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此为《中庸》第十一章全部经文。“素”：按《汉书》当作“索”，搜索、探索、索取之义。“素隐”：搜索古怪的言论和歪理邪说来悚动他人。“行怪”：好作怪异荒诞的行为来引人关注。“素隐”与“行怪”的动机相同：通过哗众取宠来实现满足私欲和欺世盗名之目的。这样做或许能取得一定的成功，甚至让后世都能记住你，将你载入史册（很可能是遗臭万年）。但我（孔丘）是断然不会做这些事的，因为我已见道，已定性，已明白人生方向（彰显心性，德化人生）。

“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也可有另一种解释：那些喜好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人，他们的言行能迷惑人们一时，但纸里包不住火，只要给够一定的时间，所有事物都会慢慢地呈现出其真相和本质，那时谁真谁假，一目了然。时间能让一切现出原形，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孔子是第一位真正的史学家，编订了第一部史学专著：《春秋》。自孔子开始，中国就成了一个史学意识特别深厚的民族，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受此风气所影响，皆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此历史意识成为中华民族最大的行为规范和戒律，每于决策之时，习惯性地反问一声：我这样做，后人（历史）会怎样评论我呢？为了能在后人心目中有一个良好形象，不给祖宗丢脸抹黑，为了能在史书里留下一句好评，免受后人诟病，人们会竭尽所能地弃恶从善，自强不息。

孔子所处的人类“第一轴心”时代，其时全世界几乎所有圣哲全部心知肚明：现阶段人类才刚刚获得主体觉醒或曰“‘人’的意识” 之觉醒，再或曰人性的初步觉醒，此时人们对高于兽性和人性之神性（佛性、德性）的认知极为模糊而遥远，处在普遍将神性人格化（亦可曰神格化）的阶段，并对这些人格化的神灵们顶礼膜拜和建构起一系列的宗教教义、学说、仪式和神职人员体系。简言之，即这个时期的人类处于文明之初、人性乍醒的宗教和神话统摄一切的阶段，人类意识普遍处于很低级的阶段，如同一个人的少儿时期。

《论语·述而》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与《中庸》此处引述孔子的“素隐行怪，……吾弗为之矣”，皆在说明，将至圣放在当时全球范围内来看，孔子不仅高人一等，还高圣一等。一般圣贤都选择了顺世而为——既然人类处于意识觉醒和成长的初级阶段，如同一个人的少儿时期，既然此阶段人类文明恰好处于以宗教和神话为主流的时期，那就不要逆流而动了，顺世而为吧。孔子并非不知其所处时代是宗教和神话压倒一切的时代，是以神为本（神本文化、鬼神文化、巫术文化）的时代，是于浓重的神灵和神话流行风气中遗失和淡忘了“人”的时代，是人性之觉醒程度还处在很幼稚阶段的时代（若人性觉醒程度不够，则德性也不可能获得很好的觉醒。因为德性是建立在人性充分觉醒基础上的，人性之极致即是德性。人性是德性的初级阶段，德性是人性的终极阶段。人性与德性是同一本性的两个不同的觉醒阶段）。

孟子称赞“孔子，圣之时者也”，不能仅仅理解成孔子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与时俱进之人，其更深之意为：孔子是对其所处时代特色和历史文化，反省和参悟得最为透彻的伟大圣哲。其“不语怪、力、乱、神”和弗为“素隐行怪”，以身作则，提倡和引导大家回归简易朴素的日常生活和修学活动。这不仅仅是孔子之个性使然，乃是经过至圣深思熟虑后的自觉与理性之行为。他洞察出人类将德性（神性）不自觉地人格化（神格化），并在人格化（神格化）基础上建构出一个又一个宗教体系、神话体系、祭拜体系、信仰体系（含神职人员等级体系）等等，这是非常有害的。其害大要有三：

首先是宗教体系将无形无相、无始无终、“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先天本有、形而上的德性（神性）进行人格化（也即神格化）、偶像化、具象化、形而下化、自我化（个人之自我从此可以像寄居蟹那样寄居在“神灵”的空壳里，将神灵据为己有，以己自认。自我以神灵的形象来活动，如此，自我就为自己找到了或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形象和身份），这是对德性的严重矮化和俗化，这是对德性的严重扭曲和异化，极大地妨碍着人类对德性的正确认知和透彻体悟，同时给自我猖行于世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

