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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道光三十年（1850，虚岁十四岁）中生员，入南皮县学；咸丰二年（1852，虚岁十六岁）中顺天府试举人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虚岁二十七岁）中进士，殿试一甲三名（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科举路上，凯歌猛进。同治六年，出任湖北学政；十二年，又任四川学政。光绪五年（1879）二月起，他先后任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至光绪七年六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数月一迁，飞黄腾达。该年十一月，升任山西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员。光绪十年，他调任两广总督；十五年，改任湖广总督。
张之洞是那个时代官场上的特例。他有着极高的天分，使之在极为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材密集的翰林院中大显才华。他深受传统经典的浸润，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尊崇当时的大儒、曾任同治帝师傅的清流领袖李鸿藻（亦是同乡，直隶高阳人），而李鸿藻历任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高官，又使之身为疆臣而又“朝中有人”。
曾国藩、李鸿章虽同为词臣出身，然以军功卓著而封疆；张之洞的奏章锋芒毕露，博得大名，竟然以文章发达而封疆，实为异数。此中最为关键者，是他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在其人生数次关键时刻，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或显或隐的“慈恩”。
梁鼎芬的“周旋” 张之洞的个人经历，使得他特别关注文坛士林，尤其是有思想、敢作为的官员士夫，幕中亦养着一大群“能人”，其中一位是广东名士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字星海，号节庵。小张之洞二十二岁。光绪二年（1876，虚岁十八岁）中举人，六年（虚岁二十二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九年散馆，授编修，亦是一位科场青年得意者。光绪十一年（1885），即中法战争时，他因弹劾李鸿章而得罪慈禧太后，降五级调任，于是弃官回籍。此时他年仅虚岁二十七岁，张之洞恰在两广总督任上，邀入幕；并聘梁为肇庆端溪书院山长。从“张之洞档案”中可见，张为这位青年才子安排一切，甚为殷勤。
广雅书院开馆后，又请梁主持。张调任湖广总督后，再请梁主讲两湖书院。从两人交谊来看，梁尽管在年龄上是晚辈，却是对张影响力极大的幕僚。而梁鼎芬的一个同乡与朋友，即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曾用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小张之洞二十一岁，大梁鼎芬一岁。他数次科举不第，先后以捐监生、荫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光绪十九年（1893，虚岁三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一年（1895，虚岁三十八岁）中进士。虽说在当时科举途中，康有为还算是成功者，年龄也不算太大，但他是一个极富才华又相当自负的人，多次应试未中，引发其改科举的心思，对未取他的考官，也极其不满。
康在科举仕途上不如张之洞、梁鼎芬那般顺风顺水，但在中进士之前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并开堂讲学（后来称“万木草堂”），收在帐下的门徒此时已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后来名声大振的梁启超。
康有为与梁鼎芬，本是同乡，且多有交谊。
康有为称其受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的赏识，而张鼎华恰是梁鼎芬之舅，对梁的学术有所指导。
刘圣宜作《梁庆桂传略》，称言：
（梁庆桂与梁鼎芬、康有为）时相往来，为兰契交。据康氏近亲所述，康有为读书勤奋，常自南海县西樵乡到广州西关下九甫梁庆桂家借书阅读，有时在梁家住下读书。而且康有为入京考试的费用也常由梁家供应。梁家晚辈犹记幼时呼梁鼎芬、康有为为大叔公、二叔公。
最能说明康有为、梁鼎芬两人关系的材料，系黄遵宪所言；他后来在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黄称，他之所以认识康有为，是梁鼎芬的介绍，“闻梁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
“南阳卧龙”，即在野时期的诸葛亮，梁对康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不仅说明他对康才识的欣赏，更说明两人的密切关系。
