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力：17世纪至18世纪

到了17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越来越相信，对于莎士比亚提出的问题，答案肯定是“头部”，更确切地说，是脑。态度的转变是缓慢而复杂的，没有哪个单独的实验或者解剖研究能够给出支持脑中心观的强有力证据。虽然逐渐积累的思想和知识都表明，脑在其中扮演着某些作用，但新旧思想仍然长期共存。例如，威廉·哈维 在17世纪20年代证明了“心脏只是一块肌肉”，几十年后的丹麦解剖学家尼古拉斯·斯丹诺也这样认为。 虽然哈维认识到脑的复杂性，将其称为“感觉器官”和“身体中最富有的器官”，但他也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对的，认为血液携带着某种由心脏产生的神秘精气。现在看来，哈维的思考还不够清晰，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缺乏决定性的证据。

在强调脑的重要性的人物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人是法国思想家勒内·笛卡儿，他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脑开展了解剖研究。由于伽利略在1633年遭到天主教会的迫害和定罪，因此笛卡儿决定不发表自己的研究，但在他去世后，这些研究最终还是在1662年面世了。 和许多其他思想家一样，笛卡儿也否定了“心是感情的中枢”的说法，认为这种观点“不值得认真考虑”。 他对脑的看法则要新颖得多。在笛卡儿看来，动物的身体似乎是像机器一样在运转，他甚至认为动物就是动物机器（或者更夸张地说，是野兽机器），而脑在这种机器中发挥着根本的作用。 笛卡儿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拥有灵魂，并且能够使用语言。而人脑和猿脑的关键解剖学区别在于松果体，这是位于大脑的底部的一个豌豆大小的结构。笛卡儿声称松果体是人类独有的，它从心脏供应的血液中产生出动物精气，从而使心灵和身体之间能够相互作用。根据笛卡儿的说法，宇宙的两个基本部分——广延物（res extensa，也就是物质实体）和思维物（res cogitans，也就是思想实体、思维或者精神）是在松果体中发生相互作用的。

这种以松果体为中心的论点，是建立在没有依据的断言和不可信的解剖学证据之上的。笛卡儿声称，向上投射到大脑皮层的神经可以使松果体发生摇摆。这种摇摆可以使人对感知到的不同物体产生响应，因为“摇摆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与感知到的物体的差异相对应”。 这种神经是不存在的。17世纪60年代，在他的观点开始被世人所知后，解剖学家们很容易就证明，这种笛卡儿认为的人类独有的结构，其实存在于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中。

在笛卡儿的思想中，有一个方面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那就是他对动物精气在神经中移动方式的解释。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笛卡儿认为这些精气是流动的，能快速移动。但与之前的思想家不同的是，笛卡儿对动物精气的移动如何产生行为做出了解释：液压自动机当时风靡于法国的皇家花园，他在这些自动机上看到过这种现象。当水和空气穿过它们的金属身体时，这些移动的雕像会诡异地从植被中出现，演奏乐器，甚至说话。笛卡儿明确地将这种自动机与人类和动物的行为进行了类比：

事实上，你可以将我所描述的动物机器的神经对应于喷泉的水管，肌肉和肌腱对应于驱动自动机的各种设备和弹簧，动物精气对应于驱动自动机的水，心脏对应于水的源头，脑中的空腔对应于储水罐。

笛卡儿用这个模型来描述一类简单行为的起源，我们把这类行为称为“反射”。 他展示了一幅图，图中有一个巨大的婴儿，正把脚从火中挪开，因为动物精气从脚出发，沿着神经向上进入脑，然后又回到了腿上的肌肉中。 这幅图标志着我们从以前对行为和神经功能相当模糊的解释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几千年来，思想家们一直认为精气像液体或风一样流动。这样的运动快而无形，因此成为有吸引力的类比对象。自动机中液压动力的机制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隐喻，但尽管它意义重大，对于神经中的精气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广泛的分歧。由于盖伦有关神经气体或者精气的想法非常混乱，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1665年，斯丹诺这样描述了这一问题：

它们是一种从……腺体中分离出来的特殊物质吗？血浆物质不是它们的来源吗？有些人把它们比作酒中的酒精，有些人怀疑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光的物质。简而言之，我们标准的解剖方法无法阐明这些有关动物精气的困惑。

斯丹诺对当时存在的所有描述神经功能的说法如此不屑一顾，其底气一定程度上来自新出现的显微镜技术。他的朋友、荷兰显微镜学家扬·斯瓦默丹（Jan Swammerdam）和意大利解剖学家马尔切洛·马尔皮吉（Marcello Malpighi）都曾研究过神经的内含物，他们都认为神经内部既没有液体也没有气体，斯瓦默丹认为这些想法既无聊又荒谬。 斯瓦默丹的一项研究结果对笛卡儿有关神经功能的液压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发现如果用一把剪刀去触碰解剖出来的青蛙的神经，神经连接的肌肉就会收缩，他声称这个结果“适用于所有人和野兽的肌肉活动”。无论神经中导致行为发生的究竟是什么，都不可能是笛卡儿的液压自动机中流动的水，因为即使把神经的末端切断，使其中存在的任何液体或者气态的精气溢出神经，当用剪刀触碰神经时，肌肉还是会收缩。斯瓦默丹解释说：“神经的一个简单而自然的活动或者刺激本身，就足以引发肌肉的活动，不管神经是起源于脑、骨髓还是其他地方。”

