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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他们并无向外界学习的传统。清帝国幅员辽阔，制度调整迟缓。1840年败于英国整整20年之后，统治者才意识到研究西方的必要性。在日本，“兰学”学者早在佩里叩关前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必要性了。日本学者虽同样与世隔绝，对西方却明显比中国学者更加好奇。中国学者也知道在广州就有西洋商人活动，却没人肯去一探究竟。
中国官员虽对西方无知至极，却深谙人之常情和中国传统。他们不假思索地沿用对付蛮夷的老一套来对付英国人，尤其是那屡试不爽的恩威并施的手段。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软禁洋人，销毁鸦片，用的就是这种手段，结果导致了鸦片战争。下面的第一篇选文就是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林氏在信中晓以天良，信外却迫以武力。不幸的是，二者均未奏效。一方面，英国炮舰以摧枯拉朽之势展开报复；另一方面，英国人拒绝承认鸦片是双方争论的唯一问题。在西方人心目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外交平等、自由贸易、外国人在华安全的法律保障等。而中国人眼里只有鸦片贸易之害—它毒害了越来越多的吸食者，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他们把自己面临的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下面选取的是林则徐的两篇短文，一篇作于他出手教训英国人之前，另一篇则在此之后。第三篇长文选自一部地理名著，作于19世纪4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描述西方的著作。第四篇选文则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萌发于广东的民族排外主义，这种排外主义最终酿成了沧桑巨变。
在第一篇选文中，林则徐“晓谕”女王的道德正义的口吻十分引人注目。这种口吻说明，鸦片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像有些人说的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儒教君主对臣民福祉所负的责任也被考虑在内。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广州，不久就强迫英国商人上缴鸦片，并公开销毁。但是到了同年8月，他已经明白要想彻底禁绝鸦片必须从源头下手。这封著名的致“英国国王”（没有特别指出性别）的信，是解决这个无解问题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
这封信的措辞是很有礼貌的，但这种礼貌是朝贡关系框架内的礼貌。林则徐认为，夷人若无大黄、茶叶就要完蛋。这种自负的想法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林氏恩威并施，让商人们自己权衡利害，这是中国传统的治理手段。他认为人性不分中国、英国，这并不奇怪。更重要的是，他期待着英国人对自己的道德训诫会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反应。
为照会事：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惟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巡抚部院会同查办。
凡内地民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禀请缴收，全行毁化，叠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
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王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拟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
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
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觉察。今既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
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囒噸（伦敦）及嘶噶囒（苏格兰）、嗳
（爱尔兰）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如
啊啦（孟加拉）、
哒啦
（马德拉斯）、
（孟买）、叭哒
（巴特那）、
嘛
（马尔瓦）数处，连山栽种，开地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
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处，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
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
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复，切勿诿延，须至照会者。
【朱批】得体周到。钦此。
回过头来看，中国当时没有丝毫以武力战胜英国的可能。而英国人对自己的武力胸有成竹，很快便挑起战端。1840年，林则徐由于未能平息事态，反而引起战祸，被就地免官，谪戍伊犁，开始了其流放生涯。1842年，他给几位朋友写信，陈述自己在广州与英国人交涉的见闻，坦承中国武备远远不如西方，主张购买和制造西式舰船枪炮。这种态度与此前他在广州强硬的做派判若两人。如果他仿造西式武器的计划得以付诸实施，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将提前20年起步。不幸的是，碍于朝廷的反对，他不敢公开倡导西化，只是写信向几位朋友倾诉，并请他们保密。下面是他写给吴子序的信，就是其中的一封。吴子序是翰林院编修，同倭仁和曾国藩是好友。
【编者按：在信的开头，林则徐告诉吴子序“制夷”之难行。】
至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许之速？……
仆任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最可痛者，虎门一破，多少好炮尽为逆夷所有矣。忆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倘彼时得以制办，去秋浙中尚可资以为用。今燎原之势，向迩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惟仆此时宜亟守口如瓶之戒，而于志趣相合者，忽又倾吐于不自禁，极自悔其愚妄。然转思爱注之深，究不可以自匿，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
