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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总喜欢用过去的办法应付当前的问题，而在19世纪的中国，这一特点可谓最为突出。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起，中国历代君王都反复强化思想的正统性，于是思想传统得以长久延续，其维持者正是史官和谙熟经典的读书人。朝廷以思想灌输为手段，确保臣民的忠顺。其结果是，无论是非正统思想还是外来思想，都会对现政权构成潜在威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渠道：西方思想可以用作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武器。无论是1898年的维新派还是1911年的革命党，都证明了这一点。甚至1851年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也打起《圣经》的旗号作为支持。最近的也是最成功的革命，则求助于马克思和列宁。纵然如此，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还是始于对传统的再诠释，而非对传统的否认或排拒。
在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背景中的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本族中心主义，甚至可称为“民族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反对满人异族统治的思想。第二个是早期天主教传教士遗留的影响。第三个则是清政府对西方的传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