尽管斯瓦默丹相信，对神经功能的真正解释“隐藏在无法穿透的黑暗中”，但他准备用一个新的隐喻来推测神经的运作机制：

没有任何实验表明，有可以感觉到的或者可以想象到的物质通过神经传入肌肉。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通过神经进入肌肉：一切都是一种非常迅速的活动。这种活动的速度很快，所以用“瞬时活动”来描述非常恰当。因此，所谓的精气，或者说那种微妙的物质，是在瞬间通过神经传到肌肉的。这个过程最贴切的类比是，当用手指按压一下一根木条或者一块木板时，按压引发的震动沿着木头传递至另一端，其速度之快，就好像是另一端在同一瞬间发生震动一样。

斯瓦默丹的实验表明，神经功能的精气模型和液压模型都是不正确的。相反，神经的功能似乎涉及某种无形的活动：对神经的刺激几乎使肌肉立刻就产生了反应，就像振动一样。斯瓦默丹仍然在努力寻找合适的隐喻，但关键的一点是，他证明了先前的解释是错误的，并且证明通过物理方法刺激神经，可以人为地产生肌肉活动。

在其他科学家探索神经功能的基础时，解剖学家们也对笛卡儿的思想做出了回应，对脑展开了新的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来自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他是牛津大学一位人脉很广的医生。与他同时代的约翰·奥布里热爱八卦，他用半句话概括了威利斯：“中等身材，像一头红猪，说话结结巴巴。” 17世纪60年代早期，威利斯受到新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知识领袖罗伯特·波义耳 的影响，开始对精神健康问题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这些问题起源于脑。

1664年，威利斯出版了一本拉丁文著作，描述了脑的解剖结构，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雷恩 为这本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本书再版了8次，并在阿姆斯特丹、日内瓦和伦敦发行。1684年出版的英文译本现在很难读懂，部分原因是译文是古英语，但还有别的原因。根据一向言辞犀利的比较解剖学史家F.J.科尔的说法，威利斯的拉丁文“优美而艰涩”。在科尔看来，威利斯缺乏“清晰易懂的表达天赋”，并且容易陷入“揣测性争论的细枝末节”中。 不客气地说，威利斯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思考什么。

在这部著作中，威利斯描述了他开展的解剖研究的结果，其规模远超笛卡儿的相关研究：除了人脑外，威利斯的研究还涉及大量其他动物：马、绵羊、小牛、山羊、猪、猫、狐狸、野兔、鹅、火鸡、鱼和猴子。 他还通过将染料注入血管来显示脑的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把这些发现和他的解剖学研究结合到一起，威利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是脑这个物质实体使思考成为可能，而不是脑室，脑室只是“一个外围结构折叠产生的空腔”。 正如维萨里所说，脑室只不过是充满液体的空间。

在威利斯看来，构成脑的物质在结构上的复杂性，反映了脑根据功能进行组织的方式。他称脑具有“错综复杂的或断裂弯曲的框架”，这种表述对理解脑的结构没有什么帮助。威利斯声称，记忆储存在大脑皮层的沟回中，而小脑参与了非自主的活动（比如心跳），并且他认为大多数脊椎动物都是如此。威利斯得出这些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大量的比较解剖学研究，以及他观察到的上述区域与身体各部分之间的连接。威利斯注意到，人脑表面的结构非常复杂，有许多沟回，而猫脑的表面结构就简单得多，鱼和鸟的则更加简单。他将这些差异与不同的思维能力联系了起来，指出：“人脑表面的这些褶皱和卷曲比其他任何生物的都更多、更深。也就是说，就高级官能而言，人脑的能力要比其他生物脑的能力强很多倍。”

以视觉感知为例，威利斯宣称，眼睛能产生一种“可感知的印象” ，这种印象会通过某种“波动或者水波”传递至大脑，感知随即就会“出现”。他还认为，有关影像的记忆将存储在脑的外层，也就是大脑皮层中，而由于某些不清楚的原因，想象会储存在连接大脑两个半球的胼胝体（corpus callosum）中。在威利斯看来，动物精气是在大脑皮层中产生的。在这里，血液中的某些东西会转化为精气。他认为生命的基本特征都起源于血液和心脏，这种观点与过去几千年的思想家们所持的观点相同。至于这些精气是如何产生行为的，威利斯的言辞很模糊：它们“转变为其他形式的活动，以不同的方式散开”，精气会“展开”、“扩散”和“前进”，最终“产生想象、记忆、食欲和灵魂的其他高级官能”。

