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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上晨光熹微，谁也不知道，一场恐怖行动即将爆发。海雾低垂在空中，给地平线蒙上了一层湿润的、近乎透明的薄纱。在雾气的掩护下，一支强大的船队悄无声息地潜入英吉利海峡。康沃尔郡西南海岸的搬运工和渔民丝毫没有察觉。
最先看到船队的瞭望员十分困惑。当时不是纽芬兰捕鱼船队的返航季，这片海域也不大会有国外船队出现。当雾气散去，夏日的天空放晴后，人们终于发现，这支神秘的船队显然来者不善。主桅旗帜上深绿色的背景上印着一个骷髅头——致命的新敌人危险的象征。那是1625年7月的第三周，英国就要遭到巴巴里海盗的攻击了。
海盗船队到来的消息沿海岸迅速传播，并很快传到了普利茅斯海军基地。通信员带着敌舰抵达的可怕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康沃尔郡海军中将詹姆斯·巴格（James Bagg）的办公室。至少“有20艘船在海边”，也许更多，它们全副武装，蓄势待发。
巴格惊骇万分。在过去的几周里，他收到了很多康沃尔郡小渔船遭到袭击的控诉。当地郡长接二连三地写信告诉他，他们正面临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敌人的“日常压迫”。现在，这个敌人似乎准备在英格兰南部海岸发动一场破坏性远超他们想象的攻击。
巴格给在伦敦的海军上将写了一封紧急信件，请求舰队支援以应对威胁，但为时已晚。短短几天之内，海盗开始大肆破坏，在一些防守最为薄弱或全无防护的海港展开游击战。他们悄悄从康沃尔郡南部海岸的芒特湾登陆，穿着摩尔长袍，手持大马士革弯刀，在村民正在做礼拜时冲进教堂，可怕极了。一个英国俘虏后来说这些海盗是“丑陋的、毫无人性的家伙”，他们让所有看到他们的人都对上帝产生恐惧。“他们剃光了头、光着膀子的样子把我吓坏了。”海盗毫不怜悯芒特湾这群做礼拜的倒霉蛋。目击者称，他们把60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拖出教堂，掳到了海盗船上。
渔港卢港也遭到了突袭。海盗顺着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涌入村舍和酒馆。令他们非常愤怒的是，他们发现村民已经提前收到警告，许多人已经逃到了周围的果园和牧场。但海盗还是设法抓住了80个水手和渔民，这些可怜人被铐着铁链带走了。同时，海盗将卢港付之一炬，以示报复。普利茅斯市市长向枢密院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并补充说海盗会继续沿着周围的海岸线洗劫。他说，英国西南部已经损失了“27艘船，有200人被掳”。
更令人震惊的是布里斯托尔市市长发来的消息——有人在康沃尔郡北部海岸附近波涛汹涌的水域发现了另一批巴巴里海盗船队。他们已经取得了惊人而可怕的战果：他们占领了布里斯托尔海峡的伦迪岛，而且立起了伊斯兰教的旗帜；他们将那里当作大本营，并从那里攻击了康沃尔郡北部未设防的村庄；他们“在帕德斯托附近掳掠了许多人”，并威胁要洗劫并焚烧伊尔弗勒科姆。
海盗双管齐下，打得英国西南部措手不及。白金汉公爵派遣经验丰富的弗朗西斯·斯图尔特（Francis Stuart）到德文郡，命令他彻底铲除并摧毁这个强劲的新敌人。但是斯图尔特沮丧地发现，“他们是比英国人更好的水手”。他给公爵写信承认失败，并担心最可怕的事情还没发生。“这群海盗对我们的海岸虎视眈眈，极难清除。”漫长的海岸线几乎对北非海盗完全敞开，他们可以长驱直入，肆意劫掠。他们日复一日地袭击未经武装的渔村，掳走居民，焚烧房屋。到1625年可怕的夏天结束时，普利茅斯市市长估计，有1000艘小船被毁，差不多1000名村民被抓走沦为奴隶。
这些可怜的俘虏被抓去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塞拉。这个多风的港口在布赖格赖格河河口北岸占据天堑，居高临下。从很远处的海域就可以看到它高大巍峨的城墙，它那角塔的城垛和绿色的琉璃尖塔在北非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仅在几十年前，这些地标建筑对英国远航的商人而言还是令人愉快的景象。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穿着拉夫领的英国人来到塞拉，用银器和羊毛织品交换由沙漠商队从炎热的赤道非洲热带地区运来的异国商品。在拥挤的露天市场和小巷里，他们推搡着与身着宽大长袍的摩尔商人做交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带着象牙、皮革制品、蜡、糖和琥珀，以及闻名整个欧洲的梅克内斯蜂蜜满载而归。
