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猿的关系

与人类最接近的猿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起源》发表于1859年）之后，人类才认识到人最初并非人类，而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才成为人类的。因此威尔士在《世界史纲》（1920年出版）中从阿米巴虫开始讲述世界史，正是因为阿米巴虫是单细胞生物，是生物进化的最初形式。

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进化到复杂的人类的过程中，留下了众多化石。如果将地球像剥洋葱似的一层层剥开，我们会看到没有人类的地球、没有哺乳动物的地球、没有鱼类的地球，甚至能看到没有生物的地球，而即使是没有生物的地球仍拥有漫长的历史。

从生物出现的太古代，经过中生代到哺乳动物兴盛的新生代，便是一段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极其漫长的“历史”。在这段“地球的历史”中，不断重复着地壳的变动，上演着生物的出现与灭绝。这种种变动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的出现。

也许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也许人类只是和猿猴有同一个祖先。作为生物的人类属于哺乳纲、灵长目、类人猿下目、人科，而智人种（Homo Sapiens）是人科仅存的人种。不论黑皮肤、黄皮肤还是白皮肤，都属人科、智人种。同属类人猿下目但科不同的有大猩猩、黑猩猩、猩猩、长臂猿。它们与人类在科属上界限分明，用系统树解释其演化过程的话，则学者们有各种不同论点，第10页上便有一例。总之，如果往前追溯，则必然会有一个时间节点，在此节点之前，人类还不能算是人类。这个节点到底在哪儿，是学界今后仍需不断讨论的课题，而我们首先就会想到大猩猩、黑猩猩、猩猩、长臂猿这些和人科接近的大型猿类，它们的行为对我们研究原始人是不可或缺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经历了数十万年，这些猿类也并非毫无变化。

十九世纪以来，人们经常提到第三纪人类，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第三纪人类的存在。（南方古猿是绝对无法追溯到第三纪的，但如果其化石是出自更新世前期的地层，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第三纪人类的存在呢？）在非洲，中新世存在高等猿类与猴子之间的物种，是一种普罗猿属的类人猿。它们起初不适应森林生活，而是生活在河畔的树林以及杂木丛生的大草原上。它们是以果、叶、芽、虫为食的草食性动物，大草原正好给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当它们穿过草原在河边的树林间移动时，用下肢直立行走可以抬起头，这样更有利于扩展视野，心情也更舒畅。随后它们中的一部分进入森林，学会了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留在开阔地带的另一部分，则继续直立行走。留在森林中的开始了像大猩猩、黑猩猩一样的悬垂运动，在树林间悠荡，为了更好地抓住树枝或摆动身体，它们的胳膊也进化得越来越长；而另一些继续直立行走的，则成了人类的祖先。

世界上现存动物中与人类最接近的就是黑猩猩、大猩猩等大型猿类，因此人们习惯于从它们身上找寻人类祖先的影子，但人类却无法解释猿类那长长的手臂。难道说人类的祖先最初像大猩猩那样进化出长长的手臂，熟练地在树木间悬垂移动，之后手臂又变短并离开森林吗？这明显不合理。因此人类必定没有经过大猩猩、黑猩猩的阶段，而是从普罗猿属类人猿便开始了直立行走。（普罗猿属类人猿存在于第三纪，可以认为它是人类与大猩猩的共同祖先。）

悬垂移动也好，直立行走也好，都有利于注视前方，使得行动能够应对的范围变广。

在第四纪与人类最接近的是在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存在于更新世前期至中期。我们称其为非洲猿人，这表明它们尚未完全变成人类。

人类与非人类，或者说人类与猿类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首先要问的是，在生理结构方面，脑容量、头盖骨、下颚骨、牙齿、四肢等更接近人类还是猿类；其次要问的是，这些生理结构能够展现出来的身体机能更接近人类还是猿类？比如大脑中是否有语言中枢是个大问题，是否使用语言是区别人类与猿类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还有，人类可谓能够制作工具的动物，能利用火也可以被列为人类的特征之一，甚至是否除了草和果实还吃肉，即是否具备杂食性也可以被列举出来，而这与牙齿结构有紧密联系。另外，也有人说是否直立行走才是人与猿的最重大区别。那么在众多的区别特征中，是具备其中一个便可称为人类呢，还是必须具备全部特征才能称为人类？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具备杂食性便可称为人类吗