尽管威利斯在解剖学上做得很精确，但他对脑的工作机制的观点纯粹是推测。1665年初，在威利斯的书出版几个月后，斯丹诺应他的资助人的邀请访问巴黎。他的赞助人梅尔奇塞德·特韦诺是个富有且有影响力的法国藏书家，之前还做过间谍。 斯丹诺当时年仅27岁，却才华横溢而且热情坚定。在特韦诺位于巴黎南部伊西的乡间别墅，斯丹诺做了一次关于脑的演讲。面对特韦诺的一小群知识分子朋友（这个知识分子圈子是法国科学院的前身），斯丹诺侃侃而谈。他直截了当地描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脑的无知：“我无法保证将会满足各位对脑解剖结构的好奇心，而是必须真诚而公开地承认，我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

对于斯丹诺和威利斯来说，脑的组织方式应该能够反映其功能。然而，正如斯丹诺所强调的那样，脑的组织结构无比复杂，非常难于理解。斯丹诺不仅对脑室定位论不以为然，而且对于威利斯没有依据地认为脑的不同区域负责不同的活动这一点，他也嗤之以鼻。威利斯声称胼胝体是想象发生的部位，斯丹诺则指出，人们对胼胝体知之甚少，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它”。 正如斯丹诺反复强调的那样，大多数当时关于脑的著作都存在使用“非常晦涩的术语、隐喻和不恰当的比较”的问题。

与笛卡儿不同的是，除了认为脑“肯定是我们灵魂的主要器官，是灵魂执行令人钦佩的行为时所用的工具”外，斯丹诺对灵魂存在于什么位置并不感兴趣。斯丹诺是虔信宗教的人，他不久后就皈依了天主教，放弃了科学并成为一名主教。但由于他的研究并没有告诉他灵魂位于脑中的什么位置，所以他没有进行推测。

斯丹诺认为，思想家首先必须准确地描述脑的组成部分，包括制作出精确的图示，以及对动物不同发育阶段进行比较研究。斯丹诺的言辞接着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不仅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脑的，而且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研究脑的：

脑确实是一台机器，我们是如何破解其他机器的玄机的，就应该如何去破解脑的玄机，而不能指望使用别的方法。因此，在探索脑的奥秘时，我们应该把探索其他机器的方法照搬到脑上来。我的意思是，要把脑一部分一部分地拆解下来，看一看每一部分各自能做什么，合在一起又能做什么。

斯丹诺自己并没有开展这样的研究。他不久后去了托斯卡纳，在那里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创立了地质学。他不仅发现妇女体内有卵子，还发现了肌肉的工作原理，并在1675年成了一名神父。然而，对于我们应该如何研究脑的功能，斯丹诺的见解是深刻的。他提出的这种将脑拆分并搞清楚每个部分的功能的策略，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或多或少地使用。

斯丹诺认为，脑不仅仅是像一台机器，实际上确实就是某种设备。他的这种观点是17世纪欧洲观念变革的一部分。哲学家和医生在思考身体的时候很乐意使用机械隐喻（同样的倾向也延伸到了对整个宇宙的研究中：人们把天体力学的规律性比作某种宇宙发条装置的特性）。 例如，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41年满怀诗意地问道：“何为心脏？不过是一只弹簧；何为神经？不过是一根根弦线；何为关节？不过是一个个车轮。它们让身体得以活动。”

霍布斯在技术和解剖学之间做的类比相当贴切，许多身体部位的生理功能的确像他类比的那样：心脏确实是一个泵（或者弹簧），其他部位的情况也类似。然而脑是相当不同的。首先，当时的人对脑内部的组织方式还缺乏了解，因此无法通过物理组件的模式来理解它；其次，也没有比时钟更高级的机器可以为理解脑提供一个恰当的隐喻。在17至18世纪，由于对脑功能的研究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实验证据，因此人们对脑与思维之间关系的争论集中在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上。这种争论只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既没有使用当时的机器作为启发性的隐喻，也没有依靠证据得出扎实的结论。不过这些争论为后来大多数关于脑和思维之间联系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霍布斯的观点体现了一种严格的唯物主义论证方法，他摒弃了笛卡儿关于灵魂是一种“非物质实体”的矛盾观点，而是认为思维的实体必须由物质组成，这种物质就是“思维物质”（thinking matter）。1664年，英国的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许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卡文迪许认为，“感性和理性的物质……不仅构成了脑，还构成了所有的思想、概念、想象、幻想、理解、记忆、回忆以及头颅或者脑中的任何活动”。她进而对那些认为思维的基础并非物质的人提出了挑战：

有些人说脑没有感觉，没有理性，没有自主活动，因此也就没有感知能力。他们认为这些能力不是从肉体，而是从一种非物质的原理和一种非实体的精神发展出来的。他们还认为，是这种非物质的原理和非实体的精神在驱动物质实体。既然如此，我倒是很想问问他们，他们所谓的非物质的思想存在于身体的哪个部位或者什么地方？

在1643年写给笛卡儿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同样表达了她对笛卡儿观点的不理解：“我不得不说，比起承认非物质的东西可以驱使肉体和被肉体驱使，我发现承认灵魂是物质的延伸要容易得多。”

