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此三段为《中庸》第十八章。此章摘引了孔子一段很长的话。先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四个人：姬历、姬昌、姬发和周公旦。

季历：姬姓，名历，季是排行第三之意，故名季历，尊称公季、王季、周王季，周太王之末子，周文王之父，周武王和周公旦之祖父。

季历接位后，师承古公亶父遗道，笃于行义，领导部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训练军队，又与商贵族任氏通婚，积极吸收商文化，加强政治联系。在商王朝的支持下，他对周围戎狄部落大动干戈，不断扩张军事实力，商王文丁时，受封为“牧师”和“西伯侯”，成为西方诸侯之长，后因权重遭忌，被文丁软禁了一段时间后杀害。周人葬季历于楚山。

复次介绍周文王。《史记·周本纪》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姬昌（周文王、西伯昌，前 1152—前 1056），岐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人，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在位五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被孔子称为“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中最杰出者）。

文王在位期间，勤于政事，重视农业生产；广罗人才，拜姜尚（姜太公）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收服虞、芮两国，攻灭黎、邘等国；建都丰京，为武王灭商奠基；创制周礼，被后世儒家所推崇。公元前 1056 年姬昌崩，葬于毕原，公元前 1046 年被周武王追尊为文王，后被武则天追尊为始祖文皇帝。

《史记·周本纪》记载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风气，使周国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在治岐期间，姬昌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与子不连坐等。姬昌本人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周国。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商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也就是命犯人走在涂满油的铜柱上，犯人一滑倒就会跌落到火坑里，顿时皮焦肉烂。但是商纣的宠妃妲己看见此惨状却笑个不停，所以商纣就一直强逼犯人这样做，以博得妲己一笑。姬昌很是气愤，诸侯和人民无不痛恨。姬昌向纣王表示愿意献上周国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以此换取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姬昌的要求，废除了炮烙之刑。姬昌更加赢得天下百姓的爱戴。

周文王二年，周攻灭邘（今河南沁阳北），三年攻灭密（今甘肃灵台），五年攻灭黎（即“耆”，今山西省长治县境）等国，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的后顾之忧。戡黎、伐邗实际上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周文王六年，周灭崇（今西安市鄠〔hù〕邑区），建立丰邑（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筑灵台，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称丰京。

接着周文王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之势，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天下诸侯多归服于周，而殷商已处于高度孤立之境地。岐周国力的增强壮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侯（姬昌）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于羑里。

《史记》载：“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说文王善演《周易》，现今的《周易》就有文王的整理之功。《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相传在上古时，伏羲氏创造《先天易》（先天八卦），神农氏创造《连山易》（连山八卦），轩辕氏创造《归藏易》（归藏八卦）。后来，据说经过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并撰写了卦辞、爻辞，世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再经过后世周公和孔子等人的推论解读，才形成了留传至今的《周易》一书。经过历代文人学者的传承，文王整理的《周易》成为中国文化之《圣经》，是公认的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

自《周易》之后，伏羲等人之《先天易》《连山易》与《归藏易》俱已失传。至于失传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文王将此三易之思想和要义全部吸收进了《周易》之中，故仅一部《周易》足矣，此三易无需再传，故而失之。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有“《易》更三圣”之说，意为《易经》经历了三位圣人（伏羲、文王和孔子）的开创与丰富，最终才得以体系完备：伏羲画八卦，始有《易》之书；文王演六十四卦、撰写各卦之卦辞与各卦之爻辞，自此《周易》诞也；孔子为主，七十二弟子为辅，撰述《十翼》巨著。于是《易经》彻底脱离上古卜筮之书，成为集中阐述儒家义理体系最为完备之作。

《史记》也肯定《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但有人根据《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国大臣散宜生重价购得驺虞、鸡斯之乘、骊戎文马、有熊九驷及有莘氏美女给纣王。纣王大悦，“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此之多！”于是下令赦免姬昌出狱，赐予其弓矢斧钺。

周文王的临终遗言，名曰《保训》 ^[1] 。“中”或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核心思想，直接影响了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叹的孔子，致使孔子再三地盛赞“中道”，并将“中庸之道”定为儒士（君子）修学的最高境界。这也直接致使孔子之孙子思将其著作命名曰《中庸》。

复次介绍文王之子周武王（？—前 1043）。周武王姓姬，名发，西周青铜器铭文常称其为“珷王”，岐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人，周文王姬昌与太姒的嫡次子，西周王朝的开国君主，被后世尊崇为古代明君。

约公元前 1056 年文王崩，姬发继位，号为武王，尊其父西伯昌为文王。文王临死时嘱武王早图克商。武王即位后，继承父志，重用太公（姜尚）、周公（姬旦）、召公奭（shì）等人治理国家，岐周日益强盛。

商朝在暴君纣王的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腐败，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他即位九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将都城由丰（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