其次是宗教体系将德性（神性、佛性）进行人格化和自我化，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固化和自闭行为，将人类牢牢地定格和封锁在少儿时期，极大地妨碍着意识的持续成长和生命的持续觉醒——由人性向德性持续地成长和觉醒，由心性的初级阶段向终极阶段持续地成长和觉醒。

再次是宗教体系将德性（神性、佛性）进行人格化和自我化，必然将整个人类引向越来越非理性化、功利化、情绪化、本能化、仪式化、肤浅化的对神灵的狂热崇拜之中，如此必然严重误导人们对德性（神性、佛性）朴素而亲切的体悟，增加人们对德性体悟的困难度和复杂度，阻碍个体和人类及其文明文化的发展进程，阻碍个人和人类顺利地走向更高的成熟和觉醒，贬损了德性（良知）的神圣性与庄严性，将人类拖入越来越幼稚化、感官化和生物（兽性）化的深渊。

在那个全球几乎所有的圣哲都在积极地顺应时代，努力地将德性（神性、佛性）宗教化、人格（神格）化、仪式化、偶像化、功利化的进程中，唯有至圣孔子在极力地去宗教化、去仪式化、去人格化、去偶像化、去功利化，唯有至圣孔子在极力提倡回归朴素、回归人本、回归现实、回归日常、回归伦理、回归理性和知性，唯有至圣孔子在极力提倡“不语怪、力、乱、神”、弗为“素隐行怪”。

孔子，圣之时者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中的“遵道而行”，即《中庸》首章所谓的“率性之谓道”之“率性”。宋明大儒异口同声曰“性即理”（性外无理，理外无性）。此“理”乃本体之理，乃形而上之理，乃心性本有之理，乃《易》所含的八卦之理（简称“易理”），统称“性理”或“道理”。心性（道）自定方向，自含律则，自贞自明，内涵真善美（知真之为真、知善之为善、知美之为美的能力）。通俗地讲，“道”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西方人所谓的“上帝”。“上帝”是所有事物的终极评判官和人生的终极方向。“遵道而行”在西方被表述为“全然交由上帝来指引我们的一切”。

“遵道而行”的前提是理明法透，是切实明白了心性之内涵与属性，在全然的向往与信任中，将身心言行毫无保留地交给“道”，深入地体悟“道”（即在彰显良知的过程中，深度地体会与洞察良知之丰富内涵与属性）。在此过程中，心性越来越明显，良知越来越清晰，体会越来越真实，身心内外越来越清净通透，四大五蕴越来越光明无碍（转化气秉，祛除质碍），儒家自宗所言之种种境界，如《大学》所言的“止、定、静、安、虑、得”、《中庸》所言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及《孟子·尽心下》所言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等等，必然次第出现，佛道两家之所有境界同样次第呈现，无一遗漏。“次第出现”是针对多数人而言的，但还存在着少数是顿然全现。“次第出现”在禅家被称为“渐悟”，“顿然全现”在禅家被称为“顿悟”。一个人是渐悟还是顿悟，主要依根器高低优劣、发心大小强弱和修学精进程度这三者而定。历史地看，顿悟者是极少的，绝大多数都是次第渐悟。即使被公认为“天纵之圣”的孔子也是一名渐悟者，其“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就是典型的次第渐悟之言。

从心性之离其自己之状态，返回心性之在其自己之状态，是所有人与所有众生与生俱来和压倒一切的使命，无论我们乐不乐意，此生已经被定性了：向着生命圆满觉醒而成长和精进。故真正明白此理者，定然自觉地做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由是孔子说：于我而言，半途而废，那是不可能发生之事。道之于人，如鱼之于水。鱼当然是不可能离开水而能活命的，犹如人不可能离开道而能活命一样。只有小人和愚者才会背道而驰，不愿“遵道而行”。这也是小人之所以为小人之由，这也是愚者如何为愚者之因。

老子于《道德经》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孔德”是最大之德、最上之德。这个世上最大的德行是什么呢？最高尚的追求是什么呢？是“惟道是从”，将身心言行臣服于道，将“道（心性）”内含的律则和方向作为生活之准绳、人生之导航。