笛卡儿认为非物质的实体（不管它究竟是什么）以某种方式与物质世界相互作用。对伊丽莎白公主来说，比起接受笛卡儿的想法，想象思维物质的存在要直截了当得多。

几十年后，激进的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也坚信“思维和身体是一回事”，但他也承认，鉴于当时的知识水平，这个观念无法得到证实：

我在此重申，没有人知道思维是如何或者通过什么方式使身体运动的，也没有人知道它能让身体做出多少不同程度的运动，更没有人知道它能使身体以多快的速度运动。因此，当人们谈到某个身体行为源于思维，而思维掌控着整个身体时，他们使用的都是毫无意义的词语。或者说，关于身体行为真正起源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措辞，他们用了，却搞不懂，也没有深想。

许多哲学界的重量级人物都对思维的唯物主义解释表示反对。1712年，在他最后一批著作中的一篇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表达了哲学界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认为思维物质根本不存在，因为根本就无法想象思维物质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我们假设有一种机器，它的结构使它能够思考、感觉和感知。那么想象一下，把它同比例扩大许多倍，大到我们可以像进入磨坊一样进入它的内部。假设我们进入它的内部，我们会发现这里面除了相互推动的各个部件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任何能够解释感知的东西。

这种论证后来被称为“莱布尼茨的磨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论证的技术性更新版本一直被人们使用，在当今关于脑如何工作的争论中仍能见到其身影。

在约翰·洛克于1689年发表《人类理解论》后， 关于思维物质是否存在的哲学探讨变得更加热门。今天的人们把洛克看作一名哲学家，但他实际上最早是一名医生，也是理查德·洛尔的密友，后者曾在17世纪60年代初帮助威利斯开展过解剖学研究。洛克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士（罗伯特·波义耳是他的赞助人）。尽管《人类理解论》最初很受欢迎，很快就在牛津大学被教授，但是到了17世纪末，由于洛克对待思维物质的方式，这部著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洛克的观点（今天的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人们所认为的他的观点，塑造了18世纪西方关于思维、灵魂和自我的大部分思想。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洛克的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思维物质的争论的直接贡献其实相当小。在《人类理解论》的第三部分，洛克简要地提出了思维起源的两种可能的解释，并且认为这两种解释的可能性大致相当。洛克认为，上帝要么创造了能够思考的物质，要么将非物质的思维赋予了惰性的物质。洛克的文字一向冗长费解，在解释思维的起源时也不例外：

我们有物质和思维的概念，但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是否存在单纯的思维物质：想要在没有天启的情况下，通过深思我们自己的想法，发现全知全能的主有没有恰当地赋予某些物质系统感知和思考的能力，或者有没有将非物质的思维实体添加并固定到物质上，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就我们的概念而言，不难理解，如果上帝愿意，他完全可以直接赋予物质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先赋予其他实体思考的能力，然后再把这种实体固定到物质上。

洛克提出思维物质可能存在的方式其实相当温和，远不及霍布斯或卡文迪许的观点那么言之凿凿。但这仍然激怒了许多保守的思想家，他们在洛克的观点中解读出了亵渎神明的论点：如果物质能够思考，那么就意味着灵魂必然是物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按逻辑推理，灵魂就不可能不朽。一位爱尔兰神学家指责洛克的工作“很可能是魔鬼为了反对基督教做出的最后的巨大努力”。

另一个反对思维物质存在的论证源自人们越来越相信宇宙是由粒子组成的。其论点是假定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那么构成思维物质的原子必定具有某种特殊的属性，但所有的同类原子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组成脑的物质不应该有任何特别之处。许多人认为，这个悖论足以彻底否定思维物质存在论：要么所有物质都能思考，要么没有物质能思考。1692年，理查德·本特利 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物质和运动不能思考》的演讲，他声称人们对思维物质的信仰导致了“荒谬至极的结论”：“每一只家畜和每一块石头都是具有感知能力和理性的生物……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是一只独特的动物，具有自我意识和自己的感觉。”

一些思想家接受了上述可能性。英国医生弗朗西斯·格利森认为，所有物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应激性（大致对应于现代术语中的“响应性”），这是感知的基础，也暗示了整个宇宙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知觉的。这种观点被称为泛心论，至今仍在现代神经科学关于意识本质和起源的辩论中产生反响。

对本特利来说，任何形式的思维物质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拒绝洛克提出的上帝创造了思维物质的可能性，他甚至准备否定造物主的全知全能：“全知全能本身不能创造出可思考的实体，这并不是上帝能力的某种缺陷，而是探讨的主题存在问题：物质的理念和思维的理念是绝对不相容的。” 在洛克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名叫马修·史密斯的神学家。他对本特利的论点做了公正的评价：“他所有推理的实质不外乎是认定我们无法想象仅靠物质和运动如何产生感觉。”