先来看看被当作与猿类最接近的人类化石的南方古猿。1924年，这种非洲猿人的化石在南非德兰士瓦省的汤恩被发现，发现的地层为更新世前期。这是一个孩子的化石，保存了全部的乳齿和正在萌生的第一恒臼齿，这一点值得研究。它的头盖骨与黑猩猩在所有方面都高度相似，但脑容量更大，有680立方厘米。（黑猩猩的脑容量约500立方厘米，大猩猩的脑容量约600立方厘米，人类最少800立方厘米，700～800立方厘米是人类与类人猿的分界线。）它的牙齿在所有方面具有人类特征，呈扇形排列，臼齿有两个牙根，它的下颚并非像猿类一样前后活动咀嚼，而是与人类相同左右活动，牙冠已磨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犬齿极小，下排第一臼齿也具有人类特征。

除此之外，非洲的各地还发现了四十多具非洲猿人化石，比如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斯德克方丹岩洞、斯沃特克兰斯、克罗姆德拉，德兰士瓦省的麦卡潘斯凯特。从上述地点发现的化石可以找出其共同的特征。

这之中不仅有头骨化石，还有盆骨及下肢骨的化石。盆骨前后长，形状扁平，与人类相似。盆骨与大腿骨连接处可见直立行走留下的痕迹。非洲猿人可以不借助外力站立、行走、奔跑，如果姑且称其为人类，它们便是最早的人类了。

非洲猿人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牙齿结构又与人类相似，其饮食习惯也应与猿类有了区别。它们不仅像大猩猩那样在森林中食草，还会像黑猩猩那样在草原上吃浆果和坚果，有时也会捕猎小动物吃其肉。据说黑猩猩只要吃过一次肉，便会喜欢上吃肉，因此人类的祖先也应该比较容易养成食肉的习惯，进而成为杂食性动物吧。（类人猿的牙根有五个突起，长尾猴只有四个突起。类人猿不吃肉，变成了人类才开始杂食。）

之所以开始吃肉是由于饥饿。在饥饿的驱使下，没有尖利犬牙的它们成群地使用工具捕猎小动物，或是将野猪、鬣狗、秃鹫这些肉食鸟兽赶走，占有它们的猎物。至今非洲的小孩，还会将野猪赶走，好吃它们剩下的猎物。在对非洲黑猩猩的调查中发现，黑猩猩会捕食羚羊、野猪、猴子。日本猿猴有时也会捕食野兔。由此看来，不管非洲猿人如何杂食，仅凭这一点还不能称其为人类。

会使用工具就是人类吗

非洲黑猩猩钓白蚁很有名。黑猩猩将一根用唾液沾湿的树枝伸进两米深的白蚁穴里，抽出后吃树枝上沾满的白蚁。虽然简单，但树枝也是工具。不仅有工具，钓白蚁还需要技巧，抽出树枝的时机要合适。还有，树枝也有讲究，必须是桑树嫩枝，至少需要从众多的树枝中挑出合适的。另外，树枝长了要截短，有旁枝要揪掉再用。人类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非洲黑猩猩有近似的能力。

不仅如此，黑猩猩还会将树枝伸进树洞中的蜂巢蘸取蜂蜜，也会将树叶揉搓后像海绵一样吸取树洞中所剩不多的水。

非洲黑猩猩的确会使用工具，也有类似制造工具的能力。非洲猿人大概也能完成类似的事情吧。狒狒会捉小鸡或偷鸡蛋，有时会由老练的领导者负责指挥，有组织地捕猎绵羊、羚羊，它们的工具就是强健的犬齿。但是，非洲猿人只有小型犬齿，捕猎时必定使用了替代的工具，但遗憾的是它们使用过的石器至今未有发现。

麦卡潘斯凯特猿人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破碎的兽骨，主要是吃剩的骨头，也许有一部分曾经是武器。从斯德克方丹岩洞地层中出土的兽骨也具有类似性质。非洲猿人应该是从肉食时期开始制作工具，至少是使用工具的。不具备尖利犬齿的非洲猿人要切开肉类、剥去动物毛皮想必十分困难，如此一来就需要锋利的石器。而工具一旦制造出来，其用途必然越来越广。

非洲奥杜威峡谷百米悬崖的第一床对应着卡梅西亚雨季（第二雨季，大体相当于第二冰期 ），这里与河马、鳄鱼化石一起出土了奥杜威文化的打制石器。第二床第一层包含贝壳前期的文化遗迹，出土了东非猿人的化石；第四层、第五层出土了阿舍利（Acheul）文化的石器。东非猿人在非洲猿人中最古老，但非洲猿人是否制造了石器这点还是有疑问的。

使用火

会使用火是人类出现的一大标志，那非洲猿人是否会取火呢？人类在汤恩采石场的碎石中发现了非洲猿人化石，将其命名为普罗米修斯南猿。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为人类偷来火种，被宙斯惩罚钉在高加索山上。就是说，人们是在采石场发现了炭和火烧过的骨头，因此才为它起了这样的名称。但其后的调查发现，那并非炭，骨头上的黑色痕迹也并非火烧留下的，而是铁、锰的氧化物。因此，普罗米修斯南猿还不会用火。