受命十一年（约前 1046），武王探知纣王更加昏庸暴虐。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商纣王不顾虑财政，持续发动征讨东南夷族的战争，已把商朝弄得国困民乏。武王同姜尚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武王决心已定，不迷信占卜，毅然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甲士 4.5 万人，进攻商朝首都朝歌。大军到达朝歌郊外 70 里处的牧野（今河南省卫辉市南），各诸侯率兵车四千乘会合。纣王闻知周兵已到，调集都中士兵，再加上把囚犯、奴隶、战俘武装起来，共起兵 17 万（一说 70 万）相迎。双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在战前向全军发表誓词，历数商纣的罪恶，说明伐纣的正义性，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决战开始后，周军士气高涨，奋勇冲杀。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的攻势下一触即溃。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身死。周武王以钺砍纣王遗体，代表诛杀商纣，殷商正式灭亡。史称“武王克殷”。

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对周朝开国元老实行了大分封，如将姜尚封于齐，周公（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等等。据说，周初总计分封了 71 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 15 个，同姓之国四十余个。封邦建国的目的是加强对各地的统治，并将其作为周王室的屏藩。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自上而下层层统治。自此，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走向成熟。

“武王克殷”三年后（约前 1043），周武王驾崩。武王年寿有九十四岁、九十三岁、五十四岁、四十五岁，甚至有六十多岁等多种说法。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即周陵）。由周公旦、召公奭和太公望辅佐继承人成王。

武王死后，其子姬诵继位，为成王。成王年少，天下初定。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淮夷，发动叛乱。周公毅然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放逐了蔡叔，收服了殷商余民。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周公奉成王之命负责营建洛邑的工作。

洛邑建成后，成王亲自来到洛邑王城，大会天下诸侯和四夷君长，并将跟随武庚叛乱的殷遗民迁进成周，以便控制。周公还制礼作乐，建立了周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成王曾亲自讨伐东夷，使东部得以安定。成王死后，继位的康王继承先王的事业，勤于政事，平易近民，刑罚几十年不用，社会更加安定。

最后介绍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因其最初之采邑在周（今陕西省岐山县。周朝建立后受封鲁国，为鲁国开国国君），爵为上公，故称周公。西周初期的周公因在政治军事、思想教育等领域皆有十分杰出之造诣，故被后世尊为“元圣”。

周公一生的功绩可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编订出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典章制度（类似于后世之宪法），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

据何尊铭文记载，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位置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设想，武王还曾为此夜不能寐，对周公叹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巩固新政权，周武王曾考察过伊﹑洛二水一带的“有夏之居”，准备于此建设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实行便驾崩离去。周公摄政的第五年，正式开始大规模营建成周洛邑。

由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城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十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的通道。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因此地原有鄏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鄏”。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的殷民住地叫“成周”。

据《尚书·周书·洛诰》载：当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典，周公带领百官，让他们在旧都熟悉礼仪之后，再跟从成王前往新邑。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了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据《尚书大传》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其从，耻其行而不见其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周公摄政期间，在继承《万》舞的基础上，于六年制礼作乐时，主持制作了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武舞《酌》，加上武王所作的武舞《象》，合称《大武》；七年洛邑告成，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yù）”——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予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或更早确立）。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旦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的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并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成王派召公主持营建洛邑、周公去视察时所作。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周公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治国理念，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的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周孔”，或将孔子、颜回并称“孔颜”。直至北宋前期才将《孟子》上提到与《论语》并重之地位，自此始有“孔、孟”并称和“孔孟之道”之语。

周公制礼，是周公一生中最主要的功绩之一。礼制发源极早。“礼”字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据《说文解字》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由是判断，最初的礼只是人们祈求鬼神的特定仪式。周公“制礼”则是为了满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孔子曾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初的礼乐是沿袭夏、商而来的，不过，在周初，其由以周公为首的西周贵族和士大夫（知识分子）集团陆续加以厘定、增补、汇集、升华，渐渐系统化为法定的国家制度。《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荀子·礼论》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经过周公修订的礼乐，则主要用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宣扬道德理想，与其说周公制礼作乐，不如说周公对殷礼进行了一番深化和系统化，以适应新生政权行使德治（以德治国）之需要。

周公制礼作乐，并非仅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礼和置换典礼所用之乐歌，而是涉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近代学者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不同于殷人的社会制度，虽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礼作乐时亲手制定，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摄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周代社会制度的基础。

作为“人情所不免”的音乐，本就是随人类文明而发展的。在中国，如果从贾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阶算起，乐（含音乐和乐器）在中国至少有九千年的发展史。乐既反映和表达人的情感，也显现多种功能性意义，但乐作为礼制之用途而处于如此突出的位置，的确应从周公始。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音乐与礼制相结合形成常式与风格，当依等级观念在使用过程中按用乐类型、乐器数量和乐舞承载人数之多寡分出尊卑贵贱之后，也就成为了“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即礼乐和俗乐。所谓乐分礼与俗。由此来看，周公乃是开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之先河者也。

周公制礼，着眼点不限于诸侯，他较多关注下层庶民。周公封胞弟康叔于商都朝歌。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了夏殷的统治经验后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致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拜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周公作三篇文告给予康叔的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是殷人的腹心地带，该地区的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之地，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文告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旦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的，但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像“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车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像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像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那样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周公还政三年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终前，周公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之后周公被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也。”

