的“密宗”。受印度教和瑜伽的深刻影响，苏菲派的学说和生命实践方式大异于中东的传统穆斯林教。穆斯林教里的苏菲派修行体系是印度瑜伽的又一十分重要的分支。
“瑜伽”一词的本意是什么？就是结合与相应。所以一切生命内在的实践，包括理论学说和修行方式，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瑜伽。我们如此来理解瑜伽、定义瑜伽，才能持守住“瑜伽”一词之本意而不失。针对此前大家关于“瑜伽”一词的极度狭隘化的理解，我们提出了“大瑜伽观”这一概念。将中国的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各种吐纳导引以及整个佛法、道家内丹术与苏菲派等这些东方传统文化里的生命实践与修证体系，全部涵盖于“瑜伽”一词之下。如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东方传统文明无一例外地皆是建基于瑜伽之上。瑜伽是整个东方文明的基石，是东方文化的乳汁，是东方文化深处的DNA。无瑜伽，则无东方文明。如果我们想复兴东方文明，欲悟入东方文明，我们必须回归到其源头——瑜伽。舍此别无他途。因此提倡和弘扬瑜伽，是复兴东方文明、悟入东方文明的第一步，也是无比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不用“大瑜伽观”来提升和指引当前的中印及世界瑜伽运动，如果我们不能很清楚地意识到瑜伽与东方文化之关系，那么依照时下我们对瑜伽极度狭隘化的定义发展下去，我们必将作茧自缚，我们必将流于一法一术而故步自封。
在我们创刊《东方瑜伽》之前，印度瑜伽委员会几位领导和我商量给予这个新杂志什么名字好呢？我坚持使用“东方瑜伽”这个名字，向他们解释我们“大瑜伽观”的含义：瑜伽不只是印度的瑜伽，它在两千多年前就传入了中国、韩国、日本和东南亚、中亚一带，在那里与当地文化结合，并业已演化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修行方法。所以瑜伽早就成为了东方各国的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最后他们一致赞同我的提议。
综上所述，我国在对五千年瑜伽发展史的认识和东方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尚存在着诸多不足，更谈不上开拓创新了。所以说中国瑜伽事业未来必定任重而道远。
当人们有幸开始修学瑜伽时，他的修学程序是先从形传学起，再经过心传最后进入神传阶段，还是不需要遵守这个程序？
这是不一定的。我们既可以遵照先修学“形传”，再修学“心传”，最后到达“神传”这个程序，也可以起步直接进入到心传或神传里修学。这是由师生两方面来决定的。从学生方面讲，形传的瑜伽大体上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也就是说对学人的知识文化素养要求不太高。比如说哈他瑜伽，都是些姿势和动作，你照猫画虎地模仿就行了。它不需要学人必须拥有多么高的学历或知识，就算是文盲也无妨，一样能学得很好。但心传和神传就不同了，它们虽不需要学人必须拥有很高的学历，但需要学人有较好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需要学人有较高的悟性。从老师方面讲，这个老师如果精通心传和神传，他就可以引领学人在没有任何形传修学基础的前提下，直接将修学者带领到心传和神传领域。形传的特色是“汗水加时间等于功夫”，心传和神传的特色是“悟到得道”。不是说心传和神传阶段，我们就不需要修行了，同样要修行。但不同的阶段对“修行”二字的理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在形传阶段，学人的修行是全凭个己之力来疏通气血，净化身心。而在心传阶段，修行的意思是接收导师的成果为我们自己的成果。所以在心传阶段，修行的过程就是接收的过程，就是转导师之成果为我们自己之成果的过程。而神传则是直接从我们的生命内在的本性，即神性或佛性或圣性中接收一切。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天地宇宙和个人身心的创造者，故凡是天地宇宙有的，我们的本性之中自然涵有，它们没有的，我们的本性中可能也有。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永远大于现有的宇宙和我们自己。故本性不仅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和父母，它更是我们无上的导师。一切外在的导师都是临时的，只有我们内在的这个本性才是我们永远的、最终的导师。
