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
总序

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结束了先前的两次鸦片战争史研究,开始研究戊戌变法。2018年,戊戌变法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周年,我的研究还没有结束,仍然在路上。

时光又逢戊戌,我也应当想一下,这二十年究竟做了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当我开始研究戊戌变法时,有两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一、戊戌变法是所有的中国近代史大家都涉及过的领域,很难再有突破;二、戊戌变法的材料搜集和利用,已经差不多了,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新材料。他们的提醒,告诉此处水深,不可掉以轻心。于是,我就做了“长期”的打算,准备用十年时间来研究戊戌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我最初的想法是将戊戌变法期间重大事件的史实和关键时刻的场景,真正了解清楚。由此而重新阅读全部史料,力图建立相对可靠的史实,以能从这一基础上展开逻辑思维。即“史实重建”。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再版时更名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和《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

也就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感到康有为亲笔所写的回忆录《我史》是一部绕不过去的关键史料,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来作注,以鉴别真伪。特别让我兴奋的是,我看到了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手稿,解决了许多问题。于是有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

在我的研究计划中,要写一篇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文章,所利用的基本资料是新编的《张之洞全集》。文章大体写好,我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张之洞档案”,准备再补充一些材料。谁知一入档案馆,发现了一大批未被利用的史料。兴奋之余,再度改变研究方向,集中研究这批史料。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

以上便是此次集中汇刊的四本书的由来。“史实重建”的想法一直没有变,我在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是考据。

然而,考据不是我的目的,“史实重建”亦是为逻辑思维建一扎实之基础。我的最终目标是写一部总体性的叙述戊戌变法史的著作。2011年夏,我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作序,称言:“……我也希望自己能加快进度,在最近的一两年中完成手中的细节考据工作,而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但愿那阳光能早一点照射到我的身上。”那时,我心中的研究时限已扩大了一倍,即二十年,自以为到2018年(戊戌),将会最终完成戊戌变法的研究。

一项认真的研究,虽然能有许多次的计划,但其进度总是不能按照其计划刻板地前进。一个认真的研究者,虽然知道其最终的目标,但总是不能测量出行走路途的长度。2014年起,我的研究一下子陷于瓶颈——我正在研究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但不能判断其“大同”思想的最初发生时间,以及这一思想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基本形态。我找不到准确的材料,来标明康有为思想发展各阶段的刻度。直到两年之后,由梁渡康,我从梁启超同期的著述中找到了答案,由此注目于“大同三世说”。我的研究计划又一次改变了。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对戊戌变法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以为是深化)。随着研究进展,在我的头脑中,原先单一色彩的线条画,现在已是多笔着色,缤纷烂漫;原先一个个相对固定的场景,现在已经动了起来,成了movie。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让我又一次觉得将要“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而时光却悄悄地已进至戊戌。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对戊戌变法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感受(自以为是痛感)。前人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但若要最后采信,须得投子“复盘”;那些关键性的节点,还真不能留有空白,哪怕再花工,再花料,也都得老老实实地做出个基础来。由此,这二十年来,我一直不停地在赶路,经常有着“望山跑死马”的感受。我虽然不知道到达我个人的最终目标,还需得多少年,还须走多少路;但我坚信不疑的是,戊戌变法这个课题所具有的价值,值得许多历史学家花掉其人生经历的精华时段。李白《临路歌》唱道:

大鹏飞兮振八裔,
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
游扶桑兮挂石袂……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百二十年前,有其“飞”,有其“振”,因“中天”之“摧”而“力不济”;然因此而生、不能停息的“余风”,仍在激荡着这个国家,以至于“万世”,而其“石袂”(左袂)

也挂到了高达千丈、象征日出的“扶桑”树上……

茅海建
2018年1月于横琴 u4FvyLSf55j+XEN31P5TAaqsNmLMCTVV3nfDzHSYD8FU2YAJd26rCUOhak8SOxgr



自序

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研究戊戌变法已达十年之后,阅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不由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尽管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康、梁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毕竟没有新的大量的史料可供其另辟新途。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称言: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指出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经、“公羊”学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他的这一评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其基本史实方面当得自于其“先祖”与“先君”。然长久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的这一说法有过许多次引用和赞赏,但一直不能予以证明。这是因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留下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材料太少。