尽管康有为称他与张之洞的交往始于光绪十二年，即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期，但现在还找不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张之洞、康有为初次相识，应该在光绪二十一年的秋天，地点在南京。此时张之洞、康有为的情况都有一些变化。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清军在朝鲜、黄海的陆、海战皆败。清廷先是于九月初十日（1894年10月8日）下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很可能会让其入值军机处；
后又于十月初五日（11月2日），调湘系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一带督师，改命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负责东南一带的海防。光绪二十年秋十月，张之洞抵南京接任。此后战争的局势继续恶化，清军在辽东、山东继续战败。光绪二十一年春，清廷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签订了极其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之洞本是清流出身，对李鸿章有恶感，对此次议和、尤其是《马关条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多次电奏，要求废约。
当和约被清廷批准后，张亦多次寻找李鸿章的劣迹，并上奏清廷要求进行改革。
而甲午战败后，原在政坛上充当主帅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地位急剧下降，其庞大的派系也渐渐散去。他后以大学士入京闲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权势亦大减。继起的政坛领袖是刘坤一和张之洞，分守南京与武昌，率领着两个最大的政治派系。而张之洞又是清朝高官中最具新思想的，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亦多有新派之士，也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年（1894）入京参加会试，虽未登第，也与京中的高官如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拉上了关系，与京中的官员士子建立起人脉。光绪二十一年春，康再次入京参加会试，正值马关议和，他与梁启超等人，多次发动公车（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是他于是年四月发动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虽未上达天听，却于闰五月间在上海刊行了《公车上书记》，传闻一时。
是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6月3日），康有为主张战后改革的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由都察院代奏，甚得光绪帝重视，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光绪帝将该上书同胡燏棻等人的折、片共计9件下发各省，并下旨：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
也就在此时，康会试中式，为第五名，殿试为二甲第四十六名，朝考为二等第一百零二名，奉旨分发工部，为学习主事。六月，康与梁启超在京创办《万国公报》。七月起，康又参预发起强学会，在京城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张之洞捐银五千两。
在此期间，康有为也结识了张之洞之子张权。
以上诸事，特别是光绪帝下发康的改革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使之如同初升的政治明星，灿烂眩目。
两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光绪二十一年秋在南京相会，其中梁鼎芬“力为周旋”。
南京相会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底离开北京，由天津、山海关、上海，于九月二十日（1895年11月6日）至南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各分会。
光绪二十四年底（戊戌政变之后），康避居日本，写作《我史》，对此回忆称：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值庚子事变，避居海外的康有为致函张之洞，谈起此事，称言：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饮，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十日之饮”、“申旦高谈”，表明两人有着很长且很热烈的谈话。而张于此时花大量时间与康交谈，实则另有隐情。
两人在马关议和期间皆主张废约再战，在换约之后皆主张变法自强，在此性情志向大体相投之下，双方的相谈也很成功，张当时对康的评价很高。
由此，张决定开办上海、广东两处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张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办理，广东一处交由康有为办理；而汪康年此时尚在湖北武昌，在其未到上海前，上海一会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等人先办。