在洛克去世后，一系列撰写于1706至1708年的信件得以发表，这些信件的内容总结了有关思维物质的争论。通信双方是安东尼·柯林斯和哲学家塞缪尔·克拉克。柯林斯是一位富有的英国自由思想家，也是洛克的朋友，而克拉克则强烈反对洛克的观点。就像10年前的理查德·本特利一样，克拉克认为，如果人体的某个部分是有意识的，那么人体的每一个粒子也都应该有意识，因为任何物质系统的每一种特性都必须同样存在于它所有的组成部分中。 对此，柯林斯试图用“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y）这一概念来解释脑中粒子的组织方式是如何产生意识的：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有这些组成脑的粒子中都蕴含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它们组织成脑之前就存在，但只有在组织成脑后才会产生思考的能力。在没有组织成脑的时候，这些粒子并不比让我们产生甜味感受的物质拥有更多的意识……而在各组分彼此分离的情况下，甜味物质仍能让我们感受到甜味。

最终，这一论点围绕着物质本身的性质展开，特别是如柯林斯解释的那样，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整体具有其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某些特征。 这些都是宏大的问题，单靠争论是解决不了的。

在思维物质可能引发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尤其让许多思想家感到恼火：如果思维物质确实存在，那么就意味着人和机器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人们通常认为将人与机器进行类比是非常不道德的，因为这被认为是在质疑自由意志。如果人的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个物质过程，而不是精神过程，那么道德就会崩溃。许多批评家怀疑唯物主义者会利用这个人与机器的类比来诱骗天真的年轻人进行放肆的性行为。根据一个叫约翰·威蒂的人的说法，唯物主义者的狡猾计划是“首先说服他们自己，从而相信自己是纯粹的机器。然后就给女士们写信，其目的并不难猜，就是为了说服她们，使她们相信不存在非物质和不朽的灵魂”。

当时的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这种令人费解的观念，认为唯物主义是对性道德的真正威胁。例如，英国数学家汉弗莱·迪顿认为，对思维物质的信仰正在使整个世界高速滑向地狱。他还认为，这种信仰将破坏“基督教的最重要根基”，并且是“当代所有不忠行为”的幕后推手。 对于接受思维物质存在的后果，迪顿夸张的描述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是多么强烈：“这种信仰把所有的心智能力从我们身上剥离出去，将我们的灵魂说成是一堆轮子和弹簧，按这个说法，我们只不过是一套移动的闲聊机器。”

在法国，正如一些人料想的那样，关注思维物质对道德、性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的人比较少，洛克的试探性观点也相对更受欢迎。例如，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一部题为《物质的灵魂》的匿名手稿在法国知识界广为流传。在这部观点混乱的作品集中，可以找到这样的文字：“负责思考、推理、感觉以及产生欲望的是组成脑的那些物质。” 事实上，这部手稿从未正式出版，这表明官方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但知识分子讨论这些观点的欲望却真实存在。

在哲学家们为心智的形而上学烦恼时，医生和其他研究者已经解决了一个明显更简单的问题：知觉和身体的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甚至艾萨克·牛顿也参与到了探讨中：在1713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2版的第3卷末尾，牛顿指出，在“所有大型实体”里都能找到“一个最微妙的精神”。身体的运动发源于“这种媒介的振动，它在脑中被意志的力量激发，并从脑中出发，沿着实心、透明并且均匀的神经细丝传至肌肉中，使肌肉收缩和舒张”。 牛顿的观点不是基于任何具体的生理学知识，而是基于他对宇宙如何运作的假设。在缺乏任何实验数据的情况下，这些观点只是猜测。

在18世纪有关脑和身体运动之间联系的观点中，很多最具影响力的观点都是通过莱顿大学的医学教授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的教学传播开的。布尔哈夫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生。1715至1776年间，仅仅是在英国一个国家，他的著作或评论就出版了近一百版，他的一些学生后来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布尔哈夫将斯瓦默丹的杰作《自然之书》（ The Book of Nature ）结集成册出版。尽管布尔哈夫知道斯瓦默丹和格利森的研究表明不存在神经液这种东西，但他仍然坚持声称神经中有“汁液”，是“所有汁液中最迅速、最轻快的”。 布尔哈夫宣称，这种“微妙的液体”是由血液产生的。自盖伦以来，人们一直都这样认为。他还认为，斯瓦默丹在青蛙上所做的实验对理解人体的作用不大：

事实上，这些实验不能否定神经液的存在，因为前两个实验并没有产生什么不利证据，而其余的实验只表明，神经的结构在冷血的两栖动物上与在四足动物和温血动物上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得出什么有关人体的有力结论。

布尔哈夫提出的有关身体运动和神经功能的概念是笛卡儿液压驱动观的加强版，乔治·巴格利维 的工作可能强化了这个概念。巴格利维曾在1702年宣称，是脑的搏动推动了神经液的循环（事实上这种脑搏动是动脉搏动的结果）。

