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朝皇权向来是集中且强大的。皇帝绝非尸位素餐，而是事必躬亲，日理万机。任何稍有点重要性的军国政务都要经他同意。天子高踞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简直要发挥超人的作用。他既要决定主要的人事任免，又要管理钱粮兵马的调动，还要管理公共工程和庆典，每一项都是庞大且棘手的。
皇权集中派生出两个后果：一是必须要在北京维持守旧且互不统属的行政机器，在皇帝的领导下处理帝国的各种日常政务。二是皇帝个人仅是处理内政便已耗尽了精力，无暇在朝堂之外开拓新的领域。他不易受到外来事务的影响，对这些影响一般不予回应，即使回应也只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所以，皇帝本人及其左右臣工的态度对中西关系至关重要。这一情形早被耶稣会士看在眼里。
由于朝廷的态度在19世纪中国接受西方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还是简略地看一下清代前期诸帝留给其倒霉的子孙们的先例。
八旗军在1644年打进北京之初，就找到了汤若望。当时汤若望供职于钦天监，正编纂西洋历算书籍，以供推演新历。满人准许他继续工作。1645年，新历编成，预备颁行，汤若望也被正式任命为清朝的钦天监监正。其后200年间，除了少数例外，钦天监一直由天主教传教士把持。清朝入关后的首位皇帝顺治帝（1644—1661年在位）对汤若望眷顾逾常，而且会向他咨询疑难。顺治帝的儿子康熙帝对耶稣会士更是恩宠有加，并畀以重任。1669年发生了一场关于天象预测的争论，事实证明耶稣会士的预测是正确的。康熙帝因而对西洋数学产生了兴趣。此后，他开始学习数学和其他西洋科学，并将几位耶稣会士留在身边，以备顾问和传译。1689年，康熙帝派了两位教士随同中国使臣赴尼布楚同俄国谈判。这次谈判签订的条约划定了中国东北部的中俄边界，一直维持到19世纪40年代。1689年后的百余年间，只要有俄国或其他欧洲国家使团到来，通译都由在京的西方传教士担任。康熙帝还选拔一些年轻的学生，向传教士学习数学和美术，并请传教士修理钟表和八音盒。我们还注意到，康熙帝在自己的最后十年里还派遣传教士进行了全国性的地图测绘。在耶稣会和其他天主教修会的“礼仪之争”中，康熙帝尽可能做出公允的裁断。这位明主虽然宽宏，却也并未准许在中国全境传教。康熙帝颁行了一种领票制度，只允许特定的传教士留居北京或澳门。这一政策为后来的历任君主所沿袭。
雍正帝对传教士心怀厌恶，因为传教士在立储问题上支持他的对手。他放过了在京供职的传教士，但不少在各省的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乾隆年间，组装和修理欧洲的钟表及其他物什仍然得靠欧洲技师。一些耶稣会士作为建筑师参与了圆明园中意大利风格的园林和建筑的营造。约1747年，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建造了一座西式喷泉，成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设计的意大利风格建筑群中的核心景观。然而，到了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使团从英国到访北京时，西方人在清廷中已经无足轻重了。他们在宫中供职虽久，却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未能在思想层面发挥作用；他们显然没有让清朝君主真正了解西方。中西交流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了广州。
直至此时，在京的传教士仍被称作“西洋人”，即欧洲人的代称。但是，随着19世纪早期中西接触和冲突都不断增多，“夷”字的使用范围变广了，而以往则主要指代在广州的欧洲人。在传统中国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和称谓，而葡萄牙人则不同，1514年之后，葡萄牙探险家航海来到中国，不但在文化上与中国大相径庭，还经常干些劫掠商旅的勾当。所以“夷”这个称呼既有古希腊语所蕴含的“稀奇古怪”的意味，也有现代英语所蕴含的“野蛮残暴”的意味。从中国有历史记载起，亚洲内陆就是“夷”的渊薮。边境上出现了好勇斗狠的异族人，对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人把葡萄牙人和后来者都吸纳进一个充满儒家特色的体制：允许他们在东南沿海的澳门或广州居留，客客气气地对待他们，但同时严加隔离。北京的耶稣会士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在朝廷内部效力，这和东南沿海西洋商人的贸易迥然不同。到18世纪末，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西方世界在中国的主要代表。在广州，中西交往产生的问题日积月累，盘根错节，包括外交平等、贸易税、法律程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概念几乎一成不变，这大概是清廷和广州的满汉官员最可悲之处了。