在入海口的南岸，正对着塞拉的是古老的拉巴特城。它曾是一座“伟大的名城”，拥有漂亮的宫殿和一座恢宏的12世纪清真寺。但拉巴特城已经慢慢衰败。到17世纪初，城里已经罕有人烟，多数住宅也都荒废了。一个不知名的英国游客写道：“因为野兽出没，这里被阿拉伯人无情抛弃，荒芜一片。”
如果不是因为一起最意想不到的事件，拉巴特本会彻底荒废。161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将100万住在西班牙的摩里斯科人驱逐出境——这是从异教徒手中夺取西班牙南部的再征服运动的最后一章。尽管这些摩里斯科人世代生活在西班牙，而且很多人是混血儿，但他们对驱逐无权上诉。
这些流亡的群体中最有进取心的就是奥尔纳乔斯人，他们以曾经居住的安达卢西亚村庄命名。他们野蛮而又十分独立，掠夺时毫无顾忌。一个英国人后来说他们“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个不存好心的民族”，连他们的摩里斯科同胞都将他们看作小偷和匪徒。
被驱逐出西班牙的山地据点后，这个由4000名男女组成的高傲族群把目光投向了荒废的拉巴特。他们翻修了旧堡垒，相当轻松地适应了新的家园，并将其命名为新塞拉。但是，他们仍对西班牙深怀怨恨，誓要竭尽全力予以反击。为此，他们开始与来自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海盗结盟，这群海盗已经在地中海打劫基督教船只一个多世纪了。短短几年时间，数百名罪犯和亡命之徒——也包括一些欧洲人——开始在新塞拉聚集，以海盗的黑暗魔法训练奥尔纳乔斯人。
奥尔纳乔斯人和加入他们的欧洲叛教者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部队。这个高度纪律化的团伙在英国被称为“塞拉流亡者”。但是，伊斯兰教的弟兄称他们为“古再特”（al-ghuzat），这个称号曾用来指代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参与对抗基督徒的圣战、被誉为宗教斗士的士兵。“他们居住在塞拉，他们的海上圣战非常有名。”阿拉伯编年史家马吉里（al-Magiri）写道：“他们加固了塞拉的防御，在那里建造了宫殿、房屋和浴室。”
这群塞拉海盗迅速掌握了横帆船技术，这使他们能够将进攻范围扩大到北大西洋，并很快组建了一支拥有40艘船的船队。他们肆意掠夺，袭击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沿岸的村庄与港口。其中一名塞拉海盗阿穆雷茨·罗伊比（Amurates Royobi）带领1万多名战士无情地洗劫了西班牙海岸。他们的成功鼓舞了巴巴里其他地方的同宗教人士。这些阿尔及尔的古再特以途经直布罗陀海峡的防御脆弱的商船为目标。幸运的是，他们的攻击正赶上重商时代的开端，在公海上可以获得丰富的不义之财。1609—1616年，他们掠夺了466艘英国商船，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欧洲的国王和大臣都陷入无助之中。国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的枢密院文书弗朗西斯·科廷汉爵士（Sir Francis Cottingham）哀叹道：“巴巴里海盗现在已经强大并胆大妄为到了如此地步……在宫中，没有任何事情比日常清剿海盗的事宜更能引起大家的悲伤和烦乱。”
由于各国缺乏协同防御，塞拉流亡者的攻击范围逐渐扩大。塞拉最臭名昭著的变节船长，被其战友称为穆拉德·赖斯（Murad Rais）的荷兰人简·扬松（Jan Janszoon）轻蔑地说，他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俘获欧洲船只。1622年，他第一次对英吉利海峡的防御嗤之以鼻，当时他航行到泽兰看望久未谋面的妻子。几年之后，他开始了一次前往冰岛的非凡的掠夺之旅。他的3支船队在雷克雅未克下锚，穆拉德带领士兵登陆，洗劫了这座城市。带着400名冰岛的俘虏——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凯旋而归。
