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此句为第二十五章之首段。此句吃紧，学者务必用心留意。此句是对上句“至诚如神”的进一步诠释：诚者安处于忠诚无伪之状态，安处于心性（明体）之中，将身心一切主动地托付于它，坚定地认心性（明体）为自己（的真主人，即真实之我、无我之我，简称“真我”）。一阴一阳谓之道，即一隐一显谓之化。“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整个过程是在全自动下完成的，即是在无我、无为、无执下，自发、自律、自然地实现全过程的。此谓“诚者，自成也”：不需要给予特别之引导和指示，修行者只管一诚到底即可，其他的会在自动、自发下次第实现，逐步完成，直至最后之化境——大而化之之化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之化境，“止于至善”之化境，参天地赞化育之化境，大成至圣之化境。

“而道，自道也”，朱熹于其《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曰：“‘道也’之道，音‘导’。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朱子训“自道也”之“道”为“导”：道（心性）自己就是自己的导航，自己知道路在何方，无需它助。此释十分确当，但此释非能尽此句之全蕴，盖因此句除朱子所释之外，其“自道也”尚有“道之在其自己”之义。即“自道也”有自导义和自在义之二义。

心性内涵着自律性、自足性、自生性、自明性、自觉性等，内涵着至真、至善和至美，这一切皆为先天本有，不存在“谁让它们如此这般，而不是如彼那般”。“道，自道也”：没有人让它们这个样子，是它们自己让自己这个样子的——这句话等于什么都没说，也等于什么都说了。这是所有事物（或曰存在）的终极境界或曰终极状态，此终极存在状态，儒家曰“道，自道也”之“自道”，佛家曰“得大自在”之“自在”。何为“自在”？即全然依赖自己而存在，不依赖其他而存在。自在状态即心性状态，反之，心性状态即自在状态。自在等于解脱，他在（依他而在）名曰束缚。依赖谁即受谁之束缚，唯有自在方名解脱。获得多少自在，即获得多少解脱；彻底获得自在（得大自在），名曰“终极解脱”。“终极解脱”等于心性全然在其自己，等于心性之自身。“心性之全然在其自己（即大自在）”，《中庸》称此为“道，自道也”：道之在其自己，道之不离自己，道永远是其自己。

为什么“诚则形”？没有“为什么”之问。道，自成也，自道也（道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不存在“为什么”之问。道，自成也，自道也（道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为什么”之问是多余的。道，自成也，自道也（道就是这样子的）。依此类推，无不如是。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诚者，物之终始”可有数解。阳明将“物”释为“心中之物”，即心中的私心杂念、自我小我等。儒家强调的“格物”，在阳明看来，就是认清和格除心中的杂念与自我，在朱熹看来，“物”指身外之物，即外在现象世界里的事事物物，“格物”就是探索这些身外的事事物物之理。朱熹所言“格物”，落入了经验主义之中，是全然从经验主义和感性、知性的角度来诠释儒学的，所得当然不出经验智慧范畴。王守仁自龙场悟道后开始反对朱熹，其所反对者根源于阳明认定朱子与儒家之基本精神不能相应，没有突出儒家之为儒家的内圣之道。在阳明看来，儒家之所以是儒家，在于良知德性，在于内圣之道，在于中庸之道，在于德性之知，而非见闻之知（尽管儒家同样提倡见闻之知，但儒家之精髓在于“下学而上达”“深造而自得”，需将所学提升上来、超越上来而进入形而上之领域，以达良知觉醒之目的）。

顺着朱子的经验主义儒学基调，可以开展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正是东方文明之所缺，为东方文明最大之不足之处。可惜后世学者并没能顺着朱子所开创的经验主义道路推进下去，故而也就没能开展出构成体系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直至十九世纪才由西方输入（引进）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至于今。非常让人迷惑的是朱子也大谈“下学而上达”，警示学者不可束于字句、溺于辞章，务必“学达性天” 而后已。但其所谓的“下学而上达”，是指从感性上升到知性，也即是必须将感官方面的零散认识进行一番思维（反思）与综合后，才能提炼或曰整理出经验智慧。换言之，朱子所言之“下学而上达”是由感性上达于知性，由感官所获零散信息上达于思维并进行一番逻辑推理和综合后，提炼出经验智慧之过程，并非指儒家传统意义上的“上达于形而上，返还于先天，超越见闻之知而进入德性之知”之义。孔孟也强调“下学而上达”，朱子也力倡“下学而上达”，语句无别，但内容迥异也。

阳明是儒家最后一个精通良知德性之人，终生为致良知教而奔走呼号。阳明将“物”诠释为“所有阻挡和封限良知（心性）彰显的障碍物”，如自我、私欲、所知障、五毒、兽性等。这些障碍物不超越、不化除，良知终不得显，成德之教终不得落实，故需用“诚”之工夫来层层化除这些障碍物，由是方可从身心和自我之严密封限中步步超越出来，最终实现“参天地，赞化育”的圣贤之境。