释迦牟尼于《大般涅槃经》中讲述了他成佛前，在修菩萨行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有一神名曰“帝释天神”，为了考验释迦牟尼是否真的修苦行，是否真的能“为法忘躯”，而现身曰：我有过去佛宣讲的一句偈语，前半句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如果你想学得下半句偈语，需用身命来换取，可愿意否？释迦牟尼说十分愿意。于是帝释天神就说了下半句：“生灭灭已，寂灭为乐。”释迦牟尼听后大喜，立即兑现诺言——舍去身命，以报天神教化之恩。“我舍身时复作是言：愿令一切悭惜之人，悉来见我舍离此身，若有少施起贡高者，亦令得见我为一偈，舍此身命，如弃草木。我于尔时说是语已，寻即放身，自投树下。”释迦牟尼撞树而死，死后，“尔时释提桓因及诸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顶礼于我足下，赞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萨，能大利益无量众生，欲于无明黑闇之中然大法炬。’”释迦牟尼舍身求教，为法忘躯，与老子的“惟道是从”和孔子的“遵道而行”，同一理趣。下句“君子依乎中庸”，亦复如是。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见”：被。“不见知”：不被人知晓。整句释义为：因为某种原因而终生过着隐遁的生活，默默无闻不被人知晓，但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悔恨与抱怨，这只有达到圣贤境界的人才能做到。如此，才是真正的隐士、逸士。虽然孔子在《论语》里明确地说：“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认为他是显学传承者，与隐士传统之别，如同“鸟兽不可与同群”。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孔子对隐士的世界一无所知，从很多记载来看，孔子对隐士是非常了解的。虽然孔子自己不愿当隐士，但他并不反感隐士，认为在“邦无道”时，以积极的态度当一名隐士是十分高尚（有德）的表现。“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在“危邦”“无道”之时，能安贫乐道，在默默无闻中过着隐士式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慎独，此名之曰“圣隐”：以圣贤之姿而归隐田园。如此“独善其身”的“圣隐”生活，孔子亲自给了我们因由：君子依乎中庸。中庸（心性、乾坤）是一个无比丰富而精彩的世界，感官所见所闻的这个现象世界仅仅是心性世界的亿万分之一，它就已经如此的丰富和精彩了，可见进入到心性世界，那里的所见所闻得有多么言语道断的神奇呀！如果因为某些缘由而不能实现抱负和志向，那就退回到主体生命世界里来，完成良知之彰显与圆满，实现生命的彻底觉醒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天人合一，融入道体，回归心性，获得大自在。

君子于“邦有道”时则现身报国，传承文明；于“邦无道”时则隐遁山林，诗酒田园，潜悟心性。这两者在孔子看来都很好，但都不要强求：于“邦有道”时，强隐不好；于“邦无道”时，强显有害。最佳状态是：当隐则隐，当显则显。以儒家之言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周易·大过·大象传》中：“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大过”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八卦：巽下兑上。巽为木，兑为泽。泽当润养于木，今泽处木上而害于木，是为“大过”。其于人生，则象征盛极而衰的非常之时、离乱之世。故孔子于其所撰之《大象传》里指示人们：“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周易·乾卦·文言传》中：“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现）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潜龙”者，自度也，自觉也，自利也，自足也，自修也，自成也。如此之阶段或曰状态，孔子称赞为“龙德”。“唯圣者能之”，故也曰“圣德”。当修学者处于自悟、自觉、自修、自足之时，“不易乎世”——不随势左右，不与世沉浮，“不成乎名”——不为名闻利养，安贫乐道。如同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唯圣者能之”，故名“圣贫”。“遁世无闷”：圣贫者，时刻享受生命（道德）觉醒之乐，时刻享受解脱（自在）之乐，时刻享受成长（实现终极关怀）之乐，佛家称此为“禅乐”，道家称此为“丹乐”，吾儒称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圣乐”，何闷之有？故曰“遁世无闷”。“不见（现）是而无闷”：于自修、自觉、自度、自成之时，切实体会到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义理之乐、修学之乐和“龙德”之乐，那就证明你入道了、自得了、有成了、含孕了、知止了（《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有定了。“忧则违之”：如果你仅仅三天不出门，就情绪低落、烦闷不已，证明你的身心是非常浮躁的，你的生命状态是非常肤浅的，你的学问和修养尚未入门，你应该对此现象给予高度反省和警觉。如果不是“忧则违之”，而是“回也不改其乐”，那此人就达到了“唯圣者能之”的“潜龙”状态，因为已见道而出现如如不动之定力，出现天地般的圣人气象，真实无违，慎独自在，如是则永远避免随势摇摆、随世风左右，达到“确乎其不可拔”之龙德圣境。

唐代韩愈的《省试颜子不贰过论》曰：“颜子自唯其若是也，于是居陋巷以致其诚，饮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确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坚之可尚，忘钻仰之为劳，任重道远，竟莫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