1752年，布尔哈夫的学生、虔诚的瑞士加尔文宗基督徒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概述了一种看待神经和脑功能的新视角。哈勒描述了活体组织的两个基本特性——应激性和感受能力。哈勒认为身体的活动是由应激性（他使用了格利森提出的这个术语）产生的，当肌肉收缩时可以观察到这种应激性。他认为传递应激性的是一种“收缩力”（vis insita）。这种收缩力在肉体死后仍然存在，这一点从斯瓦默丹用青蛙腿所做的实验中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神经拥有感受能力，传递感受能力的是“神经力”（vis nervosa）。哈勒认为，神经力会随着死亡而消失，而且他的实验表明，通过扎紧神经、损伤脑或者用鸦片治疗病人，可以抑制这种力。哈勒认为，大量的实验表明这两种基本力是完全分开的，他写道：“最具应激性的部分完全没有感受能力，反之亦然，最具感受能力的部分不具有应激性。”

哈勒后来提出，神经内一定含有某种液体，这种液体产生于大脑皮层，沿着“神经的小管道”流动。他认为，这种“神经的精华液”是“感官和运动的工具，必须有极强的动能，这样才能将感官的印象或者意志的命令毫无延迟地送到目的地”。 尽管哈勒声称知识应该建立在实验而不是类比的基础上，但他对神经功能的理解最终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主导思想并没有不同：哈勒所说的神经液与盖伦所说的动物精气并没有差别。

其他思想家则要更大胆一些。1749年，约克郡的医生大卫·哈特利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出，振动沿着神经传导，“就像声音沿着河流表面传导一样”。这一观点遭到了布尔哈夫的另一名学生、爱丁堡大学教授亚历山大·门罗的反对。门罗坚信神经中存在液体，而且“神经不适合振动，因为它们的末端……非常柔软并且呈糊状”。 哈特利反驳说，他不相信“神经本身需要以琴弦的方式振动”，因为神经很明显并不是绷紧的，然而他也无法解释振动为什么能沿着柔软、糊状的神经向下传导。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哈特利还是将他的振动理论扩展到了整个脑。他认为知觉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脑的振动，并且这些振动在不同的人身上本质上是相同的。此外，这种振动的定位可以解释学习的机制：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同时出现时，它们造成的感官的印象会相互靠得很近，因此就这部分感官而言，心智在审视一个对象的时候必然会看到另一个对象，所以响应这些对象的想法此后就一直互不分离。

哈特利的想法后来被称为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这种观点表明，在脑中有物理联系的感觉可以形成记忆。 此外，哈特利还对“自主活动”（比如心脏和肠道的活动）和随意运动进行了区分。

哈勒和哈特利的观点都遭到了罗伯特·怀特的反对。怀特是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名医生，也是布尔哈夫的学生。怀特认为存在一种非物质的“感知力”，这种感知力通过神经和脑发挥作用，使身体能够运动。1751年，怀特抨击了哈勒关于引起肌肉收缩的是一种力的说法，认为这种观点“是在为无知提供生存空间”。与此相反，他认为应激性不过是灵魂的一种能量罢了。 哈勒对怀特的说法感到恼火。他指出，除非灵魂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否则怀特无法解释为什么从身体上分离的一块肌肉在受到刺激后仍然会收缩。 这两位学者不断通过著述展开论战，直到怀特于1766年去世。交锋甚至在怀特去世后也没有停止：在怀特去世后的十几年间，哈勒仍然在继续攻击他已故的对手。

对于行为具有物质基础这种可能性，怀特怀有很深的敌意，因此他不会使用“自主”（automatic）这个词来描述无意识活动。他警告说，这种观念暗示身体是“一个无生命的机器，纯粹凭借其机械结构产生各种活动”。 然而，怀特敏锐地注意到，一些无意识的活动实际上是可以被心智影响的，这表明这些活动并不是真正的机械反应：“因此，当一个饥饿的人看到想吃的食物，甚至只是想到想吃的食物时，嘴里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怀特对我们现在称为“反射”的研究，是以蒙彼利埃和巴黎的医学教授让·阿斯特鲁克（Jean Astruc）的思想为基础的。阿斯特鲁克是一名非同寻常的学者，他不仅是第一部性病学著作的作者，也是将文本分析应用于解读《圣经》的先驱之一，他提出《创世记》的作者不止一人。阿斯特鲁克认为，眨眼、射精和呼吸等无意识行为是由动物精气产生的，精气沿着神经流动，到达脑后折返。当折返的精气到达相应的器官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身体动作。阿斯特鲁克创造的“反射”（reflex）这个词就来源于“折返”（reflection）。 在将近一个世纪前，这个过程第一次被笛卡儿描述，此时它有了“反射”这个名字。

怀特的主要贡献是对反射活动生理基础的探索。他证明了脊髓是产生这些反应的必要条件，而且不同的反射与脊髓的不同部分相关，比如下肢的活动就是由脊髓较下方的部分产生的，等等。 和阿斯特鲁克一样，怀特使用接受刺激的神经与参与运动的神经之间的连接来解读这些现象，这些连接似乎位于两种神经在脊髓或者脑中相遇的位置。 尽管在思维的根基这个问题上，怀特是坚决反唯物主义的，但他的研究表明，某些行为的产生可以用身体不同部位间的某种神经连接来解释。