林则徐十分担忧英国问题，他在广州时便开始搜集西方情报，并制定了将英夷羁縻于港口的策略。正如后来的港英总督所说：“当林氏……与欧洲人交涉之初，竭其所能搜集中外文献，在通事的帮助下尽力获取关于……每一个域外国家的知识。传教士的手册、《澳门月报》、关于商业的专著、介绍英美的书籍以及地理学著作等，都在他收译之列，不过或多或少地都被删减或浓缩了。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文章一律译成汉文，与鸦片相关的文章尤其受到重视。”最后的结晶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国图志》。此书是大学者魏源（1794—1857）利用林氏搜集的材料编纂而成的。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首先向《四洲志》致谢，这本《四洲志》很可能编译自穆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 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41年林则徐将其刊印。林氏罢官之后，魏源完成了编纂，并反复增删，第一版50卷于1844年刊行，第二版60卷于1849年刊行，第三版100卷于1852年刊行。
1842年，魏源的名著《圣武记》刊行。《圣武记》考察了清朝开国以来的武功。魏源不但在军事史和经济地理领域卓有建树，而且能以批判的眼光研究经学。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中叶魏源在学界的地位，堪比17世纪的顾炎武和18世纪的戴震（1724—1777）。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只是扬州的一介微官，1844年才中进士。他熟知中英战事，而他对于战略和大局的见解无疑来自林则徐。
下面的选文是关于对英军事策略的，其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中国学者都有的错误倾向—从理论出发解决战略问题；分析推理虽然严密，却不是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的。即便如此，魏源重岸防、反海战的建议还是非常明智的。至少，他突破了当时官员奏折中普遍存在的说法：派水勇潜入水中凿穿英舰底部，或派火船冲击英舰，即可将英舰击沉。
在外交领域，林则徐和魏源提出的策略经受住了时代的检验，之后也屡试不爽。“以夷制夷”是西欧“均势”（balance-of-power）概念的中国版。这一策略的执行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不是什么人都玩得转的。它与清廷“分而治之”的策略异曲同工，常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一个新奇的论调，它很快成为近邻日本维新时代的精神，也成为许多中国洋务和维新人士的口号。
林则徐运用“以夷制夷”的原则，首先尝试让俄国出兵印度，此举倒是真的有可能制止英国在中国的攻势。利用法国和美国也是碰碰运气，只不过成功概率稍大一些而已。然而，法、美两国对鸦片战争的调停工作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至今仍是一个谜。
林则徐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如翻译西书，建造西式船厂、兵工厂，制造军舰和枪炮，聘请西方顾问，培养中国技术人员，改革武举等，都与中国未来的发展若合符节。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一切迟了整整20年？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
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今请先言守……
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夷艘所长者，外洋乎？内河乎？吾之所御贼者，不过二端：一曰炮击，一曰火攻。夷之兵船，大者长十丈，阔数丈，联以坚木，浇以厚铅，旁列大炮二层。我炮若仅中其舷旁，则船在大洋，乘水力活，不过退却摇荡，不破不沉。必中其桅与头鼻，方不能行驶，即有火轮舟牵往别港，连夜修治。惟中其火药舱，始轰发翻沉，绝无泅底凿沉之说，其难一。若以火舟出洋焚之，则底质坚厚，焚不能然。必以火箭喷筒，焚其帆索，油薪火药轰其柁尾头鼻。而夷船桅斗上，常有夷兵远镜瞭望，我火舟未至，早已弃碇驶避，其难二……
【编者按：魏源接着建议在内河攻击夷船，一是因为内河在中国枪炮的射程之内；二是因为内河水位浅、河道窄，夷船进退不灵；三是可用铁链或沉船挡住夷船去路，然后放出火船四面焚烧。魏源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兵勇藏身墙垒之后，夷船的大炮难以伤人。】
所谓诱贼入内河者，谓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而后纵其入险，非开门延盗之谓也……
倭寇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由其人寇皆穷岛亡命，无力置大艘大炮，惟恃其胆力渡洋，恃其刀枪豕突，故登陆则不可敌。使以倭船遇闽粤之船，则如石碾米也，使其倭船遇大炮火器，则如狼驱羊也……夫倭之所长在陆，击之外海，在攻其所短；英夷所长在海，待诸内河，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乃明人御倭者，不知御之于外，而今日御英者，又不设伏于内，故天下实效之事，必与庸众之议论相反……
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岳飞曰：“以官军攻水贼则难，以水贼攻水贼则易。”今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
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英夷所惮之仇国三：曰俄罗斯，曰佛兰西（法兰西），曰弥利坚（美利坚）。惮我之属国四：曰廓尔喀，曰缅甸，曰暹罗，曰安南。攻之之法：一曰陆攻，一曰海攻。陆攻在印度。逼壤印度者，曰俄罗斯与廓尔喀，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不相往来，而兵争专在印度。
印度者，葱岭西南，与我后藏、廓尔喀、缅甸接壤，去英夷本国数万里，英夷以兵舶据东、南、中三印度，而俄罗斯兵则由黄海、里海间取游牧诸部，亦与西、中二印度接壤，止隔一雪山，各以重兵拒守。自东印度之孟阿腊之麻尔洼，南印度之孟迈之曼达喇萨，鸦片盛行，英夷岁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觊觎之。及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捣温都斯坦【注：中印度】。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起程入中国【注：比革特，其东都也】，惴惴惧其犄角。盖康熙中用荷兰以款俄罗斯，又联俄罗斯以逼准噶尔，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不在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