尽管学生的身心基础是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方式教授他们的前提之一，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前提，最主要的前提是在老师这边。如果这个老师很精通心传和神传，他就可以直接将学人带领进这两个阶段里去，而不需要必须经过形传这个阶段。
昨天您只解说了瑜伽的初级目的是实现祛病和健身，同时您又开示我们瑜伽修行的终极目的是开悟和解脱。请您讲授一下关于瑜伽的终极目的吧。什么叫开悟呢？
开，是打开、开显之义。打开什么？就是打开我们先天本有的智慧和能力。进一步讲就是打开本体——创生天地和我们身心的那个本源。这个本源，这个本体，这个人人具有的先天智慧和能力，我们中国人称为“道”，瑜伽称为“梵”，儒家称为“仁”，佛家称为“佛性”，等等。开就是开显这个道，这个梵，这个仁，这个佛性。打开了，我们就悟了。悟是了悟、觉悟、醒悟之义。悟是相对于迷而言的。我们世人都在迷中，不迷于外界就迷于内心。总之我们都在迷中。如何使我们不迷，如何判断真善美和假恶丑，如何安顿身心，如何穿越世事的表象而见其本真，如何堪破生死之幻象等等这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只有一个，即打开我们的内在佛性——内在的先天智慧和能力。别无他途。所以我们整个东方文明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一个：如何开悟。无论是孔孟之道、佛陀之道、老庄之道，还是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瑜伽之道，其终极目的就是一个：如何引导人们进入开悟。开悟和解脱是孪生关系。一个开悟者必是一个解脱者——从沉迷中解脱，从生死中解脱，从一切纷乱的幻象中解脱，等等。开悟就是觉醒——从身心的沉睡中醒来，从人生的沉睡中醒来，从存在的沉睡中醒来，从宇宙的沉睡中醒来。这样讲开悟，可能大家觉得有些抽象。那我们就试着换一种方式来描述一下开悟者的基本特征。
第一，开悟者就是圣人。他拥有古今一切圣贤所特有的天地般的胸怀、吞吐环宇的气度和高不见顶、深不见底的境界。所以孔子在《周易·文言传》里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第二，开悟者必然是慈悲和博爱的。因为我们的本性中潜含着至真之博爱，至纯之慈悲。一旦这个人彻底开显了他的本性，他想不慈悲都不可能。他必视一切人如己而救助之。他时刻准备好去尽全力帮助他人，而唯一的理由就是其“仁者，爱人”和“仁心之不容己”。一种彻上彻下的大爱始终通贯其身心内外。
第三，开悟者必是一位智慧的化身，必是一位理性的化身。因为本性即是一切智慧之源、一切理性之源。
第四，开悟者有天地气象，有涵化万物之能力。故开悟者可以自发地将与他有关联的人与物不好的一面向好的方面转化与提升，包括转化他人的疾病与心理障碍等。不仅如此，开悟者还可以给予他身边以及一切与他建立心灵联系的修行者以极大的催化、提升和保护，并能很好地清理和转化学人身心内外诸多逆缘和障碍，令其修学进度事半功倍。
第五，开悟者可以预知自己的死亡时日并能生死自主。当自己的肉体不堪再用时，可以自由地、自控地放弃它。但如果有特别的需要，开悟者也可以自觉地适当延长自己的寿命。
第六，开悟者有或大或小的各类神通。所谓的“神通”就是拥有那些超越常人的特殊能力。如开悟者在经历死亡时，可能伴随着大地震动、鸟兽悲鸣、肉身光化，或死后肉身未经任何防腐处理而异香满室并永远不朽（即金刚不坏身）等等现象。
第七，开悟者可以对此前一切圣贤的经论言行，一经接触当下即彻知其真意。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开悟前不识字，可一旦开悟后，对所有的经论，当别人为他诵读时，一经入耳即明晓其全部内涵。
第八，开悟者外表温和而庄严，他们都是人类文明，特别是人文文化和生命文化的最大开创者和引领者。他们拥有极大的创造力，因为他们融入了创造之源。同时开悟者有极大的穿透世事表象的智力，故开悟者有能力做众生之导师、世间之舟车。
…………
