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众所周知，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而备受关注。《尚书》已见尧舜设官分职的详细记载，《左传》中也留有三皇五帝官职构成的点滴记录，后来成书的《周礼》，更是对国家整体结构的精巧设计，充分体现了时人对于制度建设的缜密思维。而自秦汉帝国以降，制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有增无减，有着“正史”之称；作为中国古代史乘最重要代表的“二十四史”，其中大多设有“百官志”“职官志”，集中显示出古人对制度的长期关注。

现代史学于中国建立后，制度研究亦在其中占据重要的篇幅。无论是讲求史料考证的史料学派，还是主张理论先行的史观学派，都曾对制度研究倾注了巨大的心力。其结果便是，几乎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制度研究都构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环，相关成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不断涌现的新出文献亦为制度研究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无论是甲骨金石，还是简帛文书，都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未见的官职设置和行政运作，推动制度研究走向具体、走向细节。

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些敏锐的研究者还尝试提炼、总结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邓小南教授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教授提倡的制度史观，侯旭东教授推动的日常统治研究，都是其中的显例。理论方法的提出表明制度研究已很深入，但同时也显现出，在什么是制度、如何研究制度上，还存在着不少分歧：制度是静态存在的法令条文，还是具体政治社会中的实践？制度居于支配性的统摄地位，还是常常被接受者的能动性所干扰甚至左右？研究制度应立足中央/国家还是地方/社会？观察制度的视角应该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可以说，在这些关涉制度的最基础、最紧要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尚未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制度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命题。早在19世纪，即有所谓的旧制度主义。而伴随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制度再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以制度为核心概念来解释政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术主张常常被称为“新制度主义”。如何发现特定政治体制的特征以及制度运行中各类正式、非正式的惯例和价值体系？制度与行为如何互动？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新制度主义的研究中得到了推进。

不过，何谓制度？社会科学内部同样是众说纷纭。制度是什么？制度与行动者关系如何？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其变迁动力又是什么？这些历史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争议的焦点。

2018年秋季至2019年春季，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推出了“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邀请了一批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聚焦“制度”这一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进行讨论。讲座的讲稿经过整理和完善后，在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的开篇，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他从制度史的视角分析周代可视性的等级标志——酒爵与酒尊。发达的衔号系统、精密的升降规则、森然不紊的等级待遇，必定是行政体制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五等爵及公卿大夫士爵，在西周时还在孕育之中，它们实际都是春秋以来才逐渐成形的。然而，西周已是贵族社会，大小贵族虽不像后世那样有成熟的品秩勋爵，但也形成了一些萌芽性的、原生性的标识方式。

为了维持并强化秩序规范的稳定存续，人们会利用各种有形符号，使秩序规范可视化。其中，由权力建构的政治秩序，尤须借助有形的符号，标示权力主体与被支配的对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邢义田会从可视性的角度出发，以汉代官吏的印绶和鞶囊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制度及制度史的研究问题，考察古人如何将政治制度转化为有形、可视的符号，如何借助这些符号体现不同场合之下的权力与身份秩序。

政治制度史是学界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近年来，“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研究范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所谓“活的”，即不再拘泥于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规章，转而投向动态的、灵活多变的实施方式和功能效用，并力图借此将制度与文化、社会群体乃至思想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基于这一研究背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将以宋朝的信息渠道研究为范例，探讨如何挖掘和理解制度史的“活动”因素。

在文献记载里，中国的王朝典章制度，一般都是由高层官员在中央决策层面提出，由皇帝批准施行。但许多资料却显示，很多制度的产生和定型往往是在基层发生的。这些制度随着现实环境的改变因应运作中的问题而采取了某些变通办法。这些变通最初在地方层面各自为政地实行，进而再逐步影响到国家体制的改变。“一条鞭法”和“图甲制”，在明清国家制度变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两种制度的变革都不是中央决策层面设计的，而是在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种种灵活应对中逐渐形成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将介绍明代基层社会经济的变动如何改变了里甲制的构造和运作方式，进而导致一条鞭法的产生，一条鞭法又是怎样成为这个社会转型过程的制度基础。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制度与人心的关系，即制度在思想史层面上所形成的具体效应。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以古人心中的“制度”，即中国古代典籍中制度的含义为切入点，论述制度逐渐成为制度史的过程，以及这种转变的意义；在梳理制度史研究脉络的同时，他也关注对制度实态的研究。

比较历史分析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基本工具，也是新制度主义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思路源起于经典社会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被正式提出，并在六七十年代的繁荣期后逐渐走向分裂和式微。沿着这一脉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将会着重讨论比较历史分析的源头，述评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及其若干特点，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历史分析发生转型的原因，最后，他也会回顾自己将比较历史分析与中国现代史相结合这一努力的探索和成果。

为什么非正式制度会盛行不衰？如何从非正式制度理解正式制度和国家治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会围绕这些问题，分析非正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背景和逻辑，探讨非正式制度的再生产机制，以及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意义。

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主题。围绕这一问题，经济学发展出了诸多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涉及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向这些既有的理论发起了挑战，“中国做了什么”成为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积极探讨的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由此出发，回顾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的相关理论，提出“官场+市场”的新看法，重新审视和评价政府与市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机制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动模式，进而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理论困惑。

最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基于自身多年的教学、科研经验，通过不同的路径分析来解释经济社会学所独有的思维方式。经济社会学作为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学科，如何构建自身的研究方法与规范，如何在新发展趋势中进行新的探索，是这一讲的重要主题。

这九位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跨学科的视野下，聚焦“制度”这一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集中讨论古今中外的制度及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我们希望，广大读者能在问题的梳理与路径的交叉中激活思想，拓宽制度研究的视野。

渠敬东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社会学系教授
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