而与陈宝箴属同一政治派系的张之洞,却留下了相当完整的档案。

“张之洞档案”的主体部分,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上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图书馆历年购置、收集而入藏的;总计492函,内有两千余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 其中关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当丰富,然我所感兴趣者,是涉及戊戌变法的史料——该类材料的数量虽不很多,但也有数百上千之规模。

尽管从广义上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关的史料也极多,一辈子都无法读完;但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去分析,戊戌变法大体上就是“百日维新”,是一次时间非常短暂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动在北京、在政治上层,且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绝大多数人置身事外,闻其声而不知其详。又由于政变很快发生,相关的人士为了避嫌,当时没有保留下完整的记录,事后也没有详细的回忆,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毁。也就是说,今天能看到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 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先生分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大量档案或当时的抄本,主要是康有为等人当时的奏折,揭示出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伪,对戊戌变法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当此项史料搜寻工作大体完成后,还有没有新的材料——特别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来研究戊戌变法?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张之洞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批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那种心动加速、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变研究计划,专门来阅读与研究这一批材料。

我在阅读“张之洞档案”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感受是,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

其一,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对变法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改革,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方有可能得以成功。当人们从“张之洞档案”中看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似可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其二,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经常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为中心;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次改革运动。 兼听者明。由此,易于察看到康、梁一派在戊戌变法中所犯的错误。

其三,由于这批材料数量较多,准确度较高,许多属当时的高层秘密,可以细化以往模糊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内容。这有助于我们重建戊戌变法的史实,在准确的史实上展开分析,以能较为客观地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

也就是说,原先的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当今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尽管这个正面还有许多瑕疵和缺损;那么,通过“张之洞档案”的阅读,又可以看到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另面”——尽管这个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多维观察的重要意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是我的一种幸运。

我必须说明,本书只提供了戊戌变法的“另面”,读者若要建立起戊戌变法史的完整认识,当然还要去看看其“正面”。

我还需要说明,由于本书所引文献皆用中国传统纪年,时间又相对集中,为避免过多换算而引起读者的理解不便,本书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元。

当我看到“张之洞档案”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史料,却进入了奇妙吊诡的生活。我刚刚从北京大学返回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去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看档案,反而成了不太方便的事情。于是,我只能在课余或假期飞北京,尽可能地躲开近代史所的各位师友,以节省时间,多看一点。在此向各位师友致歉。资料搜集工作进行近半,我又与《中华文史论丛》的老编审蒋维崧先生商量,想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在刊物上进行论文连载。蒋先生闻此一口应允。开场的锣鼓敲响了,我又发现,每三个月结一次账,实在是一桩让人吃不消的力气活。为了按时交稿,又找了朋友,跑到政治大学,躲了五个多月,完成了本书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本书的主要部分曾作为论文在《中华文史论丛》上连载,该刊精细的编校工作让我想起来就感动不已——现在很少能见到如此认真的编辑与校对,且也不见这般柔中有刚的催稿手法。这批论文发表后,我又放了一段时间,以能发现错误,随时进行修改。此次再跑到中央大学,为的是再躲上三个星期,以进行最后一次修订。写下以上这些私人性的话语,是为了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诸多人士——蒋维崧先生、林虞生老先生、胡文波先生、唐启华教授、吕绍理教授、汪朝光教授、金以林教授、马忠文教授、深町英夫教授、张玉萍博士……而我心中最为感谢的,自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尤其是茹静女士,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阳光灿烂的美好时光。

茅海建
2013年6月于永山 u4FvyLSf55j+XEN31P5TAaqsNmLMCTVV3nfDzHSYD8FU2YAJd26rCUOhak8SOxgr



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有着数百上千件史料,涉及戊戌变法。为了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使研究者能更广泛地利用这批史料,我采用了“阅读笔记”的写作方式,以能较多地发表史料,并加以详细的注释。

然而,这一写作方式造成了两个后果:一、各章叙事的时间顺序会有重复,这与一般著作大体以时间为序的写作方式有所不同——其好处是方便阅读,其缺点是有相当部分的内容需要互相参阅。我也将需要参阅的内容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二、本书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关于总体情况及相关背景的内容,难以融入于各章之中,需得另行说明。由此,在本书的叙述正式展开之前,为了读者阅读理解之方便,我作此长篇的导论。 u4FvyLSf55j+XEN31P5TAaqsNmLMCTVV3nfDzHSYD8FU2YAJd26rCUOhak8SOxgr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