廓尔喀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征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此机之可乘者二。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
海攻之法，莫如佛兰西与弥利坚。佛兰西国逼近英夷，止隔一海港，弥利坚与英夷则隔大海。自明季国初之际，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置城邑，设市埠，英夷突攻夺之，于是佛夷与英夷深雠。及后英夷横征暴敛，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兼约佛兰西为援，三国兵舶数百艘，水陆数十万，不解甲者数载。弥利坚断其饷道，英军饥困，割地请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英夷止守东北隅四部，不敢再犯。
即印度地亦荷兰、佛兰西开之，而英夷夺之……此各国之形也。
其互市广东，则英夷最桀骜，而佛、弥二国最恪顺。自罢市以后，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各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去年靖逆出师以后，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之请，并烟价香港亦不敢索，此机之可乘者三。
乃款议未定，而我兵突攻夷馆，反误伤弥利坚数夷，于是弥利坚夷目不复出力。而佛兰西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是冬有兵头兵船，至广东求面见将军，密禀军务…… 【编者按：魏源接着记述了一件憾事：法国本来宣称愿意斡旋中英关系，但因为中方官僚的猜疑和拖沓，最终错失了机会。】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注：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及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
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汉用西域攻匈奴，唐用吐番攻印度，用回纥攻吐番，圣祖用荷兰夹板船攻台湾，又联络俄罗斯以逼准噶尔。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
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请陈国朝前事。
康熙初，曾调荷兰夹板船以剿台湾矣，曾命西洋南怀仁制火炮以剿三藩矣，曾行取西洋人入钦天监以司历官矣。今夷人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各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 【编者按：这就是中国接受英国提出的最惠国条款，并将此特权扩及其他各国的原因。】
【编者按：魏源接着陈述西洋造船之法。】 其船厂材料山积，工匠云辏，二三旬可成一大战舰，张帆起柁，嗟咄立办。其工匠各以材艺相竞，造则争速，驶又争速，终年营造，光烛天，声殷地，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
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广东一万，福建一万，浙江六千，江苏四千。其所配之兵，必凭选练，取诸沿海渔户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当林则徐、魏源等清朝官员开始筹划应对英国侵侮的策略时，另外一种反应在广东民众中却愈演愈烈。1841年，英军上溯珠江，兵临城高池深的巨邑广州，“洗劫”一番后撤退。其后这里掀起了一场排外运动，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波民族主义骚动。从此开始，在英国蓝皮书中关于各种“事件”的记录持续不断：中国人贴出标语，谴责外国人的存在和活动；外国人到偏远的农村探险，有时被丢石头、被打甚至被杀。关于广州居民反西方情绪的背景，还没有人做深入的研究。士大夫阶层有官府撑腰，对此类运动加以鼓励和引导，也可能事情根本就是他们挑起来的。1900年华北的义和团与此事异曲同工。这场运动的后果是“入城问题”（主要是承认外国人有权进入广州府城之内，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能留在城外的十三行）悬而未决，成为外交争论的风暴中心，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城，入城问题才算了结。为了让读者见识一下广州居民“准民族主义”的精神，我们节选了一篇三元里村民的著名说贴。这篇斥责英国人的说贴是在1841年英军撤退之后张贴的。村民在战争中遭受了经济损失，并坚持进行武装抵抗。他们声称自己击退了英军。这篇《广东义民斥告英人说贴》意气甚盛，夹杂着粗鄙之辞，但显然不完全是农民的手笔。
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尔逆犬羊知悉：
查尔英夷素习，豺狼成性，抢夺为强……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义……尔不思报我天朝厚恩，反加仇害，用鸦片烟害我百姓，骗我银钱……纵尔窜入内河。尔勾引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印作乱，尔不过使钱哄买而已，有何长处？尔既妄称知兵，何不专用尔英夷交战？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英狗之能。我天朝素行仁义，不忍制造此等毒物，岂似尔等畜邦，专以抢夺为生？尔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除此三物，更有何能……我们义士受天朝二百余年豢养之恩，今日若不诛尽英夷，便非人类。尔杀害我乡百姓，大干天和，又将各棺骸尽行残毁，各庙神佛俱受灾殃，正为天怒人怨之时，鬼神之所不容……
我们痛恨已极，若不杀尽尔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不折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尔等。就请人劝我，亦必不依，务必要剥尔之皮，食尔之肉，方知我们利害也。特先示谕尔义律、马里逊、颠地、担拒等，及各无父无君汉奸知之。本应措词雅驯，因畜类不通文字，故用粗俗之言，浅浅告谕……
这种狂热的排外主义在广州盛行一时。直到1858年，中外政府寻求建立更和睦的关系，都对此感到尴尬，才将其平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