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张之洞的门生、侄女婿，时任翰林院侍讲，恰在张之洞幕中。
他当时不可能亲往上海。梁鼎芬是张的重要幕僚，此时亦准备临时回湖北。黄、梁皆是远程操控，上海强学会实际由康有为一人主持。
康有为在南京时，与张之洞也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对此，康在《我史》中称：
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所其学，香涛奚取焉！
此中所言，便是本书《自序》中所引陈寅恪提及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的学说，而“使星海来言”一事，“穗石闲人”后来亦言及于此，并谈办强学会之事：
康得进士，北归来访，留住十数日，（梁鼎芬）劝康议论宜平正，做事勿夸张，讲西学得其益，无流其弊，乃有用。康赠诗有：“海内名山泰华高，南梁北盛并人豪”云云。盛谓宗室伯希祭酒也。于是商开强学会于上海，时黄仲弢侍讲绍箕同客白下，并闻斯举，意在正人心，开风气，用意甚正。……
此处梁有劝言，但康是否有驳语，未见记载。以常理分析，康此时得张之助，办上海强学会，似未必会以言词顶张；不然的话，张当时即有可能与康分裂，更不会有后来上海停报之事。而两人学术取向的不同，埋下此后决裂的种子。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95年11月26日），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联名的电报通过两江总督署发出：
诒在京师，与洪右丞、沈子培、杨叔峤诸君开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士集者百数。今来金陵，与南皮言，南皮力主之。顷分设沪局，集天下贤士夫，刊布公启，必欲得公名，以光此举。立候电复。金陵督署绍箕、鼎芬、祖诒。
“洪右丞”，洪良品，时任给事中。“沈子培”，沈曾植，时任总理衙门章京。“杨叔峤”，杨锐，张之洞的亲信，时任内阁中书。
该电文是抄件，无抬头，即未注明收电方。
此电说明康有为南京之行的结果，也表明张之洞当时的态度。同日下午九点，正在南通的张謇收到梁鼎芬电报：
张状元：现与中弢、长素诸君子在沪开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南皮主之，刊布公启，必欲得大名共办此事，以雪国耻，望速复。鼎芬。蒸。
此电由张謇录于日记中，内容与上一电大体相同，很可能是上一电的另一个版本。
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
康有为到达上海后，立即着手上海强学会的各项工作。
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自然是银钱。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895年12月2日），康有为发电南京张之洞：
会章刻，待名。张园租，待款。并电上海道。为。铣。
“会章”似指上海强学会章程，“待名”似指由张之洞领衔；“张园”是当时上海最为著名的公共场所，康在此旁边租房，作为上海强学会的办公处所。
上海道，即苏松太道，驻上海，兼江海关事务（即办理海关与对外事务），此时为蔡钧。康有为要求张之洞发电上海道，以能得到支持。十月十八日，上海《申报》第4版刊出以“南皮张之洞孝达”署名、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海强学会序》。
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张之洞发电经元善，支付上海强学会的款项：
致上海经守元善：助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又筹拨公款一千金，已交百川通汇。即交该守收存应用。并转告康主事。两江。养。
十月二十六日，经元善回电张之洞：“奉养电谕，敬悉。百川通款昨交到，遵谕收存。并告康主事，凭伊手支用。”
由此可见，张之洞拨银共计1500两，其中500两是他个人的捐款。这笔钱是上海强学会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占捐款总额的六成强，且有着倡导和风向的意义。
十月二十九日（12月15日），梁鼎芬又发电康有为：
上海泰安栈康长素：群才荟萃，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日内往鄂。一切函电可由中弢商壶公。节。
“壶公”，张之洞。梁鼎芬此电当是对康有为来信或来电的回复，梁表示其不日将临时前往湖北，上海强学会的事务，让康有为与黄绍箕联络，由黄负责上报张之洞。其中“群才荟萃，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一句，很可能是张之洞本人的态度，即对康电中“会章刻，待名”的回复。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由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第一号在上海刊行。该号共8张16版。首载《本局告白》；次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之“上谕”（廷寄），并刊文对该廷寄进行评说；再载“论说”：《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最后列《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署名张之洞，实为康有为撰）、《上海强学会章程》（以黄体芳、黄绍第、屠仁守、汪康年、康有为、邹代钧、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钧、张謇、沈瑜庆、乔树枏、龙泽厚等十六人“同人共启”）、《上海强学会后序》（署名康有为）。其中《上海强学会章程》，决定要办“最要者四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院”，“皆本会开办视款多寡陆续推行”。《强学报》第一册的首页，用“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纪年。