刚才归纳的这几点只是开悟者最为基本、最为共通的特征。如若展开详述，还可以进一步地归纳出几十种或上百种特征。另外，开悟者还存在着因流派不同、个体差异而出现的诸多非共通特征。开悟分两种，一种是“理悟”，一种是“证悟”。上面归纳的这些开悟者共有的基本特征主要是针对“证悟”者而言。什么是理悟呢？就是我们在理论上、在道理上、在文字上明白开悟是怎么一回事。而“证悟”就不仅是在理论上、在道理上、在文字上明白了，而是身心的一个实际的经验和证实。在历史上，有些人是先理悟后证悟，有些人是先证悟后，再反过来对一切古今关于生命的学说给予学理上的明透。还有一些人则是理悟与证悟同时获得，难以说清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另外，因学人身心素质不同，根性不同，类型不同，用功勤勉与否不同等因素，存在见道开悟的过程有迟速之差异。迟者需多生多世，最速者则可当下开显本性，识得本真，所谓言下大悟者是也。但即使是那些上根之人言下彻悟，也是有一定前提的。此前这些人都已经具有很好的修学基础了，在某个机缘下幸遇明师指点而“当下大悟”。因此一名合格的瑜伽导师，必须具有一种准确地识别出学人现处何境地、是何根性之手段与才能，而当下抉择出相应之教授。这就是孔圣的“因材而施教”。说到瑜伽的教育，其不同于现今学堂中之西式教育之处甚多。在数千年的瑜伽史上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很成熟的瑜伽特有的授受方式和传承法式。我们不妨名之为“瑜伽教育学”或“生命教育学”。“瑜伽教育学”如展开来讲，十分丰富。以后有机会再讲吧。
我们刚才仔细聆听了您关于瑜伽修行的最高成果——开悟和解脱的基本特征的描述。但我们发现一个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即这些开悟者，这些大成就者是否还有七情六欲？如果有，那他们的七情六欲和我们常人是相同还是不同？
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在魏晋时期，圣人有情（七情六欲）呢，还是圣人无情呢，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那时社会上最杰出的思想家都参与进来讨论这个问题，如王弼、何晏、钟会等人。有人说圣人是无情的。圣人嘛，怎么可能如我们这般俗人一样陷于情感和欲望之中呢？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是因为他已经化除了个己之情私和欲望而成理性之化身，不再纠缠陷溺于常人的情私与欲望。故而名之曰开悟者，或名之曰圣贤。
又有人说，圣贤是有情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圣人也是人，开悟者也是人。既然是人，就必然有情在。无情何以爱人？无情何以对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无情何以在丑恶面前挺身而出？无情何以涵物化民？如若无欲，何以圣贤们欲齐家治国，欲普度众生，欲开万世之太平？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圣贤不仅有情，而且他们的情、他们的欲是大情大欲，比你我常人之情之欲还要强烈还要深远。
圣人无情论或圣人有情论，似乎都有道理。我们的回答是：开悟者是有情的，但此情非一己之私欲私情，更非滥情；开悟者又是无情的，因开悟者通体上下皆是理性（本性）之化身，故其言行举止皆如理如法，公正清明，其间无丝毫夹杂个己之私情私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男女之欲与开悟之关系。当一个人在开悟时或开悟后会时刻处于一种极度的喜悦和获得生命内在自由的快乐之中。这种极度的喜悦和生命内在自由的快乐简称为“极乐”，即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源自生命内在的终极满足之乐。古代那些通过瑜伽修行而最终获得生命彻底觉醒后的瑜伽大师们为了让人们通俗地理解这种“极乐”的生命状态，时常将这种特殊的生命状态，比喻为或形容为常人在性生活达到高潮时的那种快乐。但这仅仅是瑜伽大师们勉为其难的一种比喻。其实当生命通过瑜伽等修证而获得彻底觉醒后生起的满足和重获自由的快乐，与通常的性生活中高潮的快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点不同在于：性生活中高潮的快感是偏向于肉体的，而生命获得彻底觉醒后生起的满足和重获自由的快乐是更倾向于心灵的和精神的。