威尔士也遇袭数次，而纽芬兰的浅滩捕鱼船队更是遭受了几次毁灭性的突袭。1631年，穆拉德·赖斯把目光投向人口密集的爱尔兰南部海岸。他组建了一支由200名穆斯林士兵组成的部队，他们向巴尔的摩村进发，挥舞利剑，猛攻着登陆，打得村民措手不及。他带走了237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把他们带到阿尔及尔，他知道他们在那里能卖个好价钱。法国神父皮埃尔·丹（Pierre Dan）当时正好在阿尔及尔，当局允许他照料被俘基督徒的精神需求。他在奴隶拍卖会上目睹了这些新奴隶被买卖。“他们在市场上被拍卖的情景惨不忍睹，”他写道，“女人和丈夫分离，孩子和父亲分离。”丹无能为力地旁观，“一边是丈夫被卖，另一边则是妻子被卖，她的女儿被扯出她的怀抱，她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聚了”。
穆拉德·赖斯的壮举在摩洛哥受到礼遇，他被授予萨菲港（位于塞拉以南200英里处）总督的殊荣。不久之后，他的女儿来探望他，发现他已经被权力冲昏了头脑。他“以极大的排场坐在铺着丝绸坐垫的地毯上，仆人环绕着他”。他走的时候，是“以王室作派”离开的。
穆拉德·赖斯仅仅是众多与狂热的巴巴里海盗结盟的欧洲叛教者之一。英国叛教者约翰·沃德（John Ward）在国王詹姆斯一世与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后不久前往突尼斯。被禁止攻击西班牙宝船队后，沃德发誓“成为所有基督徒的死敌，破坏他们的交通，攫取他们的财富”。他和他在当地招募的船员在地中海大肆掳掠，声名传遍了沿海地带。
这极大地取悦了突尼斯的统治者，他给了沃德一座废弃的城堡和一大片土地。沃德将它整修成自己的主要居所，“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更适合亲王而不是海盗居住”。据他的一名英国俘虏安德鲁·巴克（Andrew Barker）说，他的生活“尊贵又华丽”。巴克震惊于沃德迅速积累的财富，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任何一名英国贵族比他更尊贵，也没见过任何仆人比这里的更加谄媚顺从”。
像很多基督教叛教者一样，沃德开始当海盗是为了获取财富。但是他很快意识到，巴巴里商人对俘虏更感兴趣，而且愿意斥巨资购买基督徒奴隶，让他们当劳工、家仆和侍妾。于是沃德开始专注于俘获船员，这些船员被带到突尼斯、阿尔及尔或者塞拉，在奴隶市场被卖掉。
塞拉流亡者在劫掠男人、女人和孩子方面大获成功，他们通过贩卖被俘获的基督徒变得异常富有和强大。大约在1626年——他们突袭康沃尔郡和德文郡后的第二年，他们抛弃了效忠摩洛哥苏丹的幌子，宣布自治。“［他们］决定自由地生活，”法国奴隶热尔曼·穆埃特（Germain Mouette）写道，“他们发现自己的人数比塞拉当地人更多，这使塞拉当地人不再拥有任何主权。”塞拉从此成了一个海盗共和国，由12个强大的海盗头目负责管理，他们由一位海军上将监督。
在英国，几乎无人知晓被海盗抓走的俘虏的命运。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多数人从此杳无音信。但是有一个人成功将一封信偷运回了英国。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是在17世纪20年代的第一波突袭中被抓住的，他设法将一封信带给了英国西南部的父母。“亲爱的父亲和母亲，”他写道，“我在塞拉，在最残忍的暴君手下过着最悲惨的囚禁生活。”他解释说，他在到达该城后不久就被带到奴隶市场卖掉，奴隶主对他苛刻无情。“［他］强迫我像马一样在磨坊工作，”他说道，“我的脚上从早到晚都铐着足有36磅重的链子。”
亚当斯在信的结尾绝望地哀求帮助：“我带着内心深处的叹息，谦卑地渴望你们，跪下乞求你们，希望你们怜悯我的困境，想办法让我摆脱这种悲惨的奴役生活吧。”
