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此两段为《中庸》第四章全文。此两段是孔子从修养(工夫、践行、修持)角度论“中庸”,与上一段“中庸其至矣乎”不同。“中庸其至矣乎”是从本体论或从境界论角度论“中庸”。“中庸”可以从本体论、宇宙论、境界论、工夫论、体用论等这些主要角度来阐述和指示。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此句是接着上段“民鲜能久矣”而来。那么为何“民鲜能久矣”呢?至圣说那是因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知”与“智”通假。“智”复与“愚”相对。“知(智)”在孔子的辞语里,以及在整个数千年儒家的学统里,既指先验智慧(先验知识),也指经验智慧(经验知识),很多时候同时指先验智慧和经验智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世学者带来了困惑和麻烦:信奉先验智慧者,会不自觉地倾向于将这句话诠释成先验智慧;固守经验智慧者,又会不自觉地倾向于将同样一句话诠释成经验智慧。这就成了人们常说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中庸”是心性本有之重要属性之一。虽然有娑婆世界(经验世界、现象世界、他在世界、二元世界、物化世界),但此娑婆世界根源于清净世界,是由心性直接呈现或间接呈现而来。无论是直接呈现还是间接呈现,皆由心性呈现而来,则无争也。既然是由心性呈现而来,必须含有心性之所有内涵与属性,当然也就处处含有“中庸(中和)”。由是而知,无论是在经验世界,还是在先验世界,无论是在现象世界,还是在本体世界,“中庸(中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就是典型的“以中为用”“以中为道”或曰“守中为度”,简而言之,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过或不及。只要过或不及,就违背了中理。违背了中理,就违背了道理,违背了真理。违背了真理,必败。修养道德(唤醒、彰显和强化德性良知)是如此,成就世间百业(积累和运用闻见之知)同样如此。换言之,追求般若智慧需时刻守中、悟中、执中、成中、用中,追求经验智慧亦复如是。儒者有时候又称呼“中”为“度”,常言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内圣之修养和外王之百业),定要时刻参悟一个“度”字。把“度”掌握好了,做什么成什么;反之,“度”没有拿捏好,哪怕是很好的事,必然失败。这个“度”是什么呢?就是“中”。修养有修养的中(度),人生有人生的中(度),治国有治国的中(度),为学有为学的中(度)……任何事都有各自的中(度)。找到了此事的中(度),就是找到了成功此事的“诀窍”。由此而知,生活与人生,身心内外,大到天地万物,一切皆在中(度)里,得中(度)则得万物之精髓,则无有不成。能成事者,必善于守中、悟中、执中、成中、用中;不能成事者,必然不善于守中、悟中、执中、成中、用中。“知者过之”一句中的“知(智)者”不是指大智慧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小聪明人,如果是真正的大智之人,那他一定已经学会了守中、悟中、执中、成中、用中,哪还会出现孔子所批评的“过之”之病吗?故此句中的“知(智)者”只能是世智辩聪之辈。
道家称“中”为“火候”。火候与度完全同义。世间凡夫(孔子称之为“民”)难以悟中、守中、用中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知者过之”——小聪明耍过度了,“愚者不及也”——愚笨者无有恒心,浅尝辄止,火候不够,难以成事;若深一层地看,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养成学习和思考的习惯,没有得到学统和道统上的明师教导与训练;再深一层地反思,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切实地践行良知,没有真切地唤醒德性,没有走上德化人生之路,身心没有获得实质的净化与升华,能力不够所致。犹如婴儿举不起巨石,那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力气。同理,我们之所以无法守中、悟中、执中、成中、用中,那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够。因为我们能力不够,所以我们没法守中、悟中、执中、成中、用中。复因我们没法守中、悟中、执中、成中、用中,导致我们能力愈发弱小低下。如此恶性循环,如同死结,终生难解。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此句“道之不明也”与上句“道之不行也”不同。“不行”意为不能获得实现和落实,即俗语说的“行不通”“不能行”。“行”是践行之义,落实之义,身体力行之义。“不明”意为心智未开,身心混沌。“不行”自实践面说之,“不明”自意志面说之,虽有不同,但能力不足,不能守中、悟中和用中,其义一也。此句之“贤者”与上句之“知(智)者”一样,“知(智)者”非指大智上智明智之人,而是指世智辩聪之辈,此句之“贤者”同理,指世间小贤之人、机巧之辈。小智小贤之人有一共同之处,就是很会左右逢源,审时度势,虚伪善变,精于心机,巧言令色,不讲原则,没有操守,一切以有利于我为准。与“贤”相对者曰“不肖”。此句之“不肖”与上句之“愚者”相似,以今语言之,指那些脑子一根筋、呆萌傻愣、缺心眼之人,也含才能不足、品行不佳、没有出息等义。