从今天我们对康有为、张之洞政治思想的理解来看，《强学报》第一号所刊内容，与张之洞所遵从的政治学说是有所差别的。
在《强学会》第一号刊出之前，康有为与梁鼎芬（包括在其背后的张之洞）已经有了猜隙。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895年12月27日），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致函梁鼎芬称：
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长素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然更事尚少，比日时相过从。昨示大函，为之骇诧，延致诸君，遵宪居海外日久，多不悉其本末。惟此会之设，若志在译报刻书，则招罗名流十数人，逐渐扩充，足以集事；乃欲设大书藏、开博物馆，不能不集款，即不能不兼收并蓄。遵宪以为，当局者当慎简，入会者当博取，固不能如康公之所自出，亦不能如梁子之不因入热。遵宪居间其中，为岭南二妙作一调人，君意何如？
未久，黄再致函梁：
强学会事，顷语心莲甚详。公有何言语告心莲告我？康郎之堂堂乎张，乃殊觉酸楚可怜也。
从黄遵宪的信中内容来分析，他认为梁鼎芬与康有为之间的矛盾，在于康有意“博取”会众，有意“集款”；梁对康有为“延致诸君”不满，黄遵宪表示“不悉其本末”一语，亦有可能指康有为门徒徐勤、何树龄，由康从广东召来上海办理《强学报》。虽说黄在信中表示为“岭南二妙作一调人”，但从该信文字的基本态度来看，黄似已站在康一边。
《强学报》第一号刊出后，双方的矛盾立即激化了。从张之洞一派后来的指责来看，主要是两项，一是刊发廷寄，二是使用孔子纪年。
《强学报》第一号刊发的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虽是倡导改革，也有“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之语，但康在该上谕后，又加说明：
此和议成后，发廷臣奏折：一、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二、工部主事康有为，三、军机章京工部员外郎陈炽，四、协办大学士徐桐，五、翰林院侍读张百熙，六、御史易俊，七、侍读学士准良，八、侯爵信恪，交督抚议之。
表明他的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也是光绪帝交议的折片之一，这多少有点自重之意。又按当时制度，此上谕不属可以公开的“明发”（即“内阁奉上谕”，张之于宫门钞）；而属“廷寄”，即“军机大臣字寄某某”，属保密的，不可以公开刊布。虽说当时的廷寄经常外传，也无密可保，但在制度上仍可以抓抓小辫子。
康有为用孔子纪年，乃仿效基督教用基督诞生纪年。这是“康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康于此也表现出有立孔教的政治企图。张之洞与康有为之间最重要的学术分歧乃在于此。然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绝无与清朝决裂之意，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属理念，在张则是政治。
就在《强学报》第一号刊发之日，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康有为发电给张之洞：
闻还镇旧楚，为之短气。欲来相视，适病未能。母寿当归，朔前必行。局事粗定，捐者渐至。章条、报纸寄呈，稍乏书局书，乞公留意提倡。明岁见公于汉上。为。
“还镇旧楚”，指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刘坤一回两江总督原任之事，康对此不满，称为“短气”。“欲来相视”，指从上海赴南京，康又自称生病。“局事”指上海强学会，当时亦称强学局、强学总局；“捐者”为强学会捐款者，除张之洞外，当时另有邹凌瀚、陆元鼎、黄遵宪、朱祖荣、孙锵等人；“章条”指《上海强学会章程》；“报纸”即《强学报》第一号。康表示因“母寿”即将回广东，并称明年再到武昌去见张之洞。在这份电报中，康显示了那种傲视权贵的派头，他本来是汪康年未到达之前的代理，此时执意先将事情一做到底，随即便告辞再会。他也知道与张之间矛盾已深，没有再提广东强学会之事。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1896年1月17日），《强学报》的第二号出版，该号仅4张7版，载文《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变法当知本源说》、《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欲正人心必先修法度说》、《论中国之败坏于老氏、杨氏之学》，并刊出《强学报正误》，改正第一号中的错字。而《强学报》的第三号，当时已刊印，因奉到电令，而未派发。今不存世。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决裂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1896年1月18日），张之洞发电武昌汪康年，“请速来宁，商强学会事。切盼。”