第二点不同在于：性生活中高潮的快感是浅表的、短暂的，而生命获得彻底觉醒后生起的满足和重获自由的快乐是深层的、永恒的。
第三点不同在于：性生活中高潮的快感过后，时常带给人们的是空虚、疲劳和麻木等，而生命获得彻底觉醒后生起的满足和重获自由的快乐，它带给人们的是心灵更加充实，精力更加充沛，身心更加敏锐和更富于感受能力与反应能力。
第四点不同在于：性生活中高潮的快感时常令人们溺于肉体和感官之乐而难以自拔，而生命获得彻底觉醒后生起的满足和重获自由的快乐，可以很有效地令人们从溺于肉体和感官之乐中超拔出来，进入一种高度的宁静与超脱之中。
第五点不同在于：超出正常频率的性生活令人们短寿，加速身心的紊乱和朽坏，而生命获得彻底觉醒后生起的满足和重获自由的快乐，它带给人们的是身心内进一步的和谐、健康与长寿。因为开悟者对生死这个人生中最大、最深的幻觉业已觉知，并将自己的个体小我融入进本体这一永恒的无我之我中。
第六点，也即最后一点不同在于：性生活中高潮的快感与生命获得彻底觉醒后生起的满足和重获自由的快乐分属不同需要层面，故不可以相互取代。依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之“需要层次论”，性需要和性满足，和饮食需要、睡眠需要一样，在人类的需要层次中属于最低需要，即生物性的需要，或名之曰“本能需要”。而生命获得彻底觉醒后生起的满足和重获自由的快乐的需要，在人类的需要层次中属于最高需要，即存在需要，或曰“生命需要”，又名之为“人生的终极需要”。此需要在马斯洛的心理学中，被称之为“实现人生之需要”或“超越自我之需要”。瑜伽学和生命学则名之为“生命觉醒之需要”或“神（神性）的呼唤”。性之需要属于人类最初级和最基本之需要，而生命觉醒之需要则属于人类最高级和最终极之需要。故两者之间不可相互取代和混淆。
在东西方文化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思想：认为一个实现了生命彻底觉醒后生起满足和重获自由快乐的人，是不会或不可以再有性需要的。换言之，即一个实现了人生终极关怀的人，一个实现了生命觉醒的人，一个修行获大成就的人，是不会或不可以再有性需要的。还有一个思想是：一个有性需要的人是不可以或难以获得大成就的，是不可以或难以获得生命之彻底觉醒的。这两个观点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性需要和生命觉醒需要是对立的、冲突的、非此即彼的。人们只能从此两者中择取其一。
在印度有一个传统，就是认为瑜伽的修行必须禁欲，也就是说性生活与瑜伽的修行是水火不容的，是两者只能择其一的。印度自古以来都有很多的瑜伽苦行者，这是印度特有的一道人文风景。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都能轻易地见到他们的身影。但印度同样有另一个传统，就是认为瑜伽修行必须借助性生活，性生活中的性高潮是我们在未开悟之前经历和认识开悟的最主要途径。这个观点后来演变成了中世纪的“性力派”，又名“性爱瑜伽”。此派瑜伽极力提倡在疯狂的交媾中去体会开悟或获得开悟。性力派错误地认为，只需通过滥交和狂交即可达到瑜伽的最高境界——生命的觉醒和解脱。
盛行于中世纪的“性力派瑜伽”在印度历史上持续时间并不长，但它却对印度此后的文学、诗歌、雕塑、宗教仪式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自性力派兴起以后，印度文学与诗歌中遂产生了“香艳体文学”；在雕塑艺术方面涌现出大量的裸体雕塑，甚至出现了大量以表现动物交媾、人兽交媾和神与神交媾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位于现印度中央邦境内、被联合国列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性爱寺庙群的内外石壁上（这些寺庙群皆为纯石质建筑）的数万个以表现裸体美和人、神、兽等交媾为主题的雕刻艺术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以及印度教中盛行至今的男女生殖器崇拜（即林加）等皆为“性力派”影响下之产物。