亚当斯的父母一定被信的内容吓坏了，但是当局对任何求助都置若罔闻。枢密院的大臣对被奴役的水手漠不关心，而教会领袖除了能为被俘海员的家属组织募捐，也无能为力。最终，“奴隶寡妇”们被激发起来自行采取行动。她们起草了一封由“近2000名不幸海员的可怜妻子”签名的请愿书，并将这封信送到了枢密院。这封请愿书提醒大臣们，这些妇女被俘的丈夫“已经在塞拉过着可怜、凄惨而悲苦的囚禁奴役生活很久了”。请愿书还告诉大臣们，他们“因为奴隶主的铁石心肠，正忍受着最难以言说的折磨和饥饿”。丈夫长期不在身边，不仅让她们悲痛万分，而且让整个家庭无以为继。很多家庭还有“年幼的孩子和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因为没有收入和食物，就快饿死了”。
她们的要求非常直接，而且情真意切。“［我们］最谦卑地恳求您，即使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求您向摩洛哥国王派遣使者……救救这些可怜的俘虏。”
这些女人不知道的是，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被囚禁在北非的俘虏的问题了。在1625年登上王位的几个月之内，他便派年轻的冒险家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前往臭名昭著的塞拉城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哈里森的航行凶险万分。他需要避开海盗在摩洛哥登陆，然后偷偷潜入塞拉与当权者取得联系。他全权负责谈判释放所有被塞拉海盗掳走的英国奴隶的事宜。后一点在查理国王的顾问圈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著名律师兼康沃尔郡下议院议员亨利·马滕爵士（Sir Henry Marten）对与塞拉流亡者对话的提议感到震惊，他直言不讳，称他们是“一群海盗，没有任何与之交易或联盟的可能”。他主张哈里森应该只和摩洛哥苏丹谈判，即便苏丹并不能影响塞拉海盗。查理国王自己则更加实际。虽然他给“至高无上”的苏丹穆莱·齐丹（Moulay Zidan）写了一封长信，但他认为哈里森直接和那些威胁英国海岸的海盗谈判会更加有效。
1625年夏天，哈里森在得土安秘密登陆，并伪装成摩尔悔罪者向塞拉前进。小人物可能会在这项危险的任务前踌躇不决，但这是哈里森的拿手好戏。他非常享受偷偷溜进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的机会。然而，长途跋涉还是让他的身体到了极限，“大部分路程都是徒步走过的，光着腿，像朝圣者那样”。天气酷热难当，哈里森饱受沙尘和持续缺水的折磨。他后来说这是“最绝望的旅行”，但他依然对这趟伪装之旅甘之如饴。
抵达塞拉巍峨的城墙时，哈里森情绪沮丧，这是情有可原的，一排青铜大炮昭示了城墙内的可怕威慑。他的任务是深入这个海盗巢穴内部的圣殿，而这些海盗极其蔑视所有的基督徒。他们的精神领袖是西迪·穆罕默德·阿亚奇（Sidi Mohammed el-Ayyachi），他是一名狡猾的马拉布特（marabout），相当于圣人，塞拉的奴隶商人十分尊重他。凭借着虔诚、机敏的政治头脑和个人魅力，他有一批狂热忠诚的信徒。他因对基督教的仇恨而特别受人尊敬，后来还吹嘘自己造成了7600多名基督徒的死亡。
哈里森到达塞拉后卸下了伪装，尝试与执政官联系。让他惊讶的是，他受到了极大的礼遇。西迪·穆罕默德邀请他参观自己的住所，并对他的客人关心至极，“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西迪·穆罕默德虽然对宗教非常狂热，但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意识到哈里森的任务可以使他获益时，他表示愿意释放英国俘虏。
到达塞拉的第一周里，哈里森又见了西迪·穆罕默德几次。经过几天的寒暄，这位马拉布特开始处理手头的事情。他对哈里森的使命表示认可，并承诺“释放陛下所有被俘的臣民”，包括那些“已经被买卖的”。但是他提出了很高的交换条件。他希望英国帮助他们攻打死敌西班牙，而且要求英国赠送一些重型武器，包括“14门黄铜大炮和一定比例的弹药”。他还询问能否将自己的一些“损坏和报废”的大炮送到英国维修。