无论是知(智)者,还是愚者,无论是贤者,还是不肖者,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过”或“不及”——不能守中、悟中与用中。“不能”者,能力不够之义也。佛家所谓的“其力未充”与儒家所言的“能力不够(过或不及)”完全同义。此“能力”很广泛,包括:理解力,实践力,觉知力,自控力,自律力,综合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领悟力,洞察力,禅定力,彰显力(将心性中的十力彰显出来),创造力,生命力,“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包容力(含化力),慈悲力,等等之力。大家可随宜而举。“其力未充”之能力或曰力量,既指经验智慧内的各项能力,也指先验智慧内的各项能力;既指基于人性而建立和显发出来的能力和力量,也指基于德性(良知)而建立和显发出来的能力和力量。但不包括兽性之力。兽性之力是暴力,蛮力,机构力,本能力,情绪化的非理性之力,破坏(趋死)力,敌视仇恨(拒斥)力,盲目的冲动力,等等。这些力全部是要用人性力和德性力掌控、净化、转化和升华的,无一不是孔子所言的“过”或“不及”
之力,非悟中(中和)之力,非用中之力,也即非有益之力。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孔子紧接着例举了一个生活里常见之事:我们天天喝水、吃饭,但少有人能把水喝明白的、把饭(味)吃清楚的——“鲜能知味也”!《大学》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曾子从“心不在焉”来释“食而不知其味”,可谓一语中的。那为何“心不在焉”呢?即为何整日里失魂落魄或杂念纷飞呢?那是因为“其心不正”:没有进行深入而严格的“正心(修身)”修持与践行之故。正心者,自净其意也。自净其意者,依圣贤教化而痛切反省之谓也。
《论语·尧曰》云:“所重:民、食、丧、祭。”这是说西周时期,圣王们治国理政最重视四者:人民是否安居乐业,饮食,丧葬和国家每年几次的大型祭祀(春祭、秋祭、郊祭等)。自尧舜禹以来,圣王们制礼作乐,饮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圣王们看来,饮食不仅可以解决生理上的饥渴问题,它还是礼乐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甚至是道的重要载体,岂可小视哉?故《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诗经》里也有大量涉及食材、调味品、饮料、烹饪技法和饮食礼仪与等级制度的记载。反映西周历史的《尚书·洪范》谈到周代的八政是“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其把饮食列为八政之首。
孔子十九岁娶妻,二十岁时喜得一子。其时孔子任国家仓库管理员之职,很得当时的鲁昭公赏识。鲁昭公知道孔子得子后差人送了一条大鲤鱼给孔子作为祝贺。孔子视之为莫大的荣幸,于是给儿子起名曰“孔鲤”,字“伯鱼”,以此来表示对国君赐鲤的感恩与纪念。“鲤鱼”的原始身份只是美味的食材而已,但在鲁昭公与孔子这里,它已远远超出了食材的价值,被赋予了文明之内涵,上升到了五伦之一的君臣情义之高度,故知“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君主有关怀,臣子懂感恩。这就是孔子终生追求的重建“礼乐制度”和“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君臣有义 。
广义而言,所谓“礼乐制度”,即是全面构建以德治国为主、以法治国为辅的治国模式;所谓“礼乐文明”,即是将全民引向德化人生之路、成就圣贤之路、通过道德觉醒来实现心性回归和生命解脱之路,将“终极关怀”作为全民首要人生目标与生活核心的思想体系与价值体系。
民以食为天。有得吃和吃得好,这两件事一直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在《论语》里就有多处关于孔子于饮食方面的记载: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论语·乡党》)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饩)。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论语·乡党》)