中国的统治阶层虽然对西方知之甚少，但可以把中西关系当作古老的朝贡关系来处理。朝贡体制的基础是一套宏大的概念：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天子在道德与礼仪上沟通着人类社会和不可见的自然力量。一切周边的部落和民族理所当然地要承认这个中心。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国家理论是一种普世帝国理论。外国君主如果想进行贸易或通好，首先要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并派使臣在天子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此外还要服从关于朝贡关系的种种规定。随着中西交往日益密切，清廷一直力图将西洋诸国纳入这一过时的体制。1793年乾隆帝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言辞语气居高临下，可以说是上述心态最著名的例子：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些不列颠人原想破门而入，摧垮这个中央王国“万国来朝”的传统地位，却仍然被归为化外蛮夷。满汉官员在奏折中描述在广州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措辞，同描述中亚的布鲁特人（柯尔克孜人）或西南的罗罗、苗子等土著民的措辞并无二致。中国的统治阶级对欧美人全无好奇心。无知使得中国官员对西方的认识极度混乱，而中西语言转译之难更加剧了这种混乱。葡萄牙人曾被称作“佛郎机”（即法兰西），因为十字军东征时法兰西人曾同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交兵，而葡萄牙人和法兰西人来自同一地域。所以法国人到来时，“法兰西”就和“葡萄牙”混为一谈了。16世纪晚期，西班牙一度吞并了葡萄牙，于是中国人又分不清这两个国家了。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来到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中国人又将葡萄牙人当作意大利人。荷兰人起初与法国人混同，而当荷兰人继承了英国的王位
后，中国人又将英、荷两国人混为一谈了。
如果说西夷的名称是本糊涂账，那么他们来自何方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乘的船都是经“南洋”而来，中国商人与东南亚贸易也要乘舢板往来于南洋。有人猜测这些夷人来自西南某处，更远过马来半岛上的雪兰莪、北大年、柔佛等小苏丹国或停靠港。中国人总算弄清了这些人实际上来自“西洋”之后，混淆依然不减。因为印度洋位于马来半岛以西，所以中国人自古就顺理成章地将印度洋称为“西洋”。对于欧洲，只好称之为“大西洋”以示区别。
中国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通事、行商、买办等人，非常熟悉这些西来陌生人的体貌特征。而大多数中国人则是在村谣野语中听说西洋人的。而一些村谣野语还被载入当时的书籍中，说夷人通身“奇白”、高鼻、红毛（特指荷兰人），18世纪50年代官方纂修的《皇清职贡图》则说他们“俗重女轻男，相悦为婚”，以表明西洋风俗诡异而莫名其妙。但中国人对西方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荷兰人“黑毡为帽，遇人则免冠挟之以为礼”；瑞典人“喜以金缕盒贮鼻烟，时时吸之”。这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普遍认知水平，而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重塑世界了。1816年阿美士德（Amherst）勋爵的赴京使团同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一样，被贴上了“英吉利国王贡使”的标签。这次访问同样未能让中国上层社会对西方产生新的认识。无论如何，1655年至1795年间，包括俄罗斯使团在内，共有大约17个西方使团觐见了清朝皇帝，唯独英国使团没有叩头。无论欧洲诸国何时想同中国建立关系，在中方的档案记录里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它们并非天朝贡国。事实上，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看到的中方记录冠冕堂皇地宣称马戛尔尼叩头了，但我们都清楚这是子虚乌有的。
当广州的丝、茶出口蒸蒸日上时，中国史家对此项贸易及对象国的记录却寥寥可数。其中有一本书题为《海录》，由一位少年时曾出海谋生的盲人通事口述，一位读书人执笔记录。《海录》记述了英格兰的“重楼叠阁”、泰晤士河上三桥横跨、伦敦的娼妓之盛，以及武官穿红色军服，而女子服装“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凡此种种都充满了异国情调，却没有什么启蒙价值。此书和其他类似书籍的确提到了英国以海外贸易立国，并且占领了孟买、孟加拉、新加坡等贸易兴旺的据点。1839年，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早已广为人知，英国的船坚炮利也已在中国沿海露了一手。但是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官员似乎仍对自己的处境懵然无知。除了自卫，他们不得不从头研究西洋地理，像学童一样记诵西方诸国的国名、位置、物产和幅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