对18世纪有关思维物质的辩论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布尔哈夫的另一个学生——法国人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1747年，拉美特利出版了著作《人是机器》（ L’Homme machine ），这标志着一种看待人类心智和身体的新视角的诞生：身体和心智的所有活动都可以用物质来解释。 拉美特利写道：“灵魂的所有官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脑和整个身体特定的组织方式，因此这些官能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这种组织方式本身。” 因此，拉美特利宣称存在思维物质这种东西：思维物质就是脑。

据他的赞助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所述，拉美特利在1744年一次发烧时意识到，“思考的能力仅仅是机器组织恰当的产物”。1746年，拉美特利在出版物中试探性地概述了这一想法。他的著作立即遭到法国当局的谴责，随后他机敏地逃到了荷兰。

但拉美特利并不气馁，他更深入地思考了心智的物质基础这个问题，并于1747年将这些成果结集成册，在莱顿以匿名的形式出版，书名是《人是机器》。这本书具备了成为畅销书所需要的一切特质：它讲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行文采用了轻松的对话体，书中不仅有笑话，嘲弄了一下权贵，还包含了一些温和的荤段子。这本书立即在法国成为禁书，这不可避免地鼓励了印刷版和手稿版的秘密流通。即使在公认的宽容城市阿姆斯特丹，这本书也成为违禁书，还被刽子手公开焚烧过。尽管此书“恶名昭彰”，或者更有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拉美特利很有市场头脑的莱顿出版商很快又再版了两次。

拉美特利的许多想法听起来非常现代。他认为我们或许可以教会大猿使用手语，因为“从动物到人，没有突然的转变……在人发明词汇和学会语言之前，人又是什么呢？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动物罢了”。 他还声称“四足动物脑的形式和组成与人脑差不多相同……人类在起源上和所有可以比较的方面都与动物非常相似”。这比达尔文的学说早了一个多世纪。

有趣的是，拉美特利创作《人是机器》的出发点是讨论精神健康，以及精神健康如何受身体状态的影响。尽管拉美特利提到的一些症状在今天看来很离奇（“有的人认为自己变成了狼人、公鸡或者吸血鬼”），但他描述了各种形式的情感错乱、失眠的可怕后果以及截肢患者经历幻肢综合征 的悲剧，并且对这些病人充满了同情。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对精神疾病的态度发生了缓慢的转变，拉美特利的观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转变在英王乔治三世于1788年被诊断为疯了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然而，虽然一些医生开始更加关注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病人，但他们对如何治疗身体疾病尚且知之甚少，对如何理解和治疗心理健康问题就更无能为力了。 尽管拉美特利富有同情心，也有听起来很现代的想法，但他也毫无办法。

在拉美特利明显的现代性背后，是一些相当古老的思想。他对脑如何运作的解释集中在无意识运动上，并将其称为“人类机器的弹簧”，但他只能用时钟的类比来对此进行模糊的描述。 由于无法解释物质是如何思考的，拉美特利又回到了原来的假设上：这是某种未知的、生命特有的力导致的。他写道：“有组织的物质被赋予了一种动机力，这使它们有别于无组织的物质……这足以解开实体和人类的谜团。”这种观点构建出了一幅关于人脑和身体的非凡景象。拉美特利将人脑和身体视作“一台能自己扭动弹簧的机器——永动机的鲜活案例……人是一组弹簧的集合，这些弹簧能彼此激活”。 正如现代评论家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生机论的观点表明，尽管拉美特利的书的标题很夸张，但他并没有完全接受唯物主义的方法。

1748年2月，拉美特利已经确定无疑将会因为《人是机器》在荷兰陷入水深火热的官司，因此他接受了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邀请，逃往柏林。他成了腓特烈的御医，与伏尔泰和其他激进思想家一起在宫廷任职。在哲学问题上，腓特烈是一名极端自由主义者，他与拉美特利在思维物质这个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腓特烈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思考和运动……是有生命的机器的属性，它们组织起来构成了人。”

拉美特利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从画像上看，他像是那种你会愿意在酒吧里与之闲聊的家伙。他以轻慢的态度对待宫廷传统，这也让他背负恶名。他会扑倒在宫殿的沙发上睡着；天气热的时候，他会把假发扔到地上，摘掉衣领，并解开外套的扣子。 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不怎么好，保守的哈勒拒绝与他产生任何瓜葛，而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则把他描述为“疯子”“放荡、鲁莽、傻瓜、马屁精”。 1751年11月，拉美特利突然离奇地去世了，年仅42岁。根据伏尔泰的说法，原因是拉美特利吃了一顿“野鸡肉酱，但野鸡其实是假的，实际上是鹰……食物里混了变质的猪油、碎猪肉和生姜”。

到19世纪上半叶时，拉美特利已经被人遗忘了。人们之所以最近对他的著作重燃兴趣，主要是因为他著作中的部分观点与脑和行为的现代概念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而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科学思想的影响。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拉美特利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有关人是机器的观点很快就渗透到了流行文化中，而且正如一些批评洛克的人所预测的那样，色情行业一马当先。