哈里森的第一反应是想要达成协议并释放奴隶。但他知道，同意西迪·穆罕默德的提议等同于向西班牙宣战，这一点如果未经国王许可是不行的。他别无选择，只能返回伦敦。在伦敦，国王和枢密院详细讨论了这位马拉布特的提议。他们最终认为释放英国奴隶势在必行，不过要跟摩洛哥马拉布特耍个花招。他们故意搞错了大炮的数量，送去了4门大炮而不是14门，并缩减了火药和炮弹的数量。他们让哈里森做出攻打西班牙的姿态，但不给出明确的承诺。
1627年3月，哈里森风尘仆仆地再次奔赴塞拉，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呈上了4门大炮，并极尽夸耀之能事，惊讶地发现西迪·穆罕默德对此欣然接受。哈里森还告诉海盗，国王查理一世迫切想要攻打西班牙，而且正在积极备战。西迪·穆罕默德高兴地宣告他会马上释放英国奴隶。
原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哈里森在看到奴隶时却大失所望。他原本预计至少会送来2000名俘虏，正担心如何将他们全部运回英国，可现在仅有190人从地下牢房被释放。哈里森指控西迪·穆罕默德耍诈，但很快发现大部分俘虏并不在塞拉。很多人被运往阿尔及尔——买卖欧洲奴隶的主要中转站，其他人则被苏丹买走。还有更多人被“带入内陆”，卖给富裕的贸易商。但迄今为止，“死于近期瘟疫”的奴隶数量最多，这场瘟疫在1626年和1627年两次肆虐摩洛哥，导致哈里森能带回去的奴隶不足200人。
这些衣衫褴褛的幸存者是人类苦难的写照。被关在地下牢房数月，他们面色苍白，营养不良，因痢疾而身体虚弱。罗伯特·亚当斯的证词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留存下来的证词，据他说，他们被关在黑暗的牢房中，被迫生活在充斥着自己粪便的污秽之中。他们的饮食——“粗糙的面包和水”——令人震惊，他们的住所是“地下牢房，里面总共有150人或200人，没有光，只有一个小洞”。亚当斯本人的情况糟糕透了。他的头发和破衣服中“满是寄生虫”——虱子和跳蚤，“我没有时间摘除它们……我几乎被它们吃掉了”。更糟糕的是，他“每天被打，逼我改宗成土耳其人”。
1627年夏天，约翰·哈里森带着被释放的奴隶返回英国。他们在摩洛哥的故事到此结束，接下来将由新一代的英国俘虏来续写基督徒奴隶的悲惨生活。不过，哈里森的作品能让我们得以窥见他们日常遭受的折磨。他在《悲惨生活和穆莱·阿卜杜拉·梅莱克之死》（ The Tragicall Life and Death of Muley Abdala Melek ）中写道，暴力的殴打司空见惯，并透露很多奴隶都是被苏丹买走的。相比于被关在塞拉的奴隶，那些人被更残暴地对待。“奴隶在他面前被殴打，有时几乎被打死。”哈里森写道，“他让人打他们的脚底板，然后让他们在石子和荆棘中来回奔跑。”一些苏丹奴隶则被马拖行，直到被撕成碎片。有几个人甚至在活着的时候被肢解，“他们手指和脚趾的每个关节都被切断，还有胳膊、腿、头，等等”。
苏丹有时会展示黑色幽默的一面，以折磨他的基督徒奴隶为乐。“他迫使一些英国男孩改宗成摩尔人，”哈里森回忆道，“阉割他们，让他们成为宦官。”还有些人则被殴打或被愚弄。一个英国奴隶抱怨说，除了大麦，他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苏丹就命人把马的食袋“挂在这个英国人的脖子上，袋子里装满大麦……让他像马一样吃大麦”。
哈里森几次出使塞拉都没能释放苏丹的奴隶，这些奴隶最终给国王查理一世寄来一封请愿信，希望他“顾念我们这些成为摩洛哥国王奴隶的、您可怜的臣民的悲惨境遇”。他们提醒国王，他们已经被俘虏太久，久到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在这最悲惨的奴役中，有些人被俘20年，有些人被俘16年，有些人被俘12年，最短的也有7年”。国王读了他们的请愿信，但拒绝采取行动。现在正是与西迪·穆罕默德的休战期，对英国海岸线的袭击暂时停止。国王正处理其他麻烦，于是抛弃了这些苏丹的英国奴隶，任其自生自灭。
这种脆弱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以贩卖奴隶为生的塞拉海盗请求西迪·穆罕默德放弃停战协议。他们辩说查理一世没有履行协议的条款，才送来了4门大炮，还提醒这位马拉布特，英国国王对进攻西班牙毫无兴趣。西迪·穆罕默德恍然大悟，英国不会提供军事援助，于是下令对英国南部海岸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突袭。几个月内，塞拉的地牢再次塞满了英国俘虏。仅在1635年5月，就有150多名英国人被抓走，“其中8人在摩洛哥被迫行割礼，受尽折磨而改宗为摩尔人”。