在斯德克方丹岩洞中，和非洲猿人的牙齿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五十把左右石刀。这些石器据说并非非洲猿人所有，但是不管怎样，这是人类定居于洞窟的开始。定居于洞窟可以避寒，却需要驱赶野兽，也需要最小限度的照明，因此，定居于洞窟怎么算都和火的使用有很深的关系。

非洲还有一处位于马卡潘山谷的“灰炉洞窟”，这里有几处炉灰层，有明显的使用火的痕迹，但是其地质年代约为第三间冰期之后，遗迹较新。定居洞窟并使用火更早的还是北京猿人，这个我们之后再叙述。

非洲猿人已完成了直立行走的进化，牙齿结构也与人类无异。但是，其脑容量较小，也不会使用火及制作工具。至于语言，考虑到较小的脑容量，应该也仅止于幼稚的嚎叫。

总之，非洲猿人虽然有了进一步的进化，但却仅止于此了，还只能被称作猿人。比它们更进一步的，作为最古老人类登场的是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

爪哇猿人的发现

十九世纪末，生物学家海克尔推测出在南亚会发现猿人的骨骼，他在地图上指出的地方便是印度尼西亚的巽他群岛。虽然是推测，且范围太大，几乎不可能去证实，但仍有人坚信于此，不顾一切困难去了巽他群岛。

这个人就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教解剖学的博士杜布瓦。

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加入了荷兰的殖民地军队，作为军医前往苏门答腊岛。抵达苏门答腊岛后，他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到处去发掘。但是，这样漫无目的的发掘，并没有让他发现猿人化石。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人与猿之间“缺失的一环”一直未曾出现。

他又从苏门答腊岛转移到爪哇岛。从1891年起的三年内，他沿着特立尼尔的梭罗河左岸努力寻找，终于发现了头盖骨及左侧股骨，另有两枚臼齿。

头盖骨骨壁较厚，颅骨低平，额骨倾斜，眉脊呈屋檐状。第一头盖的脑容量约为914立方厘米，第二头盖约为750立方厘米，均比南方古猿的630立方厘米大得多。头盖骨的长宽指数（亦称头颅指数，可简单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第一头盖为78.8，第二头盖为77.9，都属于中颅型。其齿形十分原始，因此一直以来有人质疑爪哇人并非人类，而是猿类。

大腿骨左侧较长，全长45.5厘米，平直少弯曲，显然属于直立行走者。因此，这个猿人被命名为“Pithecanthropus erectus”，意为直立行走的猿人。与北京猿人相比，其大腿骨更长，更擅长行走，因此也不断有人质疑，这样的大腿骨是否属于上图的头盖骨。这种质疑十分强烈，就连杜布瓦本人最后好像也将特立尼尔的猿人看作巨型猿类。

1951年，贝格曼通过含氟量测定，证明这块大腿骨与头盖骨是同一年代。（同一场所、同一条件的情况下，含氟量越高年代越久。）而且，抛开大腿骨不看，仅从头盖骨也能推测出它属于直立行走的物种。从大腿骨推算，可知爪哇猿人身高165.8厘米，远高于北京猿人。

杜布瓦的抗争

发现爪哇猿人的荣誉自然应属于杜布瓦。正因为如此，他为了证明大腿骨和头盖骨属于同一个猿人，还要花费远远更多的精力。双膝微曲、长臂下垂、蜷着身体晃来晃去的猿人形象，已经刻在了杜布瓦的脑海中。它们不再是猿类，但也不是完全的人类，它们拥有向外突出的脸颊、高耸的眉骨、深陷的眼眶，杜布瓦想象这是一种眼睛总向下看的生物。

但要破除人类内心的迷信与偏见，比剥掉地球厚厚的地表更难，他受到了各方的质疑与反对。反对者无法接受人类来自猿类，准确地说，是来自现代猿类的祖先。他们认为杜布瓦发现的头盖骨属于长臂猿，大腿骨则属于现代人类，大腿骨并非几十万年前的化石，而是属于距今较近的地层。杜布瓦勇敢地与反对者抗争，并继续着在特立尼尔的探索。

杜布瓦在五年间，先后发现了三百多块古生物的骨化石并送回欧洲进行分类、研究，但从中只找到了三片腰骨。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始终十分强烈，迫使杜布瓦自己也不得不改变主张。