祭于公,不宿肉。(《论语·乡党》)
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
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斋)如也。(《论语·乡党》)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论语·乡党》)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
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是万世师表,开“有教无类”之先河。孔子也是第一位收学费的教育家,学费在当时被称为“束脩”,这是孔子规定的拜师礼。“脩”与“修”通假,束脩即束修。“束脩”指干肉或腊肉,总之是能放得久的肉。修即条,一修即一条,一束即一捆。一捆是多少?不一定,有八条为一捆(一束),有十条或更多为一捆(一束)。一束修即一捆干肉或腊肉。此肉是猪肉还是牛肉?还是别的肉?无记载,后人倾向于认为是猪肉。每条是多大一块肉?也无记载,后人倾向于认为“一条干肉”就是一整块猪前腿肉或猪后腿肉。孔子的学费是每人“一束修”,大约八至十条干肉,也即八至十块猪前腿肉或猪后腿肉晾干而制成的干肉。在那个物资匮乏、战乱频仍的年代,这个学费还是蛮高的。孔子以不菲的学费之方式,向世人强调着道尊德贵,强调着“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
后人通过《论语》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记载,认为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美食家,对美食或者说对饮食文化颇有研究。无论孔子是否为美食家,《论语》里这么多处关于孔子饮食的记载,而《论语》又是汉文化圈里影响最广大、最持久的“第一圣经”,客观地推动了华夏饮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使得中国(包括整个汉文化圈)成为世界上饮食文化最为丰富和发达的国家 。
饮食里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那个“中(度或曰火候)”难以把握,要么过了,要么不及:盐放多了或少了,煮久了或未煮熟,肉切得太厚或太薄,等等。在我的安徽老家有腌菜的习惯,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我们都会用盐腌制。肉类腌制后放于屋檐下晾晒,蔬菜腌制后从坛罐中取出即可食用。但有些人腌菜,每次所腌制之菜必然于坛中腐烂变质,我们老家俗语称这类人为“臭手者”。有“臭手”的人不能腌菜,需请他人来帮忙。食材、菜坛、食盐、流程等完全一样,唯一差别就是食材由不同的人用手将其放入坛内,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无独有偶,同样的食材、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但不同的人做出来的饭菜,口感却差异巨大。儒家对此的解释是:各人秉性不同、习气不同,故他们做出来的饮食或接触过的东西,就会截然不同。佛家也有类似的解释:因为各人的业障不同,善业大者对所接触的东西会产生有益之影响,恶业大者对所接触的东西会产生不良之影响。我们所传承的茶道(禅茶)就明确地指示出:不同业障者、不同习气者,拿起茶壶将茶水倒入杯中,仅仅是这么一个短暂的过程,茶壶里的茶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饮者入口即知,各人所倒之茶的口感,差异大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由是,古人云:茶虽小术,可通大道。或曰:茶中乾坤大,杯含无尽意。不仅茶道如此,其他饮食之道也是如此,貌似平常,实则内涵丰富而深刻。故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凡夫(儒曰平民)之所以是凡夫,因其皆陷溺于六根、六尘与六识之中,执着为我,不能自拔。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大人之所以是大人,正是在于他们不为六根、六尘与六识所惑与所缚,提撕警觉,向上升跃(儒曰下学而上达 ),超越封限,豁然通达,彰显心性于当下而获生命之觉醒,得悟圣贤教化之不虚。
将佛家《楞严经》中药王、药上二法王子的修学与证悟之报告,再旁观其他大阿罗汉与大菩萨们的修学心得,与吾圣“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之教,相互参照,必有诸多之启发。由是可知,吾儒言语,每每朴素简易,但皆涵义隽永,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