国王的耐心终于耗尽了。他得知塞拉有近1200名俘虏，“其中有27名女性”，他发誓要彻底粉碎奴隶贩子。外交失败了，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
1637年寒冷的冬天，一位名叫威廉·雷斯博罗（William Rainsborough）的英勇好斗的海军将领奉命率领一支由6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向海盗大本营塞拉进发。这座城市将被轰炸，直到化为废墟。雷斯博罗上校被授权使用任何他认为必要的武力手段，只要是“为了陛下的荣誉和使命，为了保卫他的领土和臣民”。他还要留意在海上的任何海盗船。“如果遇到任何海盗或海上流亡者，”国王说，“你要竭尽所能地俘获或击沉他们。”
雷斯博罗的英勇好战十分契合这项任务，他非常享受这个手刃海盗的机会。他在泰晤士河口的蒂尔伯里整顿舰队，于1637年2月起航。他在一个月内抵达塞拉，但未能在途中抓住任何海盗。不过他没失望太久，因为他发现到达的时机恰到好处。塞拉从事奴隶贸易的海盗“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前往英国海岸”，他们庞大的舰队就停泊在港口。
雷斯博罗对他们拥有的船只数量感到震惊。已有50多艘船准备完毕，它们的船长正准备对英国和纽芬兰发动袭击。雷斯博罗的副手约翰·丹顿（John Dunton）了解到，海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抓获更多俘虏。他听说“新塞拉的总督命令他们前往英国海岸，把男人、女人和孩子从床上抓起来”。雷斯博罗毫不怀疑他们是非常认真的。“从去年到现在，他们已经抓来了500名陛下的臣民，”他写道，“我笃定，如果我们没有来的话，他们今年可能会掳走更多人。”
去年的大部分俘虏已经不再关押在塞拉。雷斯博罗谨慎地上岸打听情况，他听说这些奴隶已经在奴隶市场被拍卖了。“据我了解，”他写道，“许多英国人都被运到了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这些不幸的人被“卖为奴隶，这里［塞拉］的奴隶不超过250人”。虽然这个消息让雷斯博罗很失落，但他高兴地得知这里的海盗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系。一派由西迪·穆罕默德率领，他试图巩固对塞拉共和国的控制；另一派由一位名叫阿卜杜拉·本·奥尔· 卡斯里（Abdallah ben All el-Kasri）的反叛者领导。据雷斯博罗说，他是一个“顽固的家伙”，“因为偷窃方面的好运气而膨胀了”。他占领了旧堡垒，在那里抓获了“身陷苦难的”328名英国男人和11名女人。
雷斯博罗决定利用他们的分裂。考虑到大举进攻塞拉很可能让两个敌对的派系结盟，他先试探西迪·穆罕默德，提议一同攻打旧堡垒，驱逐海盗叛军。这既能使西迪·穆罕默德恢复声誉（雷斯博罗相信这也能让他受制于英国），也能解救卡斯里手中的英国奴隶。雷斯博罗在日记中写下这个计策的益处。“我们能解救陛下的臣民，”他写道，“而且能减少这个城市的参战人员。”这不仅对英国有益，而且“会成为有利于基督教世界的重要转折点”。
西迪·穆罕默德同意了雷斯博罗的计划，而且为表诚意，释放了17个他的私人奴隶。同时，雷斯博罗准备公开和叛军敌对，将他的重型武器装满弹药，对准悬崖顶部的城堡。接下来的炮轰完全是一场屠戮。“我们向城堡开炮，”约翰·丹顿写道，“冲进城堡，占领它，然后穿过它进入城内，接着荡平该城，杀死了无数的摩尔人。”
等硝烟散去，雷斯博罗派出一队士兵登陆，开挖战壕。他于是可以在海岸安放重型大炮，朝反叛军的船只开炮。“我们的确击沉了很多船只，”丹顿写道，“射穿了很多房舍，杀死了许多人。”如果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报告无误，面对英军的精确打击，叛军猝不及防。“我们通过击沉和燃烧他们的船只来折磨他们，”雷斯博罗写道，“他们气愤异常，但无计可施。”这位英国指挥官乐在其中。他杀红了眼，当两艘塞拉帆船向他的舰队开火时，他冷血无情地予以回击。“［我们］瞄准他们……向他们投射火盆（某种原始爆炸弹药），烧死了3人，当场杀死了15人。”