所有的禁欲主义思想和观念其实质，即是将人类的性需要和生命觉醒需要尖锐地对立起来，强令人们从此两者中只能取其一。正如睡眠需要与对艺术的需要或爱情的需要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和矛盾一样，其两者完全可以并行而不悖，共存而不害。性需要和生命觉醒需要之间同样也不存在任何冲突和矛盾，它们之间同样可以并行和共存。因为性需要和生命觉醒需要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的，它们分属不同的需要层次。故任何人为地将其两者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也是不必要的。如果硬是将其人为地对立起来，其结果只能给人们带来更多抉择上的烦恼、灵与肉的决裂以及文化和观念上的分歧。
无论将生命觉醒与性生活极端地对立起来，还是“性力派”将生命觉醒与性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交媾是通向生命觉醒的最佳途径，其本质都是极其荒谬而陈腐的。这纯属历史性的误会或叫做历史性的误导。早就到了该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了（即两者之间毫无关系），不然我们将会一直纠缠于此问题而滋生出一些不必要的烦恼。
您谈到这里，让我想起印度的一位很有影响的人，叫“奥修（Osho）”。他1990年就去世了。但近十几年来，他的书陆续被翻译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并在中国瑜伽界里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奥修的书里就非常喜欢谈论性与生命觉醒之关系。其中有一本已经翻译成汉语的书，书名就叫《从性到超意识》。超意识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觉醒后的意识”。这本书所宣扬的思想，和您所介绍的性力派观点是一致的，也是提倡通过性来获得开悟。
关于奥修及其思想，我还是挺了解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那时候奥修的书刚刚翻译到中国来，我们就开始对这个人的学说和思想给予了关注。当时的翻译者有几个人，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名叫陶稀，一位很优雅的女士，任教于上海某名牌大学。我去上海时见过她，她带着我们几个朋友一起游玩了上海的几处景点，一起吃饭等。那时我们聊得很愉快，彼此引为知音。但自上海一别，我很快去了西藏雪域进行禅修和考察那里的瑜伽。再后来我就到了印度，所以与陶稀女士一别十几年。
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得到了她的电话和MSN号码，我们重新联系上了。那时我已经到印度一段时间了，奥修的一些主要门徒多次来拜访我，因此我对奥修的思想学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自与陶女士联系上后，我发现她对奥修的理解和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十几年前我们相见时的阶段。为了陈述我对奥修的看法，我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的底稿至今仍然保存在我的电脑里。过一会我打开电脑给你们看一下。
好的，非常想拜读一下您的大作。这两天我们倾听您的教导，收获之大无以言喻。我们这几位都是修学瑜伽十几年的人，但在这十几年里，您的教导是我们收获最大的一次，真正发人深省，如醍醐灌顶。您以后会常回国吗？多么希望以后时常能听到您的开示呀。
以后我会常回国的，只要需要，我随时回来。尽管这几年我在印度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在那里也有一些很钟爱我的学生和师友，但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在印度的这些年里，无论各方面情况有多好，但我始终有一种漂泊无依之感。在不久的将来，我想我一定会彻底回到国内，回到我的中国学生身边尽心，回到我的父母身边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