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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中，“河”指黄河，“江”是长江。虽然长江（全长6300公里，世界第三长河）比黄河更长，但黄河才是中国的代表。黄河中游地区的东西方向仅1000公里处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明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展，并最终影响到整个东方。
这里所说的东方，所涵盖的范围并不十分明确，不过其中心大体为中华文明影响力所及的东亚地区，即“亚洲屋脊”——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亚洲，包括中国本土、西伯利亚、蒙古、朝鲜、日本及东南亚。
黄河全长5464公里，起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海拔5000～6000米），绕过积石山后进入甘肃，穿过陕西、山西、河南的峡谷后，流经郑州所在的平原地区后向东北奔腾而去，最后进入渤海。
黄河流经的峡谷地区是著名的黄土地带，细细的黄土颗粒溶入河水，黄河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浊流。当黄河在郑州进入平原地区后，水流变得平缓，但泥沙含量依旧很高，春季水绵大量繁殖，带着绿色水藻的黄色河水愈加壮观。两岸地势开阔而低洼，罕有草木，零零落落分布着村落。所谓“百年待河清”（出自《左传》“俟河之清”），看到这股浊流才更能理解这个说法。
（本书插图系原书插图）
一直侵蚀着河岸的黄河，开始将携带的泥沙留在河底。在冲积作用下，河床逐渐增高，导致水流方向不断变化。历史上黄河河道几经变迁，向北到过天津，向南则到过南京。这个三角形区域便是黄河曾经泛滥的地区，也可能正是夏的始祖大禹治水的九州地区。（孔子曾赞扬大禹治水的功绩，称“微禹，吾其鱼乎”，意为“若无大禹治水，人们将淹没为鱼”。〔出自《左传·昭公元年》——译者〕）
由于黄河的泛滥，黄河水系与淮河相连，进而与长江相连。如果再沿长江支流的湘水逆流而上，向南穿过湖南，便可与即将流经广东的武江相接。沿武江而下可至珠江，便到了广东。有如此纵横相连的水系，南北的联络交通并不困难。可见中国虽幅员辽阔，却可依凭江河水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夏禹治理了泛滥的黄河，并开创了夏王朝，其后商承夏，周承商，夏商周三代是中国传说中国家历史的开端。这与西亚历史起自洪水的传说如出一辙。在此之前据说还有三皇五帝的时代，但完全缺乏可信性。
其实，夏的存在未被证实过，目前仅止于传说。
但考虑到商朝也曾被学者们不断质疑，可由于龟甲、兽骨上文字的发现，其真实存在完全得到了证实，甚至各代商王的世系也得到了详细考证，因此，学者们对于夏王朝的确证抱有很高的期待。
但截至目前，能够证实夏王朝存在的实证还未发现。有人推测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说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但目前这些都还仅止于推测。
日本从来没有历史博物馆，但是中国在二战前便在北京紫禁城午门前建了一座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在1949年以后被扩建，一直处于经营状态，不过中国最近又在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对面建了一座宏伟的新馆，那里展示着公认的中国历史。
博物馆的展示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原始社会大约从50万年前至公元前4000年。其后出现阶级分化，形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始于夏，一般认为从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457年。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公元前4000年至奴隶社会初期的公元前2100年，由于没有考古发现的证明，是一段空白期。今后通过新的考古发现，填补这段空白的可能性很大，不过目前我们只能将其看作一个过渡时期。总之，中国在夏朝时确立了私有制，建立了国家体制，之后经过商、周，到周后半期的春秋时代为止，都属于奴隶社会。战国时各国兼并，出现了封建地主阶级，中国形成了秦、汉的统一国家。此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爆发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采用了黄帝纪年（革命爆发的宣统三年〔1911年〕是黄帝纪年4609年）和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但人民革命（此处指新民主主义革命——译者）并未采用黄帝纪年，而是从人类史的角度追溯到了第四纪更新世
的北京猿人。有关猿人的历史在历史文献学中无法证实，这属于考古学及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范畴。
考古学、古生物学、地质学在中国都是新学科，这些学科都始自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但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地大物博，研究资料充分，因此考古学、古生物学、地质学在短期内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考古学方面最大的进展是安阳殷墟的发现。通过此次发掘，人们对曾经一无所知的包括宫殿宗庙、王陵、商王世系在内的商朝全貌有了较明晰的了解。这是李济、石璋如、郭宝钧等众多中国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
另外，在地质学、古生物学领域也有足以与考古学的发现相媲美的伟大成果，那就是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的发现。
三十多具北京猿人化石，还有山顶洞人的发现，明确了第四纪更新世东亚地区人类的体系及分布情况。北京猿人的发现对人类历史有重要意义，可以说不提北京猿人就无法言及人类历史，而这些都是安特生、师丹斯基、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杨钟健、裴文中等中外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
1949年以后，考古学、古生物学、地质学均有了全面的发展，取得的成果为全世界瞩目。因此，所有学者都期盼着和平的环境以及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
学术研究上进行国际交流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中国会有学术使团来到日本，日本也会赴中交流，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笔者去西伯利亚、蒙古、朝鲜等地考查、搜集资料时，总是感觉很不方便。另外，如今的东南亚，盛行民族主义，也很难推进学术领域的合作。
但这种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从第四纪更新世以来，人类所进行的交流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北京人并非孤立存在，其使用的一种被称为“单面砍砸器”的打制石器（选择附近的砾石，将其一面打出刃口，制成形状不规则的石器，是原始石器之一），不知以何种方式传播到了东南亚甚至非洲。西伯利亚更新世后期的人类文明，也有与欧洲文明的共通之处。可见在更新世末期，全世界到处都有人类居住。
人类就是这样在地球上迁移并互相接触、交流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就产生了新的文化。我们认为，这就是在人种最为丰富的西亚，最早产生文明、文化也发展最快的原因。
文字的普及、文字的改造必然发生在向其他民族传播的过程中，而此后文明的逆向输入以及向其他方向的发展，又会给人类历史带来大的飞跃。伊斯兰教有句话“不流动的水不能喝”，水如果不再流动必定会腐坏。水流在运载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接触，拥有推动文化飞跃发展的力量。因此不妨说，文化的交流、人类的交流就是历史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