当雷斯博罗在港口击沉敌船时，西迪·穆罕默德正从陆地上攻击城堡。“他用2万名士兵，包括骑兵和步兵，将卡斯巴哈团团围住，”雷斯博罗写道，“并烧光了他们的谷物。”占领城堡比想象中艰难，但经过连续三周的密集轰炸后，反叛的奥尔纳乔斯人已无力支撑。士兵疲惫不堪，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
他们的第一个举动是释放英国奴隶。约翰·丹顿列出了这些男女的名单，记录了他们的姓名和被抓的地点。他的资料显示，塞拉的袭击已经遍布王国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大多数人来自英国西南部——仅普利茅斯就有37人，但也有人是在遥远的伦敦、赫尔、泽西岛和加的夫被俘的。
到8月中旬，威廉·雷斯博罗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反叛的奥尔纳乔斯人已被击垮，他们的船队被彻底歼灭。西迪·穆罕默德的威望大大提升，雷斯博罗相信，只要偶尔送一些武器和火药，这位马拉布特就不会再攻击英国的村庄和船队。在得到西迪·穆罕默德的郑重承诺后，雷斯博罗带着230名幸存的奴隶于1637年秋天起航返回英国。
回国后，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都感觉塞拉的威胁终于解除了，英国西南部再次安全了。另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国王查理一世与摩洛哥苏丹签署了一项条约。条约的第四项条款规定：“摩洛哥国王将禁止和节制他的所有臣民，不掳掠、购买或接收大不列颠国王的任何臣民作为奴隶。”
在英国，没有人停下来想过，他们对白人奴隶的关心远胜有相似遭遇的黑人奴隶，即那些被无情运出非洲西部海岸的几内亚的黑奴。尽管英国不是欧洲主要的奴隶制国家（这一可耻的殊荣恐怕属于葡萄牙），但越来越多的黑人正被送往加勒比和新兴的北美殖民地。这些俘虏在途经大西洋时遭遇的苦难触目惊心。他们被塞进肮脏的船舱中，经常被迫躺在比棺材还小的空间里。没有卫生设备和新鲜食物，痢疾和发热肆虐。水手们说，在海上，奴隶船的酸臭味在1英里外都可以闻到。
黑奴贸易最终导致1500万非洲人被抓捕和贩卖，但关于它的报道几乎没有触动英国人的良知。黑奴贸易被认为与从自己的国家抓获和贩卖人口完全不同。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奴役非洲黑人是英国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中合法且利润高昂的一部分。一个多世纪之后，人们才首次开始将这两种奴隶贸易相提并论，并质疑黑奴贸易在道德上的合理性。
国王查理一世和他的臣民的态度如出一辙。他对非洲黑奴的困境视而不见，但痛恨白奴贸易，并热烈欢迎威廉·雷斯博罗的回归。不过，国王很快发现他与摩洛哥苏丹签订的停战协议只持续了几个月。因为国王未能阻止英国商人和摩洛哥反叛分子的贸易往来，苏丹撕毁了和平协议。塞拉流亡者也重新开始袭击英国船只。到1643年，新被俘的奴隶数量太多，以至议会不得不下令教堂举办募捐活动，以从绑匪手中赎回他们。“这被认为是合适的，并由议会上院和下院规定，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及南华克的几个教堂内举行募捐。”
赎回奴隶耗资巨大，因为奴隶市场遍布北非沿岸。在17世纪40年代，至少有3000名英国人被带到了巴巴里，他们在那里“凄惨地被囚禁，从事不同但都难以忍受的体力劳动，例如在桨帆船上划桨、拉车、在磨坊推磨，以及诸如此类的完全不适于基督徒的工作，惨状难以言表”。
这种状况在摩洛哥港口塞拉与土耳其统治区的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最为严峻。后三个海滨城市在名义上都被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控制，但实权掌握在当地的海军将领和从事奴隶贸易的船长手中，他们将欧洲俘虏卖给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贩。白奴被不停地转手，不仅出现在亚历山大、开罗和伊斯坦布尔这些大城市中，在很多小城镇和港口也能找到。一些人甚至被卖到了遥远的阿拉伯半岛。在1610年发生的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中，亨利·米德尔顿爵士（Sir Henry Middleton）及其船员不幸在亚丁被扣押，铐着锁链被带到内地城市萨那。通过采取强力军事行动，他们才最终获救。