《中庸》此段“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之“物”字，既包括朱子经验主义之“物”，即外在的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也包括陆九渊和王守仁“心学”之“物”，即内在的一切封限良知彰显的障碍物。在次第深化的自诚工夫中层层化去，既化去外在物理世界之万物，也化去内在封限心性呈现的所有障碍物，包括整个身心也要一并化掉，最终全部融化为心性本身，成为心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明体中极度抽象而又极度真切的存在。凡夫感官所感知的一切皆为虚幻和颠倒，皆为心性在离其自己之时临时呈现出来的颠倒之相，当心性回归自己后，成为在其自己之时所呈现之一切才是真相。那时事物不再是事物，而是真善美的具象化存在，是般若智慧的具象化存在。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如从本体—宇宙论（即义理）的角度解释则是：诚者，心性之别名也。一切存在（虚幻的和真实的）皆为心性之表现（虚幻是心性在离其自己状态下的表现，真实是心性于在其自己状态下的表现）。如无心性（诚），则所有虚幻存在和真实存在，统统没有。如从工夫（修行）的角度解释则是：一诚到底，彻内彻外，彻始彻终，彻上彻下，于“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之明体（心性）中，一切彻底化除，内之身心、外之现象世界于明体（心性）中，彻底脱胎换骨，四大皆空，五蕴非有，“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一切皆为义理之存在，一切皆为道德之体现。天地与身心，皆为良知之具体化存在，除了良知再无其他。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唯有“自诚”之道，在“自成之，自道之”前提下，引领我们经过“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而成就圣贤，获得终极解脱与生命圆满，此为深造而自得之道，此为中庸之道，此为大学之道，此为孔孟之道，此为华夏千古不易的圣圣传心之道。如是之道，安能轻忽乎？是故自诚之道，君子所贵也。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此段非常重要。其重要之处在于明确地指出“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在自诚工夫的一路通化过程中，亦即在“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的过程中，不仅只对内在身心进行“形、著、明、动、变、化”之脱胎换骨式的净化与转化（由心性之离其自己转化为在其自己）——这只是自度与自利，当自诚工夫不断深化和拓展后，还将突出身心而彻上彻下、彻内彻外、彻始彻终，逐渐地将他人和整个物理世界含摄进来，含摄什么即转化什么（由心性之离其自己转化为在其自己）——名曰度人与利物。“成己”即成就自己，“成物”即成就他人和整个现象世界。整段经文可释为：自诚之道，不仅是净化和转化身心内在世界的不二法门，同样也是净化和转化外在现象世界（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唯一道路。

佛家明确指出：仅求得个人身心解脱之人，名曰罗汉，其境界为小乘；不舍众生，含摄整个现象世界而成就者，名曰菩萨；菩萨修行至圆满者，名曰佛陀。儒家的《中庸》于此处同样明确指出：自诚之道，不仅可以“自成”，还需要含摄整个家、国、天下，还需要含摄整个物理世界，一并成就之，此方为成德之教，此方为圣贤之道，同样为《易经》“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之化境，如是方可名曰“止于至善”矣。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通过自诚之道以成就自己（获得身心全面解脱与觉醒），这是“仁”。仁者，自爱也，自明也，自诚也，自觉也，自救也。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自诚之道于含摄整个家、国、天下和物理世界，如同释迦牟尼佛那样含摄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为自己所教化（教导与转化）之范围，这是“知”。佛化之国（范围），谓之“佛国”。“成物”者，化成天下也。此“天下”二字，既指整个人类社会，也指物理世界，两者皆含摄于诚明（心性）之中而通化之，成就之，圆满之。

仁（大慈大悲、博爱、天下一体）与智（德性之知、自明、自律和本觉），皆为心性之重要内涵与属性，两者于心性之中融合为一，不分彼此。故仁者，智慧之别名也；智者，仁义之别名也。由是，成己者，既是仁义之成就，也是智慧之成就；成物者，既是智慧之成就，也是仁义之成就。故此段可试着更改为：“成己，仁也，亦知（智）也；成物，知（智）也，亦仁也。仁智双彰，所以成己成物也。”

“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狭义之“诚”是工夫之诚，即通过人的自诚之道，以实现诚而明之、明而诚之的良性循环。此良性循环一路下去就是“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之道。此诚而明之、明而诚之的“明”，是无相光明（佛曰般若，儒曰良知）之子光明；心性本身是无相光明之母光明。不是心性含着母光明，而是心性本身就是母光明。通过自诚的实践工夫，通过忠孝的实践工夫，通过致良知的实践工夫，次第经过“形、著、明、动、变、化”而至最后一环——化境时，即子母光明彻底融合而实现“子母光明会”，此时已无法分清何为子光明、何为母光明。故子母光明会后，主客、物我、内外、心物、能所、时空等一切二元全部于心性之中彻底超越而消融为一（一者，中庸之别名也）。二元是心性离其自己之必然产物（固有特性）；超越与融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心性之在其自己之必然产物（固有特性）。从子光明角度看，忠诚仁义是个人的可贵品德；从母光明（心性之自身）角度看，忠诚仁义皆为心性本有之内涵与属性，非从外来，亘古长在，故曰“性之德也”——心性本有之功德（功能）。此性德（忠诚仁义）超越一切二元而又含摄一切二元，“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切全部为其笼罩和含化。

“故时措之宜也”：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心性含化内外一切，自诚之道彻上彻下、彻内彻外、彻始彻终，不仅所有空间为其所含，所有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同样为其所含化。故任何时间都是其含化之时间。有禅诗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可与“时措之宜”差强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