整段生僻字词注解如下：

“父作之”：指父亲王季（姬历）为文王开创了基业。“子述之”：指儿子武王继承了文王的遗志，完成了统一大业。“缵（zuǎn）”：继续，继承。“大王”：即王季之父古公亶父。这里“大”字古读“太”。“绪”：事业。此指前人未竟之功业。《诗经·鲁颂·閟宫》：“缵禹之绪。”“壹戎衣”：即歼灭大殷（商朝）。因为“壹”同“殪（yì）”，歼灭。“戎”：大。“衣”：“殷”之误读。郑玄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据《尚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另一说，披挂战袍伐纣取胜夺得了天下。“末”：老，指周武王的晚年。“追王”：后代加封先祖以“王”的称号叫追王。王，动词用法，即尊……为王。“期”：指一整年。“丧”：丧礼，指处理死者殡殓奠馔和拜跪哭泣的礼节，古为“凶礼”之一。“期之丧”：一周年的守丧期。

此段经文大意如下：

孔子说，古代帝王中无忧无虑的，大概只有周文王吧！因为他有贤明的王季做父亲，有英勇的武王做儿子，父亲王季为他开创了基业，儿子周武王继承了他的遗志，完成了他所没有完成的事业。

武王继续着太王、王季、文王未完成的功业，灭掉了殷，取得了天下。周武王这种以下伐上的正义行动，不仅没有使他自身失掉显赫天下的美名，反而被天下人尊为天子，掌握普天下的财富，世代在宗庙中享受祭祀，子孙永葆祭祀不断。

周武王直到晚年才承受上天之命而为天子，因此他还有许多未竟之事业。武王死后，周公辅助成王才成就了文王和武王的德业，追尊太王、王季为王，用天子的礼制来追祀祖先，并且把这种礼制一直实行到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平民）中间。周公制定的礼节规定：如果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的，父死就要按大夫的礼制来安葬，儿子按士的礼制祭祀；如果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的，父死就要按士的礼制安葬，儿子按大夫的礼制祭祀。为旁亲服一年齐衰丧的礼制，从庶人实行到大夫为止。为父母亲服三年斩衰丧的礼制，一直实行到天子。给父母守丧本身没有贵贱之区别，天子、庶人都是一样的。

子思引夫子这一长段言语，旨在阐明孝理、孝义。重点有三：

其一是“父作之，子述之”：如果是利民之业、利国之业、正义之业，为人子者，需如王季（姬历）、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周成王（姬诵）等父子、兄弟、叔侄、君臣那样，代代传承前辈之遗愿，竭力完成前辈未竟之事业，此方为真孝也，方为真忠也，方为真诚也。此真孝、真忠、真诚，显于家族者，为完成父辈们未竟之事业，此为忠孝外层之意义与价值也；显于社会天下者，则实现了人性之最大彰显与落实，此为忠孝内层之意义与价值也；显于身心生命之内者，德化人生与昭明良知贯通于生前死后之终生，此为忠孝密层之意义与价值也。忠孝之极秘层（第四层）之意义与价值，即心性永远持守其内涵与属性而不失，以实现儒家圣贤们与佛家如来们之法身圆满成就，或曰终极归宿之圆满成就，或曰仁之在其自己之圆满成就，或曰良知之在其自己之圆满成就，或曰忠孝之在其自己之圆满成就。

其二是“周公成文武之德”：儒家或曰华夏文明，始终紧扣着德性与人性。德性（佛性）的核心是无我前提下的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一味地牺牲自己以成就他人；人性的核心是公平原则与正义精神，无论是于自己还是于家国，为了维护公平与正义，完全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包括使用武力和战争来达成此目的。所以儒家之士是包括文士与武士两类的，夫子本人就亲自指挥过几次战争和军事行动，且于己十分不利的局面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获全胜。周孔二人，皆是“成文武之德”，将文治武功发挥到极致之圣才。后世儒生，或能文而不能武；后世武夫，或能武而不能文。此皆非华夏之正统。

其三是“父母之丧，无贵贱”：丧礼或因身份之高低而有别，但丧礼作为孝心之外现，则无别。任何人皆需尽孝心、明孝理、践孝行，并用此孝心、孝理和孝行来提升自己、净化自己和觉醒自己，同时也以此来淳化家风与乡俗，使民心归厚也，使乡风淳朴也。

孝与忠、孝与诚、孝与敬、孝与义、孝与礼、孝与乐，名相不同，理趣无别，一而已也。是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1]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太子发交代了些什么？我国古史书籍中从未见过。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专家们认为遗言里“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这篇简文共有 11 支简，每支 22 至 24 个字，其中第 2 支简上半部分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的长度只有 28.5 厘米，是“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并被命名为《保训》，现已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中。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据刘国忠教授介绍，从《保训》简里，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周文王的对商策略、了解周人的治国理念，还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江林昌教授认为，“中”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