1646年，议会派商人埃德蒙·卡森（Edmund Cason）到阿尔及尔，尽可能多地买回英国奴隶。最初找到了大约750个奴隶，据说更多奴隶“因为殴打或者折磨已改宗成土耳其人”。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讨价还价，卡森仍不得不为每个奴隶平均支付38英镑赎身。赎回女性奴隶的价钱更高。赎回伦敦的莎拉·里普利（Sarah Ripley）花了800英镑，赎回爱丁堡的爱丽丝·海斯（Alice Hayes）花了1100英镑，而赎回约尔的玛丽·布鲁斯特（Mary Bruster）竟花了高达1392英镑，超过均价的36倍。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伦敦店主的年平均收入也只有10英镑，即便是富有的商家，运气好的话一年也只能挣40英镑。每个女奴的赎金都比大多数伦敦人一辈子的收入还要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相比劫走货物，巴巴里海盗对掳获船员更感兴趣。
卡森的资金很快耗尽，只带着244人回到英国。那些留在阿尔及尔的人担心自己已经被遗弃，纷纷向亲人寄去痛苦的求救信。“啊！父亲、兄弟、朋友和相熟的人们，”托马斯·斯威特（Thomas Sweet）写道，“快来救救我吧。”他恳求道：“我们的叹息会传入你的耳朵，触动你的怜悯和同情。”他在信的结尾请求道：“如果你们做不了别的，那就为我们祈祷吧。”
巴巴里海盗已经将他们的攻击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欧洲，盯上了远至挪威和纽芬兰的船只。葡萄牙和法国的海岸与船舶多次遭遇了他们的突袭。意大利城邦也一再遭到侵扰，其中卡拉布里亚、那不勒斯和托斯卡纳海岸遭受的侵袭特别猛烈。俄罗斯人、希腊人和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各地的贵族和商人也都被奴役。奴隶贩子在马略卡岛、米诺卡岛、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收获颇丰。直布罗陀公民经常被侵扰，以至向西班牙国王递上了一封绝望的请愿书，哀叹他们从没有安全感，“无论是在夜晚还是在白天，无论是在睡觉还是在吃饭，无论是在田间还是在家中”。
西班牙遭受了最具毁灭性的袭击，大西洋沿岸所有村庄的人都被卖为奴隶。这种情况在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地区更为严峻。1637年，卡尔佩遭到袭击，海盗掳走了多达315名妇女和儿童。西班牙沿海村庄的生活太过危险，以至政府不得不对鱼、肉、牛和丝绸征收新税以建造海防，但收效甚微。到1667年，巴斯克的一个区失去了太多海员，已无法满足皇家征收海员的配额要求。
巴巴里海盗在挑选受害者时一视同仁，甚至抢劫了来自北美殖民地的商人和海员。1645年，一艘来自马萨诸塞、武装着14门大炮的船成为第一艘被伊斯兰海盗船袭击的美洲殖民地船只。船员设法击退了这场进攻，但他们的很多同伴并没有这么幸运。到17世纪60年代，不断有美洲人被俘并被抓去北非。当海盗抓获了国王查理二世新任命的卡罗来纳总督塞思·索思韦尔（Seth Southwell）时，他们获得了最大的政治筹码。侥幸的是，国王的一位海军上将最近刚俘获了两名有声望的伊斯兰海盗，国王用他们交换回了索思韦尔。
塞拉流亡者不顾之前签署的条约，继续劫持英国船只。在17世纪下半叶，英国西南部的渔民对此无能为力。实际上，每个沿海港口都受白奴贸易影响，这场危机似乎没有希望结束。
1672年，一丝希望的曙光终于出现。执政的苏丹去世了，摩洛哥看起来肯定会陷入内战。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欧洲基督教国家有可能终结白奴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