《欢场女子回忆录》是英文出版史上最著名的书之一，人们更熟悉的是以该书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个书名——《范妮·希尔》。这本书在《人是机器》出版一年后出版，但不到12个月后，作者约翰·克莱兰就被指控腐化国王的臣民，该书随后被禁。由于内容过于露骨，这本书的未删节版直到1970年才得以在英国销售。在书中，年轻的范妮反复使用“机器”这个词来描述她遇到的各种阴茎（确实很多），而勃起通常被描述成是“刺激”引起的。当书中的几个角色进行活塞运动式的性行为时，作者将他们描述为“机器”或者“人机”，而书的主题则是以无处不在的各种性欲为切入点，探讨身体和心智之间的联系。 克莱兰可能读过《人是机器》并对这本书印象深刻，也可能满怀嘲讽地加入了一种违禁哲学的趣味，使自己的这本小书阅读起来更有滋味。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将人视为机器的新观点对文化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拉美特利作品的核心是人与机器的类比，尽管阐述非常含糊，但这契合了当时人们对复杂机器和自动机日益增长的兴趣。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小型化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笛卡儿的液压动力雕像早已被栩栩如生的发条装置超越。1738年，法国发明家雅克·沃坎森发明了机械长笛吹奏机，令巴黎人惊叹不已。一年后，他又发明了一种用鼓伴奏的管乐器吹奏机，以及一种可以移动、进食和排便的“吃饭鸭”。 在伦敦，钟表匠人詹姆斯·考克斯有一整间画廊，专门用于展示他的自动机，包括他漂亮的机械银天鹅，这件装置目前收藏于杜伦郡的鲍斯博物馆。或许这一时期最具创造力的作品是“作家玩偶”，这是瑞士钟表匠人皮埃尔·雅克—德罗在18世纪70年代制造的一台自动机，由近6000个部件组成。这个了不起的装置目前陈展于纳沙泰尔的博物馆，可以用鹅毛笔书写，玻璃眼睛能随着机械手的移动来回转动，就像它在集中注意力一样。

没有人认为这些自动机是活的，也没有人认为它们在思考，但它们复现各方面行为的神奇能力表明，它们嘀嗒作响的内部结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柔软的脑和身体是如何工作的。

在整个18世纪，脑扮演的基本角色在学术界和大众的想象中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1734年，英国作家塞缪尔·科利伯宣称：“脑是感觉的中枢（而我们发现感觉是一种思考方式），这一点目前已得到普遍认同。” 这么说有一点夸张，但事情显然就是这样发展的。近半个世纪后，深受大卫·哈特利影响的伟大英国化学家（也是一名不遵从教会教条的教士）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宣称，思维“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属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脑的一种属性”。 他用约克郡人典型的耿直风格写道：“在我看来，既然我们能得出脑又白又软的结论，就能得出脑会思考的结论。” 普里斯特利甚至拿出了一些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

根据我们的判断，思维能力和特定状态的脑总是形影不离并且相辅相成。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任何属性都是物质的内在属性。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的脑严重受损后还能保有思考的能力；每当这种能力受到阻碍或者发生损伤时，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脑也发生了与之对应的异常。因此，我们必然会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中枢。

然而在整个18世纪，科学思想都在发生缓慢的转变，人们从相信一个由机械论解释主宰的宇宙，过渡到了相信一个似乎由各种力和敏感性主宰的宇宙。生机论在17世纪就被宇宙的数学化描述驱逐出了哲学，但此时它卷土重来了。虽然牛顿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机械论的观点非常成功，但这种观点也显示出了局限性：尽管牛顿的引力理论具有巨大的预测能力，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引力是如何起作用的。 引力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只能观察到它，却不能捕获到它，也不能分解出它的组成部分。在生理学领域，人们试图用力学模型解释身体内的热，但实验没有成功。18世纪中期，生机论者给出了更多的解读。他们认为活体中的过程存在某些特别之处，这一点与拉美特利的观点相符。 类似地，有关神经功能和心智本质的观点一直由机械论的类比所主导，但当人们新发现了应激性和感受能力时，这些类比似乎就不够充分了。

此外，应激性和感受能力在神经中的表现并不像某种由压强产生的液压力。相反，它们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观察到。1784年，奥地利生理学家乔治·普罗查斯卡声称：“火花潜藏在钢或者燧石中，除非钢和燧石之间发生摩擦，否则不能激发火花。同样，神经力也是处于潜伏状态中的，只有被施加的刺激激发时，才能激发神经系统的活动。”

这种有条件并且非机械的观点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哪种已知的力能够发挥这种作用？水、空气和振动似乎都不符合要求。但关于这种潜在的力量可能是什么，有一些令人兴奋的线索。这些线索来自一种新现象，它对身体产生了夸张而可怕的影响，而且似乎与生命本身相连。这就是电。 qr94Vi2rIvUsct+c64QCoL12jsNzFZepfoVOj6Zqy1I3B1Aqk7DQj8iGjDu/poP7