但掌握真理的人会赢得最终的胜利。忠于事实的人们最终认识到了杜布瓦发现的价值，赞成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北京猿人的发现，终于让亚洲，乃至世界上猿人的地位获得了承认。

搜寻龙骨

中国的城市里有很多某种店铺云集的商业街，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市坊”，其中有珠宝街，有食品街，食品还分干货、粮食、点心等，当然也有药铺云集的商业街。药铺中汇集了所有药材，有植物、动物骨骸、矿物，甚至还有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物。总之，这些都是中国五千年来，成百上千亿人经验的积累。

其中有一种被称为“龙骨”的药材，如果逐字翻译成英语的话，就是“dragon bone”，而这正是史前大型爬行类或哺乳类动物的化石。正统的学者认为这种动物可能是恐龙或剑龙，反正也想用这个“龙”字，所以不管药材商取的名字多么带有神秘色彩，也未对此提出抗议。总之，“龙骨”就是又重又硬的钙化的石头。

这些“龙骨”做药材当然也会起点儿作用，不过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乎的不是这些。对他们来说，药铺是难得的好去处，他们在药铺里搜寻研究资料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1899年，德国的博物学家哈贝尔来到中国，本打算去中国内地考察，但由于义和团运动爆发未能成行。于是哈贝尔就在上海、宁波、宜昌、北京等地的药铺中采购了不少龙骨、龙齿，送回德国。后来，慕尼黑大学的马克西米利安·施罗克教授据此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哺乳动物》的论文，从那些“龙骨”中识别出九十多种哺乳动物的骨骼，但属于类人猿或人类的只有一颗牙齿。

人齿还是猿齿

二十世纪初的远东地区，学术上还处于一片黑暗，也正由于还未开发，因此很多人对此寄予厚望。特别是中亚地区，它被称为“黑暗大陆”，还是人种的发源地，因此中亚探索热的兴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就是在这股热潮中，于1914年来到中国，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

安特生从各地的药材商以及传教士处获得信息，并一一前往现场勘查。其中有一处遗迹位于北京西南50公里的周口店鸡骨山。鸡骨山的红黏土中藏有丰富的鸟类、兽类的化石。

安特生于1918年2月22日、2月23日前往勘查，果然查明此处埋藏有大量化石。1921年初夏，安特生向来中国的师丹斯基建议，去周口店鸡骨山挖掘三趾马（蹄部为三趾的马，第三纪上新世红土层的标准化石。其上覆盖有更新世的黄土层）的化石。

周口店是为开采煤炭和石灰而建的一条铁路支线的终点站，十分偏僻。车站西北150米处有一个碎石场，其地势比车站高，在它的北面有约百米高的石灰岩悬崖。安特生发现石灰岩中出现了裂缝，而裂缝中塞满了动物化石。此处人称“老牛沟”，正是日后出土人骨化石的周口店遗址所在地。

安特生一眼便看到了泥土中露出的石英片，他进而推测其中或许会有人类制造的工具。他指着洞穴中的堆积物对师丹斯基说：“我认为这洞里肯定有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找。如有必要，哪怕把洞里的东西全都挖出来也行。”也就是说，当时安特生便期待着会在周口店发现人类遗骸。最终，1923年，他们发现了最早的人类遗骸化石，那只是一颗牙齿。1926年10月2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的瑞典皇太子夫妇的欢迎仪式上，安特生博士宣布了这项发现。当时他报告的只是一颗前臼齿和一颗大臼齿，由葛利普命名为“北京人”（Peking man）。

可是，当时出席仪式的资深人类学家德日进（1881—1955年在世，与天津北疆博物院的桑志华一起在河套地区进行野外考察，发掘收集了河套人的化石及旧石器，是该方面研究的先驱者）和桑志华，对此提出了质疑。两天后，他们通过信件指出，该臼齿化石没有四个齿根，和食肉兽类的牙齿无法区分。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继续进行。地质调查被委托给地质研究所，由年轻的瑞典地质学家布林主持；人骨化石则被送往协和医院由步达生负责研究。

1927年4月16日至10月18日，人们在周口店遗址挖出了3000立方米的堆积物，初步探明了洞穴形状，并发现了第三颗牙齿——下颚左侧第一臼齿。该牙齿保存良好，经判断与前两颗牙齿属于同一物种。步达生将其学名定为“北京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地方上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当时北京附近也会偶尔发生战乱，周口店也能听到枪炮声，常有带着武器的士兵徘徊在发掘现场附近。军队的调动和流言蜚语使得人心惶惶，但布林不为所动，终于按计划完成了发掘。 h98Mr+NLxIuuVvMSy5zeLUZNTcWPFs84w2/P1rfxvlbTNH6pPk8nhRGHrll7oc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