此时张似仍准备以汪代康。然几天之后，情况大变。十二月初八日（1896年1月22日），黄绍箕从南京赶赴上海，准备与康有为相谈；然康已于初五日离开上海回粤，为其母亲祝寿。黄绍箕不得已于十二月初九日致信康有为：
……报纸二叶已诵讫。首列孔子卒后年月日，此为学西法，仍未毕肖，则责以违国制，已无可辞。于事实无丝毫之益，而于吾党恐有邱山之损。推尊孔子诸论，执事可著书，不必入报。前议章程略及之，复电亦既允从之矣。廷寄之件，止可云得之传闻。今直书某日军机字寄云云，一似有所受之者。家君在都每闻人述时政，自诩为秘密消息，辄深恶之，况此竟列入会报，将来果有秘密消息，亦谁复肯以告我，以重其逼近漏泄之咎乎？至于报中全不翻译西报，并不译列中事，而但发空言，与局刊章程显然不符。执事术学，素所钦仰，岂敢妄议高深，惟既在同会之列，即有共主之权。家君系老病乞退之身，素性耿介，不能随人俯仰，又岂肯违心曲从，重累斯会，兼以累执事乎？已告局中停报勿出，并议暂废此会，日内当即有公函奉达……
“报纸二叶”，当指《强学报》第一、二号。“家君”，黄绍箕之父黄体芳，曾在“同人公启”中列名。黄绍箕的指责，共有三点，一是孔子纪年，二是发表廷寄，三是《强学报》上的文章为“发空言”。他指出“推尊孔子诸论，执事可著书，不必入报”，即康有为个人的学术见解，可以自行刻书，不应刊行于以多人名义发行的公众报刊。这也是张之洞的一贯主张。
而“前议章程略及之，复电亦既允从之矣”一句，似又说明此事先前有讨论，康有为也在复电中表示“允从”。黄绍箕虽然用了“家君”的名义，但所表达的，却是张之洞的意思。“停报勿出”、“暂废此会”、“公函奉达”等语，表示张已决定停报废会。《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对此亦称：
讵料康到沪后，任意出报发议，绝不商量，太史与黄公屡书争之，且诋之。最可骇者，不以大清纪年而以孔子纪年，名为尊圣，实则轻慢。太史与黄公深恶之。即日停报。自是与康不合。
十二月十二日（1896年1月26日），《申报》第2版刊出消息《强学停报》：
昨晚七点钟，南京来电致本馆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刊，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同人公启。
“同人公启”，似指《强学会章程》所列名的16人，但实际上的决定者是张之洞。“各人星散”，也说明了康有为离开之后强学会与《强学报》的情形。
也正在此时，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御史杨崇伊参劾京师强学会，光绪帝当日下令封禁。
十二月十四日，经元善闻封禁该会的消息，立即发电张之洞：
《新闻报》登京电，强学会奉旨封禁。宪台拨银一千五百两，康主事已支用过八百两，尚存七百两，应否止付？速候宪示。元善禀。
由此可见，康有为办《强学报》等事，已支用张之洞所捐银800两，占其支出总数约一半。
对此，张之洞回电，对该款项表示“不便与闻”，以摆脱干系。
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经元善也停止了付款。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初五日，康有为与张之洞之间有着两个多月的交往。在此期间，南京的十多天大约是他们的蜜月期，康到上海后，平静的日子还维持了一段，梁鼎芬、黄绍箕奉张之洞之命还在劝康；大约从十一月起，裂缝越来越大，以致最后破裂。从此两人再无合作。
从事情本身来探讨，两人破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两人性格，康有为、张之洞皆是自我意志坚强的人，康不愿屈从权贵，而自认为是后台老板的张绝不会允许康如此自行其事；其二是“孔子改制”，即所谓“康学”，这本是学术之争，然到了此时，已成了政治斗争，张也不允许将《强学报》变为宣扬“康学”的阵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回到广州的康有为，致信其正在上海的弟子何树龄、徐勤，称言：
寄来星信悉。览邓仲果书，乃知为学术不同，疑我借局以行其经学，故多方排沮（中国亡无日，生民无噍类，而彼尚如此，可哀可痛）。我向不知此意，则尚相敬也，不过意见不同，不能容耳。……纪年事，南皮原面许，今一切全翻，亦不足计。今不过主笔二人待面商后，去留乃定未迟。以忌我之故，并排及孔子，奇甚，孔教其衰矣！既排孔子纪年，则报不宜发，以重增其怒。若遽不书纪年，自我改之亦不可，宜停后再举，乃可改也。吾不能力争，吾亦作孔子罪人。呜呼！岂料攻孔子不谈经学者，乃出于所谓清流者乎！孔子已矣。……幸彼疑专为托局以行其经学，尚可解。死亡无日，此辈见地如此，大奇大奇。……仲弢云，十二出沪。接信此时想已过。此君通达实心，惜二子不能与之谈，不能自白也。坚守数日，以此事累子，相见不远。
由此可见当时分歧之所在。“既排孔子纪年，则报不宜发，以重增其怒。若遽不书纪年，自我改之亦不可，宜停后再举，乃可改也”一句，指《强学报》第三号若排孔子纪年则不发，以免增对方的怒气，若自行不排孔子纪年“亦不可”，只能将《强学报》停办，以后另办报可不用孔子纪年。“仲弢云，十二出沪”一句，说明他离开上海时知道黄绍箕将于十二日到上海与之面商。“幸彼疑专为托局以行其经学，尚可解”一句，即张之洞一派只是认为康有为打算以上海强学会推行其学说，双方的矛盾“尚可解”，这似乎也透露出康此时还另有“不可解”的“经学”以外的目的。
光绪二十三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广西省城桂林办圣学会，命其办会门人：“创办圣学会，为粤西开未有之风气，甚盛举也。必须详筹经久办法，可为南皮诸公愧，勿为南皮诸公笑。”
所言的“南皮诸公”一语，即张之洞、梁鼎芬等人，可见时隔一年半，康内心尚未从上海强学会事件中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